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帮我摆脱短篇小说智性态度的那些人，是“迷惘的一代”的美国作家。我认识到他们的文学有一种与生活的联系，而我的短篇小说是没有的。然后发生了与这种态度有重要关联的事件，就是“波哥大事件”。1948年4月9日，当时一位政治领导人盖坦遭到了枪击，波哥大的人民在街头制造骚乱。那时我在公寓里准备吃午饭，听到了这个消息就朝那个地方跑去，但是盖坦刚好被塞进一辆出租车送到医院去了。在我回公寓的路上，人们已经走上街头，他们游行、洗劫商店、焚烧建筑，我加入到他们当中。那个下午和晚上，我终于意识到我所生活的这个国家的存在，而我的短篇小说与它任何一个方面的联系都是微乎其微的。
　　大约是1950年或1951年，另一个事件的发生影响了我的文学倾向。我妈妈要我陪她去阿拉卡塔卡——我的出生地，去把我度过了最初几年的那间房子卖掉。那会儿我22岁了，从8岁离开之后从未去过那里。真的什么都没有改变过，可我觉得我其实并不是在看这座村子，而是在体验它，就好像我是在阅读它。这就好像我所看见的一切都已经被写出来了，而我所要做的只是坐下来，把已经在那里的、我正在阅读的东西抄下来。就所有实际的目标而言，一切都已经演化为文学：那些房屋、那些人，还有那些回忆。村子里的那种氛围、颓败和炎热，跟我在福克纳那里感觉到的东西大抵相同。那是一个香蕉种植园区，住着许多果品公司的美国人，这就赋予它我在“南方腹地”的作家那里发现的同一种氛围。批评家谈到福克纳的那种文学影响，可我把它看作是一个巧合：我只不过是找到了素材，而那是要用福克纳对付相似素材的那种方法来处理的。
　　去那个村子旅行回来后，我写了《枯枝败叶》，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去阿拉卡塔卡的那次旅行，在我身上真正发生的事情是，我认识到我童年所遭遇的一切都具有文学价值，而我只是到了那时才略懂欣赏。从我写《枯枝败叶》的那一刻起，我认识到我想成为一名作家，沒有人可以阻拦我，而我要做的唯一一件事情，便是试图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作家。
　　（摘自《巴黎评论》，人民文学出版社，题目为编者所加）
　　加西亚·马尔克斯（1927—2014），哥伦比亚作家、记者和社会活动家，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代表作有《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