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柟（1479—1542），字仲木，别号泾野，陕西高陵县人，明正德三年（1508年）状元，是明代中期与心学大师王阳明“双峰对峙”的著名理学家、关中学派的集大成者、河东学派后期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吕柟“性行淳笃，学问渊粹”，身处明代政治、学术、世风大变革的正德、嘉靖时期，在政治上不依附权贵，也不向皇权低头，仕途坎坷，三起三落；在学术上不跟风媚俗，也不僵化保守，温粹笃实，建树宏大。在嘉靖元年（1522年）被贬为解梁判官后，他勤勉吏事，造士化俗，特别是创办了匠心独具的解梁书院，聚所属一州（解州）五县（安邑、夏县、闻喜、平陆、芮城）士民讲学，广开教化，被赞为“兴学而人才丕变，励俗而礼让大行”。任职三年，政声琅琅，教绩斐然，成为山西历史上影响广泛的一代名宦名师，备受后世推崇。
　　宦学生平：衰世有诤臣，学问当躬行
　　吕柟出身于儒学世家，年少时便笃志好学，即使数九寒天，也脚覆麦草，端坐矮屋，诵读不辍。十四岁时，考中秀才。后师从河东学派大家薛敬之，学习周程张朱理学。十七八岁时，因学识广博被选入正学书院深造。参加乡试，考中第十名举人。正德三年参加会试，获廷试第一，大魁天下，被授为翰林院编修。时值明代中期的多事之秋，正德皇帝宠“八虎”，建豹房，耽于嬉戏，疏理朝政。大太监刘瑾（陕西兴平县人）靠着正德皇帝的宠幸擅权跋扈，朝士纷纷趋附。吕柟状元及第后，刘瑾以陕西乡党名义主动拉拢，欲罗织于门下。但吕柟不仅不投帖致谢，而且还退还其贺礼。“以礼自防，而履迹不交。”不久，遇西夏扰乱边境，吕柟上疏请正德皇帝还居宫、御经筵、亲政事，更加招致刘瑾嫉恨，多次要置其于死地。吕柟只得托病辞官。家居期间，友人张士隆（解州巡盐御史）创建河东书院，吕柟应邀为书院核定应祀名贤，并作《三晋名贤议》，这是吕柟初次参与解州的文化活动。
　　吕柟抵家数月后，刘瑾在太监之间的争权夺势中失败被凌迟处决，吕柟启用回朝，恢复原职。但正德皇帝依旧我行我素，甚至长期住在远离紫禁城的西苑豹房，荒嬉淫乐，不仅以各种借口逃脱为皇帝而设的经筵日讲，而且连早朝也不愿再上，为后来世宗、神宗的长期罢朝开了恶例。正德九年（1514年）正月，乾清宫因玩灯而失火，吕柟再次上疏进谏，直指正德皇帝的六大荒政，请其逐日临朝、还处宫寝、躬亲大祀、日朝两宫、遣去义子番僧边军、撤回镇守太监。正德皇帝龙颜不悦。当年秋，吕柟以父病为由归乡。
　　嘉靖皇帝继位后，吕柟为朝中正直的御史交章推荐，再次官复原职，并奉诏纂修《正德实录》。嘉靖三年（1524年）四月，复官仅两年的他在围绕如何确定嘉靖皇帝生父尊号而展开的“大礼议”之争中以十三事自呈，内有“大礼未定，谄言日进”之语，讽刺嘉靖皇帝违背礼制，结果被削职下狱。不久，被贬为解州判官。任职期间，他请减丁役，抚恤孤寡，筑堤疏渠，劝民农桑，又访求卜子夏之后，建立司马温公之祠，推行“关学大家”吕大临的《吕氏乡约》和北宋宰相文彦博的《文公家礼》。创建解梁书院，聚众讲学，四方学人闻其盛名接踵而至。任职三年，他“兴利除害若嗜欲”“政举化行，俗用丕变”。
　　嘉靖六年（1527年），吕柟转为南京吏部考功郎中。自此才逐渐走出仕途阴霾，先后升南京宗人府经历、尚宝司卿、南京太仆寺少卿、国子监祭酒、南京礼部右侍郎。
　　与仕途的跌宕起伏相比，吕柟的讲学活动则是日益昌盛。第一次引退后，他在家乡营造了东郭别墅，每日聚徒讲学其间，四方学者慕名而云集。别墅容纳不下，又筑东林书屋，讲学规模和影响越来越大。担任解州判官期间，除了在解梁书院设坛讲学外，他还广泛参与河东地区的其他兴学活动，创作了《建河东书院记》《东山书院记》《运司学进士题名记》《运司学举人题名记》《登河东书院书楼和韵二首》等作品。在任职南京的九年中，正值王阳明的“心学”风靡全国之时。吕柟反对王阳明把“良知”看作抽象人“心”的观点，便在南京柳湾精舍、太常南所等地讲学，与王阳明“中分其盛”，风动江南。《泾野子内篇》中的《柳湾精舍语》《鹫峰东所语》即是这一时期讲学的记录。嘉靖十八年（1538年），他年届六十时致仕，返归故里，讲学于北泉精舍，度过一生中的最后四年。嘉靖二十一年（1541年）病逝。《明史》称其“仕三十余年，家无长物，终身未尝有惰容”。
　　吕柟一生勤于撰述，著作等身，仅被《四库总目提要》收录者就达12种162卷之多。文集被编为《泾野子文集》三十六卷，语录被门人编为《泾野子内篇》二十七卷。吕柟还编纂了首部《高陵县志》和首部《解州志》，都为中国地方志史上的名志佳志。
　　创建书院：观此山与泉，真学基已固
　　解梁书院是解州最高学府，也是州属第一所书院。其创办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初创时期，仅建一祠一堂。吕柟于嘉靖三年八月抵达解州。下车伊始慨然道：解州山明水秀，其中必有豪杰生。次月，在知州林元叙支持下，利用解州州治北已废弃的广慈寺旧址，创建乡贤祠，用以祭祀风后、后稷、关龙逄、巫咸、傅说等解州及所属五县历代先贤31人，标示书院的学说渊源与学术追求，对学子进行“尊前贤，励后学”教育。但乡贤祠还未竣工，林元叙即病逝于任所。随后，吕柟代理知州，主持在祠前建立礼和堂，延聘王子中、扆文质、张师孔三人，教授童蒙，兼率乡约善民，一时风行。五个属县的耆俊（年老而才能优异者）之士闻风而至，朝夕弦诵，朔望冠射，文质彬彬。
　　第二阶段是拓展时期，再建一堂一所一馆。礼和堂建成后，前来读书习礼的士民济济一堂，盛况空前。前来参观的名公巨卿、鸿儒硕彦也比肩继踵，岁无虚月，都感叹地狭屋窄，难以容身立足。巡盐祠公于是慨然捐出赎罪米钱纸共百余金，移州扩治。而诸士民也纷纷输财、效工，吕柟便在礼和堂前又拓建了仰山堂。仰山堂分前后两部分，前为四斋，分别是“读律诰斋”“课农树斋”“正婚祭斋”“均市渠斋”，耆老分处其间，组织讲会，教习礼仪；后建三斋，分别是“礼乐斋”“射御斋”“书数斋”，招收蒙士（浅学之士），由王子中授课。礼和堂后的四斋，即“格物斋”“诚意斋”“正心斋”“修身斋”，有府学生员二三十人，由丘孟学授课。礼和堂西，建养正馆，将原来就读于礼和堂的童蒙（初学之童）移置此处，由王子中教授。礼和堂改为吕柟、丘孟学、王克孝三人的寝室。礼和堂东，建乡约所。又穿城引来五龙谷之水，环绕书院，注入院内泮池。院中移中条山之柏，采莲种芹，绿意盎然。大门高悬“解梁书院”匾。 　　解梁书院的一草一木、一石一瓦都倾注了吕柟的心血，他看到墙脚堆积的筑墙之板，也认为“板皆吾心所在”。一次，见一个学生正要焚烧板木碎屑，吕柟大怒，边打边说：“汝知此木之义乎？虽尺寸未尝科于州人。”吕柟曾对着院内之树说：“种则隶也，生则予也；力则隶也，心则予也。毋折予枝，毋践予本。”
　　解梁书院的建设工期长达三年，几乎贯穿了吕柟在解州的整个任期。吕柟对这一杰作极为满意，曾说：“予坐仰山堂之上，见条山当面，苍翠四围，日夕躭玩，至忘寝食，或听耆民读律诰之文，或和童子歌幽南之诗，或课俊士诵周程之书，或得黎庶输金矢之讼。悦若身际羲黄之世，而莫知其它也。”
　　兴学化民：青衿萃讲堂，春风满元圃
　　明代中叶以后，程朱理学渐趋僵化，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异军突起，批判朱熹的空谈性理和“存天理，灭人欲”，对程朱理学一家独尊的地位造成极大冲击，将明代理学推进到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吕柟比王阳明小七岁，二人同朝为官。吕柟立教严谨，强调格物穷理、慎独致曲、笃实躬行。他说：“学者虽读尽天下之书，有高天下之文，使不能体验见之躬行，于身心何益，于世道何补！”这既是在面对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并立纷争的思想环境下进行的第三种选择，同时也是明代中晚期思想界的一种新动态，即追本溯源，重新继承和发扬孔子的仁学思想。创建解梁书院，可谓这一学术思想的全新实验。吕柟以其行政首长加学术领袖的特殊地位，开创了寓化民于兴学的教书育人和社会治理的新模式，可谓是得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精髓，接续了其“礼乐教化”的治世传统。
　　前来就学者，下至童蒙、蒙士，上至生员（秀才）、耆俊，聚处一堂，有的为启蒙修学而来，有的为科举考试而来，有的为纲常礼仪而来，各从其志，各求所需，各得其所，很好地体现了吕柟因材施教、学仁学天，既重心性修养、又重躬行实践的教学理念。《泾野子内篇》中的《端溪问答》《解梁书院语》即是吕柟在解梁书院时期的讲学记录。
　　吕柟体态丰厚，阔面微髭，轮耳海口，目光有神。平时端严凝重，待人和易可亲，但要求学生又异常严厉。他不反对科举，认为“举业与学，并无二道”，为此还在解梁书院专门为参加科举考试的廪膳生员设立了四个专斋。但他也叹道：“近人读经书，徒用以取科举，不肯用以治身。即如读医书，尚且用以治身，今读经书反不若也。”“需要将旧所填塞的尽扫去了，又换一个心肠方可。”他常常在夜晚随击柝巡夜者出来检查学生号舍，看见松懈安逸或已早早就寝者便以竹板相加，呵斥道：给你此地，是让你来贪图安逸的吗？给你此屋，是让你来蒙头大睡的吗？身为男儿，是应该只满足于工文词、谋科第这些世俗目的，还是应该有更高更远的追求，探索己身之所始，思考己心之所终，观天地之不远，念父母之常存，明无人非，幽无鬼责？否则，人与秋草何异！
　　在山西书院发展史上，学术大师为书院赋诗作记者有之，担任主讲、讲学者有之，而亲自筹谋并创办书院的却鲜见。这种由学术大师创办的书院，对活跃当时的学术气氛起了引领风气的作用。解梁书院就是其中领风骚者。仅就嘉靖朝而言，山西全省新建书院25所，其中解梁书院、启光书院、王官书院、正学书院、陈氏书屋都在河东地区，而且解梁书院的建立时间仅晚于汾州府仰高书院二年。此外，吕柟还为河东书院、东山书院、运司学等书院、儒学赋诗作记十数首，振兴学风可谓不遗余力。
　　吕柟在解州期间，其好友康海（弘治状元，陕西武功人，明代“前七子”之一）、马理（陕西三原人，正德进士，关中学派代表人物）等都短暂留住解梁书院，康海为书斋题匾作诗，马理为学生释疑解惑，他们与吕柟一起对加强河东地区的理学重镇地位、推动河东学派的发展，做出了特殊贡献。
　　绵绵追思：抚景怀伊人，空堂成寂寥
　　吕柟在解州任职三年后，经御史卢焕等以“王佐之才”多次举荐，最后调任南京。临行时，解州“士民数千哭送至黄河岸边”。吕柟渡过黄河，“犹闻对岸哭声琅琅”，不禁口占一绝：“试听黄河东岸哭，为官何必要封侯。”吕柟调走后，解州士民将其比作孔子最得意的弟子、“仁人好学”的颜回，感德不忘，并为其立“去思碑”，又在解梁书院西侧为其建生祠。
　　嘉靖十三年（1534年），巡盐御史余光作《秋日始游解梁书院怀吕泾野先生》，追思吕柟，文情并茂，真挚动人。全文为：
　　驱车出西门，原野秋色暮。
　　迢迢望孤山，陟向暹渠渡。
　　白杨嘶寒风，夹此宫墙路。
　　游子怀慕久，披拂以亟赴。
　　入门瞻圣像，慰我中心素。
　　踌躇俯荒池，彷徨倚红树。
　　解衣攀薜萝，独向云颠驻。
　　幽岩生紫霞，怪石走虬鹜。
　　巍巍今日山，毋乃平地布。
　　辘轳汲井泉，曲引山根注。
　　涓涓昔成流，源委时可沂。
　　汲引功弗停，鉴沼复洄澍。
　　忽然见弋渔，恍与西渠遇。
　　奇哉西渠子，励志搜远趣。
　　观此山与泉，真学基已固。
　　缅我泾野师，继此鸣沼濩。
　　青衿萃讲堂，春风满元圃。
　　朴棫化已长，颠糵生时雨。
　　凤凰一高翔，百鸟咸振羽。
　　云胡余子来，孤翼何所附。
　　空堂成寂寥，傍舍亦欹垩。
　　伊威穿败垣，蟋蟀泣野露。
　　谁能效绸缪，补葺一如故。
　　抚景怀伊人，长叹不能赋。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吕柟去世，明世宗下诏辍朝一日，赐祭葬，谥文简。解州及四方学者聚哭于吕公祠，“朝夕临者三日，衰服者二十七日而除”。后来，祠内增祀河东乡贤柳宗元，将吕公祠改建为柳吕二公祠，春秋祀之。名宦、乡贤共祀一堂，给了吕柟以莫大尊崇。明末清初，由于迭经兵燮，柳吕祠已经一椽不存。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知州江闿在州西南重新辟地构堂三楹，围墙重门，复建柳吕祠。同治二年（1863年），吕柟被诏准与司马光、薛瑄、王阳明等历代先儒一同从祀于孔庙大成殿两庑，正式进入儒学最高殿堂。
　　余论：文脉代相传，桃李更芬芳
　　有明一代，共有嘉靖十六年（1537年）、嘉靖十七年（1538年）、万历七年（1579年）、天启五年（1625年）四次禁毁书院之诏，政治对书院的摧残达到顶峰。这四次都发生在解梁书院成立之后。清乾隆时，历经浩劫的解梁书院已是杂草丛生，颓废不堪。“长江后浪推前浪，浮事新人换旧人。”乾隆十七年（1752年），知州韩侗将解梁书院旧址出售，连同全州士绅捐助所得，购置城内崇宁坊张氏旧园，建房九十余间及一池一亭二阁（文昌阁、奎星阁），重建解梁书院，“规模俨然宏敞，体势肃然整齐”。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嘉庆十二年（1807年），知州言如泗、吴邦治又加修葺。嘉庆二十年（1815年），书院在大地震中坍毁。道光五年（1825年），知州张秀芝大修，书院得以恢复。同治年间，工部右侍郎阎敬铭（光绪年间曾任户部尚书、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家居期间曾任书院主讲。光绪初年，知州马丕瑶筹款重修，书院焕然一新。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在清末新政中解梁书院被改制为解州中学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传承着吕柟“笃实躬行”文脉的解州中学堂，数易其名，演变为解州中学。1959年，解州中学荣膺全省高考之冠。1960年，被省政府确定为省级重点中学，并被选定为全省三所“五年一贯制”的重点实验校之一。1999年，被确定为“山西省运城临汾地区飞行员早期培训基地”，并发展为全国最大的飞行员早期培训基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特级航天员、“神七”和“神九”航天英雄景海鹏的母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