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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托正式提出了全球经济失衡（global imbalances）一词，拉托将此概念概括为这样一种现象：一国拥有巨额的贸易赤字，而与该国贸易赤字相对应的贸易盈余则集中在其他少数国家。全球经济失衡是由各参与国的经济失衡所共同造成的，作为重要参与国的中国，目前也正饱受内外不平衡之苦，面临一系列新挑战。2006年12月15日，来北京参加首届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美联储主席伯南克（Ben S .Bernanke）对在失衡背景下中国经济如何保持持续的发展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这位原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上任美联储主席后第一年即造访中国，而他的前任格林斯潘则是任后18年才有首次中国之行，这种对比足见伯南克对中国这个大经济体的重视。伯南克在演讲中积极评价了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成果，自然他也不忘立足于自己担当的角色对中国的政策选择大胆出言。
经济增长与失衡格局并存
“高比例的资本投入、不断提高的贸易开放度、劳动力在不同部门和区域之间流动壁垒的降低，以及中国政府对教育体系的加强是中国经济这些年来保持高速稳定增长的重要原因。”
中国经济在过去的20年中以年均9.6%的速度稳步增长，按照当前汇率水平下的GDP来核算，经济总量已经占据世界第四位，同时，过去十年中劳动生产率提高约10%，全要素生产率每年平均提高约1%，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繁荣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但也应清醒认识到，繁荣的背后是中国经济面临愈来愈多的直接挑战，目前国内社会与经济的许多内外部不平衡现象十分突出。截至2006年11月对外贸易顺差已达到1565.2亿美元，全年极有可能超过1800亿美元。长期以来主要依靠出口拉动的增长模式使经济对出口形成较大依赖。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在2000年至2006年间，GDP每增加1美元，出口就增加51美分，这一数据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中国经济增长过分依赖全球贸易环境的方式正在面临诸多问题，随着预期未来几年西方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保护主义滋生导致的贸易环境的恶化，这种经济增长的模式逐渐让人产生疑问，而且也还可能造成对WTO的体系和规则的冲突。大量的贸易盈余以及中国对汇率水平的一定程度上的维持，引起人民币升值预期大大加强，包括FDI在内以各种面目出现的长短期资本净流入持续增长，资本项目亦出现大量顺差。对外贸易顺差和资本净流入累积导致的结果就是中国的外汇储备飞速增长，目前中国外汇储备已超过1万亿美元，成为全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
在外部不平衡的同时，中国经济内部不平衡现象也较突出，中央银行外汇对冲操作带来的基础货币投放、银行存贷差扩大等带来国内流动性泛滥后，其结果是导致国内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呈现恶化。按照去年国家统计局调整后的GDP计算，中国的消费率仅有55%，这与同为外向型经济的日本和韩国历史最低点时的60%～70%相比差距不小。与萎靡不振的低消费率相比，中国的投资却呈加速上升势头。尽管许多生产资料价格回落，2006年上半年，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仍高达31.3%，2006年1～11月全社会固定投资达到了79312亿人民币。投资扩张的结果使中国的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等领域出现资产泡沫的迹象。另外，不同区域和部门发展不平衡、城乡之间增长不平衡、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生态环境恶化和人口结构不合理等已经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带来隐患。
汇率弹性在调整中的角色
“长期来看，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要求大幅度放开对资本流动的限制。让人民币进一步升值，放宽汇率的波动区间并最终让其市场化，会使货币政策更加有效和独立，这将对中国未来的增长和稳定有利。”
显然，伯南克的思路在理论渊源上来自于蒙代尔的“不可能三角”定理——即一国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三者间不可兼得。但对于中国目前外部失衡的局面，究竟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应对，需要各方的权衡。作为一个大国，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自不待言，但我们应该做的恐怕是在资本的自由流动和汇率稳定之间加以权衡，确定一个最优点。就中国这样一个正在饱受内外经济失衡困扰的经济体来说，明眼人应该可以看到，最终的解决方法是改变目前经济增长主要由外需主导和国内投资拉动的模式，转而由鼓励内需和促进消费来发展经济，这涉及到发展战略和经济结构的深层次调整。在当前各方面的配套条件仍未完全到位的背景下，保持人民币汇率可控稳定至关重要，以便能为经济转型和调整留出足够的时间，否则很可能因为汇率调整造成的价格信号混乱和引起的冲击，造成更大程度的内外失衡。当然，长远来看增大人民币汇率的弹性有助于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促使中国经济更好地融入国际等。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人民币汇率的更大弹性在优先秩序上应建立在银行体系已经较为稳定和具有竞争力、企业对价格信号有相当程度的敏感和掌控力、就业形势得到缓解之后。
在伯南克看来，中国目前储蓄率高过投资率的现实不仅是导致外部不平衡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国国内不平衡的罪魁祸首。他认为减少储蓄增加进口，将目前的产出更多地用于国内消费，提高中国经济对国内需求的依赖性是解决目前经济失衡的办法。没有让人感到意外，伯南克开出的药方还是增加汇率的灵活性。他认为允许市场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决定人民币汇率会减少中国经济的一些扭曲，能够使那些专注于国际市场的企业转向国内市场。他还警告中国因为货币的低估给出口企业提供了有效的补贴（subsidy），可能在日后人民币升值时引起行业产能过剩、资本回报降低并导致银行的不良贷款数量增加，会给中国金融体系带来潜在风险。大概是考虑到友好的因素，在伯南克在演计时中使用了激励（incentive）代替了讲话原稿中的补贴一词。可是伯南克可曾想到，就算是中国通过低估人民币汇率增加了出口，但是客观上美国人却正享受着因此而带来的利益，事实上中国这样一个人均收入仍很低的国度正在对美国的利率和居民购买力提供补贴。根据估计，中国目前的1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中，包括美国国债在内的美元资产约占到其中的60%～70%。其中包括3450多亿美元的美国国库券和总值相近的其他形式美元计价定息工具。美国国内目前的低利率正是因为中国用外汇储备大量购买美国的国债等金融工具带来的，来自中国的购买行为使美国居民和企业得以以较低的利率获得贷款并进行消费和扩大再生产，这或许是美国经济能长期保持活力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外，中国物美价廉的商品大大提升了美国居民家庭的购买力。如果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美国利率水平势必走高，来自中国出口的商品变得昂贵，不知道事实上将会被加税的美国消费者和生产企业会否答应？
更彻底的市场导向？
“中国应该排除对利率的管制，使借贷和投资对其敏感，货币政策就能较好地影响总需求和总供给，这样中央银行才能更好地建立和依赖货币传达机制，不再需要强调货币政策实施中的数量控制。”
循着伯南克的一些逻辑思路前行，他强调通过更市场化的方式，例如对投资以市场为标准进行配置、使利率更市场化而保证货币政策发挥作用、保证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完善而增加消费并借以改变经济增长的方式等，应该说值得借鉴。但是仔细想来，有些事情远不止如此简单，伯氏的建议也许远景意义更强一些，但对中国问题的分析仍不够深入，开出的药方因而也难以做到“有的放矢”。實际上伯南克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中国经济与金融运行的深层次体制和机制环境的影响。在中国起码要解决的是什么是真正市场导向的问题，建立理想的弗里德曼式的“private，freedom and competition”市场经济在中国尚需时日，当前有建设意义的恐怕是解决影响市场导向发挥作用的各种机制障碍问题。单说一下中国目前高储蓄低消费的现象，表面上看中国目前消费增加远不及投资扩张迅猛，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恐怕在于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对于经济干预和主导程度一定意义上的加深。中国目前的高储蓄问题实际上是政府部门的储蓄增长占了大头，在45%的储蓄率当中政府部门占比达到了21%。各级政府部门的高储蓄倾向助长了中国投资率的高企，加上追求GDP增长的冲动，很大程度上的政府主导的投资体制，导致中央银行即使成功地完成了利率市场化的道路，也难免会使政府这一微观参与主体对利率反映缺乏足够的弹性而功败垂成。另外，如果不辅以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并得到妥善管理，如果不尽力消除各种改革的不确定性给居民带来的冲击，要想把居民因为预防性储蓄而留在口袋里的钱掏出来消费并非易事，那么伯南克通过金融改革增加消费型金融产品，提高消费率的想法将会落空。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
经济增长与失衡格局并存
“高比例的资本投入、不断提高的贸易开放度、劳动力在不同部门和区域之间流动壁垒的降低，以及中国政府对教育体系的加强是中国经济这些年来保持高速稳定增长的重要原因。”
中国经济在过去的20年中以年均9.6%的速度稳步增长，按照当前汇率水平下的GDP来核算，经济总量已经占据世界第四位，同时，过去十年中劳动生产率提高约10%，全要素生产率每年平均提高约1%，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繁荣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但也应清醒认识到，繁荣的背后是中国经济面临愈来愈多的直接挑战，目前国内社会与经济的许多内外部不平衡现象十分突出。截至2006年11月对外贸易顺差已达到1565.2亿美元，全年极有可能超过1800亿美元。长期以来主要依靠出口拉动的增长模式使经济对出口形成较大依赖。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在2000年至2006年间，GDP每增加1美元，出口就增加51美分，这一数据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中国经济增长过分依赖全球贸易环境的方式正在面临诸多问题，随着预期未来几年西方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保护主义滋生导致的贸易环境的恶化，这种经济增长的模式逐渐让人产生疑问，而且也还可能造成对WTO的体系和规则的冲突。大量的贸易盈余以及中国对汇率水平的一定程度上的维持，引起人民币升值预期大大加强，包括FDI在内以各种面目出现的长短期资本净流入持续增长，资本项目亦出现大量顺差。对外贸易顺差和资本净流入累积导致的结果就是中国的外汇储备飞速增长，目前中国外汇储备已超过1万亿美元，成为全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
在外部不平衡的同时，中国经济内部不平衡现象也较突出，中央银行外汇对冲操作带来的基础货币投放、银行存贷差扩大等带来国内流动性泛滥后，其结果是导致国内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呈现恶化。按照去年国家统计局调整后的GDP计算，中国的消费率仅有55%，这与同为外向型经济的日本和韩国历史最低点时的60%～70%相比差距不小。与萎靡不振的低消费率相比，中国的投资却呈加速上升势头。尽管许多生产资料价格回落，2006年上半年，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仍高达31.3%，2006年1～11月全社会固定投资达到了79312亿人民币。投资扩张的结果使中国的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等领域出现资产泡沫的迹象。另外，不同区域和部门发展不平衡、城乡之间增长不平衡、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生态环境恶化和人口结构不合理等已经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带来隐患。
汇率弹性在调整中的角色
“长期来看，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要求大幅度放开对资本流动的限制。让人民币进一步升值，放宽汇率的波动区间并最终让其市场化，会使货币政策更加有效和独立，这将对中国未来的增长和稳定有利。”
显然，伯南克的思路在理论渊源上来自于蒙代尔的“不可能三角”定理——即一国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三者间不可兼得。但对于中国目前外部失衡的局面，究竟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应对，需要各方的权衡。作为一个大国，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自不待言，但我们应该做的恐怕是在资本的自由流动和汇率稳定之间加以权衡，确定一个最优点。就中国这样一个正在饱受内外经济失衡困扰的经济体来说，明眼人应该可以看到，最终的解决方法是改变目前经济增长主要由外需主导和国内投资拉动的模式，转而由鼓励内需和促进消费来发展经济，这涉及到发展战略和经济结构的深层次调整。在当前各方面的配套条件仍未完全到位的背景下，保持人民币汇率可控稳定至关重要，以便能为经济转型和调整留出足够的时间，否则很可能因为汇率调整造成的价格信号混乱和引起的冲击，造成更大程度的内外失衡。当然，长远来看增大人民币汇率的弹性有助于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促使中国经济更好地融入国际等。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人民币汇率的更大弹性在优先秩序上应建立在银行体系已经较为稳定和具有竞争力、企业对价格信号有相当程度的敏感和掌控力、就业形势得到缓解之后。
在伯南克看来，中国目前储蓄率高过投资率的现实不仅是导致外部不平衡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国国内不平衡的罪魁祸首。他认为减少储蓄增加进口，将目前的产出更多地用于国内消费，提高中国经济对国内需求的依赖性是解决目前经济失衡的办法。没有让人感到意外，伯南克开出的药方还是增加汇率的灵活性。他认为允许市场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决定人民币汇率会减少中国经济的一些扭曲，能够使那些专注于国际市场的企业转向国内市场。他还警告中国因为货币的低估给出口企业提供了有效的补贴（subsidy），可能在日后人民币升值时引起行业产能过剩、资本回报降低并导致银行的不良贷款数量增加，会给中国金融体系带来潜在风险。大概是考虑到友好的因素，在伯南克在演计时中使用了激励（incentive）代替了讲话原稿中的补贴一词。可是伯南克可曾想到，就算是中国通过低估人民币汇率增加了出口，但是客观上美国人却正享受着因此而带来的利益，事实上中国这样一个人均收入仍很低的国度正在对美国的利率和居民购买力提供补贴。根据估计，中国目前的1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中，包括美国国债在内的美元资产约占到其中的60%～70%。其中包括3450多亿美元的美国国库券和总值相近的其他形式美元计价定息工具。美国国内目前的低利率正是因为中国用外汇储备大量购买美国的国债等金融工具带来的，来自中国的购买行为使美国居民和企业得以以较低的利率获得贷款并进行消费和扩大再生产，这或许是美国经济能长期保持活力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外，中国物美价廉的商品大大提升了美国居民家庭的购买力。如果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美国利率水平势必走高，来自中国出口的商品变得昂贵，不知道事实上将会被加税的美国消费者和生产企业会否答应？
更彻底的市场导向？
“中国应该排除对利率的管制，使借贷和投资对其敏感，货币政策就能较好地影响总需求和总供给，这样中央银行才能更好地建立和依赖货币传达机制，不再需要强调货币政策实施中的数量控制。”
循着伯南克的一些逻辑思路前行，他强调通过更市场化的方式，例如对投资以市场为标准进行配置、使利率更市场化而保证货币政策发挥作用、保证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完善而增加消费并借以改变经济增长的方式等，应该说值得借鉴。但是仔细想来，有些事情远不止如此简单，伯氏的建议也许远景意义更强一些，但对中国问题的分析仍不够深入，开出的药方因而也难以做到“有的放矢”。實际上伯南克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中国经济与金融运行的深层次体制和机制环境的影响。在中国起码要解决的是什么是真正市场导向的问题，建立理想的弗里德曼式的“private，freedom and competition”市场经济在中国尚需时日，当前有建设意义的恐怕是解决影响市场导向发挥作用的各种机制障碍问题。单说一下中国目前高储蓄低消费的现象，表面上看中国目前消费增加远不及投资扩张迅猛，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恐怕在于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对于经济干预和主导程度一定意义上的加深。中国目前的高储蓄问题实际上是政府部门的储蓄增长占了大头，在45%的储蓄率当中政府部门占比达到了21%。各级政府部门的高储蓄倾向助长了中国投资率的高企，加上追求GDP增长的冲动，很大程度上的政府主导的投资体制，导致中央银行即使成功地完成了利率市场化的道路，也难免会使政府这一微观参与主体对利率反映缺乏足够的弹性而功败垂成。另外，如果不辅以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并得到妥善管理，如果不尽力消除各种改革的不确定性给居民带来的冲击，要想把居民因为预防性储蓄而留在口袋里的钱掏出来消费并非易事，那么伯南克通过金融改革增加消费型金融产品，提高消费率的想法将会落空。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