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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慈善史属于中国社会史中社会功能的重要类项。随着国内外慈善事业研究的推进，慈善史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但中国慈善史能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需要有一定的理论依据。笔者认为，中国慈善史研究已有专业的学科概念、明确的研究对象、丰硕的研究成果、相应的研究队伍，以及广泛的社会需求，业已具备成为独立学科的条件。从社会史、慈善学与其他相邻学科的比较中，中国慈善史的学科知识体系更加明晰。其认识功能、实践功能和教化功能已能促使其发挥作为一门学科应有的效用。
关键词 中国慈善史，学科，知识体系
中图分类号 K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20）04-0027-07
慈善史研究是近十年来的热门领域，随着中国慈善史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促其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呼声也愈高。那么中国慈善史能否成为一门学科呢？倘能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其学科的知识体系应包含什么？又有哪些功能？目前学界对中国慈善史的研究多集中在历代慈善事业发展演变的史实、慈善组织、特征与影响方面，①对慈善史学科的讨论及其体系的构建等方面的理论探索尚未见到。本文拟对中国慈善史学科成立的条件、体系构成及其功能的理论做一初步探讨，识者正之。
要弄清楚学科成立的条件，首先有必要厘清一下什么是“学科”。“学科”对应的英文词汇为“discipline”，《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将其解释为“知识领域”，尤其指大学的学科。②谷歌的翻译是“a branch of knowledge， typically one studied in higher education”，即“通常指高等教育中某种知识体系的分支”。③关于“学科”的概念，国内学界还没有统一的定义，主要有几种说法：一种是承袭了英文学科一词的含义，认为学科是“科学知识体系的分类”，不同的学科就是不同的知识体系，④突出学科是高校教学教研功能的基本单位。目前我国高校学科划分标准在2012年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基础上略有改动，分为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等13大门类，下辖500多种专业。基本上符合英文翻译的“学科”概念。另一種是认为学科是依据研究对象、研究特征、研究方法、研究目的、学科的派生来源等五个方面进行分类的、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包含“构成科学学术体系的各个分支”“在一定研究领域生成的专门知识”与“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专门的人员队伍和设施”三个要素，突出其在学术分类中的独立性与完整性。①
正因为对学科定义的不同，对学科成立的条件亦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认为要判定一个学科是否能称为学科，看它是否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是否具有学科的本质特征，即“是否是学科”;二是学科是否具有独立性，即“学科是否独立”。②也就是说，一门学问需要很好地区分本质与非本质的特征，挖掘出其本质的部分，并取得独立地位，才能成为学科。也有人在此基础上不断拓展，提出了一些学科建设的必备要素，如提出学科名称、形成学术带头人与核心著者群体、成立专业的学术机构、有系列的学术专著出版、开设高校课程等。③还有人认为，学科成立的条件应包括内在因素，如独一无二的研究对象、自成一体的理论体系、别具一格的研究方法、稳定可靠的人才队伍与颇有影响的学术成果等，与外部条件，如不可替代的价值作用、有支撑学科的学科阵地、有可靠保障的法律法规，两个大的部分。④总之，任何一门学科的建立都需要一定的客观条件。
那么中国慈善史能否成为一门学科呢？笔者认为，目前，中国慈善史已具备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条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有明确的研究对象。中国慈善史属于中国社会史的研究范畴。按照乔志强先生对中国社会史研究内容的划分，慈善事业即属于社会功能这一部分应当考察的内容。⑤从社会功能角度来考察社会慈善，我们认为，慈善事业研究的范围应当包括慈善救济和慈善教育两大方面，而慈善史研究则是对古今慈善事业发展演变的研究。
无论是古代还是近代，慈善家（古代称善人、善士）筹设的各种救灾办赈的组织，进行募捐、放赈等活动，无非是解决一个“养”和一个“教”的问题。所谓“养”就是慈善救济。其救济又分急赈、冬赈和春赈三种形式。三赈之外，在不同历史时期，我国还开展杂赈，即设平粜局、因利局、留养局、粥厂等名目繁多的慈善机构。这些慈善机构，或收养收容、施粥救民;或平价供应粮食，以免奸商哄抬米价;或资助农商困窘之民，使之不致失业等，都是慈善救济中“养”的基本内容。研究中国慈善史，就要充分掌握相关资料对这些救济活动的沿革及其社会影响等问题进行考察，作出评价。
还有一个“教”的问题。所谓“教”，就是慈善教育（含慈幼教育）。慈善教育的基本内容就是举办一些育幼机构来养育社会上那些弃婴、孤儿、难童。对于这些无辜的儿童，慈善机构不仅得养起来，而且还要担负起施教的责任。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慈善教育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虽然两宋时期已出现慈幼局、举子仓等慈善机构，但仍偏重于养。直到近代，慈善教育才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除建立起慈幼院外，还建立了一些相应的手工技艺场所，供贫儿学习文化与谋生技艺，俾便将来长大成人而不致重新沦落。因此，慈善教育也是慈善史研究中一个很重要的范围。
中国慈善史研究的对象，除上述两项外，还有一些相关的问题也需要加以探讨，如慈善事业兴起的社会背景、慈善事业的比较研究、对慈善事业的总体评价、慈善家的慈善思想或理念、办理慈善事业的成败得失等。另外，对慈善家济世救人的思想理念及其实践，分析其所产生、形成的原因，概括其所包含的内容与特征，以及评价其所具有的思想价值和社会作用，等等，也应是中国慈善史研究的范围。
二是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倡行慈善活动的国家之一，至今慈善活动仍是社会公益事业和人们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的转型，贫富差距与财富分配不均，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些新的弱势群体，如广大农村的贫困户、城镇里的下岗职工、进城农民工等，社会问题不断凸显。此外，社会上还广泛存在大量需要给予特殊关怀和照顾的人群，如老年人、孤儿、重病患者、残疾人以及各种自然灾害的受害者，等等。要解决这些问题，仅仅依靠政府是不够的，需要发挥社会慈善的力量。进入21世纪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慈善事业的发展，将慈善事业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补充。2005年、2011年，民政部两度出台了《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以促进慈善事业在弘扬传统美德、开展扶贫济困、建设和谐社会、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颁布实施，发挥了慈善立法的引领和规范作用，进一步激发了全社会崇德向善的力量，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事业健康发展。出于现实的需要，慈善研究蓬勃开展。 三是慈善史研究的需要。近年慈善史研究成果丰硕，但多以断代史、地区史、专题史为主，尚未出现一部完整的慈善史理论专著。丰富的研究成果与滞后的慈善史理论形成强烈的反差，难以发挥慈善理论的导向作用，对慈善史的研究极为不利。慈善史理论研究沉寂、滞后的局面，应当在今后的研究中有所改观。
与此同时，当代慈善研究领域还出现一些不良取向，如大量运用外国慈善界的研究理论，生搬硬套、不顾国情地使用一些慈善公益界的概念、框架，名义上是与国际接轨，实际上给当前的慈善事业研究造成了诸多的混乱与不堪。①无可否认，在全球化高速发展的今天，交流互鉴与吸取西方优秀的研究成果和方法无可厚非，但一味照搬抄袭而不加消化，又难免走向误区，甚至得出一些错误的结论。因此，在交流互鉴与吸取西方慈善史理论的同时，很有必要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际的自我概念体系和理论架构。②
四是慈善史学术研究队伍的壮大。高校或科研机构是理论研究的重要场所，也是优秀研究人才的汇聚之地与创业平台，是学术创新的高地。③中国慈善史研究开始于清末民初，1912年朱友渔提交给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慈善事业的精神》（中山大学中国公益慈善研究院翻译组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应该是最早的关于中国慈善史研究的专著，开中国慈善史研究之先河。而1937年邓云特的《中国救荒史》乃是民国时期慈善事业方面最具影响的著作。
1949年以后，中国慈善史研究一度沉寂。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人开始在此领域进行开拓。1994年2月24日《人民日报》刊发一篇题为《为慈善正名》的社论，彻底打破了慈善研究沉寂的局面。此后，从事慈善史研究的队伍不断壮大，为推动慈善史理论的发展和慈善史学科的建立提供了知识和人才的积累。
笔者早在1983年起便开始收集整理慈善家熊希龄的文集，1985年与先师林增平教授合署的《试论熊希龄》一文（《湖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5期），较早对熊希龄的慈善行为予以肯定。1988年笔者发表了《熊希齡的救灾办赈活动》一文（《湖南文史》1988年第2辑），全面梳理了熊希龄所从事的慈善救济事业;1991年又出版了《熊希龄与慈善教育事业》一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系统叙述论证了熊希龄所从事的慈善教育事业。因此，笔者或许是改革开放后较早进入慈善史研究领域的探路人与拓荒者。并且从1996年开始，笔者又拓荒了中国红十字会研究，深入国内外搜集各种红十字会档案报刊资料，于2000年发表《晚清时期的中国红十字会述论》（《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和《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慈善救护与赈济活动》（《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6期）。此后笔者陆续出版了《中国慈善简史》（与曾桂林合著，人民出版社，2006年）、《红十字会在中国》（人民出版社，2008年）、《近代中国慈善论稿》（人民出版社，2010年）、《湖南慈善史》（与张少利等合著，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中山慈善万人行研究》（与贺永田等合著，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年）、《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等慈善史方面的专著，还发表了大量的慈善史方面的论文，并指导培养了数十名硕士、博士从事慈善史方面的研究，为慈善史学科的建立奠定了相应的根基。与笔者同在慈善史研究队伍里从事慈善史研究的学术中坚尚有苏州大学的王卫平教授、池子华教授，河北大学的王文涛教授，西南大学的张文教授，中国海洋大学的蔡勤禹教授等，他们也都各自指导培养了慈善史研究的硕士、博士，并出版发表了有分量的慈善史研究成果。其中池子华教授先后撰写或主编了《百年红十字》《红十字与近代中国》《中国红十字（1904—2004）历史编年》（与郝如一合编）、《中国红十字运动通史》等多部慈善方面的著作和多篇重要论文，使中国红十字会史的研究达到新的水准。王卫平教授先后发表《清代苏州的慈善事业》《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民间慈善事业》等论著，深化了明清时期慈善事业史的研究。王文涛教授出版了《秦汉社会保障研究——以灾害救助为中心的考察》，张文教授出版了《宋朝社会救济研究》《宋朝民间慈善活动研究》，蔡勤禹教授出版了《青岛慈善史》《民间组织与灾荒救治——民国华洋义赈会研究》。又中国人民大学郑功成教授出版了《中华慈善事业》和《当代中国慈善事业》等著作，推动了当代慈善事业的研究。还有中国台湾学者梁其姿出版了《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日本学者夫马进出版了《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等成果，亦开阔了学界的视野，引领和促进了国内慈善史的相关研究。
近年来，我国举行了多次大型的国际慈善史学术研讨会，如2013年在深圳举行的慈善研讨会，2014年在陕西宝鸡举行的“佛教与公益慈善”研讨会、海峡两岸暨港澳慈善论坛，2019年在长沙举行的“回顾与前瞻：中国慈善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连续七届在深圳举办的全国公益慈善项目展览会以及历次《中国慈善蓝皮书》发布会暨研讨会等。此外，一些慈善类的国家重大课题开题时，也会组织大型高端研讨会。这些慈善事业研究研讨会，就慈善事业研究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和交流，取得了某些慈善史研究方面的共识，推动了慈善史理论的研究，吸引和培育了一大批慈善史研究的人才，为慈善史学科的创立提供了可能。
五是慈善专业的设置。慈善史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已在西方发达国家取得了较为稳固的地位，在美国，已开设了专门的慈善专业课程，毕业后授予专门的慈善学位。相比之下，我国慈善专业人才的培养出现较晚。2012年9月17日，中国首家慈善事业管理专业在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开班。在该专业当天举行的开学典礼上，北师大珠海分校副校长吴忠魁表示，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与宋庆龄基金会、中国基金会中心网合作，致力于中国公益慈善领域精英的培养，全力打造中国公益慈善领域的“黄埔军校”。慈善事业管理专业创新培养模式，主要面向中国境内有实力、有影响的公益慈善组织和机构实行订单式培养，注重与国际接轨，包括借鉴发达国家经验设计专业课程、引进外国原版教材、聘请国际知名公益慈善教育专家任教、开设国际短期课程等。该专业还采取跨专业招生方式，2012年已通过此种方式，招收到来自该校12个学院18个专业的30名学生入读。①另外，国内部分高校，如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苏州大学社会学院等，都为其中国史学科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开设了专门的慈善史课程，由研究慈善史的教授专任授课。 从上述论述可知，中国慈善史研究具备明确的研究对象，具有独特的学科本质特征。社会发展和中国慈善研究的需要是其成立的外部条件，研究队伍的壮大以及一大批杰出的学术带头人的出现、大学慈善专业的设置等诸多因素，表明中國慈善史完全有可能成为一门独立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这是社会发展的趋势使然。
中国慈善史作为一门学科，其知识体系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历史学、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理论和知识。但中国慈善史的研究对象也不是包罗万象，它与诸学科间既有紧密的联系又有相应的区别。
首先，我们要明白慈善史与社会史的关系。前文已经提到，慈善史从属于社会史，二者的关系十分密切。社会史的知识体系纷繁复杂，包括社会构成、社会生活和社会功能三部分。具体细分，社会构成包括人口、家庭、婚姻、宗教、社区、民族、阶级（阶层）等内容;社会生活包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人际关系等内容;社会功能包括教养功能、控制功能、变革功能等内容。那么到底社会史中的哪些内容属于慈善史呢？笔者认为，慈善史记录中国慈善事业发生发展的历史，慈善事业救贫济困、修整社会破坏缺失、调节社会矛盾，主要涉及社会史中“社会功能”的内容。当然，也离不开社会构成和社会生活两个部分。因为慈善活动和慈善事业不是单个的社会现象，它总是存在于一定具体的社会条件和环境中，与人口、家庭、宗族、民族等社会构成要素有着深厚的渊源。如宗族，它是传统社会中家庭的扩大，又和婚姻联系在一起，宗族慈善由此发生，并形成相应的思想、制度、理论，进而影响人们的生活，成为联结宗族关系，强化宗族凝聚力的重要纽带。与此同时，慈善还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因为慈善行为反映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如温饱）与精神生活（如宗教）以及人际关系（如亲缘、地缘、业缘、富人与穷人），由此诸如宗教慈善、社会慈善得以一一发生。
那么慈善史与社会史的区别是什么？社会史，是社会全体成员在社会生活活动各个方面的演变情况及其具体规律的历史。而慈善史，则是包含在社会中的部分处于弱势或困境中的成员及与之相关的条件与事物的历史。慈善史的知识体系结构和具体内容有四个组成部分：（一）慈善环境，即慈善得以发生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包括自然灾害的发生、贫富不均与相应的社会问题发生与治理、人文环境与教育程度、社区变动与发展程度等;（二）慈善行为，即在灾害产生或贫富不均等问题出现之后，采取各种措施来修复和调整社会破坏的过程，并想方设法避免或减少类似情况发生，包括赈灾、防灾、救贫、济困、恤老、扶弱、助孤以及慈善教育等活动;（三）慈善制度与文化，即在进行慈善行为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些规范、制度和秩序，乃至文化氛围，包括慈善组织、慈善家群体、慈善法制、慈善思想等内容;（四）慈善功能，即慈善事业的发生与进行之中或之后，对社会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包括社会教化功能、经济再生功能、社会控制功能等方面。
其次，我们也要了解慈善史与慈善学的关系。慈善学目前还没有产生，笔者认为，慈善学主要是以人类的慈善活动及其发展作为研究对象，其运用社会学、人类学、统计学和公共管理学等学科知识与理论进行研究，是一门综合学科。其立足于慈善发展的当代，即现在;而慈善史则是立足于过去、历史上已经发生了的慈善现象、制度与规律，是具体时空中一部分特定慈善活动与现象的专史，是对过去的慈善行为、慈善经验的总结和梳理。虽然慈善学包含了一定的慈善发展变迁内容，但是它只侧重研究当下慈善发展的现象与发展的理论;而慈善史则是研究过去人类历史活动中“慈善”这一部分的历史及其规律，为今天的慈善发展提供镜鉴与启示。“慈善学”可以为慈善史的研究提供一定的方法和理论指导。但二者的研究目标、研究重点、研究方法都不一样，不能混淆。
再次，我们还要弄清楚慈善史与其他相邻学科的关系。在慈善史研究中，会涉及一些过去和现在慈善领域中的规范和秩序性的东西，即“慈善伦理”，故慈善史就与哲学史中的伦理史（当代哲学中的伦理学）有重要关系。又慈善事业被看作是经济社会中的第三次分配，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社会成员收入与分配的调节器，故慈善史也就与经济史（经济学）有重要关系。而且，近代以来出现了为慈善筹款的福利彩票和义演义卖，特别是当代，还出现了慈善信托，2016年出台的《慈善法》专门为慈善信托列了专章，鼓励慈善部门与非慈善部门联姻，其实就是让慈善资本运营增值（国外称慈善资本主义），故慈善史与商业史（商学）和金融史（金融学）亦有相当关系。此外，从历史到现实，慈善始终都离不开政府等部门的管理，而管理又涉及管理的手段和方式，如政府管理（行政管理）、社会管理（公共管理）、制度管理（法律法规）、舆论监督（新闻报刊），故慈善史与政治史（政治学）、民政史（民政学）、管理史（管理学）、法制史（法学）、新闻史（新闻学）等亦不无关系。因此，慈善史研究，必须要借助诸多学科的理论和内容，联系、交叉、相辅为用。
最后，慈善史一路走来，从传统到现代，已积淀成为一种文化，自然与文化史（文化学）也紧密相联。要言之，慈善文化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围绕着慈善这个主体内容所产生形成的一种文化。它的核心是利他主义价值观，包含着文化应有的三个层次，一是表层，即物的层次。这主要由两个内容构成：一个是财富和支配财富的人，即捐赠方的人和物。也可以理解为慈善家和做善事的人与可供捐献的财物与人力资源。另一个是被救助的弱势群体，不仅包括所有被捐助的处在困境中的人，还包括被救助的人的生存环境（土地、房屋、水源、粮食、交通设施）。二是里层，即心的层次。这主要是慈善思想、慈善理念、慈善价值观。它是慈善文化最核心的层次，是慈善的灵魂，是支配慈善者慈善行为的动力源，是决定慈善文化存在发展最重要的一个层次。三是中间层，即心物结合的层次。这主要是将慈善理念和行为相结合，用组织和制度的形式规定下来，确立一定的行为规范，即慈善组织、慈善伦理、慈善章程、慈善法规等，供从事慈善的人去运作与遵守。 中国慈善史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来源于社会实践，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概括、总结和提升。作为社会史分支的一门专门史，慈善史对社会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为认识功能、实践功能、教化功能。
1.认识功能
中国慈善史的认识功能就是通过具体史料與理论研究，历史地、科学地揭示在慈善救济过程中出现的现象与问题，其理论可以为我们提供科学的社会知识，系统地阐释慈善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慈善产生与发展的条件，解释一系列慈善原理，如慈善行为、慈善组织与慈善文化等，以及预测慈善将来的发展趋势等，帮助人们获得新的慈善知识。具体而言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描述。描述功能是中国慈善史的基本功能，它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慈善史领域的具体体现。它记录、搜集和整理慈善事业的发展过程与现状资料，力求真实客观地反映社会发展的背景与特征。慈善史在占有大量真实感性材料的基础上，进一步整理与提炼，从而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
二是解释。我们在研究慈善事业的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慈善行为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应如何认识慈善行为，与之相关的重要因素有哪些。所谓解释，就是弄清慈善现象、慈善行为以及整个慈善组织的运作过程、发展的原因，从联系的、发展的观点多角度对慈善现象的产生和过程作出明确的理论说明。由于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有机整体，决定了慈善事业各部分在运行过程中必然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并且都要受到各种具体条件的制约。在分析具体的慈善行为时，要把因果分析上升到系统论、唯物辩证法的高度。可以说，中国慈善史学科的解释功能是因果分析与意义理解的统一。
三是预测。一切研究的目的是为现实服务，历史学最大的功能是能够以史为鉴，古为今用。所谓预测，就是在掌握已有知识和经验的基础上，对事物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预计和推测。中国慈善史所用资料繁多，既有各个时期的官方文书、档案、典籍，也有各地地方志、个人文集，还有出土文物、墓志等，多元反映当时人们的慈善活动。在占有浩繁资料的基础上，依据正确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将各个时期错综复杂的社会本质特性与相对稳定的因素联系起来，找到慈善事业发展的核心要素，用以指导人们从事慈善活动。
总而言之，慈善史的认识功能就是运用一套概念、判断、推理等分析方法，对复杂的慈善心理、慈善行为进行梳理排列，找出其因果联系与未来发展趋势，从而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慈善事业，进而更好地指导未来慈善事业的发展。
2.实践功能
一个新学科的诞生，意义不只在找到发展演变规律，更是要发挥其指导实践的现实作用，即马克思所谓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国慈善史的实践功能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提出新的慈善理论，为慈善事业的进行提供历史和现实的研究方法与指导。在研究慈善史的过程中，学界立足史实，又进行观点创新，推进慈善理论的发展。笔者在现有研究成果的辨析中，界定了某些概念，如“慈善”与“公益”，已获得学术界的基本认可;在多年的研究过程中提出了一些问题，如“慈善的官办与民办”“慈善的民族性”“慈善的动机效果及其层次之分”等，也引起了学术界的争鸣;在对中国慈善史发展与演变的历史进程的分析中，笔者还首次提出了一些观点，如以“劝善—扬善”为中心的古代慈善伦理，“政府—宗族—宗教—社会”四位一体的慈善运行机制，慈善的民族性、历史性与时代性的统一等。既结合了当前慈善事业研究的丰硕成果，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又提出了我们对慈善理论发展的一些思考，将慈善理论研究推向更深，为慈善事业运行、慈善组织规范提供指导和借鉴。
二是为社会史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方法。社会史研究是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过程，也是从理论到实践的必经环节。中国慈善史作为社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亦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广大慈善工作者为了解人们的慈善意识、慈善行为，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获取当时人们慈善意识、慈善行为的第一手资料。如民国时期对乞丐、流民、贫困人口和娼妓的调查研究，朱友渔对上海慈善事业的调查报告，当代慈善意识，家庭观念对慈善事业影响等调查。关于社会调查，慈善史有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方法、技术、程序和操作手段。这就赋予了慈善史研究强烈的实践意义，恰恰也是其他学科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的。
三是为志愿者和慈善工作者参与慈善事业管理提供必要的知识和技能。慈善事业是对财富和资源进行的第三次分配。第三次分配理论既是慈善事业赖以立足的基础，也是慈善事业自身所具有的重要功能之一。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强，世界各国慈善事业的社会地位逐渐凸显，日益成为社会分配和社会资源重组的一个重要途径。近年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分配制度改革不断深化，作为第三次分配的中国慈善事业的地位也更加突出。而慈善工作的开展需要专业的人才，需要对志愿者和慈善工作者进行专门的职业培训，以保证慈善事业正常与健康地开展。中国慈善史将古往今来慈善事业发展的经验教训进行梳理和总结，为慈善组织的管理提供历史借鉴和理论知识。
四是为政府制定正确的慈善政策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发展慈善事业，有利于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和协调社会发展，是调适社会关系和实现社会良性运行的“安全阀”。制定正确合理的慈善政策，是理论指导实践的必要环节和重要内容。即使理论正确，倘若没有科学的决策、采取正确的措施，中国慈善史也不能正确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相反，若政策正确、措施得当、方法科学、途径恰当，理论对人们的实践就会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中国慈善史注意综合研究各种社会条件、社会因素，并注意各种条件与因素的发展、变迁，这对传承与发展，制定符合国情的慈善政策是极为重要的，这也是广大实践工作者的必要参考。
总之，中国慈善史的实践功能主要表现为提出慈善理论、规范慈善机制、为社会救济提供科学依据、为慈善组织管理提供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以及参与社会问题研究，为缓和社会矛盾、防止贫富悬殊提供具体可行的方案。另外，中国慈善史还能够帮助人们掌握科学的社会知识，培养人们的专业技能，为政府制定合理的社会政策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3.教化功能
中国慈善史作为一门学科，具有道德教化的功能。人与社会密切相关，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受到社会的影响与制约。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环境与社会政策的剧烈变化，容易使人产生大量的思想认识问题。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思想在中国盛行，严重影响了人们的道德观。中国慈善史理论提倡人们无私奉献、不求回报，倡导人们发扬人道主义精神，用善心呼唤社会中的个人和群体捐献自己的金钱、物品，去帮助那些处于困境中的弱势群体。学习中国慈善史，也有助于我们树立正确的义利观，强化道德意识，弘扬高尚的道德情操，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错误思想。
因此，中国慈善史的教化功能，就是要展现中华民族优良品质和传统文化对当今社会的积极效应，将弘扬积德行善、崇德向善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发扬社会主义人道精神和倡行共产主义高尚品德连贯融汇，探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与途径。同时通过对爱心的呼唤与培育，践行社会公平正义，构筑新型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道德规范，并推进慈善事业与社会救济、社会保障三者之间的联系与互动，从而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综上所述，中国慈善史已有专业的学科概念、丰硕的研究成果、相应的研究人才队伍，还有广泛的社会需求，已具备成立独立学科的条件。在与社会史、慈善学与其他相邻学科的比较中，中国慈善史的学科知识体系更加明晰。其认识功能、实践功能和教化功能已能促使其发挥作为一门学科应有的效用。因此，笔者认为中国慈善史学科的成立已不只是简单的构想，而是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和切实的可行性。
【作者简介】周秋光，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社会史、慈善史。
黄均霞，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社会史、慈善史。
【责任编辑：王湉湉】
关键词 中国慈善史，学科，知识体系
中图分类号 K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20）04-0027-07
慈善史研究是近十年来的热门领域，随着中国慈善史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促其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呼声也愈高。那么中国慈善史能否成为一门学科呢？倘能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其学科的知识体系应包含什么？又有哪些功能？目前学界对中国慈善史的研究多集中在历代慈善事业发展演变的史实、慈善组织、特征与影响方面，①对慈善史学科的讨论及其体系的构建等方面的理论探索尚未见到。本文拟对中国慈善史学科成立的条件、体系构成及其功能的理论做一初步探讨，识者正之。
要弄清楚学科成立的条件，首先有必要厘清一下什么是“学科”。“学科”对应的英文词汇为“discipline”，《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将其解释为“知识领域”，尤其指大学的学科。②谷歌的翻译是“a branch of knowledge， typically one studied in higher education”，即“通常指高等教育中某种知识体系的分支”。③关于“学科”的概念，国内学界还没有统一的定义，主要有几种说法：一种是承袭了英文学科一词的含义，认为学科是“科学知识体系的分类”，不同的学科就是不同的知识体系，④突出学科是高校教学教研功能的基本单位。目前我国高校学科划分标准在2012年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基础上略有改动，分为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等13大门类，下辖500多种专业。基本上符合英文翻译的“学科”概念。另一種是认为学科是依据研究对象、研究特征、研究方法、研究目的、学科的派生来源等五个方面进行分类的、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包含“构成科学学术体系的各个分支”“在一定研究领域生成的专门知识”与“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专门的人员队伍和设施”三个要素，突出其在学术分类中的独立性与完整性。①
正因为对学科定义的不同，对学科成立的条件亦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认为要判定一个学科是否能称为学科，看它是否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是否具有学科的本质特征，即“是否是学科”;二是学科是否具有独立性，即“学科是否独立”。②也就是说，一门学问需要很好地区分本质与非本质的特征，挖掘出其本质的部分，并取得独立地位，才能成为学科。也有人在此基础上不断拓展，提出了一些学科建设的必备要素，如提出学科名称、形成学术带头人与核心著者群体、成立专业的学术机构、有系列的学术专著出版、开设高校课程等。③还有人认为，学科成立的条件应包括内在因素，如独一无二的研究对象、自成一体的理论体系、别具一格的研究方法、稳定可靠的人才队伍与颇有影响的学术成果等，与外部条件，如不可替代的价值作用、有支撑学科的学科阵地、有可靠保障的法律法规，两个大的部分。④总之，任何一门学科的建立都需要一定的客观条件。
那么中国慈善史能否成为一门学科呢？笔者认为，目前，中国慈善史已具备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条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有明确的研究对象。中国慈善史属于中国社会史的研究范畴。按照乔志强先生对中国社会史研究内容的划分，慈善事业即属于社会功能这一部分应当考察的内容。⑤从社会功能角度来考察社会慈善，我们认为，慈善事业研究的范围应当包括慈善救济和慈善教育两大方面，而慈善史研究则是对古今慈善事业发展演变的研究。
无论是古代还是近代，慈善家（古代称善人、善士）筹设的各种救灾办赈的组织，进行募捐、放赈等活动，无非是解决一个“养”和一个“教”的问题。所谓“养”就是慈善救济。其救济又分急赈、冬赈和春赈三种形式。三赈之外，在不同历史时期，我国还开展杂赈，即设平粜局、因利局、留养局、粥厂等名目繁多的慈善机构。这些慈善机构，或收养收容、施粥救民;或平价供应粮食，以免奸商哄抬米价;或资助农商困窘之民，使之不致失业等，都是慈善救济中“养”的基本内容。研究中国慈善史，就要充分掌握相关资料对这些救济活动的沿革及其社会影响等问题进行考察，作出评价。
还有一个“教”的问题。所谓“教”，就是慈善教育（含慈幼教育）。慈善教育的基本内容就是举办一些育幼机构来养育社会上那些弃婴、孤儿、难童。对于这些无辜的儿童，慈善机构不仅得养起来，而且还要担负起施教的责任。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慈善教育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虽然两宋时期已出现慈幼局、举子仓等慈善机构，但仍偏重于养。直到近代，慈善教育才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除建立起慈幼院外，还建立了一些相应的手工技艺场所，供贫儿学习文化与谋生技艺，俾便将来长大成人而不致重新沦落。因此，慈善教育也是慈善史研究中一个很重要的范围。
中国慈善史研究的对象，除上述两项外，还有一些相关的问题也需要加以探讨，如慈善事业兴起的社会背景、慈善事业的比较研究、对慈善事业的总体评价、慈善家的慈善思想或理念、办理慈善事业的成败得失等。另外，对慈善家济世救人的思想理念及其实践，分析其所产生、形成的原因，概括其所包含的内容与特征，以及评价其所具有的思想价值和社会作用，等等，也应是中国慈善史研究的范围。
二是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倡行慈善活动的国家之一，至今慈善活动仍是社会公益事业和人们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的转型，贫富差距与财富分配不均，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些新的弱势群体，如广大农村的贫困户、城镇里的下岗职工、进城农民工等，社会问题不断凸显。此外，社会上还广泛存在大量需要给予特殊关怀和照顾的人群，如老年人、孤儿、重病患者、残疾人以及各种自然灾害的受害者，等等。要解决这些问题，仅仅依靠政府是不够的，需要发挥社会慈善的力量。进入21世纪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慈善事业的发展，将慈善事业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补充。2005年、2011年，民政部两度出台了《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以促进慈善事业在弘扬传统美德、开展扶贫济困、建设和谐社会、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颁布实施，发挥了慈善立法的引领和规范作用，进一步激发了全社会崇德向善的力量，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事业健康发展。出于现实的需要，慈善研究蓬勃开展。 三是慈善史研究的需要。近年慈善史研究成果丰硕，但多以断代史、地区史、专题史为主，尚未出现一部完整的慈善史理论专著。丰富的研究成果与滞后的慈善史理论形成强烈的反差，难以发挥慈善理论的导向作用，对慈善史的研究极为不利。慈善史理论研究沉寂、滞后的局面，应当在今后的研究中有所改观。
与此同时，当代慈善研究领域还出现一些不良取向，如大量运用外国慈善界的研究理论，生搬硬套、不顾国情地使用一些慈善公益界的概念、框架，名义上是与国际接轨，实际上给当前的慈善事业研究造成了诸多的混乱与不堪。①无可否认，在全球化高速发展的今天，交流互鉴与吸取西方优秀的研究成果和方法无可厚非，但一味照搬抄袭而不加消化，又难免走向误区，甚至得出一些错误的结论。因此，在交流互鉴与吸取西方慈善史理论的同时，很有必要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际的自我概念体系和理论架构。②
四是慈善史学术研究队伍的壮大。高校或科研机构是理论研究的重要场所，也是优秀研究人才的汇聚之地与创业平台，是学术创新的高地。③中国慈善史研究开始于清末民初，1912年朱友渔提交给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慈善事业的精神》（中山大学中国公益慈善研究院翻译组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应该是最早的关于中国慈善史研究的专著，开中国慈善史研究之先河。而1937年邓云特的《中国救荒史》乃是民国时期慈善事业方面最具影响的著作。
1949年以后，中国慈善史研究一度沉寂。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人开始在此领域进行开拓。1994年2月24日《人民日报》刊发一篇题为《为慈善正名》的社论，彻底打破了慈善研究沉寂的局面。此后，从事慈善史研究的队伍不断壮大，为推动慈善史理论的发展和慈善史学科的建立提供了知识和人才的积累。
笔者早在1983年起便开始收集整理慈善家熊希龄的文集，1985年与先师林增平教授合署的《试论熊希龄》一文（《湖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5期），较早对熊希龄的慈善行为予以肯定。1988年笔者发表了《熊希齡的救灾办赈活动》一文（《湖南文史》1988年第2辑），全面梳理了熊希龄所从事的慈善救济事业;1991年又出版了《熊希龄与慈善教育事业》一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系统叙述论证了熊希龄所从事的慈善教育事业。因此，笔者或许是改革开放后较早进入慈善史研究领域的探路人与拓荒者。并且从1996年开始，笔者又拓荒了中国红十字会研究，深入国内外搜集各种红十字会档案报刊资料，于2000年发表《晚清时期的中国红十字会述论》（《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和《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慈善救护与赈济活动》（《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6期）。此后笔者陆续出版了《中国慈善简史》（与曾桂林合著，人民出版社，2006年）、《红十字会在中国》（人民出版社，2008年）、《近代中国慈善论稿》（人民出版社，2010年）、《湖南慈善史》（与张少利等合著，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中山慈善万人行研究》（与贺永田等合著，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年）、《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等慈善史方面的专著，还发表了大量的慈善史方面的论文，并指导培养了数十名硕士、博士从事慈善史方面的研究，为慈善史学科的建立奠定了相应的根基。与笔者同在慈善史研究队伍里从事慈善史研究的学术中坚尚有苏州大学的王卫平教授、池子华教授，河北大学的王文涛教授，西南大学的张文教授，中国海洋大学的蔡勤禹教授等，他们也都各自指导培养了慈善史研究的硕士、博士，并出版发表了有分量的慈善史研究成果。其中池子华教授先后撰写或主编了《百年红十字》《红十字与近代中国》《中国红十字（1904—2004）历史编年》（与郝如一合编）、《中国红十字运动通史》等多部慈善方面的著作和多篇重要论文，使中国红十字会史的研究达到新的水准。王卫平教授先后发表《清代苏州的慈善事业》《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民间慈善事业》等论著，深化了明清时期慈善事业史的研究。王文涛教授出版了《秦汉社会保障研究——以灾害救助为中心的考察》，张文教授出版了《宋朝社会救济研究》《宋朝民间慈善活动研究》，蔡勤禹教授出版了《青岛慈善史》《民间组织与灾荒救治——民国华洋义赈会研究》。又中国人民大学郑功成教授出版了《中华慈善事业》和《当代中国慈善事业》等著作，推动了当代慈善事业的研究。还有中国台湾学者梁其姿出版了《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日本学者夫马进出版了《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等成果，亦开阔了学界的视野，引领和促进了国内慈善史的相关研究。
近年来，我国举行了多次大型的国际慈善史学术研讨会，如2013年在深圳举行的慈善研讨会，2014年在陕西宝鸡举行的“佛教与公益慈善”研讨会、海峡两岸暨港澳慈善论坛，2019年在长沙举行的“回顾与前瞻：中国慈善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连续七届在深圳举办的全国公益慈善项目展览会以及历次《中国慈善蓝皮书》发布会暨研讨会等。此外，一些慈善类的国家重大课题开题时，也会组织大型高端研讨会。这些慈善事业研究研讨会，就慈善事业研究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和交流，取得了某些慈善史研究方面的共识，推动了慈善史理论的研究，吸引和培育了一大批慈善史研究的人才，为慈善史学科的创立提供了可能。
五是慈善专业的设置。慈善史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已在西方发达国家取得了较为稳固的地位，在美国，已开设了专门的慈善专业课程，毕业后授予专门的慈善学位。相比之下，我国慈善专业人才的培养出现较晚。2012年9月17日，中国首家慈善事业管理专业在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开班。在该专业当天举行的开学典礼上，北师大珠海分校副校长吴忠魁表示，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与宋庆龄基金会、中国基金会中心网合作，致力于中国公益慈善领域精英的培养，全力打造中国公益慈善领域的“黄埔军校”。慈善事业管理专业创新培养模式，主要面向中国境内有实力、有影响的公益慈善组织和机构实行订单式培养，注重与国际接轨，包括借鉴发达国家经验设计专业课程、引进外国原版教材、聘请国际知名公益慈善教育专家任教、开设国际短期课程等。该专业还采取跨专业招生方式，2012年已通过此种方式，招收到来自该校12个学院18个专业的30名学生入读。①另外，国内部分高校，如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苏州大学社会学院等，都为其中国史学科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开设了专门的慈善史课程，由研究慈善史的教授专任授课。 从上述论述可知，中国慈善史研究具备明确的研究对象，具有独特的学科本质特征。社会发展和中国慈善研究的需要是其成立的外部条件，研究队伍的壮大以及一大批杰出的学术带头人的出现、大学慈善专业的设置等诸多因素，表明中國慈善史完全有可能成为一门独立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这是社会发展的趋势使然。
中国慈善史作为一门学科，其知识体系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历史学、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理论和知识。但中国慈善史的研究对象也不是包罗万象，它与诸学科间既有紧密的联系又有相应的区别。
首先，我们要明白慈善史与社会史的关系。前文已经提到，慈善史从属于社会史，二者的关系十分密切。社会史的知识体系纷繁复杂，包括社会构成、社会生活和社会功能三部分。具体细分，社会构成包括人口、家庭、婚姻、宗教、社区、民族、阶级（阶层）等内容;社会生活包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人际关系等内容;社会功能包括教养功能、控制功能、变革功能等内容。那么到底社会史中的哪些内容属于慈善史呢？笔者认为，慈善史记录中国慈善事业发生发展的历史，慈善事业救贫济困、修整社会破坏缺失、调节社会矛盾，主要涉及社会史中“社会功能”的内容。当然，也离不开社会构成和社会生活两个部分。因为慈善活动和慈善事业不是单个的社会现象，它总是存在于一定具体的社会条件和环境中，与人口、家庭、宗族、民族等社会构成要素有着深厚的渊源。如宗族，它是传统社会中家庭的扩大，又和婚姻联系在一起，宗族慈善由此发生，并形成相应的思想、制度、理论，进而影响人们的生活，成为联结宗族关系，强化宗族凝聚力的重要纽带。与此同时，慈善还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因为慈善行为反映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如温饱）与精神生活（如宗教）以及人际关系（如亲缘、地缘、业缘、富人与穷人），由此诸如宗教慈善、社会慈善得以一一发生。
那么慈善史与社会史的区别是什么？社会史，是社会全体成员在社会生活活动各个方面的演变情况及其具体规律的历史。而慈善史，则是包含在社会中的部分处于弱势或困境中的成员及与之相关的条件与事物的历史。慈善史的知识体系结构和具体内容有四个组成部分：（一）慈善环境，即慈善得以发生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包括自然灾害的发生、贫富不均与相应的社会问题发生与治理、人文环境与教育程度、社区变动与发展程度等;（二）慈善行为，即在灾害产生或贫富不均等问题出现之后，采取各种措施来修复和调整社会破坏的过程，并想方设法避免或减少类似情况发生，包括赈灾、防灾、救贫、济困、恤老、扶弱、助孤以及慈善教育等活动;（三）慈善制度与文化，即在进行慈善行为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些规范、制度和秩序，乃至文化氛围，包括慈善组织、慈善家群体、慈善法制、慈善思想等内容;（四）慈善功能，即慈善事业的发生与进行之中或之后，对社会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包括社会教化功能、经济再生功能、社会控制功能等方面。
其次，我们也要了解慈善史与慈善学的关系。慈善学目前还没有产生，笔者认为，慈善学主要是以人类的慈善活动及其发展作为研究对象，其运用社会学、人类学、统计学和公共管理学等学科知识与理论进行研究，是一门综合学科。其立足于慈善发展的当代，即现在;而慈善史则是立足于过去、历史上已经发生了的慈善现象、制度与规律，是具体时空中一部分特定慈善活动与现象的专史，是对过去的慈善行为、慈善经验的总结和梳理。虽然慈善学包含了一定的慈善发展变迁内容，但是它只侧重研究当下慈善发展的现象与发展的理论;而慈善史则是研究过去人类历史活动中“慈善”这一部分的历史及其规律，为今天的慈善发展提供镜鉴与启示。“慈善学”可以为慈善史的研究提供一定的方法和理论指导。但二者的研究目标、研究重点、研究方法都不一样，不能混淆。
再次，我们还要弄清楚慈善史与其他相邻学科的关系。在慈善史研究中，会涉及一些过去和现在慈善领域中的规范和秩序性的东西，即“慈善伦理”，故慈善史就与哲学史中的伦理史（当代哲学中的伦理学）有重要关系。又慈善事业被看作是经济社会中的第三次分配，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社会成员收入与分配的调节器，故慈善史也就与经济史（经济学）有重要关系。而且，近代以来出现了为慈善筹款的福利彩票和义演义卖，特别是当代，还出现了慈善信托，2016年出台的《慈善法》专门为慈善信托列了专章，鼓励慈善部门与非慈善部门联姻，其实就是让慈善资本运营增值（国外称慈善资本主义），故慈善史与商业史（商学）和金融史（金融学）亦有相当关系。此外，从历史到现实，慈善始终都离不开政府等部门的管理，而管理又涉及管理的手段和方式，如政府管理（行政管理）、社会管理（公共管理）、制度管理（法律法规）、舆论监督（新闻报刊），故慈善史与政治史（政治学）、民政史（民政学）、管理史（管理学）、法制史（法学）、新闻史（新闻学）等亦不无关系。因此，慈善史研究，必须要借助诸多学科的理论和内容，联系、交叉、相辅为用。
最后，慈善史一路走来，从传统到现代，已积淀成为一种文化，自然与文化史（文化学）也紧密相联。要言之，慈善文化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围绕着慈善这个主体内容所产生形成的一种文化。它的核心是利他主义价值观，包含着文化应有的三个层次，一是表层，即物的层次。这主要由两个内容构成：一个是财富和支配财富的人，即捐赠方的人和物。也可以理解为慈善家和做善事的人与可供捐献的财物与人力资源。另一个是被救助的弱势群体，不仅包括所有被捐助的处在困境中的人，还包括被救助的人的生存环境（土地、房屋、水源、粮食、交通设施）。二是里层，即心的层次。这主要是慈善思想、慈善理念、慈善价值观。它是慈善文化最核心的层次，是慈善的灵魂，是支配慈善者慈善行为的动力源，是决定慈善文化存在发展最重要的一个层次。三是中间层，即心物结合的层次。这主要是将慈善理念和行为相结合，用组织和制度的形式规定下来，确立一定的行为规范，即慈善组织、慈善伦理、慈善章程、慈善法规等，供从事慈善的人去运作与遵守。 中国慈善史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来源于社会实践，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概括、总结和提升。作为社会史分支的一门专门史，慈善史对社会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为认识功能、实践功能、教化功能。
1.认识功能
中国慈善史的认识功能就是通过具体史料與理论研究，历史地、科学地揭示在慈善救济过程中出现的现象与问题，其理论可以为我们提供科学的社会知识，系统地阐释慈善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慈善产生与发展的条件，解释一系列慈善原理，如慈善行为、慈善组织与慈善文化等，以及预测慈善将来的发展趋势等，帮助人们获得新的慈善知识。具体而言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描述。描述功能是中国慈善史的基本功能，它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慈善史领域的具体体现。它记录、搜集和整理慈善事业的发展过程与现状资料，力求真实客观地反映社会发展的背景与特征。慈善史在占有大量真实感性材料的基础上，进一步整理与提炼，从而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
二是解释。我们在研究慈善事业的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慈善行为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应如何认识慈善行为，与之相关的重要因素有哪些。所谓解释，就是弄清慈善现象、慈善行为以及整个慈善组织的运作过程、发展的原因，从联系的、发展的观点多角度对慈善现象的产生和过程作出明确的理论说明。由于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有机整体，决定了慈善事业各部分在运行过程中必然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并且都要受到各种具体条件的制约。在分析具体的慈善行为时，要把因果分析上升到系统论、唯物辩证法的高度。可以说，中国慈善史学科的解释功能是因果分析与意义理解的统一。
三是预测。一切研究的目的是为现实服务，历史学最大的功能是能够以史为鉴，古为今用。所谓预测，就是在掌握已有知识和经验的基础上，对事物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预计和推测。中国慈善史所用资料繁多，既有各个时期的官方文书、档案、典籍，也有各地地方志、个人文集，还有出土文物、墓志等，多元反映当时人们的慈善活动。在占有浩繁资料的基础上，依据正确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将各个时期错综复杂的社会本质特性与相对稳定的因素联系起来，找到慈善事业发展的核心要素，用以指导人们从事慈善活动。
总而言之，慈善史的认识功能就是运用一套概念、判断、推理等分析方法，对复杂的慈善心理、慈善行为进行梳理排列，找出其因果联系与未来发展趋势，从而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慈善事业，进而更好地指导未来慈善事业的发展。
2.实践功能
一个新学科的诞生，意义不只在找到发展演变规律，更是要发挥其指导实践的现实作用，即马克思所谓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国慈善史的实践功能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提出新的慈善理论，为慈善事业的进行提供历史和现实的研究方法与指导。在研究慈善史的过程中，学界立足史实，又进行观点创新，推进慈善理论的发展。笔者在现有研究成果的辨析中，界定了某些概念，如“慈善”与“公益”，已获得学术界的基本认可;在多年的研究过程中提出了一些问题，如“慈善的官办与民办”“慈善的民族性”“慈善的动机效果及其层次之分”等，也引起了学术界的争鸣;在对中国慈善史发展与演变的历史进程的分析中，笔者还首次提出了一些观点，如以“劝善—扬善”为中心的古代慈善伦理，“政府—宗族—宗教—社会”四位一体的慈善运行机制，慈善的民族性、历史性与时代性的统一等。既结合了当前慈善事业研究的丰硕成果，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又提出了我们对慈善理论发展的一些思考，将慈善理论研究推向更深，为慈善事业运行、慈善组织规范提供指导和借鉴。
二是为社会史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方法。社会史研究是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过程，也是从理论到实践的必经环节。中国慈善史作为社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亦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广大慈善工作者为了解人们的慈善意识、慈善行为，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获取当时人们慈善意识、慈善行为的第一手资料。如民国时期对乞丐、流民、贫困人口和娼妓的调查研究，朱友渔对上海慈善事业的调查报告，当代慈善意识，家庭观念对慈善事业影响等调查。关于社会调查，慈善史有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方法、技术、程序和操作手段。这就赋予了慈善史研究强烈的实践意义，恰恰也是其他学科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的。
三是为志愿者和慈善工作者参与慈善事业管理提供必要的知识和技能。慈善事业是对财富和资源进行的第三次分配。第三次分配理论既是慈善事业赖以立足的基础，也是慈善事业自身所具有的重要功能之一。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强，世界各国慈善事业的社会地位逐渐凸显，日益成为社会分配和社会资源重组的一个重要途径。近年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分配制度改革不断深化，作为第三次分配的中国慈善事业的地位也更加突出。而慈善工作的开展需要专业的人才，需要对志愿者和慈善工作者进行专门的职业培训，以保证慈善事业正常与健康地开展。中国慈善史将古往今来慈善事业发展的经验教训进行梳理和总结，为慈善组织的管理提供历史借鉴和理论知识。
四是为政府制定正确的慈善政策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发展慈善事业，有利于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和协调社会发展，是调适社会关系和实现社会良性运行的“安全阀”。制定正确合理的慈善政策，是理论指导实践的必要环节和重要内容。即使理论正确，倘若没有科学的决策、采取正确的措施，中国慈善史也不能正确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相反，若政策正确、措施得当、方法科学、途径恰当，理论对人们的实践就会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中国慈善史注意综合研究各种社会条件、社会因素，并注意各种条件与因素的发展、变迁，这对传承与发展，制定符合国情的慈善政策是极为重要的，这也是广大实践工作者的必要参考。
总之，中国慈善史的实践功能主要表现为提出慈善理论、规范慈善机制、为社会救济提供科学依据、为慈善组织管理提供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以及参与社会问题研究，为缓和社会矛盾、防止贫富悬殊提供具体可行的方案。另外，中国慈善史还能够帮助人们掌握科学的社会知识，培养人们的专业技能，为政府制定合理的社会政策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3.教化功能
中国慈善史作为一门学科，具有道德教化的功能。人与社会密切相关，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受到社会的影响与制约。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环境与社会政策的剧烈变化，容易使人产生大量的思想认识问题。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思想在中国盛行，严重影响了人们的道德观。中国慈善史理论提倡人们无私奉献、不求回报，倡导人们发扬人道主义精神，用善心呼唤社会中的个人和群体捐献自己的金钱、物品，去帮助那些处于困境中的弱势群体。学习中国慈善史，也有助于我们树立正确的义利观，强化道德意识，弘扬高尚的道德情操，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错误思想。
因此，中国慈善史的教化功能，就是要展现中华民族优良品质和传统文化对当今社会的积极效应，将弘扬积德行善、崇德向善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发扬社会主义人道精神和倡行共产主义高尚品德连贯融汇，探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与途径。同时通过对爱心的呼唤与培育，践行社会公平正义，构筑新型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道德规范，并推进慈善事业与社会救济、社会保障三者之间的联系与互动，从而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综上所述，中国慈善史已有专业的学科概念、丰硕的研究成果、相应的研究人才队伍，还有广泛的社会需求，已具备成立独立学科的条件。在与社会史、慈善学与其他相邻学科的比较中，中国慈善史的学科知识体系更加明晰。其认识功能、实践功能和教化功能已能促使其发挥作为一门学科应有的效用。因此，笔者认为中国慈善史学科的成立已不只是简单的构想，而是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和切实的可行性。
【作者简介】周秋光，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社会史、慈善史。
黄均霞，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社会史、慈善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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