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长城内外，北国南疆……受传统文化和地方习俗影响，在我国广袤的土地上，每天都有“红白事”在“彩排”“上演”。在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反对“四风”的背景下，这些事宜又该如何操办呢？
怎样算是“大操大办”？哪些人不准“大操大办”？
大操大办婚丧喜庆事宜是中央和中央纪委三令五申严厉禁止的，也是当前大力查处和曝光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之一。那么，怎样算是“大操大办”？哪些人不准“大操大办”？
一位从事相关领域研究的专家认为，“严禁大操大办”的法理依据出自《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其第八条第三款明确规定，不准有“大办婚丧喜庆事宜，造成不良影响，或者借机敛财”等行为。
中央纪委法规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释义》提出，这里所称的“婚丧喜庆事宜”，除了包括结婚丧礼外，还包括父母、配偶、子女过生日，子女上大学，乔迁新居等各种与亲朋好友共同庆祝的事宜。所称的“大办”，是指大大超过了当地一般群众举办类似事宜的规模或消费标准。所称的“造成不良影响”，是指在群众中或社会上造成负面影响，损害党员领导干部的形象。所称的“借机敛财”，是指借办理婚丧喜庆事宜，收受各种名义的礼金、红包、贵重礼品等物质性利益。
《廉政准则》适用对象为县（处）级以上以及人民团体、事业单位中相当于县（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而國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及其分支机构领导人员中的党员，县（市、区、旗）直属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科级党员负责人，乡镇（街道）党员负责人，基层站所的党员负责人则参照执行。这也可以视作中央法规层面“严禁大操大办”的对象范围。
既要讲“普通话”，又要讲“家乡话”
无论是《廉政准则》，还是后续出台的《坚决制止领导干部借婚丧喜庆事宜大操大办收钱敛财》（中纪通[2010]4号）等规范性文件，均态度坚决、要求明确，但考虑到各地风俗习惯差异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故而都未对“违规行为”列出具体界定标准。这也给地方层面“定标准”留出了空间。
目前，不少地方都结合实际出台了具体的“操作办法”，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限定人数桌数，如网友所指的“湖南史上最严限宴令”规定，婚礼宴请人数一般不得超过200人（20桌），婚嫁双方同城合办婚宴的，宴请人数不得超过300人（30桌）；二是限定礼金金额，如广西河池市规定，亲戚以外人员参加干部职工操办的婚事，馈赠、封送的礼金或同等价值礼品每人次不得超过100元；三是限定宾客身份，河北石家庄市就严禁党员干部在办理婚丧事宜过程中邀请同事、部属等利益相关人员参加。
除要求向纪委报告、限定人数桌数等较为常见的规定外，一些地方还对宴席的档次、标准作了规定。而在适用对象方面，不少地方将范围划定为“党和国家工作人员”，一些地方更是明确将离退休人员、农村“两委”班子成员、社区居委会专职人员等纳入监督范围。
中国社科院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分析说，当前的情况可以说是，“上位法”提纲挈领，原则性强；“下位法”多而细，操作性强。所以，办“红白事”既要讲“普通话”，又要讲“家乡话”；既要防贪，又要反奢，倡导文明新风。
不过，也有不少地方未出台操作性强的“下位法”。对此，有关专家给出了基本判定标准：一看操办“红白事”是否使用公款；二看是否使用公物，如公车等；三看是否使用公产，如免费使用礼堂等；四看来宾中有无管理和服务对象，是否收其礼金礼品，特别是有无借机敛财；五看来宾中有无使用公物；六看是否影响他人休息、破坏环境等。
村居干部该不该管
村居干部是否应在严禁大操大办婚丧喜庆事宜的对象之列？有观点认为，村居干部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有的甚至不是党员，不应对其“严格要求”。
对此，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社会发展室主任李炜表示，一方面，对村居干部中的党员，可以用党纪来约束；另一方面，虽然村居干部在法理上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而是受村委会组织法、乡规民约等约束，但实际上一些村居干部也在行使公权力、带有公职人员色彩，有的村委会负责人还是乡镇干部担任，对其“严格要求”也是应该的。他认为，对村居干部操办“红白事”，一是绝不允许借机敛财；二是必须提前申报、过程透明，让群众监督评价；三是提倡新的操办方式，如请客不收礼等；四是可以让社会组织介入，发挥其支撑公共事务、协调群体利益、促进移风易俗的作用，如江浙一带农村的“红白理事会”、重庆市巫溪县的“乐和互助会”等。
在高波看来，对非党员的村居干部可以用职位要求来约束，督促其自觉遵守相关“禁令”，而不应“降低标准”“规中有规”。一方面是为了防止暗藏在“红白事”中的利益输送和利益冲突；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群众对社会风气的“观感指数”，避免产生“合理怀疑”。也有专家认为，对村居干部应以教育和乡规民约的约束为主，选树廉洁自律和移风易俗方面典型，发挥示范作用。
其实，在各地曝光的大操大办婚丧喜庆事宜典型案例中，不乏村居干部身影；各地也作了一些探索。例如，嘉善县魏塘街道规定，村居干部办理“红白事”须向街道纪委和所在单位“双报告”，并签订廉政承诺书，“红白事”操办情况还被列入村居干部年度述职述廉内容。
讲原则还是讲人情？
在“红白事”相关禁令执行过程中，难免会遇到法治社会与人情社会的矛盾、“法”与“情”的冲突，一些地方在实际操作中也面临问题、存在困惑。
问题1：多出几桌行不行？有人提出，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情况不一样，习俗不一样，“红白事”操办者家庭情况、经济背景也有区别，有的亲戚朋友确实多，甚至有的邀请一人却来了一家三口，实际桌数比规定标准多出几桌行不行？
高波认为，在遵守刚性的程序性规定前提下，可以在执行时有一些合理的“救济措施”。如因特殊情况确需增加两三桌的，在向组织如实报告、提出合理申请的基础上，可以视作合规，防止走极端。
问题2：多重身份如何界定？有人提出，管理服务对象可能是朋友、同学甚至同村的亲戚、族人，如何界定身份，能否宴请、收礼？
李炜认为，关键是看其中是否存在利益输送，是否会影响公权力行使。如果影响公权力行使，即使亲戚也不行。
高波建议，可参考香港公职人员《接受利益公告》。《公告》严格限定收礼范围，细致到政府雇员可接受父母、儿女和叔父母、舅父母、表兄妹、堂兄妹等亲属赠礼，但表嫂、表妹夫、堂嫂、堂妹夫、舅母的兄弟等除外；可接受私交友好之礼，但相互之间须无公事来往、非上下级关系。
问题3：“份子钱”能否回收？有人提出，在相关禁令出台前，自己送出去不少“份子钱”，现在自己家有了“红白事”，能否回收允许范围之外的“份子钱”？在高波看来，如果此前确实送出去不少“份子钱”，可列出“清单”向组织报告，如获准也可视作一种“救济措施”。不过，显然“不太具有操作性”。李炜表示，既然有禁令，就不应该回收。对干部而言，既然选择了公职，就一定要在利益上作“切割”，放弃一些东西。我个人认为，公职人员收受礼金数额，人均不超过200元为宜。
问题4：是否小题大做、不近人情？有人反映，受传统文化和习俗影响，难免有些干部特别是其家属想不通、不配合，认为禁令小题大做、不近人情。
对此，媒体评论员张枫逸指出，禁令看似无情却有情，既有利于预防腐败、保护干部，也为干部减轻负担，推动社会移风易俗。高波说，这是国家治理走向现代化的一个实践载体，“小题”必须“大做”。
（稿件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有改动）
怎样算是“大操大办”？哪些人不准“大操大办”？
大操大办婚丧喜庆事宜是中央和中央纪委三令五申严厉禁止的，也是当前大力查处和曝光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之一。那么，怎样算是“大操大办”？哪些人不准“大操大办”？
一位从事相关领域研究的专家认为，“严禁大操大办”的法理依据出自《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其第八条第三款明确规定，不准有“大办婚丧喜庆事宜，造成不良影响，或者借机敛财”等行为。
中央纪委法规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释义》提出，这里所称的“婚丧喜庆事宜”，除了包括结婚丧礼外，还包括父母、配偶、子女过生日，子女上大学，乔迁新居等各种与亲朋好友共同庆祝的事宜。所称的“大办”，是指大大超过了当地一般群众举办类似事宜的规模或消费标准。所称的“造成不良影响”，是指在群众中或社会上造成负面影响，损害党员领导干部的形象。所称的“借机敛财”，是指借办理婚丧喜庆事宜，收受各种名义的礼金、红包、贵重礼品等物质性利益。
《廉政准则》适用对象为县（处）级以上以及人民团体、事业单位中相当于县（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而國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及其分支机构领导人员中的党员，县（市、区、旗）直属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科级党员负责人，乡镇（街道）党员负责人，基层站所的党员负责人则参照执行。这也可以视作中央法规层面“严禁大操大办”的对象范围。
既要讲“普通话”，又要讲“家乡话”
无论是《廉政准则》，还是后续出台的《坚决制止领导干部借婚丧喜庆事宜大操大办收钱敛财》（中纪通[2010]4号）等规范性文件，均态度坚决、要求明确，但考虑到各地风俗习惯差异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故而都未对“违规行为”列出具体界定标准。这也给地方层面“定标准”留出了空间。
目前，不少地方都结合实际出台了具体的“操作办法”，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限定人数桌数，如网友所指的“湖南史上最严限宴令”规定，婚礼宴请人数一般不得超过200人（20桌），婚嫁双方同城合办婚宴的，宴请人数不得超过300人（30桌）；二是限定礼金金额，如广西河池市规定，亲戚以外人员参加干部职工操办的婚事，馈赠、封送的礼金或同等价值礼品每人次不得超过100元；三是限定宾客身份，河北石家庄市就严禁党员干部在办理婚丧事宜过程中邀请同事、部属等利益相关人员参加。
除要求向纪委报告、限定人数桌数等较为常见的规定外，一些地方还对宴席的档次、标准作了规定。而在适用对象方面，不少地方将范围划定为“党和国家工作人员”，一些地方更是明确将离退休人员、农村“两委”班子成员、社区居委会专职人员等纳入监督范围。
中国社科院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分析说，当前的情况可以说是，“上位法”提纲挈领，原则性强；“下位法”多而细，操作性强。所以，办“红白事”既要讲“普通话”，又要讲“家乡话”；既要防贪，又要反奢，倡导文明新风。
不过，也有不少地方未出台操作性强的“下位法”。对此，有关专家给出了基本判定标准：一看操办“红白事”是否使用公款；二看是否使用公物，如公车等；三看是否使用公产，如免费使用礼堂等；四看来宾中有无管理和服务对象，是否收其礼金礼品，特别是有无借机敛财；五看来宾中有无使用公物；六看是否影响他人休息、破坏环境等。
村居干部该不该管
村居干部是否应在严禁大操大办婚丧喜庆事宜的对象之列？有观点认为，村居干部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有的甚至不是党员，不应对其“严格要求”。
对此，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社会发展室主任李炜表示，一方面，对村居干部中的党员，可以用党纪来约束；另一方面，虽然村居干部在法理上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而是受村委会组织法、乡规民约等约束，但实际上一些村居干部也在行使公权力、带有公职人员色彩，有的村委会负责人还是乡镇干部担任，对其“严格要求”也是应该的。他认为，对村居干部操办“红白事”，一是绝不允许借机敛财；二是必须提前申报、过程透明，让群众监督评价；三是提倡新的操办方式，如请客不收礼等；四是可以让社会组织介入，发挥其支撑公共事务、协调群体利益、促进移风易俗的作用，如江浙一带农村的“红白理事会”、重庆市巫溪县的“乐和互助会”等。
在高波看来，对非党员的村居干部可以用职位要求来约束，督促其自觉遵守相关“禁令”，而不应“降低标准”“规中有规”。一方面是为了防止暗藏在“红白事”中的利益输送和利益冲突；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群众对社会风气的“观感指数”，避免产生“合理怀疑”。也有专家认为，对村居干部应以教育和乡规民约的约束为主，选树廉洁自律和移风易俗方面典型，发挥示范作用。
其实，在各地曝光的大操大办婚丧喜庆事宜典型案例中，不乏村居干部身影；各地也作了一些探索。例如，嘉善县魏塘街道规定，村居干部办理“红白事”须向街道纪委和所在单位“双报告”，并签订廉政承诺书，“红白事”操办情况还被列入村居干部年度述职述廉内容。
讲原则还是讲人情？
在“红白事”相关禁令执行过程中，难免会遇到法治社会与人情社会的矛盾、“法”与“情”的冲突，一些地方在实际操作中也面临问题、存在困惑。
问题1：多出几桌行不行？有人提出，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情况不一样，习俗不一样，“红白事”操办者家庭情况、经济背景也有区别，有的亲戚朋友确实多，甚至有的邀请一人却来了一家三口，实际桌数比规定标准多出几桌行不行？
高波认为，在遵守刚性的程序性规定前提下，可以在执行时有一些合理的“救济措施”。如因特殊情况确需增加两三桌的，在向组织如实报告、提出合理申请的基础上，可以视作合规，防止走极端。
问题2：多重身份如何界定？有人提出，管理服务对象可能是朋友、同学甚至同村的亲戚、族人，如何界定身份，能否宴请、收礼？
李炜认为，关键是看其中是否存在利益输送，是否会影响公权力行使。如果影响公权力行使，即使亲戚也不行。
高波建议，可参考香港公职人员《接受利益公告》。《公告》严格限定收礼范围，细致到政府雇员可接受父母、儿女和叔父母、舅父母、表兄妹、堂兄妹等亲属赠礼，但表嫂、表妹夫、堂嫂、堂妹夫、舅母的兄弟等除外；可接受私交友好之礼，但相互之间须无公事来往、非上下级关系。
问题3：“份子钱”能否回收？有人提出，在相关禁令出台前，自己送出去不少“份子钱”，现在自己家有了“红白事”，能否回收允许范围之外的“份子钱”？在高波看来，如果此前确实送出去不少“份子钱”，可列出“清单”向组织报告，如获准也可视作一种“救济措施”。不过，显然“不太具有操作性”。李炜表示，既然有禁令，就不应该回收。对干部而言，既然选择了公职，就一定要在利益上作“切割”，放弃一些东西。我个人认为，公职人员收受礼金数额，人均不超过200元为宜。
问题4：是否小题大做、不近人情？有人反映，受传统文化和习俗影响，难免有些干部特别是其家属想不通、不配合，认为禁令小题大做、不近人情。
对此，媒体评论员张枫逸指出，禁令看似无情却有情，既有利于预防腐败、保护干部，也为干部减轻负担，推动社会移风易俗。高波说，这是国家治理走向现代化的一个实践载体，“小题”必须“大做”。
（稿件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