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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近代中国政治转型问题上,章太炎在来势凶猛的民主浪潮中发出建立权威政治的呼声,但是回应者寥寥无几,主要原因是他逆民主时代之潮流而发此自鸣。从对权威政治的解读、我国的政治文化、当时的经济背景、国民性以及东南亚权威政治的实践等几个方面考察,笔者认为章太炎的“权威政治”思想并非一无是处,有其合理性。
关键词:新保守主义;权威政治;政治文化;国民性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0)02-123-03
鸦片战争之后,在西方近代文明的冲击下,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价值观纷纷解体。与此同时,新的政治、经济、社会形态亦在重构之中,只是这一重构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建立在一代又一代人对梦想的追求与探索基础之上,章太炎便是其中的一位。
章太炎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争议人物,他的一些思想因未迎合时代主流而遭到时人的不解与讥讽、今人的不屑与责难。只要重新审视他的某些思想,便会发现那是一份被人忽视的珍贵的文化遗产。本文从政治转型出发,阐述其“权威政治”见解的合理性。
一、章太炎的“权威政治”思想
辛亥革命以后,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政体寿终正寝。在寻求新国体过程中,中国知识界展开了激烈争论。在经受西方文明的屡次挑战之后,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了西方的富强之基在于民主制度。于是,以孙中山为首的激进主义者主张移植此种制度安排,以迅速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一主张成为辛亥革命后的主流思想。
对于孙中山等人的主张,章太炎不以为然。章太炎认为,推翻了作为封建主义最高象征的满清王朝,并不意味西方民主制度在中国的必然确立。他从我国缺乏民主选举的条件、国民素质不高、经济发展不平衡、实施西方民主政治易导致地方割据,以及对西方民主政治政治模式弊端的认识等因素分析入手,认为我国不应以建立西方的政治模式为目标,而应以我国的具体国情为基础,建立“权威政治”体制,追求“精英民主”。这种体制的特点是:
第一,相对于代议制的“普遍的参与”,““精英民主”属于一种“有限地参与”[1](P355),即政治的参与权只限于社会的精英阶层。而普通大众则被排除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之外。章太炎认为,普通大众不具备参与政治生活的基本素质,如果政治大门对他们开放,那么政治的运行就会失控,社会就会陷入无政府状态。章太炎所创设的“精英民主政治”,乃是中国传统的“官僚政制与西方“分权学说”相互融合的产物”。[1](P356)
第二,这一政体主张旨在加强中央的权力,建立一个以一人或一组织为代表的权威政治秩序,强化中央对地方的统治。章太炎认为,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是国家各项政令、建设得以顺利贯彻和实施的保障,“只能仿效法国拿破仑式的“帝制”(专制政治),建立一个拥有高度“权威”的强有力的政府,如果建立一个向英国那样的以“代议制”政府为表征的“宪政政治”,只会导致“发政益濡缓无期”[1](P359),延误中国的改革进程。章太炎所主张的“权威政治”并非中国传统的至高无上的中央集权式的“权威政治”,“由于它与制度化的分权体系相结合,由于它是国家法律所赋予的权利范围之内进行的政治运作,所以它便不可能流入传统的‘绝对主义’的专制王权。”[1](P360)“权威政治”的基础是西方的分权学。
二、“权威政治”的合理性
(一)对“新权威主义”的认识
“权威主义”即权威政治,是相对于极权主义而言的。[2]最早提出“权威主义”这一概念的学者是20世纪30年代的沃格林等人。之后,萨托利、尼安•林茨、吉尔、莫•奥唐奈尔等人不断赋予权威主义新的内容,并将其广泛运用于对拉美洲、南欧等一些国家的研究。
对“权威主义”的含义,学术界有过不少研究,但是没有明确的界定。美国学者珀尔马特将其称之为“现代权威主义”,亨廷顿称之为“新权威主义”,吉尔莫•奥唐奈尔称之为“官僚权威主义”,中国部分学者称之为“精英权威主义”,部分学者称之为“过渡性权威主义”。
综合以上观点,“新权威主义”(且以亨廷顿的称法为名)是这样的一种政治形态,“一种政治权力集中于少数寡头集团,借助代议制形式以及其他国家工具严格控制各种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如政党活动‘利益集团的活动、社会运动,以现代化和经济发展为主要目标的意识形态或政权形态。”[3]这一形态具有过渡性、暂时性,介乎于西方民主统治与传统集权政治之间,“既有非民主和非集权的一面,又有类民主和类集权的一面,它通常产生于传统的专制政治,因而既有传统政治的因素,又有现代政治的因素,这一基本特征体现在权威政治的全部政治生活中。”[4]与传统的极权主义相比,“新权威主义”有以下的特征。第一,新权威主义建立在社会已步入现代化的路途之中,以追求现代民主、经济发展为目标。第二,它不是以对“人”的权威为崇拜、为基础来统治社会,而是在对“法制”权威的肯定以及西方分权学说基础之上治理国家。第三,亨廷顿认为,权威主义是“几乎没有政治争论和竞争,但政府对社会中其他群众经济的控制是有限的。”[5]第四,在意识形态方面,“新权威主义”采取宽容政策,允许并鼓励各种意识形态存在。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新权威主义肯定传统,无疑具有保守性,但就其具有现代化导向,也就是其具有现代市场经济与中国未来民主这一目标导向而言,它又具有现代性,是近代变革思潮的一种类型。因此,在保守外衣的遮蔽之下,却透露着现代化的曙光。
(二)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认识
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活动进程、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得历史和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的”[6],它存在于人们的思想观念之中,渗透进人们的政治生活。崇尚“皇权”文化是中国在几千年封建专制主义背景下逐渐形成的,建立在居于主导地位的小农经济的经济基础之上,封建宗法制度的政治基础以及儒家学说占支配地位的人伦型文化基础之上。这种文化宣扬“君权神授”、“皇权至高无上”,强调长幼尊卑之秩序、上下等级只服从,推崇权威,国家、君主的权力被无限扩大。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润浸中,这种文化广泛而又深入嵌入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以及国人的思维。等到近代社会转型之时,这种思维的“路径依赖”便成为实行民主政治的障碍,成为“新权威主义”的思想根源。
(三)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不具备立即实施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
西方民主政治建立在其发达的市场经济基础之上,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其内部蕴藏着对民主、平等、公平、公开、信用、法制的诉求,“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着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产物。”[7]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助于打破传统的“集权政治”观念,有助于“分权”体系的建立以及对个体的认同与思想的解放。除此之外,市场经济体现了一种“契约性”,它的发展有助于增强个体的自我意识与主体意识,把人从中世纪依附神权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逐渐形成独立自主的现代政治人格,这是其实施民主政治的基础。
而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小农经济具有封闭性、不平等、依附性等特点,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关系(主要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亦呈现出不平等与依附性的特点。中国传统社会中有“子民”而无现代意义上的“公民”,以极权政治、皇权思想与儒家文化为中心的中国传统专制主义理论否定个人因素,强调群体意识。在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上强调国家、集体,否定个体的独立性,个体必须依赖于集体,不能单独存在。“子民文化”有别于“公民文化”。“子民”附属于国家,只有忠实履行国家规定的义务,没有分权参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权利,缺乏自我管理、参与组织政治生活的意识和能力。中国也没有建立在发达经济基础之上的中产阶级。因此,当时的中国不具备立即建立西方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与阶级基础。
(四)“新权威政治”的成功实践
二战以后,拉丁美洲、东亚等一些国家摆脱殖民统治,取得民族独立,在向现代化国家迈进的过程中,在政治建设方面选择了“新权威政治”,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功,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迅速崛起,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有些还跨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承认,东亚各国的政府在各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均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组织和领导了本国的经济建设……东亚各国政府无论是在国际体系中还是在同本国的精英、社会集团关系上,都是高度自主和强有力的。”[8]
“‘权威主义政权’的统治有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又为其退出历史舞台创造了物质条件。”[9]因为经济发展使隐藏其中的自由、平等、公平、诚信等经济交换原则上升为处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社会契约”原则,人们注重个体的独立,追求自身价值。这样一来,中产阶级队伍不断得到壮大。而“中产阶级是政治民主化的重要推动力量,他们比较关心公共权力的运用,其思想观念中蕴含着强烈的政治色彩,具体体现为民主、自由、平等和法律意识,中产阶级的壮大销蚀了传统政治的社会基础,民主化从而获得了有利的推动力量。”[10]为民主政治的实现准备了条件。
参考文献:
[1]王玉华.多元视野与传统的合理性——章太炎思想的阐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5]邱芝.权威主义及其转型理论分析[J].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院院报,2009(1).
[6]陈尧.新权威主义政权的民主转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8.
[7]俞可平.政治与政治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128.
[8]亨廷顿.亨廷顿谈权威主义[N].世界经济导报,1989—02—27.
[9]G.A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29—54。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1.
[11]陈尧.新权威主义政权的民主转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6.
[12]梁志明.当代东南亚民主化的进程与发展趋势考察[A].北京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院.亚太研究丛书[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43.
[13]贾都.东亚改革发展的过渡形态:威权政治与现代化[D].北京: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9.
关键词:新保守主义;权威政治;政治文化;国民性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0)02-123-03
鸦片战争之后,在西方近代文明的冲击下,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价值观纷纷解体。与此同时,新的政治、经济、社会形态亦在重构之中,只是这一重构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建立在一代又一代人对梦想的追求与探索基础之上,章太炎便是其中的一位。
章太炎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争议人物,他的一些思想因未迎合时代主流而遭到时人的不解与讥讽、今人的不屑与责难。只要重新审视他的某些思想,便会发现那是一份被人忽视的珍贵的文化遗产。本文从政治转型出发,阐述其“权威政治”见解的合理性。
一、章太炎的“权威政治”思想
辛亥革命以后,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政体寿终正寝。在寻求新国体过程中,中国知识界展开了激烈争论。在经受西方文明的屡次挑战之后,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了西方的富强之基在于民主制度。于是,以孙中山为首的激进主义者主张移植此种制度安排,以迅速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一主张成为辛亥革命后的主流思想。
对于孙中山等人的主张,章太炎不以为然。章太炎认为,推翻了作为封建主义最高象征的满清王朝,并不意味西方民主制度在中国的必然确立。他从我国缺乏民主选举的条件、国民素质不高、经济发展不平衡、实施西方民主政治易导致地方割据,以及对西方民主政治政治模式弊端的认识等因素分析入手,认为我国不应以建立西方的政治模式为目标,而应以我国的具体国情为基础,建立“权威政治”体制,追求“精英民主”。这种体制的特点是:
第一,相对于代议制的“普遍的参与”,““精英民主”属于一种“有限地参与”[1](P355),即政治的参与权只限于社会的精英阶层。而普通大众则被排除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之外。章太炎认为,普通大众不具备参与政治生活的基本素质,如果政治大门对他们开放,那么政治的运行就会失控,社会就会陷入无政府状态。章太炎所创设的“精英民主政治”,乃是中国传统的“官僚政制与西方“分权学说”相互融合的产物”。[1](P356)
第二,这一政体主张旨在加强中央的权力,建立一个以一人或一组织为代表的权威政治秩序,强化中央对地方的统治。章太炎认为,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是国家各项政令、建设得以顺利贯彻和实施的保障,“只能仿效法国拿破仑式的“帝制”(专制政治),建立一个拥有高度“权威”的强有力的政府,如果建立一个向英国那样的以“代议制”政府为表征的“宪政政治”,只会导致“发政益濡缓无期”[1](P359),延误中国的改革进程。章太炎所主张的“权威政治”并非中国传统的至高无上的中央集权式的“权威政治”,“由于它与制度化的分权体系相结合,由于它是国家法律所赋予的权利范围之内进行的政治运作,所以它便不可能流入传统的‘绝对主义’的专制王权。”[1](P360)“权威政治”的基础是西方的分权学。
二、“权威政治”的合理性
(一)对“新权威主义”的认识
“权威主义”即权威政治,是相对于极权主义而言的。[2]最早提出“权威主义”这一概念的学者是20世纪30年代的沃格林等人。之后,萨托利、尼安•林茨、吉尔、莫•奥唐奈尔等人不断赋予权威主义新的内容,并将其广泛运用于对拉美洲、南欧等一些国家的研究。
对“权威主义”的含义,学术界有过不少研究,但是没有明确的界定。美国学者珀尔马特将其称之为“现代权威主义”,亨廷顿称之为“新权威主义”,吉尔莫•奥唐奈尔称之为“官僚权威主义”,中国部分学者称之为“精英权威主义”,部分学者称之为“过渡性权威主义”。
综合以上观点,“新权威主义”(且以亨廷顿的称法为名)是这样的一种政治形态,“一种政治权力集中于少数寡头集团,借助代议制形式以及其他国家工具严格控制各种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如政党活动‘利益集团的活动、社会运动,以现代化和经济发展为主要目标的意识形态或政权形态。”[3]这一形态具有过渡性、暂时性,介乎于西方民主统治与传统集权政治之间,“既有非民主和非集权的一面,又有类民主和类集权的一面,它通常产生于传统的专制政治,因而既有传统政治的因素,又有现代政治的因素,这一基本特征体现在权威政治的全部政治生活中。”[4]与传统的极权主义相比,“新权威主义”有以下的特征。第一,新权威主义建立在社会已步入现代化的路途之中,以追求现代民主、经济发展为目标。第二,它不是以对“人”的权威为崇拜、为基础来统治社会,而是在对“法制”权威的肯定以及西方分权学说基础之上治理国家。第三,亨廷顿认为,权威主义是“几乎没有政治争论和竞争,但政府对社会中其他群众经济的控制是有限的。”[5]第四,在意识形态方面,“新权威主义”采取宽容政策,允许并鼓励各种意识形态存在。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新权威主义肯定传统,无疑具有保守性,但就其具有现代化导向,也就是其具有现代市场经济与中国未来民主这一目标导向而言,它又具有现代性,是近代变革思潮的一种类型。因此,在保守外衣的遮蔽之下,却透露着现代化的曙光。
(二)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认识
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活动进程、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得历史和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的”[6],它存在于人们的思想观念之中,渗透进人们的政治生活。崇尚“皇权”文化是中国在几千年封建专制主义背景下逐渐形成的,建立在居于主导地位的小农经济的经济基础之上,封建宗法制度的政治基础以及儒家学说占支配地位的人伦型文化基础之上。这种文化宣扬“君权神授”、“皇权至高无上”,强调长幼尊卑之秩序、上下等级只服从,推崇权威,国家、君主的权力被无限扩大。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润浸中,这种文化广泛而又深入嵌入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以及国人的思维。等到近代社会转型之时,这种思维的“路径依赖”便成为实行民主政治的障碍,成为“新权威主义”的思想根源。
(三)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不具备立即实施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
西方民主政治建立在其发达的市场经济基础之上,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其内部蕴藏着对民主、平等、公平、公开、信用、法制的诉求,“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着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产物。”[7]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助于打破传统的“集权政治”观念,有助于“分权”体系的建立以及对个体的认同与思想的解放。除此之外,市场经济体现了一种“契约性”,它的发展有助于增强个体的自我意识与主体意识,把人从中世纪依附神权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逐渐形成独立自主的现代政治人格,这是其实施民主政治的基础。
而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小农经济具有封闭性、不平等、依附性等特点,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关系(主要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亦呈现出不平等与依附性的特点。中国传统社会中有“子民”而无现代意义上的“公民”,以极权政治、皇权思想与儒家文化为中心的中国传统专制主义理论否定个人因素,强调群体意识。在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上强调国家、集体,否定个体的独立性,个体必须依赖于集体,不能单独存在。“子民文化”有别于“公民文化”。“子民”附属于国家,只有忠实履行国家规定的义务,没有分权参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权利,缺乏自我管理、参与组织政治生活的意识和能力。中国也没有建立在发达经济基础之上的中产阶级。因此,当时的中国不具备立即建立西方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与阶级基础。
(四)“新权威政治”的成功实践
二战以后,拉丁美洲、东亚等一些国家摆脱殖民统治,取得民族独立,在向现代化国家迈进的过程中,在政治建设方面选择了“新权威政治”,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功,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迅速崛起,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有些还跨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承认,东亚各国的政府在各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均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组织和领导了本国的经济建设……东亚各国政府无论是在国际体系中还是在同本国的精英、社会集团关系上,都是高度自主和强有力的。”[8]
“‘权威主义政权’的统治有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又为其退出历史舞台创造了物质条件。”[9]因为经济发展使隐藏其中的自由、平等、公平、诚信等经济交换原则上升为处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社会契约”原则,人们注重个体的独立,追求自身价值。这样一来,中产阶级队伍不断得到壮大。而“中产阶级是政治民主化的重要推动力量,他们比较关心公共权力的运用,其思想观念中蕴含着强烈的政治色彩,具体体现为民主、自由、平等和法律意识,中产阶级的壮大销蚀了传统政治的社会基础,民主化从而获得了有利的推动力量。”[10]为民主政治的实现准备了条件。
参考文献:
[1]王玉华.多元视野与传统的合理性——章太炎思想的阐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5]邱芝.权威主义及其转型理论分析[J].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院院报,2009(1).
[6]陈尧.新权威主义政权的民主转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8.
[7]俞可平.政治与政治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128.
[8]亨廷顿.亨廷顿谈权威主义[N].世界经济导报,1989—02—27.
[9]G.A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29—54。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1.
[11]陈尧.新权威主义政权的民主转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6.
[12]梁志明.当代东南亚民主化的进程与发展趋势考察[A].北京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院.亚太研究丛书[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43.
[13]贾都.东亚改革发展的过渡形态:威权政治与现代化[D].北京: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