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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生子女的父母、老师、长辈亲属盼望这代人能拉近中国和第一世界的距离，但是他们也警觉到独生子女遵循的第一世界文化模式和他们第三世界的家庭与社会状况之间存在很大差距
书名：《唯一的希望》
作者：[美] 冯文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冯文（Vanessa L. Fong）：美国知名中国教育问题研究专家，于1997-2002年，在中国大连对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多位青少年进行了问卷调查和深度观察访谈，写成《唯一的希望》一书。
中国领导人颁布了独生子女政策，以求产生出新一代具有第一世界卫生、消费和教育水平的公民。大连城区的青少年像第一世界的青少年那样成长于有较少子女的家庭，也表现出和后者类似的行为、态度和期望。但是第一世界的文化模式在中国比在第一世界存在更多问题。独生子女的父母、老师、长辈亲属盼望这代人能拉近中国和第一世界的距离，但是他们也警觉到独生子女遵循的第一世界文化模式和他们第三世界的家庭与社会状况之间存在很大差距。
在第一世界，低生育率在近几代人里一直很常见。1970年，当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达到每位妇女生6个孩子时，加拿大、日本、美国和大多数欧洲国家的总和生育率接近于每名妇女生2个孩子。中国父母对独生子女的大力投资和高度期待，在成长于类似环境的第一世界的父母看来并非极端之举，但对于在全然不同的条件下长大的第三世界父母来说却显得极端。
几乎所有20世纪末有关第一世界社会的独生子女的研究都得出结论：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之间没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只是在兄弟姐妹数量和学业成就教育机会之间存在一定的反比关系。对中国独生子女的一些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但许多其他研究（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独生子女政策实施前10年期间的研究）则集中关注中国独生子女的社会和心理问题。
20世纪70年代末的一项研究比较了5～6岁之间的120名上海儿童（平均分为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发现独生子女比非独生子女更有可能拥有更多的知识和更好的理解力，但他们也更胆小、缺乏协作精神、不爱护他人的财产、敌视别人、无法照顾自己、不尊重长者、有各种不良的饮食习惯。
1984年至1991年间，研究人员比较了248名3～5岁南京独生子女与174名至少有一名兄弟姐妹的同龄人，发现独生子女比同龄儿童更有可能彰显出父母们分类出的下列行为：注意力短暂、固执、要求立即满足、爱指挥一切、不尊重长者、胆怯、情绪化、有脾气、自大、怠工、神经质和易动感情。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一个关于1148名北京儿童（4～12岁）的研究得出结论：独生子女更有可能表现出古怪、有攻击性、自私、依赖、任性、纤弱、意志薄弱、懒惰、不诚实和胆怯等特点。
边燕杰（编者注：著名社会学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天津地区研究（比较375个独生子女家庭和425个非独家庭）发现，一般来说独生子女比非独生子女消费更多父母的时间和金钱。他认为，父母的大力投资毁了独生子女，并指出：“大多数人注意到了独生子女不良的心理特征，包括任性、挑剔、自私、嫉妒心重、自滿、胆怯、小气、顽固、虚荣、冷漠、自负、肆无忌惮。”
1997～1999年对2万多名北京高中生的一项调查研究报告称，4%的高中生有轻度心理障碍，28%的高中生心理紊乱，表现为抑郁、焦虑或有敌意。王裕如（编者注：中国著名心理咨询师）回顾了20世纪80～90年代出版的中国独生子女文献，认为他们虽然比非独生子女受教育程度更高、创造性更强、更有兴趣发挥自己的才能，但也比后者更难以与他人和睦相处、处理工作中的问题、培养社会责任感。
这些研究没有发现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之间存在巨大的统计学差异。尽管如此，他们仍然专注于分析在独生子女身份与各种不良特质之间的小型关联。这种关注和中国父母、老师和老年亲属所表达的“独生子女适应不良”的担忧相呼应。这和20世纪初美国独生子女研究的关切点也有共鸣。当家庭规模开始萎缩时，习惯了大家庭生活的美国成年人也有此警觉。然而，经过几代的低生育率，这个警觉消失了。到70年代，大多数关于第一世界独生子女的学术著作集中在探讨独生子女身份的中立或良性的方面。随着小家庭日益屡见不鲜，第一世界社会中父母对独生子女的大力投资和高度期望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第一世界的孩子们并不会让同在第一世界条件下长大的父母们感到讶异。
中国大人对独生子女的不满往往呼应了第一世界几百年来发生的现代化和生育转型过程中，每一代成年人向下一代人所表达的不满。然而，在中国，由于现代化和生育过渡进程过快，这种不适感被加剧了。独生子女的父母老师和老年亲属告诉我，大多数独生子女被“惯坏了”，无法适应环境，“没有适应能力”。他们抱怨说，独生子女往往明显比稍微年长或相同年龄的非独生子女更受娇惯、适应力更弱。他们说独生子女习惯了当家庭中最重要的成员，并以此类比自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他们哀叹独生子女不切实际的高期望与前几代人所受的节俭、谦卑、自我牺牲和集体主义的教育之间存在鲜明对比。
但在大连城区我所认识的学生只是与父母相比显得太受宠溺，但与全世界的第一世界青年相比却并不过分。独生子女享有的父母大力投资对于在小家庭长大的第一世界成年人来说似乎是自然合理的，后者也有资源为自己和孩子提供第一世界的生活水平。然而，中国独生子女却被认为是“宠坏了”和“无法适应”，因为他们虽有第一世界的期望，却生活在第三世界。这些青少年们对父母的大力投资习以为常，感到自己有权享有老一辈从未拥有的特权。对于在第一世界社会中经历了较为缓和的生育转型的许多人来说属于标准青年行为的行为，在中国成年人看来却属于过分，因为在第三世界的高生育率家庭中长大的人们需要经受父母依据孩子们的优秀程度选择性分配资源和关爱的严酷考验。
我在大连城区认识的许多父母仍然生活在第三世界的条件下，即使他们为子女提供了第一世界的条件。青少年们习惯了比父母享有更好的条件，经常把父母的牺牲当作理所当然。这种态度让父母不太舒服，尽管这正起因于父母采取了运用第一世界的生活水平来让孩子占有第一世界的一席之地的策略。父母把为独生子女提供美好生活作为实现最终目标的手段。他们提供的大力投资是为了使独生子女能够取得学业事业的成功，这是子女们将来养老尽孝的必要前提。然而，孩子们把父母供给的第一世界的生活条件视为自己天生有权享有的生活方式。这种权利感让老一辈人深感不安。（本文节选自《唯一的希望》，有删节）
书名：《唯一的希望》
作者：[美] 冯文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冯文（Vanessa L. Fong）：美国知名中国教育问题研究专家，于1997-2002年，在中国大连对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多位青少年进行了问卷调查和深度观察访谈，写成《唯一的希望》一书。
中国领导人颁布了独生子女政策，以求产生出新一代具有第一世界卫生、消费和教育水平的公民。大连城区的青少年像第一世界的青少年那样成长于有较少子女的家庭，也表现出和后者类似的行为、态度和期望。但是第一世界的文化模式在中国比在第一世界存在更多问题。独生子女的父母、老师、长辈亲属盼望这代人能拉近中国和第一世界的距离，但是他们也警觉到独生子女遵循的第一世界文化模式和他们第三世界的家庭与社会状况之间存在很大差距。
在第一世界，低生育率在近几代人里一直很常见。1970年，当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达到每位妇女生6个孩子时，加拿大、日本、美国和大多数欧洲国家的总和生育率接近于每名妇女生2个孩子。中国父母对独生子女的大力投资和高度期待，在成长于类似环境的第一世界的父母看来并非极端之举，但对于在全然不同的条件下长大的第三世界父母来说却显得极端。
几乎所有20世纪末有关第一世界社会的独生子女的研究都得出结论：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之间没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只是在兄弟姐妹数量和学业成就教育机会之间存在一定的反比关系。对中国独生子女的一些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但许多其他研究（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独生子女政策实施前10年期间的研究）则集中关注中国独生子女的社会和心理问题。
20世纪70年代末的一项研究比较了5～6岁之间的120名上海儿童（平均分为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发现独生子女比非独生子女更有可能拥有更多的知识和更好的理解力，但他们也更胆小、缺乏协作精神、不爱护他人的财产、敌视别人、无法照顾自己、不尊重长者、有各种不良的饮食习惯。
1984年至1991年间，研究人员比较了248名3～5岁南京独生子女与174名至少有一名兄弟姐妹的同龄人，发现独生子女比同龄儿童更有可能彰显出父母们分类出的下列行为：注意力短暂、固执、要求立即满足、爱指挥一切、不尊重长者、胆怯、情绪化、有脾气、自大、怠工、神经质和易动感情。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一个关于1148名北京儿童（4～12岁）的研究得出结论：独生子女更有可能表现出古怪、有攻击性、自私、依赖、任性、纤弱、意志薄弱、懒惰、不诚实和胆怯等特点。
边燕杰（编者注：著名社会学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天津地区研究（比较375个独生子女家庭和425个非独家庭）发现，一般来说独生子女比非独生子女消费更多父母的时间和金钱。他认为，父母的大力投资毁了独生子女，并指出：“大多数人注意到了独生子女不良的心理特征，包括任性、挑剔、自私、嫉妒心重、自滿、胆怯、小气、顽固、虚荣、冷漠、自负、肆无忌惮。”
1997～1999年对2万多名北京高中生的一项调查研究报告称，4%的高中生有轻度心理障碍，28%的高中生心理紊乱，表现为抑郁、焦虑或有敌意。王裕如（编者注：中国著名心理咨询师）回顾了20世纪80～90年代出版的中国独生子女文献，认为他们虽然比非独生子女受教育程度更高、创造性更强、更有兴趣发挥自己的才能，但也比后者更难以与他人和睦相处、处理工作中的问题、培养社会责任感。
这些研究没有发现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之间存在巨大的统计学差异。尽管如此，他们仍然专注于分析在独生子女身份与各种不良特质之间的小型关联。这种关注和中国父母、老师和老年亲属所表达的“独生子女适应不良”的担忧相呼应。这和20世纪初美国独生子女研究的关切点也有共鸣。当家庭规模开始萎缩时，习惯了大家庭生活的美国成年人也有此警觉。然而，经过几代的低生育率，这个警觉消失了。到70年代，大多数关于第一世界独生子女的学术著作集中在探讨独生子女身份的中立或良性的方面。随着小家庭日益屡见不鲜，第一世界社会中父母对独生子女的大力投资和高度期望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第一世界的孩子们并不会让同在第一世界条件下长大的父母们感到讶异。
中国大人对独生子女的不满往往呼应了第一世界几百年来发生的现代化和生育转型过程中，每一代成年人向下一代人所表达的不满。然而，在中国，由于现代化和生育过渡进程过快，这种不适感被加剧了。独生子女的父母老师和老年亲属告诉我，大多数独生子女被“惯坏了”，无法适应环境，“没有适应能力”。他们抱怨说，独生子女往往明显比稍微年长或相同年龄的非独生子女更受娇惯、适应力更弱。他们说独生子女习惯了当家庭中最重要的成员，并以此类比自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他们哀叹独生子女不切实际的高期望与前几代人所受的节俭、谦卑、自我牺牲和集体主义的教育之间存在鲜明对比。
但在大连城区我所认识的学生只是与父母相比显得太受宠溺，但与全世界的第一世界青年相比却并不过分。独生子女享有的父母大力投资对于在小家庭长大的第一世界成年人来说似乎是自然合理的，后者也有资源为自己和孩子提供第一世界的生活水平。然而，中国独生子女却被认为是“宠坏了”和“无法适应”，因为他们虽有第一世界的期望，却生活在第三世界。这些青少年们对父母的大力投资习以为常，感到自己有权享有老一辈从未拥有的特权。对于在第一世界社会中经历了较为缓和的生育转型的许多人来说属于标准青年行为的行为，在中国成年人看来却属于过分，因为在第三世界的高生育率家庭中长大的人们需要经受父母依据孩子们的优秀程度选择性分配资源和关爱的严酷考验。
我在大连城区认识的许多父母仍然生活在第三世界的条件下，即使他们为子女提供了第一世界的条件。青少年们习惯了比父母享有更好的条件，经常把父母的牺牲当作理所当然。这种态度让父母不太舒服，尽管这正起因于父母采取了运用第一世界的生活水平来让孩子占有第一世界的一席之地的策略。父母把为独生子女提供美好生活作为实现最终目标的手段。他们提供的大力投资是为了使独生子女能够取得学业事业的成功，这是子女们将来养老尽孝的必要前提。然而，孩子们把父母供给的第一世界的生活条件视为自己天生有权享有的生活方式。这种权利感让老一辈人深感不安。（本文节选自《唯一的希望》，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