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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夜色温柔》是菲茨杰拉德倾注心血最多的一部长篇小说，讲述了二十世纪“爵士乐时代”一个年轻的心理医生寻求“美国梦”的过程。本文拟通过当时“爵士乐时代”的大背景和主人公迪克的复杂性格特点来讲述他自我救赎过程中的绝望。
关键词： 消费主义时代 爵士乐时代 理想主义 自我放逐
菲茨杰拉德的第四部长篇小说《夜色温柔》，是作家历时十年，艰难成书的一部名著。但该书问世后却完全出乎作家的意料，评论界反应冷淡，只有少数批评家对小说的结构、叙事技巧和人物塑造等方面提出了毫不留情的抨击。《夜色温柔》当时所受的待遇是不公正的。当时的批评家仅仅停留在小说的浅层，而忽视了该作品的深层思想内涵。在菲氏去世后，《夜色温柔》才真正被人们视为“菲茨杰拉德写得最精彩的一部小说”［１］。而该小说也得到了当时大部分著名作家的认同，海明威当时就写信给帕金斯谈了他对该小说的看法：“这部小说的绝大部分写得相当精彩，令人拍案叫绝。”［１］“《了不起的盖茨比》表现了理想难以实现的幻灭和痛苦，而《夜色温柔》则揭示出更大的幻灭和痛苦：实现了的未必就是理想。”［２］
该书中菲茨杰拉德以严肃冷峻的态度，高度现实主义的笔触叙写着男女主人公的离异。他将自己的悲剧人生观融进了这部“关于溃败的小说”，极为真诚地表达了他对人生的领悟和理解，使作品体现出对现代人类困境具有普遍意义的关注。本文拟通过当时二十世纪爵士乐时代的时代背景和迪克·戴佛医生本身的性格缺陷浅析迪克绝望的“自我放逐”的过程。
一、浮华年代的牺牲品
小说背景是“喧嚣的二十年代”，时间跨度为1917到1930年间。主人公迪克是一个来自中西部的年轻有为的精神病医生，在瑞士的苏黎世进行精神病的病理学研究。百万富翁的女儿妮科尔·沃伦因其父的乱伦而患上精神病，迪克参与了对妮科尔的治疗并爱上了她。不顾别人的劝阻和反对，他和妮科尔结了婚，成家后，他将全部的精力用来照顾妻子，为她治病，逐渐荒废了自己的学业。在医生丈夫的治疗下，妮科尔逐渐康复，而迪克却日趋沉沦，与一个叫罗斯玛丽的电影明星搞起了婚外情，而妮科尔也和追求她多年的汤米·巴尔邦厮混。最后，一无所有的迪克与妮科尔离婚，在他家乡的一个小镇上默默无闻地当上了一个普通医生。
在美国喧嚣的爵士乐时代，“美国梦”成了一个虚幻、空洞、毫无意义的幻影。战后，战争破坏了这一切，它使后方的投机商大发横财，金钱成了衡量一切是非的标准，传统道德观念的沦丧和各种欲望的极度膨胀使得纯朴的人际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友谊和爱情的价值被证券和股票所锈蚀。上流社会大把花钱，过奢侈豪华的生活。迪克跟亿万富翁的女儿妮科尔结婚后，就开始把自己当作上流社会的一员，过上流社会的生活。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这样一个拜金主义社会，要想获得上流社会的认同，就必须显示出与之相同的生活方式、享乐方式、消费方式。“消费的表现性，顾名思义，就是消费者通过对消费物或消费行动的符号元素的选择和组合方式来表现、传达和交流某种主观意义和客观信息。”［３］小说中迪克就极力地用消费来表现自己的地位、财富。为此他不惜一切去取悦别人，展示自己的风度，追求奢华的生活，努力获得上流社会对自己身份和角色的认同。他去法国里维埃拉的海滨地区度假，“遮阳伞、便携式冲凉更衣室、一只充气的橡皮马”，这些连身为明星的罗斯玛丽都“没见过”，他们的别墅，他们的仆人，他们的豪华汽车，这些都散发着商品消费的气息。而迪克这些行为,正是他希望选择上流社会的消费方式来获得其对自己的认同，达到追求自我救赎的目的。然而这种自我救赎的做法从根本上讲是毫无希望的，他因此而沉迷于感官的刺激与消费的生活方式中，为消费所支配，最终落入消费主义的泥沼而无法自拔，经济上无法独立，事业荒废，所有的理想都已成空，剩下的就只有绝望。在这个消费主义肆虐的二十年代，跻身于上流社会并未给他带来救赎，却让他在消费主义的泥沼里面越陷越深。“他衣冠楚楚，手杖高档，但他却像动物那样被奴役和驱赶。”
二、迪克的复杂性格体系
迪克的悲剧，一方面是由于当时消费主义的大背景造成的。在喧哗的二十年代，要想进入上流社会，让上流社会所接受，结果就是被上流社会“汹涌而来的钱与物的洪流淹没了”。另一方面，迪克本身复杂的性格也跟他的悲剧有着必然性。他的性格体系中有优秀的品质，如坚强、持之以恒、果敢等成分，推动他不断进步，逆流而上。其次，他的人格弱点，如过于理想主义，对自身缺乏正确认识等成为导致他失败沉沦的重要原因之一。从小说的情节发展来看，迪克的沦落和受难并不是因为他有什么罪恶，“而是由于某种过失或弱点。”［４］
起初，作家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前途无量”的年轻人形象，他出身卑微，但勤奋好学，他有理想，有追求，也有自信，想做“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心理学家”，极度善良，性格温顺，和蔼可亲，风度翩翩，能够克服困难去达到自己的道德理想和事业目标。正是这些积极的、正面的、向上的性格与人格因素，使他不懈地追求着自己的理想，不断地反省进行主体抗争。也正是这种超乎我们想象的强烈的生命力的最终沦落向我们传达着悲剧的崇高感。
迪克本身的性格，有着堂吉诃德式的浪漫幻想，有一种“超验型理想主义的缺陷”［１］，他抱着一种利他主义的幻想，自矜其能，将自己的全部的职业生涯弃之不顾，而执意接受妮尼科尔这一个典型的病案。他为自己建构了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不能把现实与幻想统一起来，将治疗病人变为感情上的过度付出，被职业习惯与爱情的关系所困扰，而没有意识到对妮尼科尔青春美貌和富有的爱慕是必须以他自身的精力、才华为交换的，这导致了他的“过失”。同时，在《夜色温柔》中，迪克扮演了一种自救与救人的角色，在精心营造一个审美的世界来达到自我的完整统一的同时，他也在试图拯救别人，迪克是一个怀揣美好梦想的梦想家。他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营造一个完整、优雅、审美的世界。妮尼科尔的病又为迪克提供了一个拯救别人，创造“具有现代美学意义”的“高雅境界”的途径。从某种意义上说，妮尼科尔的精神病象征着整个上流社会的病态：乱伦、冷漠、自私、纵情享受。事实上，“生活在迪克周围的上流社会的各色人物都各有各的毛病和问题：巴比·沃伦是个极端自私的女人，喜欢异想天开，却又感情冷漠……音乐家艾贝·诺斯是一个思想颓废，嗜酒如命的酒鬼……汤米·巴尔邦心肠冷酷，性格野蛮，没有政治信仰和头脑，是一个地道的无政府主义者。麦吉斯克有自我暴露癖……罗丝玛丽风骚冶艳，放荡不羁……”［１］。迪克想要以自己的善良、正直、文雅、风度来影响他们，治愈他们的病态，建造一个完美的世界。但是，我们要看到，这些都是他苦苦追求的人格理想，是他经过儿时、少年、青年时期的漫长岁月坚韧修养而成的，也是他作为一个高尚、正直、有道德、健康的人的标志。但是，这种理想人格特征和美好品质一旦遭遇到与之不可协调的、残酷、扭曲的现实，就势必莫名其妙地转变成阻碍主体在社会中生存发展的弱势，导致他偏离理想轨道，进行了错误的选择，逐渐走向沦落、陷入困境。
结语：绝望的挣扎
在消费主义盛行的年代，个体消费的同时，已被社会所控制，在浮夸的二十年代，要想通过消费追求自身的完整性，达到自我救赎的目的，无异于幻想、空想，其结果只有绝望、失败。“无视当代社会以资本为核心的社会权力关系，追求抽象的心灵解放，历史已经证明是徒劳无益的。”［５］而同时迪克本人，作为悲剧的主体，所具有的复杂的性格体系，也加重了悲剧发生的必然性。在这两个内外因的相互作用下，迪克所作的努力，就是在绝望中挣扎，徒劳无功。
参考文献：
［1］吴建国.菲茨杰拉德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2］唐建清.《了不起的盖茨比·夜色温柔》中的代译序“幻灭的悲哀：评菲茨杰拉德的小说”［M］.上海：译林出版社，1998.
［3］王宁.消费社会学：一个分析的视角［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4］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5］周小仪.唯美主义与消费主义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关键词： 消费主义时代 爵士乐时代 理想主义 自我放逐
菲茨杰拉德的第四部长篇小说《夜色温柔》，是作家历时十年，艰难成书的一部名著。但该书问世后却完全出乎作家的意料，评论界反应冷淡，只有少数批评家对小说的结构、叙事技巧和人物塑造等方面提出了毫不留情的抨击。《夜色温柔》当时所受的待遇是不公正的。当时的批评家仅仅停留在小说的浅层，而忽视了该作品的深层思想内涵。在菲氏去世后，《夜色温柔》才真正被人们视为“菲茨杰拉德写得最精彩的一部小说”［１］。而该小说也得到了当时大部分著名作家的认同，海明威当时就写信给帕金斯谈了他对该小说的看法：“这部小说的绝大部分写得相当精彩，令人拍案叫绝。”［１］“《了不起的盖茨比》表现了理想难以实现的幻灭和痛苦，而《夜色温柔》则揭示出更大的幻灭和痛苦：实现了的未必就是理想。”［２］
该书中菲茨杰拉德以严肃冷峻的态度，高度现实主义的笔触叙写着男女主人公的离异。他将自己的悲剧人生观融进了这部“关于溃败的小说”，极为真诚地表达了他对人生的领悟和理解，使作品体现出对现代人类困境具有普遍意义的关注。本文拟通过当时二十世纪爵士乐时代的时代背景和迪克·戴佛医生本身的性格缺陷浅析迪克绝望的“自我放逐”的过程。
一、浮华年代的牺牲品
小说背景是“喧嚣的二十年代”，时间跨度为1917到1930年间。主人公迪克是一个来自中西部的年轻有为的精神病医生，在瑞士的苏黎世进行精神病的病理学研究。百万富翁的女儿妮科尔·沃伦因其父的乱伦而患上精神病，迪克参与了对妮科尔的治疗并爱上了她。不顾别人的劝阻和反对，他和妮科尔结了婚，成家后，他将全部的精力用来照顾妻子，为她治病，逐渐荒废了自己的学业。在医生丈夫的治疗下，妮科尔逐渐康复，而迪克却日趋沉沦，与一个叫罗斯玛丽的电影明星搞起了婚外情，而妮科尔也和追求她多年的汤米·巴尔邦厮混。最后，一无所有的迪克与妮科尔离婚，在他家乡的一个小镇上默默无闻地当上了一个普通医生。
在美国喧嚣的爵士乐时代，“美国梦”成了一个虚幻、空洞、毫无意义的幻影。战后，战争破坏了这一切，它使后方的投机商大发横财，金钱成了衡量一切是非的标准，传统道德观念的沦丧和各种欲望的极度膨胀使得纯朴的人际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友谊和爱情的价值被证券和股票所锈蚀。上流社会大把花钱，过奢侈豪华的生活。迪克跟亿万富翁的女儿妮科尔结婚后，就开始把自己当作上流社会的一员，过上流社会的生活。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这样一个拜金主义社会，要想获得上流社会的认同，就必须显示出与之相同的生活方式、享乐方式、消费方式。“消费的表现性，顾名思义，就是消费者通过对消费物或消费行动的符号元素的选择和组合方式来表现、传达和交流某种主观意义和客观信息。”［３］小说中迪克就极力地用消费来表现自己的地位、财富。为此他不惜一切去取悦别人，展示自己的风度，追求奢华的生活，努力获得上流社会对自己身份和角色的认同。他去法国里维埃拉的海滨地区度假，“遮阳伞、便携式冲凉更衣室、一只充气的橡皮马”，这些连身为明星的罗斯玛丽都“没见过”，他们的别墅，他们的仆人，他们的豪华汽车，这些都散发着商品消费的气息。而迪克这些行为,正是他希望选择上流社会的消费方式来获得其对自己的认同，达到追求自我救赎的目的。然而这种自我救赎的做法从根本上讲是毫无希望的，他因此而沉迷于感官的刺激与消费的生活方式中，为消费所支配，最终落入消费主义的泥沼而无法自拔，经济上无法独立，事业荒废，所有的理想都已成空，剩下的就只有绝望。在这个消费主义肆虐的二十年代，跻身于上流社会并未给他带来救赎，却让他在消费主义的泥沼里面越陷越深。“他衣冠楚楚，手杖高档，但他却像动物那样被奴役和驱赶。”
二、迪克的复杂性格体系
迪克的悲剧，一方面是由于当时消费主义的大背景造成的。在喧哗的二十年代，要想进入上流社会，让上流社会所接受，结果就是被上流社会“汹涌而来的钱与物的洪流淹没了”。另一方面，迪克本身复杂的性格也跟他的悲剧有着必然性。他的性格体系中有优秀的品质，如坚强、持之以恒、果敢等成分，推动他不断进步，逆流而上。其次，他的人格弱点，如过于理想主义，对自身缺乏正确认识等成为导致他失败沉沦的重要原因之一。从小说的情节发展来看，迪克的沦落和受难并不是因为他有什么罪恶，“而是由于某种过失或弱点。”［４］
起初，作家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前途无量”的年轻人形象，他出身卑微，但勤奋好学，他有理想，有追求，也有自信，想做“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心理学家”，极度善良，性格温顺，和蔼可亲，风度翩翩，能够克服困难去达到自己的道德理想和事业目标。正是这些积极的、正面的、向上的性格与人格因素，使他不懈地追求着自己的理想，不断地反省进行主体抗争。也正是这种超乎我们想象的强烈的生命力的最终沦落向我们传达着悲剧的崇高感。
迪克本身的性格，有着堂吉诃德式的浪漫幻想，有一种“超验型理想主义的缺陷”［１］，他抱着一种利他主义的幻想，自矜其能，将自己的全部的职业生涯弃之不顾，而执意接受妮尼科尔这一个典型的病案。他为自己建构了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不能把现实与幻想统一起来，将治疗病人变为感情上的过度付出，被职业习惯与爱情的关系所困扰，而没有意识到对妮尼科尔青春美貌和富有的爱慕是必须以他自身的精力、才华为交换的，这导致了他的“过失”。同时，在《夜色温柔》中，迪克扮演了一种自救与救人的角色，在精心营造一个审美的世界来达到自我的完整统一的同时，他也在试图拯救别人，迪克是一个怀揣美好梦想的梦想家。他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营造一个完整、优雅、审美的世界。妮尼科尔的病又为迪克提供了一个拯救别人，创造“具有现代美学意义”的“高雅境界”的途径。从某种意义上说，妮尼科尔的精神病象征着整个上流社会的病态：乱伦、冷漠、自私、纵情享受。事实上，“生活在迪克周围的上流社会的各色人物都各有各的毛病和问题：巴比·沃伦是个极端自私的女人，喜欢异想天开，却又感情冷漠……音乐家艾贝·诺斯是一个思想颓废，嗜酒如命的酒鬼……汤米·巴尔邦心肠冷酷，性格野蛮，没有政治信仰和头脑，是一个地道的无政府主义者。麦吉斯克有自我暴露癖……罗丝玛丽风骚冶艳，放荡不羁……”［１］。迪克想要以自己的善良、正直、文雅、风度来影响他们，治愈他们的病态，建造一个完美的世界。但是，我们要看到，这些都是他苦苦追求的人格理想，是他经过儿时、少年、青年时期的漫长岁月坚韧修养而成的，也是他作为一个高尚、正直、有道德、健康的人的标志。但是，这种理想人格特征和美好品质一旦遭遇到与之不可协调的、残酷、扭曲的现实，就势必莫名其妙地转变成阻碍主体在社会中生存发展的弱势，导致他偏离理想轨道，进行了错误的选择，逐渐走向沦落、陷入困境。
结语：绝望的挣扎
在消费主义盛行的年代，个体消费的同时，已被社会所控制，在浮夸的二十年代，要想通过消费追求自身的完整性，达到自我救赎的目的，无异于幻想、空想，其结果只有绝望、失败。“无视当代社会以资本为核心的社会权力关系，追求抽象的心灵解放，历史已经证明是徒劳无益的。”［５］而同时迪克本人，作为悲剧的主体，所具有的复杂的性格体系，也加重了悲剧发生的必然性。在这两个内外因的相互作用下，迪克所作的努力，就是在绝望中挣扎，徒劳无功。
参考文献：
［1］吴建国.菲茨杰拉德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2］唐建清.《了不起的盖茨比·夜色温柔》中的代译序“幻灭的悲哀：评菲茨杰拉德的小说”［M］.上海：译林出版社，1998.
［3］王宁.消费社会学：一个分析的视角［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4］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5］周小仪.唯美主义与消费主义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