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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文革结束不久，中国年轻一代荒凉的灵魂极需文学作品的抚慰，于是文学空前地热了起来。刚刚恢复的包头市文联及时抓住了这一历史机遇，对《包头文艺》进行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彻底改版。刊名改为《鹿鸣》，请茅盾先生题写了刊名，并且贴上了青年文学月刊的标签，每期要目都在《中国青年报》和《光明日报》上刊登。由于连续发表了一批有特色的作品，《鹿鸣》读者群不断扩大，订户直线上升，不到三年，期发行量突破了七万份。记得当时《中国青年报》上发过一篇记者述评，在受读者欢迎的青年文学刊物中，《鹿鸣》排在北京的《青年文学》、南京的《青春》和上海的《萌芽》之后，名列第四。在全国一百多家地市级文艺刊物中，说《鹿鸣》脱颖而出，声名鹊起，应该是恰如其分的。
眼看着，《鹿鸣》风光起来了。作为一个小编辑，我当然也在《鹿鸣》的风光中陶醉过一阵子。但要问我，《鹿鸣》是怎么风光起来的？我当时还真是说不清楚。在和外地作者交谈过程中，一位作者颇有感慨地说：“你们的《鹿鸣》啊，这名字起得真好！呦呦鹿鸣，乃情歌之声也，作为青年文学刊物的名字，它会给读者带来多少美的联想？《诗经》的久远，草原的宁静，诗情画意的充满幻想的青春故事……见到这刊物就想读读。”显然，这是一个文学青年的真实感觉。作为一个小说编辑，我当然也有些难以忘怀的记忆。我觉得，编辑和作家要广交朋友。友谊，太重要了。
1980年我去过一趟太原，在《山西文学》编辑部，李锐接待了我。李锐原是下乡知青，因写小说展露了才华，被抽调到《山西文学》的。我们的倾心交谈，都给对方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告别时，我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期待你的支持。”他说：“一定！”不久，他给我寄来的一篇小说在《鹿鸣》发了头条，还得了奖。真够朋友！后来，我收到了太原师专中文系学生蒋韵寄来的稿子，作者在给我的信中说，请把对小说《无标题音乐》的处理意见告诉李锐。我看完稿子，兴奋极了，《无标题音乐》写得相当精彩。我立即给李锐写信，我问李锐：蒋韵让我把处理意见告诉你，看来你们一定很熟吧？李锐回信说：“是很熟。我们很快就要结婚了。”哈！
《无标题音乐》在《鹿鸣》发表后，很快便被《小说选刊》选载。这下子响动太大了，对《鹿鸣》走向风光岁月肯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我这个责任编辑当然也因此沾了光：《小说选刊》聘我为特邀记者，任务是每期刊物出版后及时给他们寄去推荐目录；待遇是每期寄我赠刊一本。至于外传我因此受到什么奖励，根本没那回事。我从来不敢把上选刊的事记在我的功劳簿上，因为，客观地说，我对这篇小说产生的影响，没有做出过任何贡献，稿子不是我直接组来的，小说写得很漂亮，作者文字功底很扎实，我甚至连必要的编辑工作都没怎么做，可以说我连一点力气也没出，只不过填写了一张审稿笺而已。如果说我有什么功劳，那不是贪天之功据为己有吗？
我和蒋韵毕竟也因此成了书来信往的朋友。她师专毕业后留校工作，因没有本科毕业的学历，不能登上讲台上课。后来我接到她从北京大学中文系寄来的信，她说，她忍痛离开了刚出生不久的孩子，到北大来上后期本科了。“作为一个年轻的母亲，不能亲眼观察和感受自己孩子的成长变化过程，这揪心的痛苦、这无法弥补的遗憾，你能理解吗？”她在信中用这种语言跟我谈论这种问题，这不像老朋友的书信么？但我们是没见过面的老朋友，至今也没见过面。
一个文学刊物要想在读者心目中树立起好形象，必须每期都有几篇可读的好作品。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每个编辑心中都有这种概念：尽量多抓几篇好稿子。
我和周梅森是通过他在《鹿鸣》上发的两篇小说建立起通信联络的。当时梅森是《青春》的编辑，在通信中，我觉得他是个为人坦诚、性格豪爽的男子汉，很讲义气。我对他说，《鹿鸣》刚有些起色，但底子还薄，比不上《青春》稿源丰富。希望他在可能的情况下给我们一些支持和援助。他心领神会，很快便给我转过一篇小说稿。我一看，作者很有才气，只是不懂投稿的规矩，稿子是在横格信纸上写的，需要编辑加工的地方较多。我找人在稿纸上抄了一遍，便在《鹿鸣》上发表出来。
这篇小说的题目很新鲜：《噢，小雀儿》，内容和题目一样鲜活。作者傅星，是个刚刚回城的上海知青。几年后，我去华东地区走了一趟，特地到上海看他的时候，他已调到《萌芽》编辑部工作了。后来，在北京，我去鲁迅文学院组稿，又和他不期而遇。他说，他写稿累了，刚站在窗前望远，便发现刚走进鲁院大门的我，一眼便认了出来，好像是心灵感应一样，分外亲切。记不清是又过了多少年以后，有一天一上班，许淇老师到我办公室找我说：“同振，上海《新民晚报》副刊发了傅星写的一篇文章，是写你的。报纸我给你带来了。”傅星文章的题目是《近水远山》，显然是来自“近水远山皆有情”句。近水指《萌芽》的编辑俞天白，远山指《鹿鸣》和我。内容是回忆他在走上文学创作道路时，俞天白和我曾经给过他怎样的爱护、帮助和扶持。对我来说，把我当作前辈似的写进回忆里，并且在上海的报纸上发表出来，这自然既有新鲜感又有慰藉感。我想把这文章复印下来留作纪念。谁知偏偏天不遂人意，印了一张不清楚，再印一张还是不清楚，怎么也没印出一张清楚的。唉，算了。记忆中的往事，有特色的，永远都会清楚；没什么特色的，且由他模糊了去吧。
我和周梅森的见面很有特色。我去南京时，梅森去车站接我。我走出车站，把一本《鹿鸣》举起来，立刻就見一个年轻人手举一本《青春》杂志朝我奔过来。这是我们约定的接头暗号。
梅森矿工出身，是从徐州煤矿调到《青春》杂志社的。生活的艰难淹没不了文学天才，他又是一例。他的性格粗犷，豪放，胸无城府，口无遮拦，为人坦诚，很讲义气。那时候，工资只有五六十元，生活都很清苦。为欢迎我，几位在《鹿鸣》上发过稿子的哥儿们，以AA制的方式请我吃咸水鸭、喝洋河大曲，欢声笑语，畅快淋漓。听我说包头吃不上大米，梅森说：“这么办吧，你从上海回来时，把车次、车厢告诉我，我扛一袋大米给你送到车上去。”这当然绝对不行。但那时的情景，至今回忆起来仍历历如在目前。 意外，往往是人生经历中难以磨灭的记忆亮点。在我的编辑生涯中，前面提到的蒋韵的《无标题音乐》是个意外，傅星的《噢，小雀儿》也是个意外，而报告文学《美酒酿造之歌——音乐家施光南的故事》更是让人意外得惊喜莫名。在我的记忆里，我并不认识作者王学彦。他为什么把稿子寄给了我？施光南当时的名声和影响，在中国作曲家中，绝对是大拇哥级的人物，歌曲亮如朝日，旋律美若清风，他的歌家喻户晓，人人都爱哼唱，唱红了关牧村等一批歌唱家。写施光南的报告文学作品，在全国一级刊物中，也应该是求之若渴的抢手货。我做梦也想不到此稿会落到我的案头。我赶紧给施光南写信求证其真实性。很快，施光南便给我回了信：“李同振同志：你好！来信收悉。报告文学《美酒酿造之歌》原稿给我看过，内容属实。同意《鹿鸣》发表。谢谢！致礼 施光南 1981年×月×日”（信的内容就这么简单，很好记。原件被陈予漠主任要走了，所以写信的日期我记不清了。稿子发在《鹿鸣》1982年第二期上。）
音乐家施光南的故事是怎么飞到《鹿鸣》来的？作为责任编辑，我一直没弄清楚。但读者由此不难想象，《鹿鸣》已经不是原来的《鹿鸣》啦。
只拣和我没有直接关系的稿子来回忆我的编辑生涯，既不够全面，也不够客观。下面说说我和孙颙的稿子。这和我的关系太直接，太典型了。虽然这种回忆太令人难堪，但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也是不应该绕过去的。
我和孙颙是在《人民文学》泰安笔会上认识的。他当时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小说界》杂志的编辑。人长得文质彬彬，相当帅气。晚饭后散步聊天，他和大家一样随随便便，谈笑风生，但在座谈会上正式发言，他一开口就把我镇住了：思维缜密，条理清晰，头头是道，没半句废话。我当时就想，真是块当官的好料。告别时，我向他约稿，他爽快答应。不久，他寄来短篇小说《垃圾小组的喜事》，发在《鹿鸣》头条。我感觉他还有充分的潜力能写出更精彩的作品。我写信把我的感觉告诉了他，希望他方便时再给写一篇。过了几个月，他又给我寄来个小中篇，果然不出我的预期，写得相当精彩。然而，出乎我意料的事情发生了。我把这篇相当精彩的稿子提交上去后，过了好一阵子，领导才表态说，此稿思想有点激进，几位领导轮流看过后，都觉得吃不准，还是退了吧。（我听说，市里的某位领导对《鹿鸣》过去发表的某些作品有看法，曾提醒刊物发稿要谨慎，结果就出现了对此稿的谨慎意见。）我感到一股冷气顿时流遍全身。然而，一个小编辑所能做的，只有无可奈何地退稿。
如果这件事到此结束，也就罢了。又过了几个月，我突然发现，北京的《青年文学》把孙颙的这篇小说发了出来，不仅排在头条位置，在当期封面上还刊登了孙颙的照片和本期重点作者简介的文字。这反差太强烈了。我当时的感觉无法形容。
这篇小说的问世，对作者，对《鹿鸣》，也许都是命运转折的标志。我和孙颙的通信从此中断了，再没见他写过什么东西，后来听说他真的走上了仕途。我在报纸上看到过他的消息，他当过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大概是从上海新闻出版局局长位子上退下来的。而《鹿鸣》光环的开始黯淡，看来也和这篇小说不无关联。
其实，意料之外的事，都在情理之中。
地市级刊物的办刊宗旨，一是繁荣本市创作，二是培养本地作者。只要稳稳当当，按部就班，不出圈越界，每年办几期培训班，出几期刊物，年年都是好成绩，自娱自乐足矣。但《鹿鸣》改版后，不安于过安稳日子，乘兴搞起了改革开放，结果脱颖而出，风光了起来。记得当时为保证本地作者的习作园地，特办了《鹿鸣》增刊，但没多久，本市作者也为《鹿鸣》的风光自豪起来。心态亮了，作品质量也提高很快，一批有潜能的包头作家可以和全国的佼佼者在《鹿鸣》上比肩发表作品，有些还挤占了头条、二条位置，因而大大增强了创作自信心，写出好作品，总想在《鹿鸣》上发。我记得当时《草原》主編张志彤曾对包头作者说：把你的好稿子也给《草原》几篇好吗？别忘了你也是内蒙作者呀！
那时候，包头作者的感觉，的确和原来大不一样了。
怎么看《鹿鸣》那段风光岁月？
看任何事情，其实都有个角度问题。角度不同，结论自然也就不同。作为亲身经历者，回忆风光岁月，应该是件快乐的爽事儿。然而在欣慰之余，又难免感慨良多。个中滋味，怎一个“爽”字了得！
眼看着，《鹿鸣》风光起来了。作为一个小编辑，我当然也在《鹿鸣》的风光中陶醉过一阵子。但要问我，《鹿鸣》是怎么风光起来的？我当时还真是说不清楚。在和外地作者交谈过程中，一位作者颇有感慨地说：“你们的《鹿鸣》啊，这名字起得真好！呦呦鹿鸣，乃情歌之声也，作为青年文学刊物的名字，它会给读者带来多少美的联想？《诗经》的久远，草原的宁静，诗情画意的充满幻想的青春故事……见到这刊物就想读读。”显然，这是一个文学青年的真实感觉。作为一个小说编辑，我当然也有些难以忘怀的记忆。我觉得，编辑和作家要广交朋友。友谊，太重要了。
1980年我去过一趟太原，在《山西文学》编辑部，李锐接待了我。李锐原是下乡知青，因写小说展露了才华，被抽调到《山西文学》的。我们的倾心交谈，都给对方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告别时，我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期待你的支持。”他说：“一定！”不久，他给我寄来的一篇小说在《鹿鸣》发了头条，还得了奖。真够朋友！后来，我收到了太原师专中文系学生蒋韵寄来的稿子，作者在给我的信中说，请把对小说《无标题音乐》的处理意见告诉李锐。我看完稿子，兴奋极了，《无标题音乐》写得相当精彩。我立即给李锐写信，我问李锐：蒋韵让我把处理意见告诉你，看来你们一定很熟吧？李锐回信说：“是很熟。我们很快就要结婚了。”哈！
《无标题音乐》在《鹿鸣》发表后，很快便被《小说选刊》选载。这下子响动太大了，对《鹿鸣》走向风光岁月肯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我这个责任编辑当然也因此沾了光：《小说选刊》聘我为特邀记者，任务是每期刊物出版后及时给他们寄去推荐目录；待遇是每期寄我赠刊一本。至于外传我因此受到什么奖励，根本没那回事。我从来不敢把上选刊的事记在我的功劳簿上，因为，客观地说，我对这篇小说产生的影响，没有做出过任何贡献，稿子不是我直接组来的，小说写得很漂亮，作者文字功底很扎实，我甚至连必要的编辑工作都没怎么做，可以说我连一点力气也没出，只不过填写了一张审稿笺而已。如果说我有什么功劳，那不是贪天之功据为己有吗？
我和蒋韵毕竟也因此成了书来信往的朋友。她师专毕业后留校工作，因没有本科毕业的学历，不能登上讲台上课。后来我接到她从北京大学中文系寄来的信，她说，她忍痛离开了刚出生不久的孩子，到北大来上后期本科了。“作为一个年轻的母亲，不能亲眼观察和感受自己孩子的成长变化过程，这揪心的痛苦、这无法弥补的遗憾，你能理解吗？”她在信中用这种语言跟我谈论这种问题，这不像老朋友的书信么？但我们是没见过面的老朋友，至今也没见过面。
一个文学刊物要想在读者心目中树立起好形象，必须每期都有几篇可读的好作品。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每个编辑心中都有这种概念：尽量多抓几篇好稿子。
我和周梅森是通过他在《鹿鸣》上发的两篇小说建立起通信联络的。当时梅森是《青春》的编辑，在通信中，我觉得他是个为人坦诚、性格豪爽的男子汉，很讲义气。我对他说，《鹿鸣》刚有些起色，但底子还薄，比不上《青春》稿源丰富。希望他在可能的情况下给我们一些支持和援助。他心领神会，很快便给我转过一篇小说稿。我一看，作者很有才气，只是不懂投稿的规矩，稿子是在横格信纸上写的，需要编辑加工的地方较多。我找人在稿纸上抄了一遍，便在《鹿鸣》上发表出来。
这篇小说的题目很新鲜：《噢，小雀儿》，内容和题目一样鲜活。作者傅星，是个刚刚回城的上海知青。几年后，我去华东地区走了一趟，特地到上海看他的时候，他已调到《萌芽》编辑部工作了。后来，在北京，我去鲁迅文学院组稿，又和他不期而遇。他说，他写稿累了，刚站在窗前望远，便发现刚走进鲁院大门的我，一眼便认了出来，好像是心灵感应一样，分外亲切。记不清是又过了多少年以后，有一天一上班，许淇老师到我办公室找我说：“同振，上海《新民晚报》副刊发了傅星写的一篇文章，是写你的。报纸我给你带来了。”傅星文章的题目是《近水远山》，显然是来自“近水远山皆有情”句。近水指《萌芽》的编辑俞天白，远山指《鹿鸣》和我。内容是回忆他在走上文学创作道路时，俞天白和我曾经给过他怎样的爱护、帮助和扶持。对我来说，把我当作前辈似的写进回忆里，并且在上海的报纸上发表出来，这自然既有新鲜感又有慰藉感。我想把这文章复印下来留作纪念。谁知偏偏天不遂人意，印了一张不清楚，再印一张还是不清楚，怎么也没印出一张清楚的。唉，算了。记忆中的往事，有特色的，永远都会清楚；没什么特色的，且由他模糊了去吧。
我和周梅森的见面很有特色。我去南京时，梅森去车站接我。我走出车站，把一本《鹿鸣》举起来，立刻就見一个年轻人手举一本《青春》杂志朝我奔过来。这是我们约定的接头暗号。
梅森矿工出身，是从徐州煤矿调到《青春》杂志社的。生活的艰难淹没不了文学天才，他又是一例。他的性格粗犷，豪放，胸无城府，口无遮拦，为人坦诚，很讲义气。那时候，工资只有五六十元，生活都很清苦。为欢迎我，几位在《鹿鸣》上发过稿子的哥儿们，以AA制的方式请我吃咸水鸭、喝洋河大曲，欢声笑语，畅快淋漓。听我说包头吃不上大米，梅森说：“这么办吧，你从上海回来时，把车次、车厢告诉我，我扛一袋大米给你送到车上去。”这当然绝对不行。但那时的情景，至今回忆起来仍历历如在目前。 意外，往往是人生经历中难以磨灭的记忆亮点。在我的编辑生涯中，前面提到的蒋韵的《无标题音乐》是个意外，傅星的《噢，小雀儿》也是个意外，而报告文学《美酒酿造之歌——音乐家施光南的故事》更是让人意外得惊喜莫名。在我的记忆里，我并不认识作者王学彦。他为什么把稿子寄给了我？施光南当时的名声和影响，在中国作曲家中，绝对是大拇哥级的人物，歌曲亮如朝日，旋律美若清风，他的歌家喻户晓，人人都爱哼唱，唱红了关牧村等一批歌唱家。写施光南的报告文学作品，在全国一级刊物中，也应该是求之若渴的抢手货。我做梦也想不到此稿会落到我的案头。我赶紧给施光南写信求证其真实性。很快，施光南便给我回了信：“李同振同志：你好！来信收悉。报告文学《美酒酿造之歌》原稿给我看过，内容属实。同意《鹿鸣》发表。谢谢！致礼 施光南 1981年×月×日”（信的内容就这么简单，很好记。原件被陈予漠主任要走了，所以写信的日期我记不清了。稿子发在《鹿鸣》1982年第二期上。）
音乐家施光南的故事是怎么飞到《鹿鸣》来的？作为责任编辑，我一直没弄清楚。但读者由此不难想象，《鹿鸣》已经不是原来的《鹿鸣》啦。
只拣和我没有直接关系的稿子来回忆我的编辑生涯，既不够全面，也不够客观。下面说说我和孙颙的稿子。这和我的关系太直接，太典型了。虽然这种回忆太令人难堪，但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也是不应该绕过去的。
我和孙颙是在《人民文学》泰安笔会上认识的。他当时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小说界》杂志的编辑。人长得文质彬彬，相当帅气。晚饭后散步聊天，他和大家一样随随便便，谈笑风生，但在座谈会上正式发言，他一开口就把我镇住了：思维缜密，条理清晰，头头是道，没半句废话。我当时就想，真是块当官的好料。告别时，我向他约稿，他爽快答应。不久，他寄来短篇小说《垃圾小组的喜事》，发在《鹿鸣》头条。我感觉他还有充分的潜力能写出更精彩的作品。我写信把我的感觉告诉了他，希望他方便时再给写一篇。过了几个月，他又给我寄来个小中篇，果然不出我的预期，写得相当精彩。然而，出乎我意料的事情发生了。我把这篇相当精彩的稿子提交上去后，过了好一阵子，领导才表态说，此稿思想有点激进，几位领导轮流看过后，都觉得吃不准，还是退了吧。（我听说，市里的某位领导对《鹿鸣》过去发表的某些作品有看法，曾提醒刊物发稿要谨慎，结果就出现了对此稿的谨慎意见。）我感到一股冷气顿时流遍全身。然而，一个小编辑所能做的，只有无可奈何地退稿。
如果这件事到此结束，也就罢了。又过了几个月，我突然发现，北京的《青年文学》把孙颙的这篇小说发了出来，不仅排在头条位置，在当期封面上还刊登了孙颙的照片和本期重点作者简介的文字。这反差太强烈了。我当时的感觉无法形容。
这篇小说的问世，对作者，对《鹿鸣》，也许都是命运转折的标志。我和孙颙的通信从此中断了，再没见他写过什么东西，后来听说他真的走上了仕途。我在报纸上看到过他的消息，他当过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大概是从上海新闻出版局局长位子上退下来的。而《鹿鸣》光环的开始黯淡，看来也和这篇小说不无关联。
其实，意料之外的事，都在情理之中。
地市级刊物的办刊宗旨，一是繁荣本市创作，二是培养本地作者。只要稳稳当当，按部就班，不出圈越界，每年办几期培训班，出几期刊物，年年都是好成绩，自娱自乐足矣。但《鹿鸣》改版后，不安于过安稳日子，乘兴搞起了改革开放，结果脱颖而出，风光了起来。记得当时为保证本地作者的习作园地，特办了《鹿鸣》增刊，但没多久，本市作者也为《鹿鸣》的风光自豪起来。心态亮了，作品质量也提高很快，一批有潜能的包头作家可以和全国的佼佼者在《鹿鸣》上比肩发表作品，有些还挤占了头条、二条位置，因而大大增强了创作自信心，写出好作品，总想在《鹿鸣》上发。我记得当时《草原》主編张志彤曾对包头作者说：把你的好稿子也给《草原》几篇好吗？别忘了你也是内蒙作者呀！
那时候，包头作者的感觉，的确和原来大不一样了。
怎么看《鹿鸣》那段风光岁月？
看任何事情，其实都有个角度问题。角度不同，结论自然也就不同。作为亲身经历者，回忆风光岁月，应该是件快乐的爽事儿。然而在欣慰之余，又难免感慨良多。个中滋味，怎一个“爽”字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