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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邓石如为清朝中期书坛巨擘，所取法秦汉北朝碑版石刻，为清朝碑学兴起后首位全面实践碑学主张的书家，同时也是向帖学发起冲击的标志。邓石如早年客江梅镏处八年，饱览、临习了大量古代石刻拓本，融会贯通，形成了鲜明的个人风格。
观其隶书作品可知，用笔、结字以及通篇气势都能够在把握汉隶技法的基础上表现出遒劲豪放的“书写”之趣。晚年作隶善长篇巨制，邓氏隶书五十岁前后到六十岁是很关键的十余年；五十歲前所书仍带有汉碑之形；六十岁前后开始脱略行迹，笔气深厚，生意充盈。
可以说，邓石如的崛起，影响了清代篆隶的大发展同时成为碑学理念的时代典范。
【关键词】：清朝；邓石如；隶书；碑学
邓石如隶书取法分析
邓石如为清代中期书坛巨擘，方廷瑚称其“精通六书，落笔皆本说文，绝无省文俗体混入”，其书法不仅诸体悉备，且各书体均独具特色。他的篆书兼隶书之风华得以体现，从而不失篆之圆转本色。可以说邓顽伯的崛起，直接导致了清代篆隶的大发展。
邓氏隶书是早年在梅家完成的。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记载：“五年篆书成，乃学汉分。临《史晨前后碑》《华山碑》《白石神君》《张迁》《潘校官》《孔羡》《受禅》《大飨》各五十本，三年分书成[1]。”正如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所论：“若所见博，所临多，熟古今之体变，通源流之分合，尽得于目，尽存于心，尽应于手，如蜂采花，酝酿之久，变化纵横，自有成效[2]。”顽伯隶书若天马行空，不可端倪。其弟子包世臣认为：“遒丽淳质，变化不可方物，结体极严整，而浑融无迹，盖约《峄山》《国山》之法而为之，故山人自渭：‘吾篆未及阳冰，而分不减梁鹄[1]。’”包世臣认为邓氏隶书已臻绝诣，“百年来书学能自树立者，莫或与参，非一时一州之所得专美也”+，并将其隶篆列入神品（《艺舟双楫》）。赵之谦也称：“国朝人书以山人谓第一，山人书以隶为第一。”李瑞清则谓：“完白隶书，下笔驰骋，殊乏蕴藉，但瞻魏采，有乖汉制，与正直残石差足相比[3]。”无怪李兆洛评其书：“手之所运，心之所追，绝去时俗，同符谷初，津梁后生，一代宗仰[3]。”
邓氏隶书以篆笔入隶，取法汉碑，雄健豪劲，古茂浑朴，锋芒四杀，八面生风，有一股摄人心魄的力量，所谓清代隶书复兴的重镇。“《曹全》的遒丽，《衡方》的淳厚，《夏承》的奇瑰，《石门颂》的纵肆，无不兼而有之[4]。”当时攻习隶书的人众多，但多囿于汉碑的沉厚朴茂，很少有跳出其面目者，即使如桂馥、黄易等人，亦短于脱变，略嫌拘谨。邓氏隶书则在长久临习、领悟、融会贯通的基础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个人风格，不拘于模仿碑刻效果，以遒劲爽利为特点，用笔铺毫行走，裹锋转折；结字则重心上移，下部舒展，写得十分紧密，既严密紧结而又不落方板；通篇气势开张纵逸，豪迈洒脱；其燕尾处不是一味向上挑，而是横挑偏平，捺笔往往向右下出锋，有笔断意属之势。邓石如以其雄浑的隶书震撼了清代书坛，其隶书价值体现在学习和掌握汉隶技法的基本功和透过刀刻墨拓的掩盖、日久风化的侵蚀，从而发掘出汉隶的精神所在，表现出遒劲豪放的“书写”性，强调笔画间的动感和结字的完整，从而在描摹汉碑风貌中卓然特立。
邓石如隶书作品分析
观其传世作品发现，邓氏早年在用笔上重姿态，折笔与出锋的地方可看出力不从心的软塌；而在中年則以捻笔为主，即便是简单的横竖笔画也可看出钩袞绞转等特征；晚年不再刻意捻笔，铺陈舒缓，行笔平正，表现出朴实的家数。观邓氏隶书作品发现，他的隶书风格在五十岁前后到六十岁是关键的十余年，五十岁前所书仍然带有汉碑的形态，用笔圆润，重姿态，字形偏扁。到六十岁前后脱略形迹，笔气厚重，结体气势雄强。
具体结合邓氏早期隶书来看，从其44岁书《司马温公家仪册》《颜氏家训轴》到46岁书《山静胡先生四箴隶书四屏》再到48岁书《至仁山铭轴》、51岁书《牡丹诗轴》《四体书册》《代毕阮书八言联》都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他的隶书形体力追汉碑，用笔圆润，风格异彩纷呈，有着《曹全》的秀丽、《史晨》的端庄，所取法于汉碑，具有庙堂之气。
邓氏的隶书在50岁到60岁是较为关键的十余年。以57岁书《赠肯园四体书册》《邓石如隶书册》为例，字形趋方整，方笔为主，波磔飞动，自然平和，整体肃穆凝练，路数明显，可看出邓氏对汉碑笔法的斟酌与尝试。在59岁书《张子西铭册》《六朝镜铭轴》已是山人隶书成熟的风格，笔法平实，铺毫扎实，拢锋凝聚，体现出“铺”与“拢”的变化，有张有弛，整体气势恢宏表现出他爽达、沉郁的力量所在。
山人60岁后的隶书，已不见习古人之形影，从而集百家之长，更加雄浑奇秀，笔意变化多端，展现的淋漓尽致。从其61岁书《寄师荔扉诗四屏》到62岁书《隶书古铭轴》再到63岁临终前所书《隶书言箴四条屏》《隶书敖陶孙诗评十屏》来看，此时的邓石如隶书已有汉碑平实朴厚的精髓，同时也融入篆书的笔意和北碑的气韵，和早年想从字形上表现却适得其反。腴润不再，气息规模，随心所之。
清代方履篯论其隶书“寓奇于平，囿巧于朴，因之以起意，信笔以赋形；左右不能易其位，初终不能改其步；体方而神圆，毫刚而墨柔；枯润相生，精微莫测；有十荡十决之雄，兼一觞一咏之乐[5]。”解小青先生在谈到邓氏隶书时总结到“明王世贞（1526—1590）曾言：汉隶方而劲，瘦而整，寡情而多骨；唐隶广而肥，媚而缓，少骨而多姿态；反过来正好可以总结邓石如隶书的风格变化，即多情到寡情，或曰深情更妥当；多态到多骨；工研到古意；柔缓到朗阔；单字形貌到体质醇厚[6]。”感觉邓氏笔下的字越来越‘站’了起来，有了间架，有了骨骼，有了体格，有格有趣，有干有花；纸上的字变成了立体的字；结构亦由宽松平缓变为强调开合，每个字在舒展中更多了攒聚的精神显现。
总之，邓石如取法广博，习百家之长，其用笔、结字以及通篇气势都能够在把握汉隶技法的基础上表现出遒劲豪放的“书写”之趣，早年隶作面目多样，晚年则作隶善长篇巨制，五十岁前后到六十岁是邓石如隶书很关键的十余年；而五十岁前所书仍带有汉碑之形；六十岁前后开始脱略行迹，生意充盈，笔气深厚。
在清代“碑学”思潮肇兴的背景下，邓石如是第一位全面实践“碑学”并取得成功的书家。清代乾嘉之际，考据学风以及文字学、金石学的兴起和发展带动了一批书法家，也把注意力集中到古代的金石文字上面，碑派书风的兴起扭转了传统帖学书派的取法范围和审美取向，为清代书法开辟了新天地。邓石如的出现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清代中叶，碑学思潮肇兴的时代，邓石如由篆、隶入楷，再由楷入行草，无论技法，还是他所追求的审美效果，都全面体现了碑学思想的主张。研究其隶书风格变化、取法以及书学思想，我们更进一步了解其所实践的学书之路。山人所体现出的天道酬勤之用功、广涉博取之取法、启发后人之革新思想，都是一位书坛宗师所必有的特质。
参考文献：
[1]包世臣.艺舟双楫[M].中国书店出版社，1983年.
[2]康有为.广艺舟双楫[M].上海书画出版社，2007年.
[3]马宗霍.书林藻鉴[M].文物出版社，1984年.
[4]王冬龄.清代隶书要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
[5]方履篯.万善花室文稿[M].新文丰出版公司.
[6]解小青.邓石如隶书及其书史意义[J].载于中国书法，2013-5.
作者简介：王宇飞，男，山西汾阳人，现为山西大学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2016级硕士）。
观其隶书作品可知，用笔、结字以及通篇气势都能够在把握汉隶技法的基础上表现出遒劲豪放的“书写”之趣。晚年作隶善长篇巨制，邓氏隶书五十岁前后到六十岁是很关键的十余年；五十歲前所书仍带有汉碑之形；六十岁前后开始脱略行迹，笔气深厚，生意充盈。
可以说，邓石如的崛起，影响了清代篆隶的大发展同时成为碑学理念的时代典范。
【关键词】：清朝；邓石如；隶书；碑学
邓石如隶书取法分析
邓石如为清代中期书坛巨擘，方廷瑚称其“精通六书，落笔皆本说文，绝无省文俗体混入”，其书法不仅诸体悉备，且各书体均独具特色。他的篆书兼隶书之风华得以体现，从而不失篆之圆转本色。可以说邓顽伯的崛起，直接导致了清代篆隶的大发展。
邓氏隶书是早年在梅家完成的。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记载：“五年篆书成，乃学汉分。临《史晨前后碑》《华山碑》《白石神君》《张迁》《潘校官》《孔羡》《受禅》《大飨》各五十本，三年分书成[1]。”正如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所论：“若所见博，所临多，熟古今之体变，通源流之分合，尽得于目，尽存于心，尽应于手，如蜂采花，酝酿之久，变化纵横，自有成效[2]。”顽伯隶书若天马行空，不可端倪。其弟子包世臣认为：“遒丽淳质，变化不可方物，结体极严整，而浑融无迹，盖约《峄山》《国山》之法而为之，故山人自渭：‘吾篆未及阳冰，而分不减梁鹄[1]。’”包世臣认为邓氏隶书已臻绝诣，“百年来书学能自树立者，莫或与参，非一时一州之所得专美也”+，并将其隶篆列入神品（《艺舟双楫》）。赵之谦也称：“国朝人书以山人谓第一，山人书以隶为第一。”李瑞清则谓：“完白隶书，下笔驰骋，殊乏蕴藉，但瞻魏采，有乖汉制，与正直残石差足相比[3]。”无怪李兆洛评其书：“手之所运，心之所追，绝去时俗，同符谷初，津梁后生，一代宗仰[3]。”
邓氏隶书以篆笔入隶，取法汉碑，雄健豪劲，古茂浑朴，锋芒四杀，八面生风，有一股摄人心魄的力量，所谓清代隶书复兴的重镇。“《曹全》的遒丽，《衡方》的淳厚，《夏承》的奇瑰，《石门颂》的纵肆，无不兼而有之[4]。”当时攻习隶书的人众多，但多囿于汉碑的沉厚朴茂，很少有跳出其面目者，即使如桂馥、黄易等人，亦短于脱变，略嫌拘谨。邓氏隶书则在长久临习、领悟、融会贯通的基础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个人风格，不拘于模仿碑刻效果，以遒劲爽利为特点，用笔铺毫行走，裹锋转折；结字则重心上移，下部舒展，写得十分紧密，既严密紧结而又不落方板；通篇气势开张纵逸，豪迈洒脱；其燕尾处不是一味向上挑，而是横挑偏平，捺笔往往向右下出锋，有笔断意属之势。邓石如以其雄浑的隶书震撼了清代书坛，其隶书价值体现在学习和掌握汉隶技法的基本功和透过刀刻墨拓的掩盖、日久风化的侵蚀，从而发掘出汉隶的精神所在，表现出遒劲豪放的“书写”性，强调笔画间的动感和结字的完整，从而在描摹汉碑风貌中卓然特立。
邓石如隶书作品分析
观其传世作品发现，邓氏早年在用笔上重姿态，折笔与出锋的地方可看出力不从心的软塌；而在中年則以捻笔为主，即便是简单的横竖笔画也可看出钩袞绞转等特征；晚年不再刻意捻笔，铺陈舒缓，行笔平正，表现出朴实的家数。观邓氏隶书作品发现，他的隶书风格在五十岁前后到六十岁是关键的十余年，五十岁前所书仍然带有汉碑的形态，用笔圆润，重姿态，字形偏扁。到六十岁前后脱略形迹，笔气厚重，结体气势雄强。
具体结合邓氏早期隶书来看，从其44岁书《司马温公家仪册》《颜氏家训轴》到46岁书《山静胡先生四箴隶书四屏》再到48岁书《至仁山铭轴》、51岁书《牡丹诗轴》《四体书册》《代毕阮书八言联》都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他的隶书形体力追汉碑，用笔圆润，风格异彩纷呈，有着《曹全》的秀丽、《史晨》的端庄，所取法于汉碑，具有庙堂之气。
邓氏的隶书在50岁到60岁是较为关键的十余年。以57岁书《赠肯园四体书册》《邓石如隶书册》为例，字形趋方整，方笔为主，波磔飞动，自然平和，整体肃穆凝练，路数明显，可看出邓氏对汉碑笔法的斟酌与尝试。在59岁书《张子西铭册》《六朝镜铭轴》已是山人隶书成熟的风格，笔法平实，铺毫扎实，拢锋凝聚，体现出“铺”与“拢”的变化，有张有弛，整体气势恢宏表现出他爽达、沉郁的力量所在。
山人60岁后的隶书，已不见习古人之形影，从而集百家之长，更加雄浑奇秀，笔意变化多端，展现的淋漓尽致。从其61岁书《寄师荔扉诗四屏》到62岁书《隶书古铭轴》再到63岁临终前所书《隶书言箴四条屏》《隶书敖陶孙诗评十屏》来看，此时的邓石如隶书已有汉碑平实朴厚的精髓，同时也融入篆书的笔意和北碑的气韵，和早年想从字形上表现却适得其反。腴润不再，气息规模，随心所之。
清代方履篯论其隶书“寓奇于平，囿巧于朴，因之以起意，信笔以赋形；左右不能易其位，初终不能改其步；体方而神圆，毫刚而墨柔；枯润相生，精微莫测；有十荡十决之雄，兼一觞一咏之乐[5]。”解小青先生在谈到邓氏隶书时总结到“明王世贞（1526—1590）曾言：汉隶方而劲，瘦而整，寡情而多骨；唐隶广而肥，媚而缓，少骨而多姿态；反过来正好可以总结邓石如隶书的风格变化，即多情到寡情，或曰深情更妥当；多态到多骨；工研到古意；柔缓到朗阔；单字形貌到体质醇厚[6]。”感觉邓氏笔下的字越来越‘站’了起来，有了间架，有了骨骼，有了体格，有格有趣，有干有花；纸上的字变成了立体的字；结构亦由宽松平缓变为强调开合，每个字在舒展中更多了攒聚的精神显现。
总之，邓石如取法广博，习百家之长，其用笔、结字以及通篇气势都能够在把握汉隶技法的基础上表现出遒劲豪放的“书写”之趣，早年隶作面目多样，晚年则作隶善长篇巨制，五十岁前后到六十岁是邓石如隶书很关键的十余年；而五十岁前所书仍带有汉碑之形；六十岁前后开始脱略行迹，生意充盈，笔气深厚。
在清代“碑学”思潮肇兴的背景下，邓石如是第一位全面实践“碑学”并取得成功的书家。清代乾嘉之际，考据学风以及文字学、金石学的兴起和发展带动了一批书法家，也把注意力集中到古代的金石文字上面，碑派书风的兴起扭转了传统帖学书派的取法范围和审美取向，为清代书法开辟了新天地。邓石如的出现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清代中叶，碑学思潮肇兴的时代，邓石如由篆、隶入楷，再由楷入行草，无论技法，还是他所追求的审美效果，都全面体现了碑学思想的主张。研究其隶书风格变化、取法以及书学思想，我们更进一步了解其所实践的学书之路。山人所体现出的天道酬勤之用功、广涉博取之取法、启发后人之革新思想，都是一位书坛宗师所必有的特质。
参考文献：
[1]包世臣.艺舟双楫[M].中国书店出版社，1983年.
[2]康有为.广艺舟双楫[M].上海书画出版社，2007年.
[3]马宗霍.书林藻鉴[M].文物出版社，1984年.
[4]王冬龄.清代隶书要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
[5]方履篯.万善花室文稿[M].新文丰出版公司.
[6]解小青.邓石如隶书及其书史意义[J].载于中国书法，2013-5.
作者简介：王宇飞，男，山西汾阳人，现为山西大学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2016级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