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长秘书、留美MBA、博士生、贫困地区副县长，当这几重角色组合成一个人的时候，新闻性就出来了，巧的是，高奕奕样样都有。
　　2006年12月19日晚7点，北京交通大学九教中心报告厅，一场别开生面的报告会在此举行，主角正是河南开封县副县长高奕奕。
　　“报告会上，高奕奕向大家讲述了他的大学生活、留学经历以及之后的工作过程，剖析了自身思想的转变，鼓励大家树立正确而远大的择业观和就业观，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一位学生这样表达他对高奕奕的惊讶：“这位师兄的经历既让我们羡慕，又感到意外。首先，他幸运地进到邮电部工作，职位很好，又考取了美国名校的奖学金，拿到了MBA学位。这两件事都是我们许多同学奋斗的目标。意外的是他竟然没待在美国、没去外企，而是去了一个河南的县城。”
　　
　　新官上任
　　
　　高奕奕是回国第三天到开封县上任的。那是在2006年1月中下旬，寒风正劲。
　　匆忙回国是由于任命他为开封县副县长的文件已经下来了，按照美国的节奏，他觉得应该立即回国——在北京待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回老家，第三天，他就到开封县上任了。没想到，迎接他的是县城节奏。
　　从机场下了飞机，到开封县已经是晚上9点多钟，接待高奕奕的工作人员将他领到了办公室——这是政府办公大楼最顶层的一个房间，10多平方米，没有暖气(政府大楼一至三层装有中央空调，四至五层没有），也没有卫生间。
　　当得知这间房子也是卧室时，高奕奕有些意外。“好在被褥都是新买的、很厚”，睡觉时，他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
　　第二天早上到食堂吃饭，县长很热情地打招呼：条件简陋，多多包涵，高奕奕客气地说挺好挺好。后来，一位细心的女副县长到了他住的办公室参观，大为惊讶，这种居住条件，算什么挺好?!于是送给他一个浴霸取暖。
　　初来乍到，一些不明就里的干部议论高奕奕“是来占职数的”，他没有辩解。自己在美国获得了MBA学位、修完了博士课程，又有着在邮电部工作6年的经历，怎么可能为了来占职数呢？
　　头几个月，县里面没有给高奕奕分配工作，他利用那段时间把开封县的县志给读完了，也把全县的乡镇跑了个遍。
　　这种“半闲置”状态却引发了一些旁观者的议论。一位暑假回家的大学生在论坛上感慨：“大半年了，也没安排具体工作，只是个有名无实的县长。其他县长都有大办公室，这个县长在一间小屋子里，听说县长们都坐好车，分给人家三天两头坏的破车……”
　　“我算看明白了，明年等咱毕业，还是要坚定坚决地留在大城市……现在，县乡政府基本上都被一帮没文化的人占着，他们是绝不会重用我们这些大学生的。连留美的副县长都这样，我这刚毕业的本科生又会有什么机会呢？”
　　记者向高奕奕求证“破车”的事情时，他说“有得用已经很满足了”。事实是，在那间狭促的办公室里，夏天温度高达40摄氏度，破车常常坏在半路。
　　许多人对高奕奕的行为感到不解：一个留学美国的年轻人，为什么要到河南省的一个穷县工作呢？
　　人们问起此事，他总是打哈哈：“开封县是个风水宝地，不然，我怎么会来？”“开封县好啊，所以我才来。”
　　遇上聊得开心、志同道合的人，他会说自己想到农村干点事，但也仅限于此，“再问下去就没法说了，毕竟，理想是不能挂在嘴边的。”
　　
　　非同寻常的抉择
　　
　　从高奕奕的履历看，当副县长不是他人生的最好选择。1972年出生于青岛的他，1996年大学毕业，进入国家邮电部工作，1998年起给信息产业部党组成员、国家邮政局长刘安东做过3年秘书，2002年留学美国、获得MBA学位，修完了经济学博士的课程。
　　他的前途应该充满希望：从政，可以回原单位，接替他任秘书的同志都已经是正处级干部，他的仕途也被看好；从商，拥有美国MBA学位的他，在多家跨国公司实习、兼职过，一些大公司至今还给他发电子邮件，邀请加盟。
　　可他偏偏选择了河南省开封县—GDP在全省倒数的穷县，当上8名副县长中排名倒数第二的副县长，全部月薪加起来只有1000元人民币，扣掉近300元的租房费，每月只剩下700多元钱，“从美国回来的机票还没有报销，也没有人问。”
　　高奕奕说自己不是来挂职锻炼的，因为组织关系全部转过来了。他把来开封县工作的动因归结为“农村情结”—生于青岛城郊结合部工人家庭的他，从小就知道了农民生存的不易和农村生活的艰苦，而中国又有9亿农民在农村。
　　邮电部工作6年，他有机会随领导全国四处考察，“加深了对农村、农民的了解”。赴美留学后，美国的中国热也时刻刺激着他。“凡是提起世界经济，必然会提到中国”，他说自己认识到，“个人再重要也不如国家重要。”
　　2005年夏天，身在美国的高奕奕开始和国内的一些单位联系，他将目光放在了河南。为什么选择去河南？他有着自己的考量—河南是第一人口大省，也是第一农业大省。“西藏可能更艰苦，更能锻炼人，但就全国农村而言，它不具有代表性。”
　　2005年5月，《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让高奕奕很感慨。这篇题为《从开封到纽约—辉煌如过眼烟云》的文章提到，“在纽约人变得过于盲目自大时，应该好好借鉴一下中国的历史。我们如果回顾历史，会发现一个国家的辉煌盛世如过眼烟云，转瞬即逝，城市的繁华光景尤其如此……在公元11世纪，开封是中国宋朝的都城，那时其人口已超过了100万，可谓盛世盛都，相比之下，那时伦敦的人口只有15000人……而现在的开封再也不是一省的首府，整个开封市甚至没有一个飞机场……”
　　
　　“扑下身子，但也要有政治智慧”
　　
　　


　　如今，高奕奕已经在开封县呆了一年，大家不再把他当成一个外人，这让他很开心。但作为一名海归、曾经的国家邮政局长秘书，他清醒地知道自己和本地干部的区别——平时很少和人谈起自己在北京、美国的经历，“别人不问，自己从不提起”，即便别人问，也都轻描淡写一句带过。
　　聊天时，海归族中常见的汉语夹杂英语的情况，在他身上从来没有发生过。他知道，表露这些东西，会引起基层干部反感。
　　在没有安排工作的几个月里，他去各乡镇、局委“广交朋友”，很多时候都是在听别人讲。有一次他去统计局，局长很感慨，说我当了10多年局长，算上你前后只有两个县长来我们局登门拜访过！
　　作为一名副县长，排在高奕奕前面的有县长、常务副县长，党委方面有书记、副书记，高奕奕很清楚自己的位置——“对正职甘当配角不争权……分管工作大胆负责，注意协调与其他副县长的关系”。年终工作总结中，他这样写道。
　　同时，这位三十多岁的年轻人也告诉记者，在传统的官场，要想开展工作，干一些实事，应该具备一定的政治智慧。
　　由于从2006年1月到5月一直没有给安排工作，他找县委主要领导谈话，结果对方不是说有事，就是说不急，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
　　怎么办？难道就这样不明不白地等在这儿，或者赌气回北京？那段时间，高奕奕想了很多。最后，他再次致电该领导，要求谈谈自己这几个月来的情况，同时坦言，自己“绝不会受个别领导的排挤而不明不白地离开”。
　　这次必要的“斗争”让他在县里的工作环境改善了很多：一是很快分配了具体工作；再就是获得了和其他副县长使用一样办公室的待遇——2006年10月，他的办公室从五楼搬到了二楼。
　　“进入这个圈子必须要有一定的政治智慧，否则就不能生存，但也要保持自己的风格。不然，别人大吃大喝，你也大吃大喝，如此下去，那有什么区别？”
　　
　　“要为政绩，我就不这么干了”
　　
　　按照分工，高奕奕分管发改委、商务局等部门，他觉得这是在为自己的理想而干，干得很起劲。
　　开封县原有一个出口创汇的公司，老板和县领导的关系一直不怎么好，将企业大部分都迁到了上海，出口创汇也是从上海的分公司走账。如此一来，开封县每年出口创汇的指标便要完不成。
　　接手商务局的工作后，高奕奕亲自带人到上海找到这个老板，问症结出在什么地方，然后自己出钱请这位老板吃饭，并放下一句话：“把我当成你们驻开封县办事处主任，公司有什么和政府协调的事，尽可以来找我。”
　　很快，高奕奕又亲自和税务部门协调，把这个企业可收可不收的税给减免掉；开广交会的时候，这个企业想去参展，但只弄到半个展位，高奕奕通过私人关系又帮其协调了半个展位。
　　这些，让这个企业老板甚为感动，最终将出口创汇的基地从上海又搬回了开封县。
　　但到基层工作以来，也有困惑时常困扰着高奕奕。他给记者讲了一个故事：一个乡的党委书记，大吃大喝欠了饭馆两万块钱，饭馆老板找上门去，乡里没钱，这位即将调走的党委书记想了一招：只要你别找我要钱，我可以把欠你的两万块钱改写为四万，你找下一任要去！
　　这个故事让高奕奕很感慨，政府机关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很多领导为了尽快出政绩，根本不考虑地方的长远利益，弄完了拍屁股走人，烂摊子留给了继任者。
　　目前，高奕奕正在搞一个外派劳务的项目。开封县有70余万人口，人力资源丰富，到国外打工比国内更赚钱。
　　为此，他带人到河南省外派劳务搞得比较好的栾川、新县取经，也深入本县建筑工较多的罗王乡进行走访，和有出国意愿的农民工谈，询问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以及到境外务工所担心的问题和困难，亲自和有外派劳务资格的公司联络。
　　“出国劳务这个事，没有个三五年，无法见到成效。如果单纯为了出政绩，我不会这么干的。”在那间显得有些空旷的办公室，高奕奕这样告诉记者。桌上，妻子的照片正寂寞地看着他——到开封县一年，他只回北京家里两次。
　　“都是爱人来看我。”他叹了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