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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好久没去看我的小学老师谭笔生了。趁着放假，我回云阳去看望了她。
那是一个灿烂的早晨，我来到了谭老师家。只见谭老师躺坐在靠椅上，没有了几年前的硬朗，于是，我亲切地叫了声：
“谭老师。”
“你哪一个？”
“我——吴维山。”
“呵，维山啊，你坐，你坐！你再不来，就可能看不到我了。我现在眼睛也不行了。前不久，还到重庆去做了个肾上的手术，把肾上的一个肉瘤割了下来。”听到这儿，我赶紧坐在老师身旁，和她拉起了家常。寒暄之间，我突然发现墙上贴着夏一阳（谭老师的丈夫）老师送给她的80寿辰诗：
风雨八十年，泥泞共患难。
肝胆一古剑，波涛两神仙。
哎呀，失礼！我暗自责备自己，为什么没来为老师祝寿。谭老师见我的窘相，便说开了：
“夏丹（谭老师的大儿子）说，你要来为我祝寿，我叫他不通知你，也没通知其他人，只是自家人在一起为我过了个80岁生日。”
接着，她又说：“维山，你再来看我的时候，可能就是黄土了。我给你弹个曲子，作个纪念吧！”
于是，老师在钢琴上弹了起来：“我站在海岸上，把祖国的台湾岛遥望……”
看到谭老师的指尖在琴键上飞舞，随着她轻声的哼唱，此时的我，温暖而百感交集。眼泪也止不住地向外流。我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但悠扬的琴声，却把我的思绪引向了儿时那个特殊的年代。
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便遇到了从县城实验小学下放来的“右派”谭笔生老师。她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漂亮，声音好听。
那天，谭老师教我们读《一捆教科书》。那个年代，大家都不用普通话教学，可谭老师却说道：“同学们，这篇课文我用普通话给你们读一遍。”谭老师用标准的普通话一范读，这时，教室里就静寂了。大家沉浸在谭老师那声情并茂的朗读里，真切地感受到延安小学的孩子们那种对书的渴望。尤其是张指导员用生命保护那一捆教科书的情境和他断断续续的话语：“书……书……”“你们要……好好学习……将来……”一直深深地留存于我的记忆里。
从此，我便喜欢上了谭老师的诵读。由于我很听话，加之她的家庭成分和我家的家庭成分一样“高”，所以她对我格外关注。
每天放学前，她就把一篇从报纸上选下来的文章交给我，让我第二天一大早在学校后面的山头上用话筒大声地播出去。或者，让我在她家看小人书。前苏联作家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就是在每天的黄昏后读完的。主人公阿廖沙在一天做了十多个小时的苦工之后，趁着主人都睡着了才起身借着圣母像下的灯光读书。即使惨遭毒打，从身上钳出了四十二根刺，他还是坚持读书。那时还年幼的我，看着阿廖沙对书的渴望，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感觉。虽然儿时不懂生活清苦，只要有伙伴一起玩耍也很容易开心，但是阅读的确是第一次让我在精神世界里得到了满足，被他寻梦的足迹牵引着、慰藉着……
我觉得谭老师那一阵子对我的训练，播下了我对书的热望。
期末，各班推荐“三好学生”，谭老师见我成绩好、表现好，就对全班同学说道：“毛主席说，讲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要重在政治表现。吴维山同学虽然家庭成分不好，但他表现好，所以我提议推荐他为学校‘三好学生’。”台下同学一致通过。
我读书以来，从没被评过“三好学生”。散学典礼那天，我早早地来到学校，准备领奖状。当学校冉主任开始念“三好学生”名单时，我全神贯注地听着，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主席台，渴望早早听到“吴维山”三个字。当我听到冉主任宣读到“宣布结束”时，我惊呆了，“三好学生”名单里没有我。这时，谭老师走了过来，对我说：“维山，可能是冉主任漏念了，等会儿我去找他。”散学典礼后，谭老师给我发了一支铅笔，并说，你的名字誊写时漏掉了。
从那以后，我决心要好好表现，心底也逐渐产生了对老师的敬佩之情。
有一天，谭老师带队支教去了。代课的向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一个练习题，叫我们用“热爱”造句。于是，我写下了这样一个句子：我最热爱谭老师了。当我把本子交上去时，代课的向老师看后，厉声吼道：“你怎么能热爱她呢？你应该热爱毛主席！热爱共产党！明天，你就不要来上课了！”后来，这个代课老师还向学校领导反映：“谭笔生在和党争夺青少年……”
在代课老师的威吓下，我不敢来上课。谭老师听说我的情况后，便和领导争论。在那个秋日的星期天下午，谭老师便把我接到了她家，并说道：“明天你就来上课！”
谭老师的宿舍就在音乐教室旁。她不光教我们语文，还教全校的音乐。她见我闷闷不乐，于是，她一边叫来了她的二儿夏颂和我一起玩耍，一边走到风琴旁弹了起来：
我站在海岸上，把祖国的台湾岛遥望。
日月潭碧波在心中荡漾，
阿里山林涛在耳边震响。
台湾同胞我骨肉兄弟，
我们日日夜夜把你们挂在心上。
……
这个歌，我喜欢听，因为我的舅舅就在台湾。听到这歌，我就想念他。谭老师唱了一遍又一遍，突然，我发现了老师眼角闪动着泪花，于是，我也哭了起来，夏颂也哭了起来。在那个无人关注的下午，我们就随着琴音的流动和老师的歌声，眼泪纷飞。
尤其联想到小学语文课本里的插图：一个衣衫褴褛的小童工正往一条大船上背一只很大的木箱，下面配有一句“一定要解放台湾！”让我们这些生活在祖国怀抱里的孩子顿生对台湾小朋友们的同情和对亲人的挂恋。
后来我才知道，谭老师的亲人也在台湾。丈夫就因为这个，不幸无辜蒙冤入狱。反属、台属、右派集一身，有人动员她，这么多“帽子”你是吃不消的，赶快和丈夫划清界限——离婚。可她却说：“不！我自己的人，我自己晓得，就是他真的犯了罪，我有责任也便于对他进行帮助！”
吉人自有天相。1978年，她的丈夫平反昭雪，谭老师重新回到县城小学教书。
一天下午，已过上课时间，上课铃声还不响，谭老师觉得奇怪，于是，巡视了校园一遍。只见全校同学乱作一团，也不见领导和其他老师的身影。她就问门卫，门卫说，校长家和别人打起来了，老师们都帮忙去了，你还不去？可她转念一想，全都走了，学生没人管学校要出大问题。于是，她敲响了铃声，并在广播里喊道：通知，由于特殊原因，今天下午全校各班改为自习，由各班班长组织大家学习。然后，她就在校园里巡视起来。后来，学校开会，校长竟影射她不近人情。再后来，我也才知道那次推荐我为“三好学生”，学校没通过，是谭老师自己为我买了一支铅
笔……
我正为这逝去的一幕幕而感动，突然，琴音停了，截断了我的追忆。谭老师说：“这支歌伴随我从风雨中走过。普希金说得好——‘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念。’”
此时，她的话语让我顿生无限敬意。脑子里涌出英国诗人兰德的诗句：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
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
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
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这，就是谭老师的人生写照！
（作者单位：重庆市南岸区教师进修学院）
责任编辑 郝 波
那是一个灿烂的早晨，我来到了谭老师家。只见谭老师躺坐在靠椅上，没有了几年前的硬朗，于是，我亲切地叫了声：
“谭老师。”
“你哪一个？”
“我——吴维山。”
“呵，维山啊，你坐，你坐！你再不来，就可能看不到我了。我现在眼睛也不行了。前不久，还到重庆去做了个肾上的手术，把肾上的一个肉瘤割了下来。”听到这儿，我赶紧坐在老师身旁，和她拉起了家常。寒暄之间，我突然发现墙上贴着夏一阳（谭老师的丈夫）老师送给她的80寿辰诗：
风雨八十年，泥泞共患难。
肝胆一古剑，波涛两神仙。
哎呀，失礼！我暗自责备自己，为什么没来为老师祝寿。谭老师见我的窘相，便说开了：
“夏丹（谭老师的大儿子）说，你要来为我祝寿，我叫他不通知你，也没通知其他人，只是自家人在一起为我过了个80岁生日。”
接着，她又说：“维山，你再来看我的时候，可能就是黄土了。我给你弹个曲子，作个纪念吧！”
于是，老师在钢琴上弹了起来：“我站在海岸上，把祖国的台湾岛遥望……”
看到谭老师的指尖在琴键上飞舞，随着她轻声的哼唱，此时的我，温暖而百感交集。眼泪也止不住地向外流。我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但悠扬的琴声，却把我的思绪引向了儿时那个特殊的年代。
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便遇到了从县城实验小学下放来的“右派”谭笔生老师。她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漂亮，声音好听。
那天，谭老师教我们读《一捆教科书》。那个年代，大家都不用普通话教学，可谭老师却说道：“同学们，这篇课文我用普通话给你们读一遍。”谭老师用标准的普通话一范读，这时，教室里就静寂了。大家沉浸在谭老师那声情并茂的朗读里，真切地感受到延安小学的孩子们那种对书的渴望。尤其是张指导员用生命保护那一捆教科书的情境和他断断续续的话语：“书……书……”“你们要……好好学习……将来……”一直深深地留存于我的记忆里。
从此，我便喜欢上了谭老师的诵读。由于我很听话，加之她的家庭成分和我家的家庭成分一样“高”，所以她对我格外关注。
每天放学前，她就把一篇从报纸上选下来的文章交给我，让我第二天一大早在学校后面的山头上用话筒大声地播出去。或者，让我在她家看小人书。前苏联作家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就是在每天的黄昏后读完的。主人公阿廖沙在一天做了十多个小时的苦工之后，趁着主人都睡着了才起身借着圣母像下的灯光读书。即使惨遭毒打，从身上钳出了四十二根刺，他还是坚持读书。那时还年幼的我，看着阿廖沙对书的渴望，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感觉。虽然儿时不懂生活清苦，只要有伙伴一起玩耍也很容易开心，但是阅读的确是第一次让我在精神世界里得到了满足，被他寻梦的足迹牵引着、慰藉着……
我觉得谭老师那一阵子对我的训练，播下了我对书的热望。
期末，各班推荐“三好学生”，谭老师见我成绩好、表现好，就对全班同学说道：“毛主席说，讲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要重在政治表现。吴维山同学虽然家庭成分不好，但他表现好，所以我提议推荐他为学校‘三好学生’。”台下同学一致通过。
我读书以来，从没被评过“三好学生”。散学典礼那天，我早早地来到学校，准备领奖状。当学校冉主任开始念“三好学生”名单时，我全神贯注地听着，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主席台，渴望早早听到“吴维山”三个字。当我听到冉主任宣读到“宣布结束”时，我惊呆了，“三好学生”名单里没有我。这时，谭老师走了过来，对我说：“维山，可能是冉主任漏念了，等会儿我去找他。”散学典礼后，谭老师给我发了一支铅笔，并说，你的名字誊写时漏掉了。
从那以后，我决心要好好表现，心底也逐渐产生了对老师的敬佩之情。
有一天，谭老师带队支教去了。代课的向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一个练习题，叫我们用“热爱”造句。于是，我写下了这样一个句子：我最热爱谭老师了。当我把本子交上去时，代课的向老师看后，厉声吼道：“你怎么能热爱她呢？你应该热爱毛主席！热爱共产党！明天，你就不要来上课了！”后来，这个代课老师还向学校领导反映：“谭笔生在和党争夺青少年……”
在代课老师的威吓下，我不敢来上课。谭老师听说我的情况后，便和领导争论。在那个秋日的星期天下午，谭老师便把我接到了她家，并说道：“明天你就来上课！”
谭老师的宿舍就在音乐教室旁。她不光教我们语文，还教全校的音乐。她见我闷闷不乐，于是，她一边叫来了她的二儿夏颂和我一起玩耍，一边走到风琴旁弹了起来：
我站在海岸上，把祖国的台湾岛遥望。
日月潭碧波在心中荡漾，
阿里山林涛在耳边震响。
台湾同胞我骨肉兄弟，
我们日日夜夜把你们挂在心上。
……
这个歌，我喜欢听，因为我的舅舅就在台湾。听到这歌，我就想念他。谭老师唱了一遍又一遍，突然，我发现了老师眼角闪动着泪花，于是，我也哭了起来，夏颂也哭了起来。在那个无人关注的下午，我们就随着琴音的流动和老师的歌声，眼泪纷飞。
尤其联想到小学语文课本里的插图：一个衣衫褴褛的小童工正往一条大船上背一只很大的木箱，下面配有一句“一定要解放台湾！”让我们这些生活在祖国怀抱里的孩子顿生对台湾小朋友们的同情和对亲人的挂恋。
后来我才知道，谭老师的亲人也在台湾。丈夫就因为这个，不幸无辜蒙冤入狱。反属、台属、右派集一身，有人动员她，这么多“帽子”你是吃不消的，赶快和丈夫划清界限——离婚。可她却说：“不！我自己的人，我自己晓得，就是他真的犯了罪，我有责任也便于对他进行帮助！”
吉人自有天相。1978年，她的丈夫平反昭雪，谭老师重新回到县城小学教书。
一天下午，已过上课时间，上课铃声还不响，谭老师觉得奇怪，于是，巡视了校园一遍。只见全校同学乱作一团，也不见领导和其他老师的身影。她就问门卫，门卫说，校长家和别人打起来了，老师们都帮忙去了，你还不去？可她转念一想，全都走了，学生没人管学校要出大问题。于是，她敲响了铃声，并在广播里喊道：通知，由于特殊原因，今天下午全校各班改为自习，由各班班长组织大家学习。然后，她就在校园里巡视起来。后来，学校开会，校长竟影射她不近人情。再后来，我也才知道那次推荐我为“三好学生”，学校没通过，是谭老师自己为我买了一支铅
笔……
我正为这逝去的一幕幕而感动，突然，琴音停了，截断了我的追忆。谭老师说：“这支歌伴随我从风雨中走过。普希金说得好——‘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念。’”
此时，她的话语让我顿生无限敬意。脑子里涌出英国诗人兰德的诗句：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
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
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
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这，就是谭老师的人生写照！
（作者单位：重庆市南岸区教师进修学院）
责任编辑 郝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