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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自己的读书笔记，第一次读毕《解读周作人》的时间是2001年6月8日，距离这一次开始重读刚好整整七年零一个月。当然，上一次所读是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8月第1版；这一次所读是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6月第1版，是十四年之后的修订重版本，其中增加了“附录”部分的四篇文章。
七年之后再读，居然感到书中观点以及议论毫不过时，而这大概也就是作者和出版社敢于重印此书的理由所在吧。当然，更直接的理由应该是这本书在学界的久获盛誉以及踪迹难觅，但这其实还是由著作本身的质量所决定的。
重读之后不免有所感慨：感触最深者居然还是和七年前所留下的印象一样，即此书最突出一个特点亦即最大的优点就是完全从自己的阅读感受出发、用自己的语言来展开论述，这样就和一般学术味或者学究气更浓的研究论著拉开了距离。至于何以如此，首先可能和刘绪源在写作时的“业余”心态有关：他是因为自己读书有了感兴而开始写作，而这样的研究写作其实并不是他个人的本职工作，因此就不含有为谋生而写作的心态焦虑，也不必为写法是否符合所谓的学术规范而畏首畏尾。当然，这大概也和研究对象有关：印象中以研究周作人知名的学者，无论是年岁较长的舒芜和钱理群，还是稍为年轻一辈的孙郁和止庵，其研究周作人的著作在表达上都有一种相对自由的倾向，想来应该是在研读周作人作品的过程中也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吧。
当然，作为研究著作，一般的学术理路还是必须遵守的。即如刘绪源这部显得略为不衫不履的著作，其实也是有着一个相对比较系统的框架的，正如他自己在原来的后记中所说，大致就是以“涩味”与“简单味”来界定周作人文章之两种不同的写作风格，再将其与周作人的老人心态和儿童心态联系在一起分析，并且以之为标准来审视周作人散文在当时文学格局中的地位以及对后世的影响。从全书的分析来看，这两个概念的选定还是非常合适的，确是有助于研究者——以及读者——更准确地把握周作人的创作取向及其独异之处。至于作为主题展开部分的第二章和第六章对周作人与鲁迅、俞平伯、废名之间异同的比较，如果参照后来出版的孙郁著《鲁迅与周作人》《周作人和他的苦雨斋》二书，就可以看出，刘绪源在这里简单提到的一些观点，后来在孙郁的著作中都得到了全面深入的阐述分析，而两人在很多问题上的结论是基本一致的。
不过，作为全书主体部分的第三章和第四章，将周作人散文分为杂著、小品和书话三类，似乎还显得不是那么恰切，论者自己在分析中也不得不一再说三者之间，尤其是小品和书话之间殊难明确界定。究竟应该怎么给周作人散文分类，这是一个比较难于处理的问题。周作人自己在1926年8月10日所写的《艺术与生活·自序一》中曾经将自己的文章区分为“论文”与“随笔”两种，大致就是将收入《艺术与生活》中的文章看作论文，而其余诸文则是随笔。其后，在1940年2月26日所写的《书房一角·原序》中总结自己的创作历程时又这样说：
我写文章，始于光绪乙巳，于今已有三十六年了。这个期间可以分做三节，其一是乙巳至民国十年顷，多翻译外国作品，其二是民国十一年以后，写批评文章，其三是民国廿一年以后，只写随笔，或称读书录，我则云看书偶记，似更简明的当。
也就是说，其散文可以分为两种类型，批评文章和随笔，二者可以写作时间为界来划分。但是，周作人晚年的那些短文固然可以看作随笔，其早年《雨天的书》之类的作品，似乎也不能就算作批评文章的，实际上也确是更加接近于后期的随笔，所以并不能真的就以时间来区分的。我个人比较倾向于以论文、杂文和随笔来分：一般正襟危坐谈论问题的是论文，包括早年《艺术与生活》中的篇章，也包括1940年代《中国的思想问题》诸文；《谈虎集》一类直接进行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文章，属于杂文；其余占了周作人创作之大部的，都算是随笔。但如果以此为标准来分类，具体操作起来也很麻烦，并不见得就比刘绪源的分类更为合理。大致来说，作者在写作时就是随意命笔，根本不存在什么文体意识在胸中，研究者(包括作者本人)为了分析和言说的方便来硬加区划，标准难定自然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说到对刘绪源的这一观点不太认同，就不能不再提到作为这本书新序的舒芜先生之《真赏尚存斯文未坠》一文。这本是《解读周作人》一书1994年初版后舒芜所写的书评，刘绪源认为说得很好，于是在新版时就以之为代序，取代了原来洁泯的那篇序言。舒芜此文首先发表于1995年第5期的《读书》杂志，我还是先读此评而后再寻找并拜读刘绪源的原著的。但是现在重读，却觉得也许舒芜是误读了刘绪源的意思。
舒芜在文章中引述了刘绪源关于周作人那些“更平淡朴素，一眼望去更找不到好处的本色文章”的议论之后，接着论道：
阅读周作人可以分为从低到高的五个层次，第四层是“能知周作人中年以后那些‘文抄公’之文的价值，而对于那些不大抄书的完全本色文章的价值未能充分看重者。最高一层是能明确推重他晚年那些完全本色文章的成就超越早年名作之上者”。
显然，舒芜这里所说的“完全本色文章”，是指周作人晚年所写的那些“不大抄书”的文章，具体来说就是从《药味集》《书房一角》之后的那些文章，甚至可以说包括周作人1949年以后的散文，因为抗战胜利之后或者就是他本人六十岁之后才算是周作人的“晚年”吧。但是刘绪源在这本书第153～154页详细分析后宣布为“真正的本色文章”的作品，却是写于1935年10月、曾经收入《苦竹杂记》的《隅田川两岸一览》一文，正是典型的“‘文抄公’之文”，显然并非“不大抄书”才算“本色文章”。至于周作人1949年之后的散文，刘绪源在写于1993年的后记中曾经说过：“到解放以后，别的作家不说，就连周作人自己的散文也时或不如以前。”后面一句，在1994年的初版中是这样写的：“就连周作人自己的散文也大不如前了。”态度更加明确。由此可见，刘绪源和舒芜对周作人晚年散文的评价是不一样的，舒芜说自己是读了刘绪源此书才认识到周作人“晚年那些完全本色文章的成就”，其实是一种误读。刘先生所说的“本色”，是相对于周作人“较多地运用了技巧的文章，如早期锋芒较露的杂文，或那些色彩比较鲜亮的小品”而言的，即相对于20年代的这些作品，周作人三四十年代的书话类散文属于本色文章，看不出运用了什么技巧。
舒芜的这种误解，刘绪源似乎没有发现。当然，也可能是他另有理解：虽然觉得舒芜的这一阐释和自己的本意有距离，但全文在总体上还是言之成理、可以自圆其说的，因而不妨对此误解聊且忽略不计。若是这样，其实倒不妨在“新版后记”中略加说明的。
除了舒芜对刘先生原书的误解之 外，刘绪源在这本书中还有几处表述不太准确的地方，附带在此一并指出。
第51页提到周作人在1927年的那次逃难，说是“自‘四·一二’之后不久，《语丝》被封，周作人与刘半农被迫逃难，避往菜厂胡同一日本友人家”，并说“这是周作人成年后唯一的一次逃难”。其实这样说是不准确的。周作人的这次逃难是在1927年的10月底，是因为北京的北新书局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查封，《语丝》被迫停刊，这虽然是发生于“四一二”之后，但和蒋介石制造的“四一二”关系并不大。而且，这也不是周作人“成年后唯一的一次逃难”。十年前，1917年7月，刚到北京不久的周作人就因为遇上了张勋复辟事件，于7月7日至14日和鲁迅一起移居崇文门内船板胡同新华旅馆。1927年这次，已经是周作人到北京后的第二次逃难了。
第72页中间：“所以曹聚仁说‘隐者多是带性负气之人’。”第178页再次引用此语。按：此语见曹聚仁1934年所写的《从孔融到陶渊明的路》一文，但曹文明明写的是：“朱晦庵谓‘隐者多是带性负气之人’。”也就是说，这是朱熹的话(原出《朱子语类》卷140)，曹聚仁只是转述而已，不能直接就说是曹聚仁的话的。
第165页注释8中的《胡适往来书信集》，应作《胡适来往书信选》。
第196页第二段开头：“绝句的特点，是简练而又跳跃。一首诗所表现的，常常不是一个场景，而是一连串的场景，场景与场景之间，没有连缀和过渡；有时一句诗中就包含着几种物象，也都不用连缀，如‘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就是著名的好例。”所引诗句出自温庭筠的律诗《商山早行》：“晨起动征铎，客行悲故乡。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槲叶落山路，枳花明驿墙。因思杜陵梦，凫雁满回塘。”诗虽著名，引在这里却不是一个“好例”，因为这里讨论的是“绝句的特点”。
另外，阅读中还校出两个错字：第47页第6行的“大事大非”，应作“大是大非”；第120页第6行的“面竹题记”应作“画竹题记”。
刘绪源是一个对自己的文字非常讲究的人，看这部《解读周作人》新版对旧版中一些极细微处的文字改动就可以知道。这里指出书中的几处失误，希望在重印时能够得到更正，同时，也希望此书能够早日重印。
(本文编辑：李 焱)
七年之后再读，居然感到书中观点以及议论毫不过时，而这大概也就是作者和出版社敢于重印此书的理由所在吧。当然，更直接的理由应该是这本书在学界的久获盛誉以及踪迹难觅，但这其实还是由著作本身的质量所决定的。
重读之后不免有所感慨：感触最深者居然还是和七年前所留下的印象一样，即此书最突出一个特点亦即最大的优点就是完全从自己的阅读感受出发、用自己的语言来展开论述，这样就和一般学术味或者学究气更浓的研究论著拉开了距离。至于何以如此，首先可能和刘绪源在写作时的“业余”心态有关：他是因为自己读书有了感兴而开始写作，而这样的研究写作其实并不是他个人的本职工作，因此就不含有为谋生而写作的心态焦虑，也不必为写法是否符合所谓的学术规范而畏首畏尾。当然，这大概也和研究对象有关：印象中以研究周作人知名的学者，无论是年岁较长的舒芜和钱理群，还是稍为年轻一辈的孙郁和止庵，其研究周作人的著作在表达上都有一种相对自由的倾向，想来应该是在研读周作人作品的过程中也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吧。
当然，作为研究著作，一般的学术理路还是必须遵守的。即如刘绪源这部显得略为不衫不履的著作，其实也是有着一个相对比较系统的框架的，正如他自己在原来的后记中所说，大致就是以“涩味”与“简单味”来界定周作人文章之两种不同的写作风格，再将其与周作人的老人心态和儿童心态联系在一起分析，并且以之为标准来审视周作人散文在当时文学格局中的地位以及对后世的影响。从全书的分析来看，这两个概念的选定还是非常合适的，确是有助于研究者——以及读者——更准确地把握周作人的创作取向及其独异之处。至于作为主题展开部分的第二章和第六章对周作人与鲁迅、俞平伯、废名之间异同的比较，如果参照后来出版的孙郁著《鲁迅与周作人》《周作人和他的苦雨斋》二书，就可以看出，刘绪源在这里简单提到的一些观点，后来在孙郁的著作中都得到了全面深入的阐述分析，而两人在很多问题上的结论是基本一致的。
不过，作为全书主体部分的第三章和第四章，将周作人散文分为杂著、小品和书话三类，似乎还显得不是那么恰切，论者自己在分析中也不得不一再说三者之间，尤其是小品和书话之间殊难明确界定。究竟应该怎么给周作人散文分类，这是一个比较难于处理的问题。周作人自己在1926年8月10日所写的《艺术与生活·自序一》中曾经将自己的文章区分为“论文”与“随笔”两种，大致就是将收入《艺术与生活》中的文章看作论文，而其余诸文则是随笔。其后，在1940年2月26日所写的《书房一角·原序》中总结自己的创作历程时又这样说：
我写文章，始于光绪乙巳，于今已有三十六年了。这个期间可以分做三节，其一是乙巳至民国十年顷，多翻译外国作品，其二是民国十一年以后，写批评文章，其三是民国廿一年以后，只写随笔，或称读书录，我则云看书偶记，似更简明的当。
也就是说，其散文可以分为两种类型，批评文章和随笔，二者可以写作时间为界来划分。但是，周作人晚年的那些短文固然可以看作随笔，其早年《雨天的书》之类的作品，似乎也不能就算作批评文章的，实际上也确是更加接近于后期的随笔，所以并不能真的就以时间来区分的。我个人比较倾向于以论文、杂文和随笔来分：一般正襟危坐谈论问题的是论文，包括早年《艺术与生活》中的篇章，也包括1940年代《中国的思想问题》诸文；《谈虎集》一类直接进行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文章，属于杂文；其余占了周作人创作之大部的，都算是随笔。但如果以此为标准来分类，具体操作起来也很麻烦，并不见得就比刘绪源的分类更为合理。大致来说，作者在写作时就是随意命笔，根本不存在什么文体意识在胸中，研究者(包括作者本人)为了分析和言说的方便来硬加区划，标准难定自然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说到对刘绪源的这一观点不太认同，就不能不再提到作为这本书新序的舒芜先生之《真赏尚存斯文未坠》一文。这本是《解读周作人》一书1994年初版后舒芜所写的书评，刘绪源认为说得很好，于是在新版时就以之为代序，取代了原来洁泯的那篇序言。舒芜此文首先发表于1995年第5期的《读书》杂志，我还是先读此评而后再寻找并拜读刘绪源的原著的。但是现在重读，却觉得也许舒芜是误读了刘绪源的意思。
舒芜在文章中引述了刘绪源关于周作人那些“更平淡朴素，一眼望去更找不到好处的本色文章”的议论之后，接着论道：
阅读周作人可以分为从低到高的五个层次，第四层是“能知周作人中年以后那些‘文抄公’之文的价值，而对于那些不大抄书的完全本色文章的价值未能充分看重者。最高一层是能明确推重他晚年那些完全本色文章的成就超越早年名作之上者”。
显然，舒芜这里所说的“完全本色文章”，是指周作人晚年所写的那些“不大抄书”的文章，具体来说就是从《药味集》《书房一角》之后的那些文章，甚至可以说包括周作人1949年以后的散文，因为抗战胜利之后或者就是他本人六十岁之后才算是周作人的“晚年”吧。但是刘绪源在这本书第153～154页详细分析后宣布为“真正的本色文章”的作品，却是写于1935年10月、曾经收入《苦竹杂记》的《隅田川两岸一览》一文，正是典型的“‘文抄公’之文”，显然并非“不大抄书”才算“本色文章”。至于周作人1949年之后的散文，刘绪源在写于1993年的后记中曾经说过：“到解放以后，别的作家不说，就连周作人自己的散文也时或不如以前。”后面一句，在1994年的初版中是这样写的：“就连周作人自己的散文也大不如前了。”态度更加明确。由此可见，刘绪源和舒芜对周作人晚年散文的评价是不一样的，舒芜说自己是读了刘绪源此书才认识到周作人“晚年那些完全本色文章的成就”，其实是一种误读。刘先生所说的“本色”，是相对于周作人“较多地运用了技巧的文章，如早期锋芒较露的杂文，或那些色彩比较鲜亮的小品”而言的，即相对于20年代的这些作品，周作人三四十年代的书话类散文属于本色文章，看不出运用了什么技巧。
舒芜的这种误解，刘绪源似乎没有发现。当然，也可能是他另有理解：虽然觉得舒芜的这一阐释和自己的本意有距离，但全文在总体上还是言之成理、可以自圆其说的，因而不妨对此误解聊且忽略不计。若是这样，其实倒不妨在“新版后记”中略加说明的。
除了舒芜对刘先生原书的误解之 外，刘绪源在这本书中还有几处表述不太准确的地方，附带在此一并指出。
第51页提到周作人在1927年的那次逃难，说是“自‘四·一二’之后不久，《语丝》被封，周作人与刘半农被迫逃难，避往菜厂胡同一日本友人家”，并说“这是周作人成年后唯一的一次逃难”。其实这样说是不准确的。周作人的这次逃难是在1927年的10月底，是因为北京的北新书局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查封，《语丝》被迫停刊，这虽然是发生于“四一二”之后，但和蒋介石制造的“四一二”关系并不大。而且，这也不是周作人“成年后唯一的一次逃难”。十年前，1917年7月，刚到北京不久的周作人就因为遇上了张勋复辟事件，于7月7日至14日和鲁迅一起移居崇文门内船板胡同新华旅馆。1927年这次，已经是周作人到北京后的第二次逃难了。
第72页中间：“所以曹聚仁说‘隐者多是带性负气之人’。”第178页再次引用此语。按：此语见曹聚仁1934年所写的《从孔融到陶渊明的路》一文，但曹文明明写的是：“朱晦庵谓‘隐者多是带性负气之人’。”也就是说，这是朱熹的话(原出《朱子语类》卷140)，曹聚仁只是转述而已，不能直接就说是曹聚仁的话的。
第165页注释8中的《胡适往来书信集》，应作《胡适来往书信选》。
第196页第二段开头：“绝句的特点，是简练而又跳跃。一首诗所表现的，常常不是一个场景，而是一连串的场景，场景与场景之间，没有连缀和过渡；有时一句诗中就包含着几种物象，也都不用连缀，如‘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就是著名的好例。”所引诗句出自温庭筠的律诗《商山早行》：“晨起动征铎，客行悲故乡。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槲叶落山路，枳花明驿墙。因思杜陵梦，凫雁满回塘。”诗虽著名，引在这里却不是一个“好例”，因为这里讨论的是“绝句的特点”。
另外，阅读中还校出两个错字：第47页第6行的“大事大非”，应作“大是大非”；第120页第6行的“面竹题记”应作“画竹题记”。
刘绪源是一个对自己的文字非常讲究的人，看这部《解读周作人》新版对旧版中一些极细微处的文字改动就可以知道。这里指出书中的几处失误，希望在重印时能够得到更正，同时，也希望此书能够早日重印。
(本文编辑：李 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