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虐恋”由英文词sadomasochism转译而来，sadomasochism由sadism与masochism两个词合成。sadism意为施虐倾向，masochism意为受虐倾向。老一辈社会学家潘光丹提出将sadomasochism翻译为“虐恋”，一方面表现出施虐与受虐的虐待行为，另一方面“恋”又展露出与人类情感世界的关联，这一译法因而受到学术界广泛认可和赞誉。
　　关键词：追赶；溃逃；虐恋心理；探析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6）10-0 291 -02
　　一、一个梦
　　看到“虐恋”（sadomasochism）一词，怎么理解它呢？这不是一个需要通过幻想来解决的问题，我搜寻与它相仿的意义形式，在我的记忆一隅，确有一种同频率的跳动：
　　那是初中，我幻想自己是一名将军，但并不威武，手下净是些老弱残兵，我们对阵敌军的千军万马。我欲与敌军谈判未获回应，他们鼓毕吹响了冲锋的号角：战马嘶鸣，士兵们呐喊着、挥舞着锋利的军刀跑步前进，一派完美的战争节奏，体现了对军的训练有素和其将领的领导能力。那将军威风凌日的军姿是我方将领没有、渴望并幻想拥有、然而真的没有，并且不会有的模样。雄兵百万，势震环宇。战马随着号角声落向我方溃阵齐头并进……
　　我们在战前，一度认为敌弱我强，我扬言温酒而胜，观敌将乃插标卖首之徒。这种不可抑制的冲天豪气等到两军列阵，相向而对时才有所缓解，于是，我想到讲和，但对方并不理会。事实上我们的情报出现了大问题，或者是有奸佞之辈欲借刀杀人，置我于死地：似乎清末的冷兵器第一次碰见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和火枪时的脆不堪用。
　　我们在溃逃，英雄地、拼命地逃跑：一百步嘲笑着五十步，穿鞋的嘲笑着赤脚的，骑在马背上的嘲笑着跑步的，将领嘲笑着士兵并相互嘲笑着。大家疯狂的相互嘲笑着同时自嘲好汉不吃眼前亏。我苦笑着，同时莫名的感到一股轻松和喜悦：当我们转身选择逃跑时，愤怒消失了，只剩下恐慌；保护整个家国的责任转变成了保护自己；远大的报复、士兵的身份认同和荣誉乃至整个世界及其压力统统被抛在脑后，眼下只剩下逃亡，成功的逃亡是唯一的目的，所要做的仅仅是冲向没有敌人的远方。目标被明确化、行动被指定并立即得到实施，多余的压力、不切实际的想法等一切占据时间、消耗精力的事物尽数被排空，一种快感油然而生，第一次，我们挣脱了牢笼，追求我们真正想要的。
　　新尼采主义者福柯积极探讨了身体经验、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关系，他发现，在现代性进程中，身体在各种权力—知识的铭刻和训练、塑造和生产下，被权力知识的网络和制度所渗透，似乎成为由社会和自我构造的不同系统的不同系统巧妙处理和利用的原始数据，消极而敏感地记录、铭写和反射着社会的情节，成为社会控制的直接中心和权力的结果。福柯力图推翻这种权力游戏和真理游戏让个体的原初身体经验重新显现。
　　而现在，一切都暂时被挣脱了，在逃亡的过程中，我们真正开始为身体考虑，听从身体的高声呼喊：“逃命！不要被砍杀！”身体的基本欲望、冲动和生命力瞬间冲破了统治人类数千年的理性和文化。
　　我苦笑着，骑着马带领我的老弱残兵们逃命。敌军是强壮的，饥饿的狮子，我们是孱弱的羚羊，敌军追索并期待这一场眼前的胜利和荣誉，我们则逃跑着试图摆脱成为刀下的流血的尸体。敌军在追赶，我们在溃逃。意识到自己必然失败并承认、接受了这一事实之后，失去了对胜利的幻想，同时也卸下了追求胜利的目标，放弃了责任。从而获得了一种轻松感，这种轻松感使失败者在被迫承认自己的彻底失败从而降低对自己的心理期待、摆低姿态之后从下往上的新角度看到新的可能。于是我们勇敢地溃逃而不是放弃溃逃，选择束手就擒。自由的生的机会、新的希望在前面摇曳，没有追求必胜的压力，打破一切枷锁。我们快乐的追求着。敌军在追赶，我们在快乐地逃跑。
　　格非说：“一个人一生中可做的事很多，眺望风景或是凝望一幅画足以耗费掉大半个生命。人的内心隐秘情感只和一些特定的事物相关联，它一旦产生，便再也无法抹去。”这个梦更多时候表现为一种“隐秘的特殊的情感”与我感觉相勾连，它不会持续很长时间，但会出现很多次，耗费着我的生命。
　　二、非理性出笼
　　福柯提出，“虐恋”不是一种性变态，而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欲望的无限想象”。“虐恋”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是一种广泛的文化现象，还在于它造就了西方人想象力的一次最伟大的非理性转变。过去，理性对非理性保持着征服者的傲娇姿态，理性凭借物质力量并通过某种实际较量取得对非理性的胜利，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人们不仅认为理性优于非理性，而且认为应当用理性来解释一切。中国性学家李银河认为福柯之所以屡次强调非理性的重要性及其正面价值，可能是人为启蒙运动以来对理性的强调过了头。事实上，福柯作为尼采的追随者，其思想受尼采影响明显。福柯说：“我不能肯定是否真的有什么哲学存在。真正存在的是‘哲学家们’，是这样一类人，他们的论述和活动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这可以看作对理性的一种挑战。他的“迷宫”中的关于个人的“特别必然性”的符号，与尼采所言一个人可以“生出一颗星”——某种独一无二、确实具有创造力的东西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而尼采的“一切听从身体的呼喊”和向人们展示“末人”的做法，无不是试图将“所有稳定形势”付之一炬，以此作为“超人的惊人跳跃所依据的基础。”“菲勒罗格斯中心主义”令女性主义者嫉首痛心。理性也被她们视为对女性进行钳制的父权制语言结构内容加以反对。非理性出笼了。
　　“虐恋”表现为非理性，恰恰是因为它来源于人类非理性的盲区，修正着理性，存在于“月球背向地球的一面”——这一面永远不会朝向地球。SM的狂热爱好者们并非被不了解他们的外行们常常想象成的那种新纳粹主义暴徒。从整体上看，他们都像一般人一样温和而守规矩。正如怀特所说（以及最好的精神病学研究所证实）的那样：“他们的性生活似乎把正常人的肮脏欲念宣泄殆尽了，以至于完事之后他们都成了相当宽厚的人。” 　　“虐恋”作为一种“非理性”是对理性的救护，福柯通过研究发现，SM后，人们释放了多余的压力与激情，反而比常人更正常、更博爱。SM之前是压力的汇聚，是对理性的戕害，受戕害的理性指向精神分裂与创伤。现代精神医疗是扬汤止沸，而SM则是釜底抽薪之举。SM具有直接性，它是一部分具有“特定智慧”的人才能不费力找到的缓解压力、释放被理性抑制的激情的举措。这种“特定智慧”天生为人所具备，却被人类社会的规范异化和压抑。
　　拉康的结构心理分析方法把索绪尔的“符号”，包括“能指”（signifier）、所指（signified）运用到弗洛伊德的理论中去，其“能指”就是“意识”，而“所指”就是“无意识”。之所以意识分为了“意识”和“无意识”，是因为人从婴儿成为幼儿到少年学会了语言，而拉康认为学会了语言就开始了异化和压抑。
　　三、极限体验
　　福柯在《性史》第一卷中表达了一个激进的观点：“性器官”本身只是“一个想象的点”，是“权力在支配肉体及其物质性（即肉体的力量、活力、知觉及快感）时”的历史性的偶然产物。他自身渴望着“伟大的尼采式探求”，在加利福尼亚进行过两次“极限之旅”。
　　在“虐恋”亚文化的外层范域中，活动这一些最无所畏惧的游戏者。他们试验着各种别出心裁的脚本、不断变化的“场景”，以及捆缚、毒品和强烈肉体痛苦的各种新组合。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旧金山的一些街道上的同性恋场所与日俱增，当时整座城市的色情冒险除了当事人的厌倦之外，已不受任何限制。到了八十年代的时候，另一种限制：“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即艾滋病出现并开始大肆传播，开始使同性恋社区的底层民众设法改变性行为的方式。福柯赴美其间怀着极大兴趣进出旧金山的这些场所，在这些场所里，福柯享受着在他看来是与死亡关联着的、极为痛切、极为强烈、极为势不可挡的真实快感。而当艾滋病患者开始出现，生机勃勃的试验者们被迫改变性行为习惯——或实行不得已的禁欲，或采取新的节制措施，戒绝性器官的接触，避免体液的交流的时候，福柯又回到了旧金山的公共浴室，明知道要冒更大风险，他还是再次加入了那种折磨人的放纵，在“最剧烈的痛苦”中颤抖，心甘情愿地埋没自己，突破意识的界限，让真实的肉体痛苦透过这种性行为的“炼金术”不知不觉地融入快感。这时候，福柯的肉体的“极限体验”已经变成精神的“极限体验”。这几乎与“耶稣受难”相像。
　　在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福柯给“体验”下了一个定义：“一种‘能够而且必须被思考’的存有形式，一种经由‘真实游戏’被‘历史性地确立了的’形式。”这个“形式”消耗了福柯的大半辈子。
　　萨特在《存在与虚无》十分清楚的宣布：“受虐狂原则上是一种失败，一种应该受到责备的恶癖，一种消灭主体的主观性的悲惨，而且注定没有好下场的努力。”
　　青年时代的福柯更喜欢的显然是海德格尔的哲学而不是萨特的哲学，因为照海德格尔的观点来看，甚至在自我折磨的癫狂时刻都可以被认为是同“无思想”的一次富有成果的邂逅。海德格尔非但不对这种不和谐的经验加以道德上的谴责——正如萨特做的那样，反而似乎很欣赏它。“难以抗拒的作恶冲动”，不但毫不可耻，反而可能以某种方式引起“向善的提升”。
　　作者简介：周越强，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