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自荐的方式，既可展示才华，又不落俗套，深得文人喜爱。唐代文学大家、大文豪韩愈更把这种方式发挥到了极至。清人编辑的著名古文集《古文观止》，就选录了他的5篇自荐书，分别是《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与于襄阳书》、《与陈给事书》、《应科目时与人书》。
　　光看这些书信的题目就能给人以急迫感，尤其一月之内三上宰相书，求助的频率不可谓不高。再看信中表白：一则说“上书后十九日不得复，内心惶恐而不敢逃避，不知如何是好。”(《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再则说“愈之待命，四十余日矣。书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门，而阍人辞焉。”(《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三则说“愈闻周公之为辅相，其急于见贤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发。”(《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让人感觉这“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文公的自荐意识也太强烈了。
　　这是实情，不过这与他早年仕途坎坷，屡遭困顿的经历密不可分。史载，韩愈(768-824)，字退之，南阳人。少孤，刻苦为学，通六经百家。韩愈3岁而孤，由兄嫂抚育，虽孤贫却刻苦好学。他20岁赴长安考进士，三试不第。第四次参加考试总算考上进士，时年25岁。唐人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韩愈虽然四试于礼部，能在25岁时登第，也算幸事了。但通过礼部的考试只是入仕的资格，要想授官还得通过吏部的考试，而吏部考试的难度有时并不在进士试之下，其中就有出身20年而未曾授予官职的。韩愈进士及第后，又曾参加3次吏部主持的博学鸿词科考试，结果又接连败北，他的《应科目时与人书》，与三上宰相书便写于这一时期。多年求官不成，韩愈只好离开长安，悒郁东归。后来当然回京了，并且官至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可谓平步青云、一呼百应。这个时候回首早年的艰辛，更觉沉痛，他跟李翱说：“当时行之不觉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当痛之时，不知何能自处也。”(《与李翱书》)
　　韩愈的自荐不仅意识强烈。而且还有成套的理论。
　　在他看来，有难必求是人之常情甚至本能，形势危急者尤其如此。他跟宰相说，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人，只要看到旁边有人，哪怕那是他憎恶怨恨的人，他也会大声呼救，因为形势实在危急。(《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按儒家的传统，学而优则仕，天下有道则显，而“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国，舍乎此则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于朝，则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独善自养，而不忧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忧天下之心，则不能矣。”(《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在韩愈看来，天下一统之时，心忧天下者，既不可去父母之邦，也不可独善于山林，套用孟浩然的诗便是“端居耻圣明”。所以不管是常人还是士君子都有求人之时，都要懂得自荐。
　　再看助人的理由。在韩愈看来，见难不救的人不仅不是仁人，恐怕连常人也算不上。因为即便是常人，只要听到有呼救声，哪怕是自己所厌恶的人的呼救声，也会“狂奔尽气，濡手足，焦毛发，救之而不辞也。”(《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这是问题的根本，也符合儒家“仁爱”的宗旨，说的是该不该的问题。再有是能不能的问题。在上位者当然有能力救助或荐举沉沦下潦者。韩愈二上宰相书时说，当今的节度使、观察使以及防御营田这些小官吏都可以自己推举判官，更何况皇帝所尊敬的宰相。《应科目时与人书》中也说在上位者助人如举手之劳：“如有力者，矣其穷而运转之，盖一举手一投足之劳也。”《与于襄阳书》中则说得更为具体、也更可怜：“愈今者惟朝夕刍米、仆赁之资是急，不过费阁下二，朝之享而足也。”
　　韩愈说自己正“蹈于穷饿之水火”“既危且亟”，是“君子之所宜动心者”，(《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所以要大声呼救。他说古代推举人才，有的来自盗贼，有的来自仓库管理员。现在的百姓虽然卑贱，也足以比得上他们。(《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这其实是说自己有才，不过这是暗说。他在《与于襄阳书》里就明说了：“愈虽不才，其自处不敢后于恒人。”在《应科目时与人书》中，韩愈更把自己比喻为“非常鳞凡介”的一大“怪物”。如果能恰逢时机，他就能做到“变化风雨，上下于天不难也。”这也涉及到自我定位问题，韩愈对自己的定位是很高的，他自视儒家思想的正宗传人。所以要求荐举起来也理直气壮。更何况他的自进正是因为心忧天下，所以他“自进而不知愧”、“书亟上，足数及门，而不知止。”(《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
　　既然求助与助人互惠互利，即便眼前不急用的人也要多加联络。因为人到用时方恨少。《与陈给事书》大概就属这种情况。韩愈与陈给事陈京本来交情不错，但后来人事变化，一沉一浮，陈有了自己新的交际圈子，对韩表现出相当的冷漠，韩主动自省，认为是自己不勤于登门的缘故。他也为自己的主动找到了理由：位尊者“爱博而情不专”，需要时时联系。
　　不仅如此，韩愈对救助者也提出要求。一是救助要及时。“古之士，三月不仕则相吊”(《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这里的“吊”是“慰问”的意思，意思说看到贤能之士一段时间没事做了，就要主动去顾问。他还一再举周公急于见贤的例子，说：“周公之为辅相，其急于见贤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发”，说“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闻见，思虑有所未及，以负成王托周公之意，不得于天下之心。”二是要礼贤下士，不能“熟视之若无睹。”(《应科目时与人书》)
　　因为韩愈是散文大家。又以儒家继承人自居，他的自荐书也议论风生，手法多变。每每既要讲一番道理，又要陈述双方的境遇，还要表明自己的意图，但这些要素并非千篇一律，而是因人因时而异，或设问、或反驳、或比喻，真是词必已出、长短皆宜。
　　至于结果，韩愈的自荐信也未必立竿见影，但暂时的失利并未阻挡住他强劲的势头，归根到底，韩愈在自荐的理论与实践上都有建树，他能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就是证明。更重要的是。韩愈不仅通过努力摆脱了困境，也引领了轰轰烈烈的古文运动。培植了一大批后进学子，成就了自己永世不没的声名。我们读韩愈的其它文章，比如《师说》、《马师》、《讳辩》等，其实都与荐人、助人或教人、导人有关。这就比李白更投入，也更有成效。感觉李白像庄子，虽然洒脱，但只是孤家寡人；韩愈以孔子的继承人自居，也像孔子一样有着待价而沽的意识，既周游列国而自荐，又躬身删定《诗》、《书》、《礼》、《易》、《春秋》诸经，并造就了一批可以反过来造就自己声名的弟子。俗说“人抬人，无价宝”，韩文公努力自荐而又不卑不亢，可以为师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