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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盐铁会议，是汉昭帝时大将军霍光组织召开的一次讨论国家现行政策的辩论大会，其本质是对汉武帝时期推行的各项政策（经济、外交、民生、治国理念）进行重新梳理和检讨，会议的核心主题聚焦于辩论西汉帝国的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财经政策。与会双方围绕着官营工商业、本末以及孝养观这三方面的争辩，实际上表达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治国理念。
关键词：盐铁会议；官营工商业；孝养观；治国理念
中图分类号：F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8-0108-02
一、盐铁会议简介
盐铁会议名为会议，实则是一次激烈的论辩，参与此次论辩的双方分别是以桑弘羊为首的大夫一方和贤良、文学一方，可分别视为“政府代表”和“民间代表”。“政府代表”以桑弘羊为主力，另外还有丞相田千秋、丞相史和御史。作为政府官员代表的大夫一方更加重视权力，重视制度措施的可行性和功利性。他们从维护统治集团既得利益的角度出发，极力维护自汉武帝以来实行的各项巩固中央集权、维护封建统治的政策措施。而“民间代表”是来自各郡县的贤良、文学，共有六十余人。贤良是指已经取得功名的儒生；文学则是学问上有一定成就的名士。总之，“民间代表”都是遵行儒家道德和通晓儒家经典的的儒学之士。其中，文学是他们当中的主力，可与大夫唇枪舌剑，火药味十足；相比而言，贤良只是在中间接替一下文学，他们的言辞比较温和，较少发生激烈的交锋。“民间代表”来自地方，更多地接触到平头老百姓的生活，因此他们深谙民间疾苦，而且因为是儒生，所以秉承的是传统的儒家思想。
因为辩论双方的身份地位不同、生活阅历不同，所代表的利益集团不同，因此双方在有关财经政策方面的观点往往是截然不同，甚至是直接对立的。但是双方在自己的利益辩护时，却又可以做到言之凿凿、有理有据，也正是由于双方的针锋相对才使得《盐铁论》读起来，让人如临其境，仿佛穿越到了那个时代，置身于当时的辩论现场，画面感十分强烈。
二、针锋相对的论战
盐铁会议上的辩论从民间疾苦问题开始，最后上升到了本末之争、轻重之变，涉及到双方的义利观、孝养观甚至到治国之道，涉及面之广，已远非“盐铁”二字可以概括，而是关乎国计民生方方面面的国家治理的问题。其中，本文主要分析围绕官营工商业制度、本末之争、孝养观这三方面的议题来看双方的辩论是如何展开的。
（一）官营工商业制度。官营工商業主要是指盐铁、酒类的官营、均输、平准等政策。具体而言，盐是采取私人生产、国家统一收购和销售的经营制度，以确保对盐价的充分掌握；而铁器和酒类的生产和流通环节均由国家直接控制，因此垄断性更强；均输官的职责是将贡品折算为当地相对廉价的土特产再输往京师和各地；平准官的任务是管理均输官运到京师的货物，扣除官需后，作为官营商业资本，均平之策坚持“贵则卖之，贱则买之”的准则，一来调节物价，二来增加财政收入，有一石二鸟之功效。
关于官营工商业，双方的观点是直接对立的。桑弘羊是赞成工商业官营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通过实行工商业官营的政策，可以缓解国家的财政困难，特别是可以解决军费开支问题。这也是当时实行盐铁专卖的主要出发点。其次，通过实行工商业官营的政策可以削弱地方的割据势力，巩固中央集权。桑弘羊等把吴、楚之乱为前车之鉴。再次，通过实行工商业官营可以打击富商大贾，制止他们囤积居奇、操控市场物价，以达到调剂物资供给，保障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
另一方面，贤良文学之士则认为应当废止官营工商业，主要是因为这些政策的实行给百姓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弊端很多。首先，工商业官营造成官商不分，所以利用政策以权谋私的官吏很多。其次，铁的专卖制度，导致官府制作的铁器不符合百姓使用的方便，且质量低劣。再次，官营工商业产生了强买强卖现象，而且农民购买农具也十分不方便。
关于官营工商业的争论实质是国家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的两种经济思想的博弈。辩论双方的观点之所以形成强烈反差，主要是因为其利益着眼点不同。“政府代表”看到的只是官营工商业在筹措财政收入、减少社会贫富悬殊和加强国防建设方面的有利之处；而“民间代表”是从寻常老百姓的生活当中去观察，看到的是工商业官营所导致的效率低下、无法满足市场需求的等弊端。
（二）本末之争。“本末论”也是双方争论的焦点之一。关于此问题，贤良、文学一方认为：“百姓就本者寡，趋末者众。夫文繁则质衰，末盛则本亏。末修则民淫，本修则民悫。民悫则财用足，民侈则饥寒生。”他们认为：“非力本农无以富邦也。”也就是说农业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因素，他们强调农业立国。而对于工商业的作用，贤良、文学认为：“市、商不通无用之物，工不作无用之器。故商所以通郁滞，工所以备器械，非治国之本务也。”也就是说工商业是要为农业来服务的，所以农业才是根本，工商业的发展要以满足农业的需要为宗旨，而工商业如果发展过猛，反而会影响到农业的发展，“国有沃野之饶而民不足于食者，工商盛而本业荒也；有山海之货而民不足于财者，不务民用而淫巧众也。”
桑弘羊则明确提出商业的重要性，他认为工商业是富国必不可少的，对整个国家的经济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认为：“古之立国家者，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市朝以一其求，致士民，聚万货，农商工师各得所欲，交易而退。”他认为不是只有农业可以富国，并且明确提出：“富国何必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桑弘羊认为工商业是富国之本，只有工商业的发展受到国家的重视，国家才能满足百姓的生活需要。
在本末之争的问题上，贤良、文学坚持富国之本在于农业，桑弘羊则以“富国非一道”为立足点予以回应。其实，之所以双方的观点截然不同，首先是因为他们的出身不同。贤良、文学一方出身乡野，都是后来通过考试才得以选拔上来的，他们生活的地方大都没发达的交通运输以及繁荣的工商业，而是从事农业生产的百姓比较多；但是桑弘羊出身商人家庭，十三岁便入宫侍奉皇上，后来又负责推行武帝的盐铁、平准、均输等一系列的政策，而且亲眼目睹这一系列政策的实施所带来的国家层面的好处，所以他主张工商业富国，当然他这里所指主要是官营工商业，而且他将富国等同于国家财政收入，因此其观点亦有一定的局限性。 其次，贤良、文学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对于封建小农经济很是认同，尤其是举例孔子所提出的“井田制”，认为由于实行“井田制”，百姓生活富足、人人得以安居乐业。而实际上这也是受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解决温饱是当时的主要任务，所以农业的重要性尤为凸显。但是时代已经变了，到了汉武帝时期西汉的经过前几个朝代的“休养生息”政策，农业经济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人民生活已经比较富足，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完全有必要发展工商业的。
所以在富国之道上面双方的观点都有失偏颇，既不能一味强调农业的重要性，也不能只提倡工商业的发展，而应该强调国家经济的富强要依靠多元化的发展。
（三）孝养观的分歧。封建统治阶级为维护其统治，重视宗法等级制度，特别看重孝道，因此，历朝历代都將孝道作为要求百姓身体力行的道德规范。因此，在要孝敬父母方面大“政府代表”（主要是丞相史）和“民间代表”没有分歧，但是在关于如何养亲才算尽孝的问题上，双方却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民间代表”认为：“以己之所有尽事其亲，孝之至也”，“事亲孝者，非谓鲜肴也，亦和颜色，承意尽礼仪而已矣”。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孝养父母的关键在于精神层面对父母的尊敬，只要尽己所能即可，不在于物质上的多少。
“政府代表”则持有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与其礼有余而养不足，宁养有余而礼不足。”也就是说他们强调孝敬父母主要应该以满足父母在物质方面的需求为主，他们认为只要能让父母吃肉、穿绸，就是对父母的大孝。而做子女的如果以粗衣恶食来孝养父母，那么虽然是尽心顺礼，也不能算得上是大孝。
双方之所以在如何养亲才算尽孝的问题上产生如此大的分歧，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由于双方的物质生活水平相差悬殊。贤良、文学一方大都出身贫寒，所能满足父母的物质需求方面的能力有限。而大夫一方大都享受着优厚的俸禄，在满足父母的物质需求方面可以说是毫不费力。其次是双方的人生追求不同，贤良、文学一方深受儒家道德传统的教育，更加看重的是思想道德修养，对实际的物质生活并不十分看重，他们认为对父母最大的孝养就是顺从父母的意愿，最次的孝养才是保养好父母的身体。而大夫一方因为身为国家重臣，所以十分看重富国尊君，这也导致了他们对权势、财富的热切追逐，因此更加看重物质层面对父母的孝养。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大夫一方更加务实。
在孝养观方面，秉承儒家理念的贤良、文学一方代表了社会上以礼孝亲、强调精神层面之“礼”重于物质层面之“养”的一派；而丞相史为代表的大夫一方则代表了豪强权贵集团强调尽孝时，物质重于精神，实在重于形式的观点。他们分别代表了不同的社会阶层或集团，凸显了当时孝道观念及其践履等方面的差异。
三、结语
简而言之，盐铁会议是对西汉自武帝以来实行的各项政策及其带来的各种社会现象的一次总结、辩论大会。与会代表双方的发言与观点都是基于自身所代表的利益、以及其所处的生活环境。
这次会议是双方的一次激烈交锋，是一次双方思想的大碰撞，虽然双方的观点截然不同甚至直接对立，但是他们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而出谋划策，无论坚持官营工商业与否，无论是农业立国还是工商业立国，也无论是以“礼”尽孝还是以“养”尽孝，其实都是论辩双方从自己的立场出发而坚持的治国理念。虽然交锋过程当中，难免有失偏颇、言过其实，但是他们的据理力争、旁征博引不得不让我们叹服。而且其中反映出很多的深层次问题都是直到现在都值得我们注意和反思的。
关键词：盐铁会议；官营工商业；孝养观；治国理念
中图分类号：F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8-0108-02
一、盐铁会议简介
盐铁会议名为会议，实则是一次激烈的论辩，参与此次论辩的双方分别是以桑弘羊为首的大夫一方和贤良、文学一方，可分别视为“政府代表”和“民间代表”。“政府代表”以桑弘羊为主力，另外还有丞相田千秋、丞相史和御史。作为政府官员代表的大夫一方更加重视权力，重视制度措施的可行性和功利性。他们从维护统治集团既得利益的角度出发，极力维护自汉武帝以来实行的各项巩固中央集权、维护封建统治的政策措施。而“民间代表”是来自各郡县的贤良、文学，共有六十余人。贤良是指已经取得功名的儒生；文学则是学问上有一定成就的名士。总之，“民间代表”都是遵行儒家道德和通晓儒家经典的的儒学之士。其中，文学是他们当中的主力，可与大夫唇枪舌剑，火药味十足；相比而言，贤良只是在中间接替一下文学，他们的言辞比较温和，较少发生激烈的交锋。“民间代表”来自地方，更多地接触到平头老百姓的生活，因此他们深谙民间疾苦，而且因为是儒生，所以秉承的是传统的儒家思想。
因为辩论双方的身份地位不同、生活阅历不同，所代表的利益集团不同，因此双方在有关财经政策方面的观点往往是截然不同，甚至是直接对立的。但是双方在自己的利益辩护时，却又可以做到言之凿凿、有理有据，也正是由于双方的针锋相对才使得《盐铁论》读起来，让人如临其境，仿佛穿越到了那个时代，置身于当时的辩论现场，画面感十分强烈。
二、针锋相对的论战
盐铁会议上的辩论从民间疾苦问题开始，最后上升到了本末之争、轻重之变，涉及到双方的义利观、孝养观甚至到治国之道，涉及面之广，已远非“盐铁”二字可以概括，而是关乎国计民生方方面面的国家治理的问题。其中，本文主要分析围绕官营工商业制度、本末之争、孝养观这三方面的议题来看双方的辩论是如何展开的。
（一）官营工商业制度。官营工商業主要是指盐铁、酒类的官营、均输、平准等政策。具体而言，盐是采取私人生产、国家统一收购和销售的经营制度，以确保对盐价的充分掌握；而铁器和酒类的生产和流通环节均由国家直接控制，因此垄断性更强；均输官的职责是将贡品折算为当地相对廉价的土特产再输往京师和各地；平准官的任务是管理均输官运到京师的货物，扣除官需后，作为官营商业资本，均平之策坚持“贵则卖之，贱则买之”的准则，一来调节物价，二来增加财政收入，有一石二鸟之功效。
关于官营工商业，双方的观点是直接对立的。桑弘羊是赞成工商业官营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通过实行工商业官营的政策，可以缓解国家的财政困难，特别是可以解决军费开支问题。这也是当时实行盐铁专卖的主要出发点。其次，通过实行工商业官营的政策可以削弱地方的割据势力，巩固中央集权。桑弘羊等把吴、楚之乱为前车之鉴。再次，通过实行工商业官营可以打击富商大贾，制止他们囤积居奇、操控市场物价，以达到调剂物资供给，保障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
另一方面，贤良文学之士则认为应当废止官营工商业，主要是因为这些政策的实行给百姓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弊端很多。首先，工商业官营造成官商不分，所以利用政策以权谋私的官吏很多。其次，铁的专卖制度，导致官府制作的铁器不符合百姓使用的方便，且质量低劣。再次，官营工商业产生了强买强卖现象，而且农民购买农具也十分不方便。
关于官营工商业的争论实质是国家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的两种经济思想的博弈。辩论双方的观点之所以形成强烈反差，主要是因为其利益着眼点不同。“政府代表”看到的只是官营工商业在筹措财政收入、减少社会贫富悬殊和加强国防建设方面的有利之处；而“民间代表”是从寻常老百姓的生活当中去观察，看到的是工商业官营所导致的效率低下、无法满足市场需求的等弊端。
（二）本末之争。“本末论”也是双方争论的焦点之一。关于此问题，贤良、文学一方认为：“百姓就本者寡，趋末者众。夫文繁则质衰，末盛则本亏。末修则民淫，本修则民悫。民悫则财用足，民侈则饥寒生。”他们认为：“非力本农无以富邦也。”也就是说农业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因素，他们强调农业立国。而对于工商业的作用，贤良、文学认为：“市、商不通无用之物，工不作无用之器。故商所以通郁滞，工所以备器械，非治国之本务也。”也就是说工商业是要为农业来服务的，所以农业才是根本，工商业的发展要以满足农业的需要为宗旨，而工商业如果发展过猛，反而会影响到农业的发展，“国有沃野之饶而民不足于食者，工商盛而本业荒也；有山海之货而民不足于财者，不务民用而淫巧众也。”
桑弘羊则明确提出商业的重要性，他认为工商业是富国必不可少的，对整个国家的经济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认为：“古之立国家者，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市朝以一其求，致士民，聚万货，农商工师各得所欲，交易而退。”他认为不是只有农业可以富国，并且明确提出：“富国何必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桑弘羊认为工商业是富国之本，只有工商业的发展受到国家的重视，国家才能满足百姓的生活需要。
在本末之争的问题上，贤良、文学坚持富国之本在于农业，桑弘羊则以“富国非一道”为立足点予以回应。其实，之所以双方的观点截然不同，首先是因为他们的出身不同。贤良、文学一方出身乡野，都是后来通过考试才得以选拔上来的，他们生活的地方大都没发达的交通运输以及繁荣的工商业，而是从事农业生产的百姓比较多；但是桑弘羊出身商人家庭，十三岁便入宫侍奉皇上，后来又负责推行武帝的盐铁、平准、均输等一系列的政策，而且亲眼目睹这一系列政策的实施所带来的国家层面的好处，所以他主张工商业富国，当然他这里所指主要是官营工商业，而且他将富国等同于国家财政收入，因此其观点亦有一定的局限性。 其次，贤良、文学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对于封建小农经济很是认同，尤其是举例孔子所提出的“井田制”，认为由于实行“井田制”，百姓生活富足、人人得以安居乐业。而实际上这也是受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解决温饱是当时的主要任务，所以农业的重要性尤为凸显。但是时代已经变了，到了汉武帝时期西汉的经过前几个朝代的“休养生息”政策，农业经济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人民生活已经比较富足，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完全有必要发展工商业的。
所以在富国之道上面双方的观点都有失偏颇，既不能一味强调农业的重要性，也不能只提倡工商业的发展，而应该强调国家经济的富强要依靠多元化的发展。
（三）孝养观的分歧。封建统治阶级为维护其统治，重视宗法等级制度，特别看重孝道，因此，历朝历代都將孝道作为要求百姓身体力行的道德规范。因此，在要孝敬父母方面大“政府代表”（主要是丞相史）和“民间代表”没有分歧，但是在关于如何养亲才算尽孝的问题上，双方却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民间代表”认为：“以己之所有尽事其亲，孝之至也”，“事亲孝者，非谓鲜肴也，亦和颜色，承意尽礼仪而已矣”。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孝养父母的关键在于精神层面对父母的尊敬，只要尽己所能即可，不在于物质上的多少。
“政府代表”则持有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与其礼有余而养不足，宁养有余而礼不足。”也就是说他们强调孝敬父母主要应该以满足父母在物质方面的需求为主，他们认为只要能让父母吃肉、穿绸，就是对父母的大孝。而做子女的如果以粗衣恶食来孝养父母，那么虽然是尽心顺礼，也不能算得上是大孝。
双方之所以在如何养亲才算尽孝的问题上产生如此大的分歧，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由于双方的物质生活水平相差悬殊。贤良、文学一方大都出身贫寒，所能满足父母的物质需求方面的能力有限。而大夫一方大都享受着优厚的俸禄，在满足父母的物质需求方面可以说是毫不费力。其次是双方的人生追求不同，贤良、文学一方深受儒家道德传统的教育，更加看重的是思想道德修养，对实际的物质生活并不十分看重，他们认为对父母最大的孝养就是顺从父母的意愿，最次的孝养才是保养好父母的身体。而大夫一方因为身为国家重臣，所以十分看重富国尊君，这也导致了他们对权势、财富的热切追逐，因此更加看重物质层面对父母的孝养。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大夫一方更加务实。
在孝养观方面，秉承儒家理念的贤良、文学一方代表了社会上以礼孝亲、强调精神层面之“礼”重于物质层面之“养”的一派；而丞相史为代表的大夫一方则代表了豪强权贵集团强调尽孝时，物质重于精神，实在重于形式的观点。他们分别代表了不同的社会阶层或集团，凸显了当时孝道观念及其践履等方面的差异。
三、结语
简而言之，盐铁会议是对西汉自武帝以来实行的各项政策及其带来的各种社会现象的一次总结、辩论大会。与会代表双方的发言与观点都是基于自身所代表的利益、以及其所处的生活环境。
这次会议是双方的一次激烈交锋，是一次双方思想的大碰撞，虽然双方的观点截然不同甚至直接对立，但是他们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而出谋划策，无论坚持官营工商业与否，无论是农业立国还是工商业立国，也无论是以“礼”尽孝还是以“养”尽孝，其实都是论辩双方从自己的立场出发而坚持的治国理念。虽然交锋过程当中，难免有失偏颇、言过其实，但是他们的据理力争、旁征博引不得不让我们叹服。而且其中反映出很多的深层次问题都是直到现在都值得我们注意和反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