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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德国古典美学史上，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是一部重要的经典名著，它强调人类要实现自由和谐与人格完善，必须依靠“美”这样一根支柱才有可能，对人民进行审美教育是必要的、必须的。在这部著作中，作者遵循“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什么是我们所要寻找的?”“我们需要做什么?”的思路，条分缕析，层层深入，为我们建构了一个审美的乌托邦。
关键词：席勒；审美教育；自由；人格完善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1)03－092－04
在德国古典美学史上，席勒(Friedrlch vonSchiller)是一位很特出的存在。他是一位杰出的戏剧家和诗人，却以其颇富哲理思辩性的《论美》、《审美教育书简》、《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等著作而赫然跻身于德国古典美学名家之列，并成为联结康德和黑格尔美学思想的桥梁和纽带。正是因为他的出现，德国古典美学才更加显得体系完整、气韵贯通。
《审美教育书简》是席勒最重要的美学著作，在这部由27封书信构成的逻辑严谨、体系缜密的著作中，席勒就一直困扰历代哲学家并让他们聚讼纷纭，莫哀一是的“美是什么”这一问题作出了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回答，建立了他的“活的形象”美学体系。不仅如此，他对美学问题的探讨并非就事论事，其根本目的却是要为“烂透了”的德国政治寻找一条出路，“为审美世界寻找一部法典”，为他理想中的自由架起一根支柱。作为德国文学狂飙突进运动后期的的代表人物，席勒毕生热衷于政治，他的脉搏始终和时代一起跳动，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始终是他关注的焦点。正如海涅所说：“时代精神活生生地攫住了弗里特里希·席勒，他和它搏斗，被它制服，又随同它一起去战斗，他高擎着它的大旗，……席勒为伟大的革命思想而写作，他摧毁了精神上的巴士底狱，建造着自由的庙堂。”对于自由的渴望和国家美好前景的憧憬，使得席勒在失望的痛苦中寻找希望，最终他找到了“美”这一温和而不流血的法宝，认为美是既能使人民摆脱枷锁，获得真正的自由，又能避免革命暴力就使人民思想纯洁的有力武器。他认为，只有审美的自由，才会有政治的自由。也就是说，审美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基础。而要获得审美自由，则需对人民进行审美教育，从而造就感性和精神力量尽可能和谐的人格，这就是贯穿席勒《审美教育书简》一书的基本思想。作者循着“我们的问题出去哪里”、“什么是我们所要寻找的?”和“我们需要做什么?”的逻辑理路，为我们勾画了一幅通向自由的美的蓝图。
一、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
众所周知，十八世纪的德国，与英法诸国相比，政治经济十分落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缓慢，人民毫无自由可言。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虽然曾一度鼓舞了伟大的诗人席勒，但同时紧接着的雅各宾派镇压反革命的恐怖行动又使他极度地失望。于是，他沉潜痛苦的心灵，认真思考本国的问题，那么，德国的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呢?
在《审美教育书简》中，作者开宗明义地指出：“我要谈的对象，同我们幸福生活中最好的部分有直接的联系，同人的天性中道德的高尚也不相违阔。”席勒认为，自由是人的最高天性，是我们幸福生活的最好部分。歌德曾这样评价席勒：“贯穿席勒全部作品的是自由这个理想。”而他所谈的对象——美，正是与自由紧密相连的，只有通过美，我们才可以实现我们的最高天性——自由。可现实情况又是如何呢?
“如今是需要支配一切，沉沦的人类都降服于它那强暴的轭下，有用是这个时代崇拜的大偶像，一切力量都要侍奉它，一切才智都要尊崇它。”现实的需要取代了人类的理想，异化了人们的行动，物欲横行，艺术的发展受到压制，自由的领空已然萎缩，美好的人性被分裂成碎片，人类本应拥有的人性的完美，人格的纯洁与高尚，生存的和谐共融以及生命的“诗意栖居”都已经被本应造就这些和谐状态的社会所宰制和奴役。
在这样的时代和社会里，“不是粗野，就是懒散，这是人类堕落的两个极端，而这两者却汇集在同一个时代里。”因此，要想获得自由，显然是不切实际的空想。
在这样的时代和社会里，“国家与教会、法律与道德习俗都分裂开来了；享受与劳动、手段与目的、努力与报酬都彼此脱节了。人永远被束缚在整体的一个孤零零的小碎片上，人自已也只好把自己造就成一个碎片。他耳朵里听到的永远只是他推动的那个齿轮发出的单调乏味的嘈杂声，他永远不能发展他本质的和谐。他不是把人性印在他的天性上，而是仅仅变成他的职业和他的专门知识的标志。”正是这种专业化分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人日益沦为专业分工的奴隶，人自由发展的天性受到了扼杀，全面发展的潜能化为泡影，个人不再成为一个整体，而成为“抽象整体”链条上单个的“碎片”。“因此，为了使整体的抽象能苟延残喘，个别的、具体的生活逐渐被消灭。对公民来说，国家永远是异已的，因为他在任何地方都感觉不到它。”席勒认为，虽然在一定的条件下，这种“碎片”的存在似乎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但是作为人的天性中最高的本质来讲，感情与理性的和谐共生，个体与类属的相融协作及人格的高度自由永远是我们的最高追求。这些范畴不能也不应成为相互对立的“异已”力量。只有人性的和谐与全面发展，我们面临的政治问题才能够解决。和谐社会才能够造就。人的自由也才能够最终实现。
为此，席勒把古代希腊社会作为一个理想人性和谐发展的范本，来与现代社会相对照，说明什么才是我们理想中的人性和理想中的自由，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令人艳羡的和谐图景：
“我们看到，他们(指古希腊人)既有丰富的形式，同时又有丰富的内容，既善于哲学思考，又长于形象创造，既温柔，又刚毅，他们把想象的青春和理性的成年结合在一个完美的人性里。”
希腊人单纯质朴的“自然”本性和理性力量的觉醒并未把人的感觉与理智分割如同现代人那样界限分明的两域，人性也并未被撕裂成为“碎片”，他们人性的各个部分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混合在一起，水乳交融，密合无间，但这个混合体使每个单独的神都不缺少完整的人性，它是完美而自足的。所以席勒认为，单个的希腊人就有资格充当那个时代的代表，而单个的现代人则不行，因为希腊人身上保持着天性的和谐，“在希腊的国家里，每个个体都享有独立的生活，必要时又能成为整体。”而现代人由于被分裂成“碎片”，个性已经泯灭，理智的作用无所不在，社会生活变成一架精巧的机器，人成为社会生活某一环节的奴隶，天性的和谐已然不再。而造成这种创伤的原因却正是文明本身，这种文明正是由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所造就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时代的状况迫切地要求哲学精神探讨所有艺术作品中最完美的作品，即研究如何建立真正的政治自由。”
现在，问题的症结已经找到，范本也已存在，希腊人的天性和谐和全面发展为我们树立了至高的标尺(显然，席勒有夸大之谦)。所以我们现在迫切要做的就是恢复人民的天性自由，使之和谐发展，从此 使感性与理性、个体与类属不再是矛盾冲突的对立范畴，而应该是和谐共生的兄弟，因为“只有在有能力和有资格把强制国家变换成自由国家的那种民族里，才可以找到性格的完整性。”那么，什么才是我们所需要寻找的那根通向自由的支柱呢?席勒告诉我们说：“人们在经验中要解决的政治问题，必须假道美学问题，因为正是通过美，人们才可以走向自由。”
二、什么是我们所要寻找的
我们已经知道，席勒认为性格的完整，天性的自由和社会的和谐发展是我们需要的，但这种终极目标的实现，首先有待于“美的性格”的建立。因为它是通向自由的必由之路和支柱，也是我们亟需寻找的。因此，我们首先必须弄清什么是“美”。
关于美的分析，席勒是从人性的分析人手的。他说：“若是抽象上升到可能的高度，就会得出两个最后的概念，在此抽象必须停止，抽象必须承认到了极限。抽象可在人的身上分辩出持久不变的和经常变化的两种状态，持久不变的，称为人的人格；变动不居的，称为人的状态”。“人格和状态——即自我和他的各种规定——根据我们的想象在绝对存在那里是同一的，而在有限存在那里。它们永远是两个。”在这里，席勒通过对人性的抽象定义和分析，他发现，人格和状态在抽象“绝对存在”的世界里是完全同一的，而在有限的人的世界里，二者则永远是两个，不可能同一。因为人永远也不可能成为“悬设”在我们头上的抽象的神。既然如此，那么在作为具体的人的有限存在中，他的人格和状态就必然是二元的，二者永远谁也不可能征服谁。也就是说，具体的人总是绝对存在和有限存在的对立统一，这种二重性就决定了“人”必须尽力在感性和理性分据两头的平衡木上竭力保持平衡，使二者成为完整的统一体，从而显出和谐的人性和美的性格来。
因此，在这种前提下，人就有两种自然冲动——感性冲动和形式冲动。
“由此，就产生了对人的两种相反的要求，同时也就是感性和理性兼而有之的天性的两项基本法则。第一项法则要求绝对的实在性，人必须把凡是形式的东西转化为世界，使他的一切天禀表现为现象。第二项法则要求绝对的形式性；人必须把他身内凡是仅仅是世界的东西消除掉，把一致带入他的一切变化之中；换句话说，他必须把一切内在的东西外化，给一切外在的东西加上形式。”
实际上，这两种要求也就是人自身的感性本体和理性本体的基本法则。席勒的意思是说，作为一个本应和谐的人性而言，一方面我们要求理性形式具有感性的内容和外观，使之变为实在，也就是“理性感性化”；另一方面也要求感性内容获得理性的形式，使之遵循理性的法则，从而显出世界的和谐与秩序，这也就是“感性理性化”。
“感性冲动”和“理性冲动”本应是和谐统一的，从根本上来说并不是对立的。但是“由于它们各自误解了自己，扰乱了它们各自的范围”，于是，二者的矛盾和对立也就随之产生了，进而破坏了人的天性和谐与统一。那么。如何解决这一冲突和矛盾呢?席勒认为，通过文化教养使感性和理性都得到充分的发展，并使之统一起来，从而在人体内唤起一种新的冲动，即“游戏冲动”，才能从根本上化解这一矛盾。因为感性冲动会使人感到自然要求的强制，理性冲动会使人感到理性要求的强制，而只有游戏冲动才能“同时从精神方面和物质方面强制人心，而且因为游戏冲动扬弃了一切偶然性，因则也就扬弃了强制，使人在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都得到自由。”通过“游戏冲动”，席勒把感性与理性、内容与形式、受动与自由等范畴结合在一起，从根本上把物质过程和精神：过程统一了起来，只有这样，完满的人性概念才会显现，而“游戏冲动”的根本目标就是“美的性格”。
于是，顺理成章地，由对“游戏冲动”入微的分析，作者的思路开始引导我们走近他为自由搭建的那根支柱——美。
在《审美教育书简》第十五封信开首，作者满怀深情地写道：“在一条并不十分令人振奋的小径上我引您走向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已起来越近了。请您赐恩，再跟我往前走几步，这样，一个更加自由的视野就会展现出来，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远景也许会酬报行路的艰辛。”
这样，席勒经过一系列抽象而晦涩的论述，然后他从容地得出结论说，“游戏”就是自由。游戏冲动的对象就是美，而美就是“活的形象”。他说“感性冲动的对象，用一个普通的概念来说明，就是最广义的生命，这个概念把一切物质存在以及一切直接呈现于感官的东西。形式冲动的对象，用一个普通的概念来说明，就是本义的和转义的形象，这个概念包括事物的一切形式特性以及事物对思维的一切关系。游戏冲动的对象，有一种普通的说法来表示，可以叫做活的形象，这个概念用以表示现象的一切审美特性，一言以蔽之，用以表示最广义的美。”
席勒认为，人不能仅仅是物质，也不能仅仅是精神，而应该是二者的完美结合，而美作为通向天性自由的支柱，作为人性的完成形式，就既不能只是最广义的生命即生活，也不能只是形象，而应当是“活的形象”。而这种“活的形象”似乎就是生活与形象完美和谐的幸运契合点，在这个契合点上，游戏才会发生作用，人的自由才会真正显现，因为它避免了来自感性冲动和形式冲动两方面的强制。从此，曾经一度对立的两种冲动不再相互掣肘，而共同为一个目标服务了。所以“美是两个冲动的共同对象。也就是游戏冲动的对象”这个对象对于完成人性的复归，弥合人性的分裂，实现真正的自由，就成为一条必由之路了。席勒说：“人同美只应是游戏，人只应同美游戏”；“说到底，只有当人是完全意义上的人，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完全是人。”
这种“活的形象”美学真是让人憧憬，啊!多么美好，仿佛自由就近在眼前，触手可及。但是。紧接着，席勒又严正的指出：美是由两种对立的冲动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理想美是实在与形式达到最完美平衡的产物，而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平衡是不会出现的，不是这一方占优势，就是另一方占优势，所以理想美仅仅是一种观念。“观念中的美永远是一种不可分割的单一的美，因为只可能有惟一的一种平衡，而经验中的美则永远是一种双重的美，在摇摆时可以双重的形式，即从这一边和另一边打破平衡。”这种平衡的被打破就形成了经验中两种不同的美，即溶解性的美和振奋性的美，由于这两种美作用各不相同，所以经验中的美的作用往往是矛盾的，这种矛盾就源自平衡的被打破。那么，如何化解这种矛盾，从而克服“不平衡造成缺陷。缺陷造成不平衡”的弊端，使我们向理想的美无限接近，进而使得自由的天性得以实现呢?席勒认为，除了对人民进行审美教育，别无他途。
三、我们需要做什么
对人民进行审美教育。恢复人天性的完整和自由，改造政治，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是席勒写作《审美教育书简》的初衷和旨归，也是摆在我们面前一项必须要做的迫切任务。
席勒认为，在我们的教育中，“有健康的教育，有审视力的教育，有道德的教育，也有趣味和美的教 育。最后一种教育的意图是，在尽可能的和谐之中培养我们的感性和精神的整体。”可见，理想的审美境界是感性和理性融贯而成的和谐整体。在这里，席勒对审美教育提出了两点要求特别值得我们关注，一个是“和谐”，一个是“整体”。“和谐”者，谓之各种不同的因素没有冲突，共融共生，相互促进；“整体”者，谓之各种不同因素以不同方式结合成一体而不可分割。“和谐”与“整体”的人性是审美教育的目标，席勒的愿望是通过审美生活把由于人进入感性或理性的被规定状态而失去的人性重新恢复起来，而完整而和谐的人性的恢复首先有赖于“审美的人”的形成。
席勒说：“美什么也达不到，除了从天性方面使人能够从他自身出发为其所欲为——把自由完全归还给人，使他可以是其所应是。”“为其所欲为”和“是其所应是”才是自由的人的本来面目，而现实中却由于自然的片面性强制和思维的排他性立法剥夺了人的审美心境，使人性发生了分裂和“异化”(黑格尔语)，人不再是“审美的人”。而美育就是要完成一种人性的复归，为人找回尊严和自由。所以席勒说：“美是我们的第二‘创造者’。”
那么，人怎样才能通过“第二创造者”完成人性的复归呢?
席勒指出，“活的形象”即美的形成是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经历了这个过程，人就能从“感性的人”变成“审美的人”，进而才能变成具有自由意志的“理性的人”。他认为人的发展分为三种阶段，即物质阶段、审美阶段和道德阶段，并认为这三种阶段无论对个人或人类都是完成自我实现的必经阶段。他说：“文明的最重要任务之一，是使人在他纯粹的物质生活中也受形式的支配，使人在美的王国能够达到的范围内成为审美的人，因为道德状态只能从审美状态中发展而来，而不能从物质状态发展而来。”
同时，他又说：“人在他的物质状态中只随自然的支配，在审美状态中他摆脱了这种支配，在道德状态中他控制了这种支配。”
明显地，审美状态是介于物质状态和道德状态的一个中间状态。人只有完成这种状态，才能摆脱物质状态的束缚和支配，才能按照理性和正义的要求去行事，才能把“烂透了”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变为人间的天堂，才能实现真正的政治自由。而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就只有审美教育，它是我们使人民通向自由的唯一途径。
所以席勒说：“美既是我们的状态，又是我们的作为。”“当(我们)享受美或审美统一体的时候，在材料与形式之间，被动与主动之间发生着一种瞬息的统一和相互调换，这恰好证明这两种天性的可相容性，即无限在有限中的可实现性，从而也证明了最崇高的人性的可能性。”“只有审美趣味才能把和谐带入社会，因为它在个体身上建立起和谐。”
以上所引三句话也即是说，完成最崇高的人性，体现人性的最高本质——自由是审美教育的根本任务。审美趣味在人身上的实现将使人的感性和理性达到空前的统一，人的心理素质和鉴赏能力将得到极大的丰富和提高，人的精神也将不再完全屈从于物质的束缚，而将与之成为和谐的一体，人类的科学理性和道德意志也将由于审美活动而提高自身的能力，并赋予其以自由的形式，由此，真善美也将达到完美的统一。因此，席勒的结论是“在一个民族里，审美修养的高度发展和极大普及是与政治的自由和公民的美德，美的习俗是与善的习俗，举止的文雅是与举止的真实携手并进的。”
可见，席勒在探讨用美育来改造人性这个话题上，并不是就美而谈美，他的美育观不是狭隘而片面的，而是开阔而全面的，是与德育、智育、体育等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其旨在塑造具有全面素质，真善美天性和谐统一的一代新人。在席勒的心目中。培育和谐的人性永远是一项改造世道人心，实现政治自由。的伟大事业，而美育则始终是这项事业的重中之重。
四、结语
综上，席勒怀着满腔热情为社会开出了一张“济世良方”，并在《审美教育书简》中首次明确提出了“美育”这个概念，在美学发展史上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他的美育观是建立在康德先验主义的基础之上，将政治问题的解决寄希望于美的人格的塑造而回避了经济政治斗争，这显然是一种迁阔而不切实际的空想。可从另一方面来说，作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的人本主义美学观和辩证的思考方式以及“和谐”的社会理想毕竟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值得我们去认真研究。正如美国学者维塞尔所指出的那样：“在18世纪美学理论中构成一个关键性转折点的是席勒的美学理论，而不是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因为席勒的美学理论比康德的理论更多地指出了未来的道路。”
二百多年过去了，他的理想主义的呼唤仍然在我们耳畔回响：
“自由母亲的自由儿子们，
你们要毅然飞向最高贵的美的宝座，
别去追求别的皇冠!”
关键词：席勒；审美教育；自由；人格完善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1)03－092－04
在德国古典美学史上，席勒(Friedrlch vonSchiller)是一位很特出的存在。他是一位杰出的戏剧家和诗人，却以其颇富哲理思辩性的《论美》、《审美教育书简》、《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等著作而赫然跻身于德国古典美学名家之列，并成为联结康德和黑格尔美学思想的桥梁和纽带。正是因为他的出现，德国古典美学才更加显得体系完整、气韵贯通。
《审美教育书简》是席勒最重要的美学著作，在这部由27封书信构成的逻辑严谨、体系缜密的著作中，席勒就一直困扰历代哲学家并让他们聚讼纷纭，莫哀一是的“美是什么”这一问题作出了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回答，建立了他的“活的形象”美学体系。不仅如此，他对美学问题的探讨并非就事论事，其根本目的却是要为“烂透了”的德国政治寻找一条出路，“为审美世界寻找一部法典”，为他理想中的自由架起一根支柱。作为德国文学狂飙突进运动后期的的代表人物，席勒毕生热衷于政治，他的脉搏始终和时代一起跳动，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始终是他关注的焦点。正如海涅所说：“时代精神活生生地攫住了弗里特里希·席勒，他和它搏斗，被它制服，又随同它一起去战斗，他高擎着它的大旗，……席勒为伟大的革命思想而写作，他摧毁了精神上的巴士底狱，建造着自由的庙堂。”对于自由的渴望和国家美好前景的憧憬，使得席勒在失望的痛苦中寻找希望，最终他找到了“美”这一温和而不流血的法宝，认为美是既能使人民摆脱枷锁，获得真正的自由，又能避免革命暴力就使人民思想纯洁的有力武器。他认为，只有审美的自由，才会有政治的自由。也就是说，审美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基础。而要获得审美自由，则需对人民进行审美教育，从而造就感性和精神力量尽可能和谐的人格，这就是贯穿席勒《审美教育书简》一书的基本思想。作者循着“我们的问题出去哪里”、“什么是我们所要寻找的?”和“我们需要做什么?”的逻辑理路，为我们勾画了一幅通向自由的美的蓝图。
一、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
众所周知，十八世纪的德国，与英法诸国相比，政治经济十分落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缓慢，人民毫无自由可言。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虽然曾一度鼓舞了伟大的诗人席勒，但同时紧接着的雅各宾派镇压反革命的恐怖行动又使他极度地失望。于是，他沉潜痛苦的心灵，认真思考本国的问题，那么，德国的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呢?
在《审美教育书简》中，作者开宗明义地指出：“我要谈的对象，同我们幸福生活中最好的部分有直接的联系，同人的天性中道德的高尚也不相违阔。”席勒认为，自由是人的最高天性，是我们幸福生活的最好部分。歌德曾这样评价席勒：“贯穿席勒全部作品的是自由这个理想。”而他所谈的对象——美，正是与自由紧密相连的，只有通过美，我们才可以实现我们的最高天性——自由。可现实情况又是如何呢?
“如今是需要支配一切，沉沦的人类都降服于它那强暴的轭下，有用是这个时代崇拜的大偶像，一切力量都要侍奉它，一切才智都要尊崇它。”现实的需要取代了人类的理想，异化了人们的行动，物欲横行，艺术的发展受到压制，自由的领空已然萎缩，美好的人性被分裂成碎片，人类本应拥有的人性的完美，人格的纯洁与高尚，生存的和谐共融以及生命的“诗意栖居”都已经被本应造就这些和谐状态的社会所宰制和奴役。
在这样的时代和社会里，“不是粗野，就是懒散，这是人类堕落的两个极端，而这两者却汇集在同一个时代里。”因此，要想获得自由，显然是不切实际的空想。
在这样的时代和社会里，“国家与教会、法律与道德习俗都分裂开来了；享受与劳动、手段与目的、努力与报酬都彼此脱节了。人永远被束缚在整体的一个孤零零的小碎片上，人自已也只好把自己造就成一个碎片。他耳朵里听到的永远只是他推动的那个齿轮发出的单调乏味的嘈杂声，他永远不能发展他本质的和谐。他不是把人性印在他的天性上，而是仅仅变成他的职业和他的专门知识的标志。”正是这种专业化分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人日益沦为专业分工的奴隶，人自由发展的天性受到了扼杀，全面发展的潜能化为泡影，个人不再成为一个整体，而成为“抽象整体”链条上单个的“碎片”。“因此，为了使整体的抽象能苟延残喘，个别的、具体的生活逐渐被消灭。对公民来说，国家永远是异已的，因为他在任何地方都感觉不到它。”席勒认为，虽然在一定的条件下，这种“碎片”的存在似乎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但是作为人的天性中最高的本质来讲，感情与理性的和谐共生，个体与类属的相融协作及人格的高度自由永远是我们的最高追求。这些范畴不能也不应成为相互对立的“异已”力量。只有人性的和谐与全面发展，我们面临的政治问题才能够解决。和谐社会才能够造就。人的自由也才能够最终实现。
为此，席勒把古代希腊社会作为一个理想人性和谐发展的范本，来与现代社会相对照，说明什么才是我们理想中的人性和理想中的自由，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令人艳羡的和谐图景：
“我们看到，他们(指古希腊人)既有丰富的形式，同时又有丰富的内容，既善于哲学思考，又长于形象创造，既温柔，又刚毅，他们把想象的青春和理性的成年结合在一个完美的人性里。”
希腊人单纯质朴的“自然”本性和理性力量的觉醒并未把人的感觉与理智分割如同现代人那样界限分明的两域，人性也并未被撕裂成为“碎片”，他们人性的各个部分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混合在一起，水乳交融，密合无间，但这个混合体使每个单独的神都不缺少完整的人性，它是完美而自足的。所以席勒认为，单个的希腊人就有资格充当那个时代的代表，而单个的现代人则不行，因为希腊人身上保持着天性的和谐，“在希腊的国家里，每个个体都享有独立的生活，必要时又能成为整体。”而现代人由于被分裂成“碎片”，个性已经泯灭，理智的作用无所不在，社会生活变成一架精巧的机器，人成为社会生活某一环节的奴隶，天性的和谐已然不再。而造成这种创伤的原因却正是文明本身，这种文明正是由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所造就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时代的状况迫切地要求哲学精神探讨所有艺术作品中最完美的作品，即研究如何建立真正的政治自由。”
现在，问题的症结已经找到，范本也已存在，希腊人的天性和谐和全面发展为我们树立了至高的标尺(显然，席勒有夸大之谦)。所以我们现在迫切要做的就是恢复人民的天性自由，使之和谐发展，从此 使感性与理性、个体与类属不再是矛盾冲突的对立范畴，而应该是和谐共生的兄弟，因为“只有在有能力和有资格把强制国家变换成自由国家的那种民族里，才可以找到性格的完整性。”那么，什么才是我们所需要寻找的那根通向自由的支柱呢?席勒告诉我们说：“人们在经验中要解决的政治问题，必须假道美学问题，因为正是通过美，人们才可以走向自由。”
二、什么是我们所要寻找的
我们已经知道，席勒认为性格的完整，天性的自由和社会的和谐发展是我们需要的，但这种终极目标的实现，首先有待于“美的性格”的建立。因为它是通向自由的必由之路和支柱，也是我们亟需寻找的。因此，我们首先必须弄清什么是“美”。
关于美的分析，席勒是从人性的分析人手的。他说：“若是抽象上升到可能的高度，就会得出两个最后的概念，在此抽象必须停止，抽象必须承认到了极限。抽象可在人的身上分辩出持久不变的和经常变化的两种状态，持久不变的，称为人的人格；变动不居的，称为人的状态”。“人格和状态——即自我和他的各种规定——根据我们的想象在绝对存在那里是同一的，而在有限存在那里。它们永远是两个。”在这里，席勒通过对人性的抽象定义和分析，他发现，人格和状态在抽象“绝对存在”的世界里是完全同一的，而在有限的人的世界里，二者则永远是两个，不可能同一。因为人永远也不可能成为“悬设”在我们头上的抽象的神。既然如此，那么在作为具体的人的有限存在中，他的人格和状态就必然是二元的，二者永远谁也不可能征服谁。也就是说，具体的人总是绝对存在和有限存在的对立统一，这种二重性就决定了“人”必须尽力在感性和理性分据两头的平衡木上竭力保持平衡，使二者成为完整的统一体，从而显出和谐的人性和美的性格来。
因此，在这种前提下，人就有两种自然冲动——感性冲动和形式冲动。
“由此，就产生了对人的两种相反的要求，同时也就是感性和理性兼而有之的天性的两项基本法则。第一项法则要求绝对的实在性，人必须把凡是形式的东西转化为世界，使他的一切天禀表现为现象。第二项法则要求绝对的形式性；人必须把他身内凡是仅仅是世界的东西消除掉，把一致带入他的一切变化之中；换句话说，他必须把一切内在的东西外化，给一切外在的东西加上形式。”
实际上，这两种要求也就是人自身的感性本体和理性本体的基本法则。席勒的意思是说，作为一个本应和谐的人性而言，一方面我们要求理性形式具有感性的内容和外观，使之变为实在，也就是“理性感性化”；另一方面也要求感性内容获得理性的形式，使之遵循理性的法则，从而显出世界的和谐与秩序，这也就是“感性理性化”。
“感性冲动”和“理性冲动”本应是和谐统一的，从根本上来说并不是对立的。但是“由于它们各自误解了自己，扰乱了它们各自的范围”，于是，二者的矛盾和对立也就随之产生了，进而破坏了人的天性和谐与统一。那么。如何解决这一冲突和矛盾呢?席勒认为，通过文化教养使感性和理性都得到充分的发展，并使之统一起来，从而在人体内唤起一种新的冲动，即“游戏冲动”，才能从根本上化解这一矛盾。因为感性冲动会使人感到自然要求的强制，理性冲动会使人感到理性要求的强制，而只有游戏冲动才能“同时从精神方面和物质方面强制人心，而且因为游戏冲动扬弃了一切偶然性，因则也就扬弃了强制，使人在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都得到自由。”通过“游戏冲动”，席勒把感性与理性、内容与形式、受动与自由等范畴结合在一起，从根本上把物质过程和精神：过程统一了起来，只有这样，完满的人性概念才会显现，而“游戏冲动”的根本目标就是“美的性格”。
于是，顺理成章地，由对“游戏冲动”入微的分析，作者的思路开始引导我们走近他为自由搭建的那根支柱——美。
在《审美教育书简》第十五封信开首，作者满怀深情地写道：“在一条并不十分令人振奋的小径上我引您走向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已起来越近了。请您赐恩，再跟我往前走几步，这样，一个更加自由的视野就会展现出来，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远景也许会酬报行路的艰辛。”
这样，席勒经过一系列抽象而晦涩的论述，然后他从容地得出结论说，“游戏”就是自由。游戏冲动的对象就是美，而美就是“活的形象”。他说“感性冲动的对象，用一个普通的概念来说明，就是最广义的生命，这个概念把一切物质存在以及一切直接呈现于感官的东西。形式冲动的对象，用一个普通的概念来说明，就是本义的和转义的形象，这个概念包括事物的一切形式特性以及事物对思维的一切关系。游戏冲动的对象，有一种普通的说法来表示，可以叫做活的形象，这个概念用以表示现象的一切审美特性，一言以蔽之，用以表示最广义的美。”
席勒认为，人不能仅仅是物质，也不能仅仅是精神，而应该是二者的完美结合，而美作为通向天性自由的支柱，作为人性的完成形式，就既不能只是最广义的生命即生活，也不能只是形象，而应当是“活的形象”。而这种“活的形象”似乎就是生活与形象完美和谐的幸运契合点，在这个契合点上，游戏才会发生作用，人的自由才会真正显现，因为它避免了来自感性冲动和形式冲动两方面的强制。从此，曾经一度对立的两种冲动不再相互掣肘，而共同为一个目标服务了。所以“美是两个冲动的共同对象。也就是游戏冲动的对象”这个对象对于完成人性的复归，弥合人性的分裂，实现真正的自由，就成为一条必由之路了。席勒说：“人同美只应是游戏，人只应同美游戏”；“说到底，只有当人是完全意义上的人，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完全是人。”
这种“活的形象”美学真是让人憧憬，啊!多么美好，仿佛自由就近在眼前，触手可及。但是。紧接着，席勒又严正的指出：美是由两种对立的冲动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理想美是实在与形式达到最完美平衡的产物，而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平衡是不会出现的，不是这一方占优势，就是另一方占优势，所以理想美仅仅是一种观念。“观念中的美永远是一种不可分割的单一的美，因为只可能有惟一的一种平衡，而经验中的美则永远是一种双重的美，在摇摆时可以双重的形式，即从这一边和另一边打破平衡。”这种平衡的被打破就形成了经验中两种不同的美，即溶解性的美和振奋性的美，由于这两种美作用各不相同，所以经验中的美的作用往往是矛盾的，这种矛盾就源自平衡的被打破。那么，如何化解这种矛盾，从而克服“不平衡造成缺陷。缺陷造成不平衡”的弊端，使我们向理想的美无限接近，进而使得自由的天性得以实现呢?席勒认为，除了对人民进行审美教育，别无他途。
三、我们需要做什么
对人民进行审美教育。恢复人天性的完整和自由，改造政治，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是席勒写作《审美教育书简》的初衷和旨归，也是摆在我们面前一项必须要做的迫切任务。
席勒认为，在我们的教育中，“有健康的教育，有审视力的教育，有道德的教育，也有趣味和美的教 育。最后一种教育的意图是，在尽可能的和谐之中培养我们的感性和精神的整体。”可见，理想的审美境界是感性和理性融贯而成的和谐整体。在这里，席勒对审美教育提出了两点要求特别值得我们关注，一个是“和谐”，一个是“整体”。“和谐”者，谓之各种不同的因素没有冲突，共融共生，相互促进；“整体”者，谓之各种不同因素以不同方式结合成一体而不可分割。“和谐”与“整体”的人性是审美教育的目标，席勒的愿望是通过审美生活把由于人进入感性或理性的被规定状态而失去的人性重新恢复起来，而完整而和谐的人性的恢复首先有赖于“审美的人”的形成。
席勒说：“美什么也达不到，除了从天性方面使人能够从他自身出发为其所欲为——把自由完全归还给人，使他可以是其所应是。”“为其所欲为”和“是其所应是”才是自由的人的本来面目，而现实中却由于自然的片面性强制和思维的排他性立法剥夺了人的审美心境，使人性发生了分裂和“异化”(黑格尔语)，人不再是“审美的人”。而美育就是要完成一种人性的复归，为人找回尊严和自由。所以席勒说：“美是我们的第二‘创造者’。”
那么，人怎样才能通过“第二创造者”完成人性的复归呢?
席勒指出，“活的形象”即美的形成是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经历了这个过程，人就能从“感性的人”变成“审美的人”，进而才能变成具有自由意志的“理性的人”。他认为人的发展分为三种阶段，即物质阶段、审美阶段和道德阶段，并认为这三种阶段无论对个人或人类都是完成自我实现的必经阶段。他说：“文明的最重要任务之一，是使人在他纯粹的物质生活中也受形式的支配，使人在美的王国能够达到的范围内成为审美的人，因为道德状态只能从审美状态中发展而来，而不能从物质状态发展而来。”
同时，他又说：“人在他的物质状态中只随自然的支配，在审美状态中他摆脱了这种支配，在道德状态中他控制了这种支配。”
明显地，审美状态是介于物质状态和道德状态的一个中间状态。人只有完成这种状态，才能摆脱物质状态的束缚和支配，才能按照理性和正义的要求去行事，才能把“烂透了”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变为人间的天堂，才能实现真正的政治自由。而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就只有审美教育，它是我们使人民通向自由的唯一途径。
所以席勒说：“美既是我们的状态，又是我们的作为。”“当(我们)享受美或审美统一体的时候，在材料与形式之间，被动与主动之间发生着一种瞬息的统一和相互调换，这恰好证明这两种天性的可相容性，即无限在有限中的可实现性，从而也证明了最崇高的人性的可能性。”“只有审美趣味才能把和谐带入社会，因为它在个体身上建立起和谐。”
以上所引三句话也即是说，完成最崇高的人性，体现人性的最高本质——自由是审美教育的根本任务。审美趣味在人身上的实现将使人的感性和理性达到空前的统一，人的心理素质和鉴赏能力将得到极大的丰富和提高，人的精神也将不再完全屈从于物质的束缚，而将与之成为和谐的一体，人类的科学理性和道德意志也将由于审美活动而提高自身的能力，并赋予其以自由的形式，由此，真善美也将达到完美的统一。因此，席勒的结论是“在一个民族里，审美修养的高度发展和极大普及是与政治的自由和公民的美德，美的习俗是与善的习俗，举止的文雅是与举止的真实携手并进的。”
可见，席勒在探讨用美育来改造人性这个话题上，并不是就美而谈美，他的美育观不是狭隘而片面的，而是开阔而全面的，是与德育、智育、体育等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其旨在塑造具有全面素质，真善美天性和谐统一的一代新人。在席勒的心目中。培育和谐的人性永远是一项改造世道人心，实现政治自由。的伟大事业，而美育则始终是这项事业的重中之重。
四、结语
综上，席勒怀着满腔热情为社会开出了一张“济世良方”，并在《审美教育书简》中首次明确提出了“美育”这个概念，在美学发展史上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他的美育观是建立在康德先验主义的基础之上，将政治问题的解决寄希望于美的人格的塑造而回避了经济政治斗争，这显然是一种迁阔而不切实际的空想。可从另一方面来说，作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的人本主义美学观和辩证的思考方式以及“和谐”的社会理想毕竟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值得我们去认真研究。正如美国学者维塞尔所指出的那样：“在18世纪美学理论中构成一个关键性转折点的是席勒的美学理论，而不是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因为席勒的美学理论比康德的理论更多地指出了未来的道路。”
二百多年过去了，他的理想主义的呼唤仍然在我们耳畔回响：
“自由母亲的自由儿子们，
你们要毅然飞向最高贵的美的宝座，
别去追求别的皇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