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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委要求重庆市和成都市要从两市实际出发，根据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实验的要求，全面推进各个领域的体制改革，并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率先突破，大胆创新，尽快形成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促进两市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也为推动全国深化改革、实现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发挥示范和带动作用。
继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之后，国务院批准成都、重庆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据重庆、成都市政府透露，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6月7日正式发出通知，批准渝蓉两地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逐步扭转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重大任务。中西部地区是我国相对不发达地区。成都市政府秘书长、市政府新闻发言人毛志雄指出，选择在重庆、成都设立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使“新特区”首次出现在中西部地区，是国家在新的历史时期加快中西部发展、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
2005年6月21日，上海浦东新区在快速发展15年后成为全国首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即“新特区”。2006年5月26日，国务院批准天津滨海新区加入“新特区”行列。一年之后，国家发改委又下发通知批准重庆市和成都市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中国人民大学区域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孙久文认为，设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最终的目的是要把综合改革的经验推向全国。
毛志雄透露，这次设在重庆、成都的“新特区”，是国家战略层面上设立的以城乡统筹为重点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其根本目的在于:逐步建立较为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形成强化经济发展动力、缩小城乡区域差距、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确保资源环境永续利用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论构架、 政策设计、体制改革及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的综合模式，走出一条适合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道路。国家希望试验区能为全国深化改革、实现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发挥示范与带动作用。这是国家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举措。
国家发改委要求，重庆市和成都市要尽快形成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促进两市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同时也要为推动全国深化改革、实现科学 发展与和谐发展发挥示范和带动作用。为此，两市要从实际出发，根据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实验的要求，全面推进各个领域的体制改革，并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率先突破，大胆创新。
有报道称，“新特区”的设立，是破解重庆继百万移民之后的“又一世界级难题”——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政策保障。四川省委副书记、省长蒋巨峰则表示，城乡统筹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成都设立“新特区”，通过实施城乡统筹，从根本上破解整个四川省的城乡二元结构难题，意义重大而深远。
链接:“从旧到新” 28载“特区”路
随着重庆、成都成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新特区”、“上海浦东”、“天津滨海”等词也成了近日热度最高的“关键词”。
从1979年“特区”一词首次面世至今，中国特区的发展路程，已经浓墨重彩地书写了28载。
①深圳：特区“破冰”
据《深圳的斯芬克斯之谜》一书记载，1979年4月，邓小平同志与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长习仲勋商讨开放事宜，提出在深圳建立一个新的开放区域，全力引进外来资本，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并且建议这个开放区域就叫“特区”。
从1980年到1990年10年间，我国一共设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等五大经济特区，以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洲三大沿海经济开放区。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秘书长、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肖金成指出，当时设立特区的目的是为了吸引外资，进行产权多元化的尝试。深圳特区为中国全面打破计划经济、建立市场经济进行了意义深远的探索。
②上海浦东：首个“新特区”
1990年4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宣布开发开放上海浦东。从1990年到2000年10年间，浦东开发开放取得了重大进展，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外向型、多功能、现代化的新城区。1999年，浦东完成国内生产总值800亿元，比1990年增长了12倍。其中，金融保险业增加值从3亿元上升到 134亿元，增长40多倍;高新技术工业产值达450亿元，增长44倍。金融贸易、高新技术以及现代工业的崛起，使浦东成为上海跨世纪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点。
2005年6月21日，国务院正式批准浦东进行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成为全国首个“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因为有别于此前的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人们将“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俗称为“新特区”，上海浦东，也成为了中国特区“从旧到新”的最好见证。
关于中国特区“从旧到新”的转变，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理事长李罗力曾撰文指出，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改革的主要任务是破除长期束缚生产力发展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桎梏，因而具有明显的“红利性”。无论是农村改革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是城市改革中的经济主体多元化，放开空间让外资进入、让私人经济发展，以及对企业放权让利等，都直接可以解放生产力，让老百姓生活得到明显的改善，很容易带来普遍的看得见的好处。
李罗力认为，在中国加入WTO的背景下，这种局面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改革开放20多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以及各种矛盾的积累，已经出现了新的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格局，致使现在的改革不但已经没有了明显普遍的“红利性”，而且往往是一项改革措施出台如果使一部分人群受益，就会使另外一部分人群受损。
从这个意义上说，现阶段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注重在发展和前进中调整社会利益关系，力求改革让尽量多的人群受益，而使尽量少的人群受损。所以，当年的特区优惠政策已丧失了特殊性，老特区的使命已经终结。
③一个新的阶段
2006年5月26日，国务院通过《关于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将滨海新区列为继上海浦东新区之后的全国第二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06年8月31日，国务院批准设立天津东疆保税港区，允许东疆港区借鉴国际惯例在通关、外汇、物流、贸易、税收等多个领域先行先试，成为我国对外高度开放的示范区。此外，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外国专家局也在企业税费、引进国外智力等方面给予了滨海新区相关政策支持。
“政策导向是加速一个地方发展的最为有力的助推剂，我国从特区到开发区，与其他地区的不同就是在政策。”今年两会期间，一些与会代表、委员分析说，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拉动特点十分明显。此种形势下，政策扶持意义重大。
李罗力认为，改革已由过去主要是针对效率低下的计划经济体制重点突破式的改革，发展到今天按照科学发展观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全方位的改革；由注重经济增长效率和发展速度的改革，步入到了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改革。
李罗力表示，现在改革已经基本完成了破除原有计划经济体制桎梏的任务，改革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摘自《每日经济新闻》2007年6月11日)
继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之后，国务院批准成都、重庆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据重庆、成都市政府透露，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6月7日正式发出通知，批准渝蓉两地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逐步扭转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重大任务。中西部地区是我国相对不发达地区。成都市政府秘书长、市政府新闻发言人毛志雄指出，选择在重庆、成都设立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使“新特区”首次出现在中西部地区，是国家在新的历史时期加快中西部发展、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
2005年6月21日，上海浦东新区在快速发展15年后成为全国首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即“新特区”。2006年5月26日，国务院批准天津滨海新区加入“新特区”行列。一年之后，国家发改委又下发通知批准重庆市和成都市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中国人民大学区域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孙久文认为，设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最终的目的是要把综合改革的经验推向全国。
毛志雄透露，这次设在重庆、成都的“新特区”，是国家战略层面上设立的以城乡统筹为重点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其根本目的在于:逐步建立较为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形成强化经济发展动力、缩小城乡区域差距、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确保资源环境永续利用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论构架、 政策设计、体制改革及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的综合模式，走出一条适合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道路。国家希望试验区能为全国深化改革、实现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发挥示范与带动作用。这是国家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举措。
国家发改委要求，重庆市和成都市要尽快形成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促进两市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同时也要为推动全国深化改革、实现科学 发展与和谐发展发挥示范和带动作用。为此，两市要从实际出发，根据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实验的要求，全面推进各个领域的体制改革，并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率先突破，大胆创新。
有报道称，“新特区”的设立，是破解重庆继百万移民之后的“又一世界级难题”——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政策保障。四川省委副书记、省长蒋巨峰则表示，城乡统筹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成都设立“新特区”，通过实施城乡统筹，从根本上破解整个四川省的城乡二元结构难题，意义重大而深远。
链接:“从旧到新” 28载“特区”路
随着重庆、成都成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新特区”、“上海浦东”、“天津滨海”等词也成了近日热度最高的“关键词”。
从1979年“特区”一词首次面世至今，中国特区的发展路程，已经浓墨重彩地书写了28载。
①深圳：特区“破冰”
据《深圳的斯芬克斯之谜》一书记载，1979年4月，邓小平同志与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长习仲勋商讨开放事宜，提出在深圳建立一个新的开放区域，全力引进外来资本，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并且建议这个开放区域就叫“特区”。
从1980年到1990年10年间，我国一共设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等五大经济特区，以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洲三大沿海经济开放区。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秘书长、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肖金成指出，当时设立特区的目的是为了吸引外资，进行产权多元化的尝试。深圳特区为中国全面打破计划经济、建立市场经济进行了意义深远的探索。
②上海浦东：首个“新特区”
1990年4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宣布开发开放上海浦东。从1990年到2000年10年间，浦东开发开放取得了重大进展，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外向型、多功能、现代化的新城区。1999年，浦东完成国内生产总值800亿元，比1990年增长了12倍。其中，金融保险业增加值从3亿元上升到 134亿元，增长40多倍;高新技术工业产值达450亿元，增长44倍。金融贸易、高新技术以及现代工业的崛起，使浦东成为上海跨世纪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点。
2005年6月21日，国务院正式批准浦东进行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成为全国首个“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因为有别于此前的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人们将“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俗称为“新特区”，上海浦东，也成为了中国特区“从旧到新”的最好见证。
关于中国特区“从旧到新”的转变，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理事长李罗力曾撰文指出，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改革的主要任务是破除长期束缚生产力发展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桎梏，因而具有明显的“红利性”。无论是农村改革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是城市改革中的经济主体多元化，放开空间让外资进入、让私人经济发展，以及对企业放权让利等，都直接可以解放生产力，让老百姓生活得到明显的改善，很容易带来普遍的看得见的好处。
李罗力认为，在中国加入WTO的背景下，这种局面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改革开放20多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以及各种矛盾的积累，已经出现了新的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格局，致使现在的改革不但已经没有了明显普遍的“红利性”，而且往往是一项改革措施出台如果使一部分人群受益，就会使另外一部分人群受损。
从这个意义上说，现阶段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注重在发展和前进中调整社会利益关系，力求改革让尽量多的人群受益，而使尽量少的人群受损。所以，当年的特区优惠政策已丧失了特殊性，老特区的使命已经终结。
③一个新的阶段
2006年5月26日，国务院通过《关于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将滨海新区列为继上海浦东新区之后的全国第二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06年8月31日，国务院批准设立天津东疆保税港区，允许东疆港区借鉴国际惯例在通关、外汇、物流、贸易、税收等多个领域先行先试，成为我国对外高度开放的示范区。此外，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外国专家局也在企业税费、引进国外智力等方面给予了滨海新区相关政策支持。
“政策导向是加速一个地方发展的最为有力的助推剂，我国从特区到开发区，与其他地区的不同就是在政策。”今年两会期间，一些与会代表、委员分析说，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拉动特点十分明显。此种形势下，政策扶持意义重大。
李罗力认为，改革已由过去主要是针对效率低下的计划经济体制重点突破式的改革，发展到今天按照科学发展观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全方位的改革；由注重经济增长效率和发展速度的改革，步入到了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改革。
李罗力表示，现在改革已经基本完成了破除原有计划经济体制桎梏的任务，改革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摘自《每日经济新闻》2007年6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