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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中国是世界排名第十位的经济大国，而今，是第四位。15年间，中国人均收入增长了四倍，令世人惊叹。虽然成绩显著，但中国经济目前还是到了一个重要关口：继续追逐不平衡的发展模式不仅会动摇自身的发展目标，也会给全球化带来潜在的负面影响。从国内来看，中国开放式的投资热潮面临过度和通缩的危险，更有甚者，城市化和工业化爆炸式发展所带来的对基础设施的需求，滋生了对石油和其他工业原材料的大量需求，既提高了出口产品生产成本，也提高了自身的经营成本。从国际来看，“中国影响力”是双重的，中国在向全世界提供物美价廉的商品的同时，也扣响了贸易保护主义者的扳机。中国经济失衡持续的时间越长，恶性循环的机会将会越大。
下一步采取各种举措使中国经济保持平衡发展无疑能够平息上述诸多担忧。随着经济结构越来越向消费倾斜，进口会随之加大，从而减少贸易顺差和已经聚集的庞大的外汇储备，而这是过去5年来导致全球经济失衡的中国方面的两个主要因素。中国经济发展趋于平衡将会持久地缓和这种失衡以及由此而来的全球紧张状态。一个更持久的全球化将会诞生，这是解决全球经济失衡的最鼓舞人心的处方。
在我看来，声势浩大的、多渠道的全球化反馈机制留给中国的选择不多了。贸易流动、资本流动、信息流动、全球劳动力转移以及地缘政治压力，使中国不得不慎重对待来自世界各地的呼声。这对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无论是中国，美国，日本，欧洲，或者是印度，地球村中的成员们都很容易受制于“家乡情结”（home bias）,就是过多地关注全球大蛋糕中自己的那一份，而很少关心整块蛋糕有多大。
立足于本土来看待全球问题是很令人遗憾的，但也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高速发展的、以IT支撑的全球化使人们缺乏安全感。此次全球化与百年前的那次全球化不同，那时主要是制造产品的交易，现在的全球化既包括商品，也包括服务，既会涉及白领知识性雇员，也会涉及蓝领工人。没有人能够只得到而不付出。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及其在跨国互联方面深度与广度的突破，加上自身的维度使得此次全球化带来的挑战是空前的。结果，每一个国家都面临很多压力，使得这些地方官员和政策制定者们很难顾及全球的方方面面。
一個内向型的国家能否崛起去应对外部挑战？这个问题尤其会困扰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中国花了很长时间来评估自身飞速发展给世界带来的影响，不仅要重新评估带来经济发展的各种基础来源，而且毫无疑问还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贸易、环境和外交政策。在解决国际经济体中颇有争议的贸易问题上，中国已经迈出了一大步——通过加入WTO进入基于规则之上的西方贸易体系。当有争议时，中国非常愿意与主要的贸易合作伙伴共同享有解决争端的共同机制。比如，中国被声称违反知识产权，这被视为西方知识经济的关键问题，应该在、也应该能在WTO的框架下得以解决；同时，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美国威胁对中国实施关税制裁似乎并不属于WTO允许的行为，表明在这个有争议的问题上中国有坚实的基础。
解决全球失衡需要各国协调行动。一方面，发达世界的富国需要对自己在全球化冲突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长期地和深刻地思考。美国国内储蓄率明显不足是需要重点考虑的，它实际上造成了全球经济的失衡，以及与中国这样的低成本、高质量生产商发生贸易时给后者带来巨额的贸易顺差。同样，随着竞争加剧，跨国公司为追寻离岸效益的扩张，也是将中国生产方式引入平衡式中的关键。在过去10年中，中国出口63%的爆炸式的增长可以追溯到所谓的外商投资企业，即中国对跨国公司和合资企业进行补贴，但这能只怪中国吗？西方国家是否该找找自己的原因？
听起来似乎是老生常谈了，但还是值得一提：说到底，全球化就是各方共同承担责任，特别是需要一个更加完善的政策框架来解决其间的紧张和压力，在这方面，发生在2006年春季的一些动向可以说是很振奋人心的：所谓的全球化总管，即七国集团财长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舆论要求建立了一个新的架构来解决日益严重的失衡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此已经组织了第一次多边咨询，邀请中国、美国以及来自欧盟、日本、沙特阿拉伯的代表进行磋商，以期缓解贸易顺差国和逆差国家之间的紧张情绪。这是维持全球化的一个令人鼓舞的举措，但仅仅是第一步。
中国平衡发展应该是使世界认同全球化的最重要的一步。近几年，在全球经济中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那样主导着巨变，能凭借自身的努力发展得如此迅速，并对全世界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当然，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那样激起了全世界的忧虑。美中关系可以作为满足可持续全球化承诺要求的重要测试，可以作为顺利解决因一体化而产生的强烈碰撞的一个样板。对于美国来说，关注汇率之外的问题是必然的，美国财政部长鲍尔森提出的所谓宽泛的“框架方法”（framework approach）就是这种反应的结果，特别是它出台于第一次美中经济战略对话的前夕。而对于中国，坦承双边冲突中的自身责任同样重要，特别是在知识产权、金融业改革，以及为扭转失衡而进行消费导向等方面。
建立在长期比较优势理论推测上的所谓“双赢”无助于解决全球化争议，现实中仍然存在着许多不利于维持世界经济增长和金融市场稳定的社会和政治因素。过去的几年中，在流动性超强的条件下，世界可以把这些失衡和冲突暂时搁置一边，但当流动性减弱时，对全球化的矫正将是十分必要的。而扭转中国经济失衡将是朝着那个方向努力迈出的一大步。
（本文摘译自《摩根士丹利研究—经济学》，2006年12月1日）
下一步采取各种举措使中国经济保持平衡发展无疑能够平息上述诸多担忧。随着经济结构越来越向消费倾斜，进口会随之加大，从而减少贸易顺差和已经聚集的庞大的外汇储备，而这是过去5年来导致全球经济失衡的中国方面的两个主要因素。中国经济发展趋于平衡将会持久地缓和这种失衡以及由此而来的全球紧张状态。一个更持久的全球化将会诞生，这是解决全球经济失衡的最鼓舞人心的处方。
在我看来，声势浩大的、多渠道的全球化反馈机制留给中国的选择不多了。贸易流动、资本流动、信息流动、全球劳动力转移以及地缘政治压力，使中国不得不慎重对待来自世界各地的呼声。这对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无论是中国，美国，日本，欧洲，或者是印度，地球村中的成员们都很容易受制于“家乡情结”（home bias）,就是过多地关注全球大蛋糕中自己的那一份，而很少关心整块蛋糕有多大。
立足于本土来看待全球问题是很令人遗憾的，但也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高速发展的、以IT支撑的全球化使人们缺乏安全感。此次全球化与百年前的那次全球化不同，那时主要是制造产品的交易，现在的全球化既包括商品，也包括服务，既会涉及白领知识性雇员，也会涉及蓝领工人。没有人能够只得到而不付出。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及其在跨国互联方面深度与广度的突破，加上自身的维度使得此次全球化带来的挑战是空前的。结果，每一个国家都面临很多压力，使得这些地方官员和政策制定者们很难顾及全球的方方面面。
一個内向型的国家能否崛起去应对外部挑战？这个问题尤其会困扰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中国花了很长时间来评估自身飞速发展给世界带来的影响，不仅要重新评估带来经济发展的各种基础来源，而且毫无疑问还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贸易、环境和外交政策。在解决国际经济体中颇有争议的贸易问题上，中国已经迈出了一大步——通过加入WTO进入基于规则之上的西方贸易体系。当有争议时，中国非常愿意与主要的贸易合作伙伴共同享有解决争端的共同机制。比如，中国被声称违反知识产权，这被视为西方知识经济的关键问题，应该在、也应该能在WTO的框架下得以解决；同时，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美国威胁对中国实施关税制裁似乎并不属于WTO允许的行为，表明在这个有争议的问题上中国有坚实的基础。
解决全球失衡需要各国协调行动。一方面，发达世界的富国需要对自己在全球化冲突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长期地和深刻地思考。美国国内储蓄率明显不足是需要重点考虑的，它实际上造成了全球经济的失衡，以及与中国这样的低成本、高质量生产商发生贸易时给后者带来巨额的贸易顺差。同样，随着竞争加剧，跨国公司为追寻离岸效益的扩张，也是将中国生产方式引入平衡式中的关键。在过去10年中，中国出口63%的爆炸式的增长可以追溯到所谓的外商投资企业，即中国对跨国公司和合资企业进行补贴，但这能只怪中国吗？西方国家是否该找找自己的原因？
听起来似乎是老生常谈了，但还是值得一提：说到底，全球化就是各方共同承担责任，特别是需要一个更加完善的政策框架来解决其间的紧张和压力，在这方面，发生在2006年春季的一些动向可以说是很振奋人心的：所谓的全球化总管，即七国集团财长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舆论要求建立了一个新的架构来解决日益严重的失衡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此已经组织了第一次多边咨询，邀请中国、美国以及来自欧盟、日本、沙特阿拉伯的代表进行磋商，以期缓解贸易顺差国和逆差国家之间的紧张情绪。这是维持全球化的一个令人鼓舞的举措，但仅仅是第一步。
中国平衡发展应该是使世界认同全球化的最重要的一步。近几年，在全球经济中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那样主导着巨变，能凭借自身的努力发展得如此迅速，并对全世界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当然，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那样激起了全世界的忧虑。美中关系可以作为满足可持续全球化承诺要求的重要测试，可以作为顺利解决因一体化而产生的强烈碰撞的一个样板。对于美国来说，关注汇率之外的问题是必然的，美国财政部长鲍尔森提出的所谓宽泛的“框架方法”（framework approach）就是这种反应的结果，特别是它出台于第一次美中经济战略对话的前夕。而对于中国，坦承双边冲突中的自身责任同样重要，特别是在知识产权、金融业改革，以及为扭转失衡而进行消费导向等方面。
建立在长期比较优势理论推测上的所谓“双赢”无助于解决全球化争议，现实中仍然存在着许多不利于维持世界经济增长和金融市场稳定的社会和政治因素。过去的几年中，在流动性超强的条件下，世界可以把这些失衡和冲突暂时搁置一边，但当流动性减弱时，对全球化的矫正将是十分必要的。而扭转中国经济失衡将是朝着那个方向努力迈出的一大步。
（本文摘译自《摩根士丹利研究—经济学》，2006年1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