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相公家在谢老师家北面，西厢靠北的两间，门前铺着一尺见方的青砖，地势比乔爹家的高出一尺。二房厅为明代大官的府第，为防范倭寇进犯，他们在家里养有兵丁。西厢是兵丁们的营房，这方正的青砖之地，是他们的练兵场。如今它成了二房厅人出入的通道，我去朋友阿红家，也走这里居多。
　　金相公是箍桶世家，祖上专门打造富贵人家的各种桶、盘。因为手艺好，用料讲究，他家的圆头木器一般人难以企及——光一个铜圈，厚至三分，描龙刻凤，金灿灿，亮晶晶，被人誉为金圈。加上他本来姓金，东河沿人有时叫他金相公，有时又叫他金圈。
　　当然，这是说从前，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当我经过他家门口，他所切削钻刨的，不过是些平常的脚盆、圆盘，或者水桶、舀勺。都是白木，箍的是铁圈，有时是竹圈。然而，金相公还留着一套铜圈，因为找不到合适的主顾，他常常叹息。
　　金相公还有一个好大的不如意，就是没有儿子。已经去世的老伴儿，只给他生了两个女儿，这对于他手艺的传承，是个很大的不利。当然，女儿也罢了，可以招个进舍女婿。偏偏大女儿特别出挑，找了个吃国家粮食的——我家河对面粮站的工人。如此，他就剩下一个念头，女儿生个儿子，来继承他的手艺。
　　女儿终于称了金相公的心，果然生了个儿子。金相公笑得合不拢嘴，每天把钻啊刨啊使得顺溜，还几次把那套铜圈拿出来，套在外孙的坐车、摇篮上，逗外孙玩儿。我这才看到，这传说中的铜圈，其实只是几个黑不溜秋的圆环。要说它的好处，就是声音，叮叮当当，确实好听。
　　然而，好景不长，不到两年，金相公的眉头又皱拢了，因为外孙不会说话，连咿咿呀呀的声音也不发一声。女儿女婿着急，抱孩子去了无数医院。被上海的医生确诊后，他们搬离二房厅，去了粮站宿舍。金相公也只闷头干活儿，再不说话。人们说，金相公家一下哑巴了两个。
　　金相公的小女儿，只比我大两岁。没娘的孩子可怜，她平时就不声不响，至多和路过的我点个头。如今连姊姊也搬走，父女两个烧饭洗衣的家务都落到了她身上。不久，商店里的塑料脸盆、水桶这样的生活用品越来越多，金相公只能给人修个旧。他赚的钱连嘴巴也顾不住，小女儿辍学，父女两人开始绩麻了。
　　绩麻这事占地方，需要大场院。好在青砖道地儿很大，尽可以摊放、收晒。此外，他家北边还有一堵砖墙，是二房厅第二进的围墙，很多砖头已经损毁，裸露出一个个豁口。金相公用毛竹扎了个四方的棚架，靠在墙上，棚架上悬挂着一卷卷粗麻。这麻泛着黄绿，在阳光下散发出一阵阵清香。
　　终于，金相公时来运转了，这便是东河沿人最难忘的大旱年。那年夏天，九九八十一天没有下雨，我家门前的漕斗底翻天了。人们在河底掘了土井，早晚打水。万安桥那边三江交汇，河底很宽，搭了戏台，时常唱戏。看戏的人黑压压的，挤满了河底。也有人站在河岸上，观望着这难得一见的奇观。
　　这时，金相公家的门槛被人踏断了，大家争相订购水桶——土井里的水，只能用来清洗，而吃喝的，须到小镇前面的山洞里去挑。没有劳力的人家，让人代挑，便宜的八毛一担，最贵的时候一元两角。当时，只要有劳力的人家，都前呼后应地去挑水了。
　　金相公自然高兴了，他日日夜夜箍水桶，恨不得一天有四十八个小时，饭也不吃，觉也不睡。订单实在太多，他把箍桶分成了几道程序，依次做圆的底盘、弧形的把手、桶身木板。如此标准化作业的好处是，转手快，出货多。简单的工序，比如用砂纸打磨之类，让女儿帮着做。
　　我父亲从绍兴挑来一副水桶的木板，特意让金相公去加工。金相公本来不接外加工的，但看在我父亲路远迢迢挑来的分上，收了下来。一直没完工，父亲上门催促，我跟了去看，才第一次进入金相公的家。古旧的厢房板壁里面，那套金圈一个个排着队，黄铜的颜色一点儿也没有了。
　　金相公做桶极其仔细，几块木板比画来比画去，已经看不出拼接的缝隙，他却还在耐着性子比对。父亲接过我家的新水桶，连声夸奖金相公好手艺。金相公抬起头来说：“大旱天的水桶比不得平时，你们要挑着它爬山过岭，怎么可以含糊呢？”这副水桶灵巧结实，我家用了几十年。
　　这年十月，东河沿人终于迎来了第一场透雨。金相公忙乎了一個夏天，人瘦了好几圈。他的背本来就驼，此时几乎弯成了九十度。那天，他和大家一起站在河岸上，看小河里的水涨起来，船高起来，清风从河面吹来，他脸上的皱纹，慢慢地舒展开了。
　　就在这年年底，我在他家门前的方砖院子里，看到了一个白皙瘦长的少年。也没人告诉我这少年是谁，但从他窄窄的脸和特别长的眼睫毛，我一眼就认定，他就是金相公的哑巴外孙。他在玩一个铜圈，使劲儿甩出去，让它不断转动。如果停下，他就再甩一次。
　　奇怪的是，这个时候的铜圈，不再是褐色，而是金黄的了。它在暮色里一闪一闪，偌大的二房厅院落，回响着叮叮咚咚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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