沁河流域的元代汉人世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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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仔细翻检沁河流域的有关文献后,大体可以形成一个初步的印象,即沁河流域的世家大族,不论是将军还是文职官员,不论是饱读诗书之士,亦或家财万贯的富商巨贾,他们开始在沁河流域发迹,并逐渐走向朝堂、走向五湖四海,变得引人注目,其年代大致可以从宋金元时代算起。在此,最值得称道的便是以北宋时代的沁水县(当时叫端氏县)窦庄窦氏、元代的阳城县屯城郑氏和下交原氏等为代表的曾经显赫一时的早期大姓望族。较之明清时代后起的新兴科举、商业家族而言,他们应当视为沁河流域活跃年代相对最早的一批古老家族。他们兴起于宋元,明清时代或是风光不再,繁华落尽,如窦庄窦氏,屯城郑氏;或者继续在祖先荣耀的激励之下,继续书写家族的辉煌历史,如下交原氏等。本文就元代阳城屯城村郑氏家族的发展历史加以阐述。
  屯城位于今沁水和阳城二县交界处,又名虎谷,因在地理形态上,村庄沿卧虎山麓向南北延展,故有此名。村庄位于沁河东岸,与对岸的沁水武安村隔河相望。两村村名均与战国时代发生的一次著名战役——长平之战有关。据说屯城是秦将白起筑城屯兵屯粮之地,武安则因白起的封号“武安君”而得名。就屯城村当下的姓氏种类和空间分布而言,自北而南大体包括赵、郑、刘、程、王、张、陈、高等姓氏。其中,郑氏、张氏和陈氏建筑群规模宏大,占据了村内显著位置,形成“郑半街,张半道,陈一角”的格局。郑、张、陈无疑是该村的大姓望族。
  在一份介绍屯城村历史的材料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说法:“古村在金代渐渐崛起,元、明、清时期达到鼎盛。元代郑家祖孙四代两封国公,二世平章;明清两季张家五世之内三位进士,荣耀过人;清康熙年间陈廷敬长子陈谦吉迁入屯城,其族人亦多漫步官场。”可见,在屯城村的三大姓氏中,郑氏乃是最先发迹的一个古老家族。
  见诸正史、方志和碑石中的屯城郑氏家族
  关于屯城郑氏,《阳城县乡土志·氏族》条目中有一句话表述很清楚:“郑氏之于元,皆恩宠优渥,阀阅荣显。一时际遇之隆,惟郑氏为最盛。今之子姓,亦惟郑氏为最微。”《阳城县乡土志》的作者杨念先,系阳城县白巷里下庄村人,是晚清民国时期当地著名的学问家,对阳城历史文化非常熟悉。这一概括之语,是建立在其本人对郑氏家族以及阳城其他大姓望族兴衰荣替总体状况的认识基础之上,因而是比较客观、可信的。进一步查阅该乡土志有关屯城郑氏的论述,还能了解到如下信息:屯城郑氏系“元初自荥阳徙阳城,卜居虎川里之屯城村”。郑氏迁阳后,从第三世祖郑皋始,直至第六世郑涛,均先后有多人出任元朝中央和地方要职,四处征战攻伐,元灭后,郑氏“自八世后之子孙皆安于农商,无仕进者。”屯城郑氏在有元一代的昙花一现,究其实质,是抓住了军功这个关键因素。郑氏和多数蒙元时代山西的汉人世侯家族一样,其命运沉浮多系于蒙元政权本身。伴随着元朝的灭亡,郑氏家族亦随之退出了历史舞台。
  目前,学界已有两篇文章涉及到郑氏家族的历史。一是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刘晓所撰“元镇守武昌‘平阳太原万户府’考——以万户郑氏为中心”,此文已收入《吴天墀教授百年诞辰论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一是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延保全的论文“大元制浩特赠碑与郑鼎”(《文献》2003年第2期)。两篇文章的出点发虽然都不是为了讨论郑氏家族,但是均涉及到了郑氏家族史研究中的核心文献,包括:《元故忠昌军节度使郑公神道碑铭》(即郑皋神道碑)、《元中书右丞谥忠毅郑公神道碑》(即郑鼎神道碑)、《资德大夫大都留守领少府监事兼武卫亲军都指挥使知大都屯田事赠推忠赞治功臣银青荣禄大夫平章政事泽国公谥忠宣郑公行状》(即郑制宜行状)、刘岳申《申斋集》卷九《元通奉大夫湖广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郑公墓志铭》和许有壬《至正集》卷五二《故通奉大夫湖广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郑公神道碑铭》(二者均为郑昂霄神道碑)。
  此外还有现存于屯城郑氏家庙门前的“大元制诰特赠”碑,此碑系皇庆元年(1312年)元仁宗专门为郑鼎颁发的一道追赠封号的圣旨碑。另有现存于泽州周村镇西,立于至正十八年(1358年)的《郑宣慰活民纪功碑》(即郑涛纪功碑)。作为郑氏家族功绩鼎盛的杰出代表郑鼎、郑制宜父子,在《元史》中有列传(见《元史》卷一百五十四·列传第四十一《郑鼎传(附郑制宜传)》)。这些丰富的文献资料与郑氏在沁河流域留下的历史遗迹及其传说故事拼接到一起,基本可以还原出一个完整的郑氏家族形象,并有助于纠正地方文献和已有研究中的一些疏漏和讹误。
  郑氏家族的谱系传承:显赫一时的元代汉人世侯家族
  据学者瞿大风的研究,金末元初,随着蒙古军不断南下攻掠中原,山西地区兴起一批大小不一、聚众自保的地方武装。这些地方武装首领具有不同的素质和才能,拥有一批当地民众,且从蒙、金双方的军事较量中看出金朝大势已去与蒙古骑军锐不可挡的政治趋向,纷纷率众降附蒙古新朝。在征服与统治山西的过程中,蒙古统治者在地方武装首领降附以后,除了利用他们随从蒙古军攻城略地以外,还逐步将山西各地交由他们世袭任职,守土治理,赋予执掌军政事务的双重权力。屯城郑氏家族就是在这一场景下开始走向历史舞台的。
  尽管屯城郑氏无家谱留存,但是根据数通郑氏祖先神道碑、墓志铭、行状并参考乡土志等文献,基本可以对郑氏家族的谱系传承有一个粗略的梳理和判断。有关屯城郑氏的来历,元人袁希耽为郑氏三世祖郑皐所撰“故忠昌军节度使郑公神道碑铭”中有言:“公之先自荥阳徙居泽州阳城,卜居县中,自六世祖再徙家县之泽阳乡屯城村。世以农为业。”接着又说“大父邻生子三:曰盛夫、曰珪、曰让,皆冠儒。”越所居之第别搆一堂,榜曰“丽泽”,以会朋友,讲习道义,岁无虚月,乡党倾慕焉。公讳皋,珪之次子也。”这两段话大致描述了郑氏初到阳城的情形。河南荥阳,是郑氏郡望所在地。郑氏先人正是从河南荥阳迁居山西阳城的。抵达阳城后,最初并未直接定居屯城,而是择地居住在阳城县的某个地方,经过六世之后,才最终居于屯城的。而且,在定居屯城前后,一直从事的是农业,是一个普通的农人家庭。这里,如果以郑皋的祖父郑邻作为屯城的始迁祖,那么郑氏到郑邻这一辈,已经有六代人了。按照25-30年为一代来粗略计算的话,当时郑氏家族在阳城已有150-180年的历史。查文献可知,郑皋于金哀宗正大五年(1228年)十一月病逝,享年36岁,可计算出其出生年代应为1193年,即金明昌四年。郑邻、郑珪、郑皋是祖孙三代人,若将郑邻作为郑氏进入阳城之后的第六代,那么郑皋就是第八代了。以此类推并计算可知,郑氏进入阳城应当在北宋。因此,屯城郑氏和沁水窦庄窦氏一样,都属于北宋时代就已进入沁河流域的早期外来人口了。原阳城县志办主任刘伯伦1994年主编的《阳城县志》中也有与此相似的观点:“屯城郑氏于北宋时由河南迁居阳城县城,六世再迁屯城,至元朝郑鼎已为八世。今东乡郑氏多为其后代。”   站在郑氏家族的角度来看,郑氏发迹应该是从第三代郑皋身上开始的。在金末乱世,郑皋凭借个人的勇武、见识和号召力,已经领导起一支地方武装力量,维护家族利益和地方社会稳定,“一乡赖之得安”。后引起金末上党公张开的注意,极力拉拢,“上党公知其才,擢为兵马提控。从事久,积有勋劼,进阶忠昌军节度同知。”金哀宗正大五年,张开兵溃,郑皋投降蒙古军统帅木华黎,“王嘉之,赏赉优渥,遣使奏朝廷,新命公为忠昌军节度使。”在郑皋兄弟三人中,长兄郑皞为文学士,是个读书人,其兄弟郑明也同乃兄一样从军做了都统,“死于王事”,为国捐躯。惟有郑皋比较突出,官至忠昌军节度使。
  到了郑氏的第四、五两代,屯城郑氏才开始走向权力的顶点,并逐步确立了郑氏在有元一代的政治地位和权力分配格局。对于郑氏整个家族而非个人而言,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平阳太原万户府”万户职位,由郑氏后裔世袭不替;二是“武卫亲军都指挥使”一职,亦由郑氏子弟世袭。根据刘晓的研究,郑氏家族中,先后担任过平阳太原万户府万户的人有:郑鼎(首任),郑制宜(第二任),因至元十四年(1277年)郑鼎战死后,年仅十八岁的郑制宜受命承袭平阳太原万户;第三任是郑庭瑞,系郑制宜的亲叔父、郑鼎的二弟;第四任是郑昂霄,此人系郑鼎三弟郑甫之子;第五任是郑涛,系郑昂霄之子,子承父业;第六任也是最后一任为郑君用。“武卫亲军都指挥使”只有郑制宜和郑钧父子二人当过。郑氏子孙在不犯错误的情况下,就可以很轻易地袭任正三品的职位,如此高的平台,是寻常人不可想象的,因此袁希耽在给郑皋撰写的神道碑中就用“一门之贵罕有伦比”来形容郑氏在元朝官场所具有的显赫地位。
  对于郑氏家族而言,正三品只是他们向上层流动的起点。以郑鼎、郑制宜为代表的郑氏族中精英,在身前身后还获得了“泽国公”(正一品)“潞国公”(正一品)“平章政事”(从一品)“广东道宣慰使”(从二品)“河东山西道宣慰使”(从二品)“参知政事”(从二品)等头衔或官职,并有仁宗皇帝亲自颁布的圣旨碑,被专门供奉在郑氏家庙堂前,实可谓“尊宠有加”,显赫一时。屯城郑氏的这种家族荣耀亦非前述之窦庄窦氏堪与比肩。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郑氏家族的这种荣耀和成长方式,在沁河流域的历史上恐怕也是空前绝后的。
  历史的回响:郑氏家族在沁河流域区域社会的活动
  屯城郑氏作为金元时代沁河流域的一个有势力有影响力的家族,其势必会对地方社会的发展产生较大的影响。从有限的文献资料和调查中,大致可以从兴修水利、关注民生两个方面来整理出郑氏在阳城做过的事情。
  据郑皋神道碑中记载,“初为提控,睹侯郑湘谷二流可溉屯城之田,因请于郡守霍公,用民力疏决之。民到于今受其赐。”郑皋为屯城村民众解决灌溉水源的功绩,令人称道。袁希耽在纪念他的碑文中,用“公即兴之,利及万年”来表彰他的功德。郑皋对水利的重视也影响到了他的儿子郑鼎。据《元史·郑鼎传》记载,至元三年(1337年),郑鼎迁平阳路总管后,以平阳地狭人众,经常发生乏食饥荒,“乃导汾水,溉民田千余顷。”成化《山西同治》卷十五《郑公神道碑铭》中也说,这次建渠是自赵城卫店村开口引汾而成,“渠上置立水磨十余所。”这一重视民生的传统,为郑氏子孙所继承。到了郑鼎的儿子郑制宜时期,依然秉持乃祖父两辈的风采。大德三年(1299年),洪洞发生8级大地震,伤亡惨重,“制宜承命存恤,惧缓不及事,昼夜倍道兼行,至则亲入里巷,抚疮残,给粟帛,存者赖之。”作为一方的军政首脑,关心民生,兴修水利,体恤时艰,让民众在乱世、灾难之中赢得一份安宁,这才是最大的贡献。元代山西的汉人世侯中,有不少这样“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人物和事迹,郑氏家族算得上其中的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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