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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鹿鸣》结缘是在上个世纪的1982年。那是个文学轰轰烈烈风生水起的年代，套用一句曾经流行的话说：一片树叶落下来，如果落到三个人头上，其中两个是文学青年，另一个也是文学爱好者。那是八十年代的一个夏天，彼时，我正在医学院读大二，一天傍晚和室友转悠着进到一家小酒馆。刚落座就发现旁边的桌上坐着一个青年人，正坐在那里自斟自饮。此人面容白净有一头惹眼的微黄卷曲的头发。有室友悄悄的说，这人肯定是个少数民族。出于好奇我用蒙语和年轻人打了个招呼，不成想他竟然听懂了，还用蒙语告诉我，自己是柯尔克孜族而且也懂蒙语。接下来便是递烟、拼桌、加菜、添酒，酒过三巡年轻人告诉我们他也是铁杆文学青年，从东部区来包头是投奔当时的文联主席汪焰的。因为汪焰与家父曾有过交集，所以名字听着十分耳熟。而且也了解到他目前居无定所，寄居在一家小旅馆境况不是很好。 我和室友便主动邀请他到我们宿舍住，因为有些跑校生也有铺位，但从来不住，所以空铺很多。就这样，这个叫敖明的文学青年成了我们的新室友。
记忆最深的还是那个傍晚，敖明兴冲冲地从外边回来，手里拿着一本杂志。一进门就急不可耐地嚷嚷道：“我的诗发表了！我的诗在（鹿鸣）发表了！”。由于过度的兴奋，他的脸胀得通红。《鹿鸣》当然听说过，不过对于八十年代文学青年的我，《鹿鸣》的高远实在是太遥不可及了。看着他递过来的杂志，当时的我根本无心欣赏他的诗，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封面上《鹿鸣》两个赫然入目的大字，怦然心动的那份羡慕很快上升为一种妒忌。心里想，咱啥时候能在《鹿鸣》发表一篇作品，那该是一件多美的事啊！
那天晚上，敖明躺在床铺上辗转不安，不时地听到他在黑暗中翻弄着杂志，不时地看到他坐起来点烟。现在回想起来我也很理解，要是我遇到这样的喜事，肯定也会是这样的。
真正的与《鹿鸣》零距离接触还是八十年代中后期，第一次走进位于金融大厦《鹿鸣》编辑部，确实有一种战战兢兢诚惶诚恐的感觉。特别是把自己抄的工工整整的诗稿交到《鹿鸣》编辑老师手里，而后在期盼中等待，在等待中期盼 ，那种只有那个年代的文学青年才有过的纠结、煎熬、企盼、喜悦甚或沮丧，也只有那个年代的文学青年才能解其真味，因而，至今回味起来依然甘甜在口，真正应了那句“痛并快乐着”。
后来我参加了许多次《鹿鸣》举办的大大小小的“笔会”、“座谈会”，也经常地邀请《鹿鸣》的编辑老师到包铝讲学，共同组织各类“笔会”，从而结识了许淇、陳予漠、苑淑珍、丁晓实、李同振、马宝山、柳陆、杨挺、郭盛、端刚、丕耀、小潘等编辑老师。几十年的时间过去了，我与这些师长学棣亦师亦友结为交好，也与《鹿鸣》结下了一生不老的情缘。
讲一件对我来说印象深刻的事情：有一次，参加《鹿鸣》召开的作者座谈会，一位来自固阳农村皮肤黝黑的青年人发言，介绍自己的创作经历和体会，说他曾经为了买《鹿鸣》杂志，把回家的路费都花了，只能步行十几里山路回家。在那个一部电影就会引领一阵流行浪潮，一篇小说、一首诗一旦发表马上就会被反复传抄、吟诵的年代，文学的地位尊贵到了任何人都不允许随意玷污的程度，以至到了顶礼膜拜的地步。几十年的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当年那位钟情于文学、钟情于《鹿鸣》的文学青年，而今已是在新闻界和慈善事业摸爬滚打多年，练就了一手成熟文字的社会工作人士。我敢断言，如果没有《鹿鸣》这个平台，如果没有《鹿鸣》编辑老师当年在行文走字方面的培养点拨，一个农村青年能够走到今天，绝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所以说，文学的作用是不可小视的，文学的作用是强大的，文学潜移默化的教化启迪作用，是其他任何一种教育形式所无法取代的。
遥想当年，去趟“八角楼”（当年我们对金融大厦的别称）是一件很高兴的事，确实有种回家的感觉。进得《鹿鸣》编辑部来嬉笑坐卧随便自然，临走总会拿几本杂志或几本稿纸。编辑和作者之间，那份纯真的友谊，那份真挚的情感，真是没齿难忘弥足珍贵。
我的第一篇能称之为作品的作品就是在《鹿鸣》发的，而且和大名鼎鼎的耿林莽先生在一个栏目，为此也曾经沾沾自喜了好长一段时间。渐渐地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我对作品的发表与否已经不再看得那么重了，但在创作方面却从来没有过松劲与轻慢。自从将创作重点转向散文诗后，曾得到过《鹿鸣》老主编、著名作家许淇先生的谬奖，更是“不须扬鞭自奋蹄”。许淇先生当年的谆谆教诲至今言犹在耳，所以从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应该说在散文诗创作方面，许淇先生是我的领路人，《鹿鸣》则是我永远的温暖的家园！
如今的《鹿鸣》无论装帧设计，还是页码印刷质量，与当年都不可同日而语。《鹿鸣》这些年在推举新人新作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在以本土作家为主，举荐国内一线作家、诗人等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这与编辑默默的工作，替他人做嫁衣的精神密不可分的。
《鹿鸣》曾经以全国四大青年刊物蜚声文学界，其知名度是尽人皆知的。特别是当年《鹿鸣》邀到许多一流作家的稿子，如今已成为《鹿鸣》引以为骄傲的精神财富，也是《鹿鸣》人不断努力砥砺前行的信心和动力。
愿《鹿鸣》越办越好。
祝《鹿鸣》青春常在永远年轻！
记忆最深的还是那个傍晚，敖明兴冲冲地从外边回来，手里拿着一本杂志。一进门就急不可耐地嚷嚷道：“我的诗发表了！我的诗在（鹿鸣）发表了！”。由于过度的兴奋，他的脸胀得通红。《鹿鸣》当然听说过，不过对于八十年代文学青年的我，《鹿鸣》的高远实在是太遥不可及了。看着他递过来的杂志，当时的我根本无心欣赏他的诗，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封面上《鹿鸣》两个赫然入目的大字，怦然心动的那份羡慕很快上升为一种妒忌。心里想，咱啥时候能在《鹿鸣》发表一篇作品，那该是一件多美的事啊！
那天晚上，敖明躺在床铺上辗转不安，不时地听到他在黑暗中翻弄着杂志，不时地看到他坐起来点烟。现在回想起来我也很理解，要是我遇到这样的喜事，肯定也会是这样的。
真正的与《鹿鸣》零距离接触还是八十年代中后期，第一次走进位于金融大厦《鹿鸣》编辑部，确实有一种战战兢兢诚惶诚恐的感觉。特别是把自己抄的工工整整的诗稿交到《鹿鸣》编辑老师手里，而后在期盼中等待，在等待中期盼 ，那种只有那个年代的文学青年才有过的纠结、煎熬、企盼、喜悦甚或沮丧，也只有那个年代的文学青年才能解其真味，因而，至今回味起来依然甘甜在口，真正应了那句“痛并快乐着”。
后来我参加了许多次《鹿鸣》举办的大大小小的“笔会”、“座谈会”，也经常地邀请《鹿鸣》的编辑老师到包铝讲学，共同组织各类“笔会”，从而结识了许淇、陳予漠、苑淑珍、丁晓实、李同振、马宝山、柳陆、杨挺、郭盛、端刚、丕耀、小潘等编辑老师。几十年的时间过去了，我与这些师长学棣亦师亦友结为交好，也与《鹿鸣》结下了一生不老的情缘。
讲一件对我来说印象深刻的事情：有一次，参加《鹿鸣》召开的作者座谈会，一位来自固阳农村皮肤黝黑的青年人发言，介绍自己的创作经历和体会，说他曾经为了买《鹿鸣》杂志，把回家的路费都花了，只能步行十几里山路回家。在那个一部电影就会引领一阵流行浪潮，一篇小说、一首诗一旦发表马上就会被反复传抄、吟诵的年代，文学的地位尊贵到了任何人都不允许随意玷污的程度，以至到了顶礼膜拜的地步。几十年的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当年那位钟情于文学、钟情于《鹿鸣》的文学青年，而今已是在新闻界和慈善事业摸爬滚打多年，练就了一手成熟文字的社会工作人士。我敢断言，如果没有《鹿鸣》这个平台，如果没有《鹿鸣》编辑老师当年在行文走字方面的培养点拨，一个农村青年能够走到今天，绝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所以说，文学的作用是不可小视的，文学的作用是强大的，文学潜移默化的教化启迪作用，是其他任何一种教育形式所无法取代的。
遥想当年，去趟“八角楼”（当年我们对金融大厦的别称）是一件很高兴的事，确实有种回家的感觉。进得《鹿鸣》编辑部来嬉笑坐卧随便自然，临走总会拿几本杂志或几本稿纸。编辑和作者之间，那份纯真的友谊，那份真挚的情感，真是没齿难忘弥足珍贵。
我的第一篇能称之为作品的作品就是在《鹿鸣》发的，而且和大名鼎鼎的耿林莽先生在一个栏目，为此也曾经沾沾自喜了好长一段时间。渐渐地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我对作品的发表与否已经不再看得那么重了，但在创作方面却从来没有过松劲与轻慢。自从将创作重点转向散文诗后，曾得到过《鹿鸣》老主编、著名作家许淇先生的谬奖，更是“不须扬鞭自奋蹄”。许淇先生当年的谆谆教诲至今言犹在耳，所以从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应该说在散文诗创作方面，许淇先生是我的领路人，《鹿鸣》则是我永远的温暖的家园！
如今的《鹿鸣》无论装帧设计，还是页码印刷质量，与当年都不可同日而语。《鹿鸣》这些年在推举新人新作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在以本土作家为主，举荐国内一线作家、诗人等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这与编辑默默的工作，替他人做嫁衣的精神密不可分的。
《鹿鸣》曾经以全国四大青年刊物蜚声文学界，其知名度是尽人皆知的。特别是当年《鹿鸣》邀到许多一流作家的稿子，如今已成为《鹿鸣》引以为骄傲的精神财富，也是《鹿鸣》人不断努力砥砺前行的信心和动力。
愿《鹿鸣》越办越好。
祝《鹿鸣》青春常在永远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