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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分析汉语和英语学界纪伯伦研究的局限和发展，探讨文学史建构对作家个案研究产生的深刻影响，并对文学史重构与外國文学个案研究的关系问题提出两点意见：其一，要打破“东西二分”思维模式，对个案研究采取“问题”视角而非文化界定；其二，要在多维视角建构下的外國文学史视野中进行个案研究。
关键词：文学史重构；个案研究；纪伯伦研究
文学个案研究与文学史写作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路子，一种是发掘式研究，一种是建构性研究。前者是一种“微观的、具体的”研究，就好比是制作砖头瓦块；后者则是指个案研究积累到相当程度，需要从微观到宏观，从个别到一般，从材料到理论进行研究，这就好比砖头瓦块积累多了，就动手盖房子。事实上，文学个案研究与文学史写作并非截然分开，而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文学个案研究是建构文学史的基础，不仅如此，文学史本身也会对个案研究产生错综复杂的深刻影响。本文以汉语和英语学界的纪伯伦研究为例，谈一下文学史建构对作家个案研究产生的深刻影响，并由此对文学史重构与外國文学个案研究的关系问题谈两点看法。
一、打破“东西二分”思维模式，对个案研究采取“问题”视角而非文化界定
在具有理论建构性的全三卷《比较世界文学史纲》一书的“总序”中，作者引进了“民族文学——区域文学——东方文学与西方文学——世界文学”这四个历史性的概念来解释世界文学的发展历程。该书认为：世界文学在经历了民族文学、区域文学和东西方文学这三个发展阶段以后，发展到19世纪，伴随着西方文学与东方文学先后相继的近代化进程，东西方文学两大分野逐渐拉近，一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种融合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此时期东西方文学的两大分野的划分对于理解世界文学史实际上已不再适用。也就是说，东方文学和西方文学是一对历史性的概念，文学上的东西方二分法已经不能适应20世纪以来的世界文学发展。应该说，这一判断是符合世界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的。但无论是在汉语还是英语学界，“东西方二分”观念都影响深远并根深蒂固，这种观念不仅影响了读者对作家作品的理解，而且也影响了作家作品的学术研究，汉语学界和20世纪上半叶英语学界的纪伯伦研究就是明显的例证。
國内纪伯伦相关作品的译介非常繁荣，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國就已基本上完成了纪伯伦文学的引介过程。但与繁荣的译介局面不相称的是，國内纪伯伦研究相对冷落，虽然纪伯伦是现代阿拉伯作家研究中分量最重的两位作家之一(另一位是马哈福兹)，但相比较其他外國文学“大家”，纪伯伦研究仍然非常欠缺，并呈现出片面性。
在中國纪伯伦评介和研究中，数量上占比重最大的是汉译作品集的评介。包括这些作品集的前言(序)、后记等；其次是阿拉伯或东方文学、哲学、文化史著作中涉及的相关章节；最后才是学术性研究文章。在这些评介和研究中，有一个共同的倾向：从國籍和民族身份出发，在东方文学文化的背景中观照纪伯伦，关注纪伯伦文学创作的“东方性”。
由于汉译纪伯伦文学的风行，纪伯伦文学作品集中的前言、序和后记等述评性介绍成为汉语界纪伯伦研究的主要构成形式。而这些述评性介绍对纪伯伦东方身份的关注。主要开始于建國以后。早期建國前纪伯伦作品的汉译，多出于译者对纪伯伦作品的个人喜好。例如，刘廷芳译《前驱者》(The Forerunner)是“自印，不发售，出版页上印明共一百本，非卖品”。在1931年版的汉译《先知》“序”中，纪伯伦的东方身份也并非突出的重点，对于纪伯伦的生平和创作，译者冰心先生只是照实简叙。
汉语界对纪伯伦东方身份的强调和关注，始于建國以后。在195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的《先知》“前记”中，纪伯伦文学第一次被放在东方叙利亚文学的框架内探讨。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纪伯伦作品集的汉译本层出不穷，但其中前言和后记中的述评性介绍基本上沿用了这一模式。虽然评介者往往从主题内容上谈及纪伯伦文学超越东西方文化的哲理性和普世性。认为纪伯伦是一位“跨越了东方和西方的诗人”，是一位“世界文化名人”，但总体而言，凸显纪伯伦的民族身份、强调纪伯伦文学与东方语境的关联，是國内纪伯伦述评的主导趋向。另外，对纪伯伦东方身份的关注，也表现在國内的外國文学、文化史对纪伯伦的定位上。
國内的外國文学史教材，通常有一套固有的编写体例：在“东方(亚非)文学”和“西方(欧美)文学”二分法的框架下，以國别或地区为线索，分别介绍代表性的作家作品。从1958－1959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外國文学教研组编写的《外國文学参考资料》，一直到比较通行的朱维之主编的《外國文学史》、1999年郑克鲁主编的《外國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都采用了这样一种编写体例。在这样的编写体例下，纪伯伦理所当然因其现代黎巴嫩國籍身份、被归入“东方(亚非)文学”的版图。
在东方语境中评介纪伯伦，首先与中國的东方文学及其外國文学研究发展的“大背景”密切相关。中國东方文学的整体性学科建设，始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大跃进”时期，当时的“教育大革命”在中文系进行的内容之一，就是在外國文学教学研究领域改变以西方文学取代外國文学的现状。形成西方文学和东方文学共同组成外國文学的新体系。也就是说，中國东方文学学科和整体研究的形成和发展存在一个大的文化背景：反抗外國文学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这直接影响了建國后纪伯伦述评的主导趋向。另外。注重纪伯伦的东方身份。同时也是一种引介的策略，这一方面促进了纪伯伦文学的翻译，但另一方面却无意中遮蔽和局限了國内的纪伯伦研究，使國内纪伯伦研究呈现出片面和支离破碎的状况，使纪伯伦常常被当作“东方的骄傲”，其作品的引介往往与反抗西方中心主义、弘扬东方文学联系在一起。
相比较而言，大陆学术界的纪伯伦研究呈现出更为客观、多元的局面。近年来不乏一些突破纪伯伦的东方民族身份、进行多层面多角度研究的论文和专著，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2002年第1期《阿拉伯世界》上发表的《惠特曼与阿拉伯旅美诗人纪伯伦》一文，可以说是汉语纪伯伦研究的一次突破，该文首次探讨了西方文化与纪伯伦文学的关系。认为惠特曼对阿拉伯现代诗歌特别是散文诗的影响很大，这种影响最初主要通过一些阿拉伯旅美派诗人、文学家产生，并运用平行比较的方法。分析惠特曼诗作和纪伯伦作品之间的相似之处。2006年6月，四川大学通过國内首篇纪伯伦专题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西方语境中的纪伯伦文学创作研究》，该论文从西方语境的视角对纪伯伦文学进行主题研究，是國内纪伯伦研究的学术补遗。2010年，國内第一部深入、系统的纪伯伦研究专著《文化间性视野中的纪伯伦研究》出版，该作确立了纪伯伦文学的“跨文化”属性，被认为是“关于纪伯伦研究的最为系统、最为深入、最具有 学术个性的成果”。
总体而言，学术界的研究不拘泥于纪伯伦的东方身份，从文化、心理、宗教、哲学等角度深入分析纪伯伦的文学创作，而且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视野研究纪伯伦文学，也成了当代纪伯伦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这无疑具有积极意义。客观地说，与其他东方作家研究相比，纪伯伦研究还相对“繁荣”，但作为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学“大家”，纪伯伦的学术性研究成果并不算多，这与纪伯伦文学在國内受到的欢迎程度形成了强烈反差!在笔者看来，國内纪伯伦研究的薄弱与长期以来外國文学史的“东西二分法”有直接关系。由于纪伯伦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在美國度过，身处西方先锋艺术圈，他享有世界声誉的几部作品主要是英文作品，这给懂阿拉伯语和东方文化的东方文学研究者的研究造成了困难。另一方面，由于纪伯伦长期被划入“东方作家”的范围，大多数懂英语和西方文化的研究者常常把纪伯伦当作“东方作家”而忽视他的创作。
20世纪上半叶的英语纪伯伦研究也存在着近似的问题。与汉语界纪伯伦研究的主要构成是汉译作品集的评介不同。英语学界的纪伯伦研究更为多元化。报刊的述评性介绍、传记作品和学术研究成果都在数量上超过了中國纪伯伦研究。大体来讲，英语界的纪伯伦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即20世纪上半叶报刊对纪伯伦的述评性介绍，这一阶段的介绍突出纪伯伦东方身份的神秘色彩，经常将纪伯伦描绘成一位身穿阿拉伯民族服饰、唤醒西方人的东方先知形象。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在英语界影响较大的一本英文传记《此人来自黎巴嫩》(This Man is From Labanon)。该书的作者芭芭拉?杨(Barbara Young)是一位不知名作家，同时也是纪伯伦的崇拜者。该作是英语世界第一部有影响力的纪伯伦传记资料，代表了早期纪伯伦研究的总体倾向。总的来讲，这部作品的显著特点是作者鲜明的主观感情色彩，这使它极富文学“创造性”：纪伯伦的私人秘书和崇拜者身份使作品充斥了作者不厌其烦的赞誉之辞。纪伯伦其人更被描绘成一位充满神秘色彩的先知。作者称纪伯伦为“天才”、他“来自圣经的土地”、“与神圣相联”，并以颇富传奇色彩的事例描述纪伯伦自4岁就表现出的绘画和写作的艺术天赋和神授气质。
将纪伯伦“神秘化”的倾向导致了作品中诸多材料的失实。例如，称纪伯伦在20岁以前的大部分时间在黎巴嫩度过，并故意美化纪伯伦的家庭出身等等，以突出纪伯伦“神秘的”东方身份。这种将纪伯伦神秘化、先知化的倾向，在美國读者中深入人心。直至1979年，在杰森?林续写的《先知之死》中，这种倾向仍然表现得非常明显。该书作者在其作品序言中，称自己的创作和芭芭拉?杨修订续写《先知园》一样，是在冥冥中完成了纪伯伦先知般的预言。
由于对东方文化的集体认同感，中國的纪伯伦述评常带有褒扬的情感色彩，但并没有将纪伯伦“神秘化”的倾向。与之不同的是，20世纪上半叶的美國批评界却以猎奇心理看待纪伯伦文学中神秘的“东方”色彩，将纪伯伦当作一位具有神授气质的天才、来自东方的先知。20世纪上半叶美國纪伯伦研究中将其“神秘化”的倾向，与当时西方文化从“西方中心主义”立场出发的东方想象有关。19世纪中期以来，“东方”就被西方文学家认为是“异國情调的、神秘的、深奥的、含蓄的”。这样的一种文化氛围，加之纪伯伦来自《圣经》所述之地叙利亚的东方身份、艺术天赋和忧郁气质，西方人把他看做一位来自东方的神秘先知，以猎奇心理看待他作品中的东方神秘色彩，也就不足为奇了。
由于从“东西二分”的思维模式出发，汉语和20世纪上半叶英语界的纪伯伦研究都呈现出片面性。前者出于对东方文化的集体认同感，推崇纪伯伦作品中的“东方智慧”，忽视了纪伯伦实际生活和创作与美國乃至西方语境的关联。后者从西方中心主义视角出发，以猎奇心理看待纪伯伦作品中神秘的东方意蕴。这两种方式实际上都在一定程度上遮蔽和曲解了纪伯伦的文学创作，与纪伯伦的生活经历和创作情况不符。
从生活经历和创作背景上来讲，纪伯伦拥有多重身份，经历过多种文化的洗礼。他的民族身份是阿拉伯人，出生于基督教马龙派家庭，12岁前在叙利亚的阿拉伯一伊斯兰文化氛围中度过，少年和青年时期先后经历了波士顿先锋艺术圈、巴黎先锋派文化的熏陶，28岁迁居美國新兴文化中心纽约后，更是成了一位“世界公民”，感受着西方乃至世界主流文化的脉搏。从文学创作上来讲，“普世性”是纪伯伦刻意追求的目标。他文学作品中的“生命神圣”主题是超越了特定文化、关乎人类生命体认的普世性命题，而他在作品中对“圣经文体”的采用，也从创作文体上呼应了“生命神圣”主题。因而，对纪伯伦及其文学创作的研究，从任何一种特定文化出发来简单“定位”纪伯伦，都难免会流于片面和肤浅。
另外，文化的交融性和共通性使文学研究者不能轻易以某种特定文化来“定位”作家。无论是基于文化上的交流、迁移等事实上的影响，还是各种文化精神之间天然的相通，世界各种文化之间是具有交融性和共通性的。就纪伯伦的文学创作来讲，较常见的是将纪伯伦的文学创作看做“东方文学”的一员或是“苏非思想”的注解，在笔者看来，这两种观点都是有局限性的。
所谓“东方”和“西方”这两个概念只是在西方的“东方学”兴起以后近代的事情，历史上的东方和西方远没有那么泾渭分明，“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也远不像很多学者设想的那样，各自具有文化上的整体性。在这方面，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可以作为一个明显的例证。
阿拉伯一伊斯兰文化是一种具有很强包容性的文化。伊斯兰教产生以前的阿拉伯文化就包容了希腊文化、波斯文化、罗马文化、犹太教和基督教文化。在伊斯兰教产生以后，伴随着阿拉伯人远征的胜利，又吸收了波斯、印度、北非等被征服地区的文化。所以，在埃及历史学家艾哈迈德?爱敏看来，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由三种文化源流汇合而成：一是阿拉伯人的固有文化；一是伊斯兰教文化；一是波斯、印度、希腊、罗马等外族的文化。
而在宗教精神方面，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核心宗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不仅有血缘关系，二者“认主独一”的宗教精神和“普世性”特点更有着天然的内在认同感。纪伯伦文学在汉语和英语界迥然而异的接受状况也表明了这一点。纪伯伦文学的显著特点是强烈的宗教关怀，在这一点上他与20世纪以来西方现代思想界的关注点是相同的。因而，西方读者往往对纪伯伦文学有很强的宗教认同感，他宗教意味较强的《先知》、《人子耶稣》、《沙与沫》、《流浪者》等作品在英语世界都一版再版，广受欢迎。但相比较而言，汉语界虽然因纪伯伦的“东方”身份对其作品大加推崇，但却缺少对其作品的宗教认同感，更看重纪伯伦文学中的“东方智慧”，推崇《暴风集》等革命性、现实感较强、涉及东西方现实的作品，认为这一阶段的作品是纪伯伦“最贴近阿拉伯 和东方现实的作品，是最有力度的作品”。
事实上，阿拉伯一伊斯兰文化内部各地区的文化差异也较大，例如，具体到纪伯伦所属的叙利亚地区，与其说它属于东方文化，毋宁说它与西方文化有着天然相融的关系。由于地理历史上的原因，叙利亚自古受希腊罗马文化影响，基督教盛行，蒙昧时代和早期阿拉伯帝國时期，叙利亚的神学、医学和哲学活动是希腊、罗马学术的延续。叙利亚人对希腊哲学在阿拉伯世界的传播贡献最大，叙利亚语保存了一部分已经散失了原本的希腊古籍，叙利亚人翻译的希腊哲学是初期阿拉伯人以及伊斯兰教人所依靠的根据。
因而，纪伯伦生活经历的文化复杂性、阿拉伯一伊斯兰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很强的交融性和宗教认同感、纪伯伦出生地叙利亚文化的特殊性，都使我们不能仅仅简单地从“东方文学”的视野研究纪伯伦文学。
汉语界和20世纪上半叶英语界的纪伯伦研究表明：东西二分法的文学史写作体例，严重局限了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应该说，东西二分法的弊端，在近年来的外國文学研究界已经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具有跨文化属性的流散文学、少数族裔文学、移民文学研究的兴起，已经在无形中消解了东西文学(文化)二分的观念。而伴随着移民现象和文化交往的日益频繁，这些具有“跨文化”属性的文学，越来越因为其创作的文化多元性和复杂性，成为最能反映当代世界文学特色的文学类型之一。反观近20年来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例如托尼?莫里森、多丽丝?莱辛、奥罕?帕慕克等等，大多是具有多重文化身份、无法进行简单定位的“跨文化”作家。但可惜的是，与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相比，外國文学史著作的学术含量明显不足，数量不少的“跨文化”文学的研究成果，并没有体现在外國文学史的写作中。因此，打破这些跨文化文学“东西二分”的文化定位，以具体问题为LH发点，联系作家作品的具体情况，对文学文本和作家进行具体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二、在多维视角建构下的外國文学史视野中进行个案研究
就目前國内的外國文学史著作来讲，另一个较明显的弊端，表现在文学史写作视角的单一上。在外國文学史著作中，经典文学的遴选标准过于单一化，而且过于看重思想内容的积极性、健康性，这使一些外國文学发展史中重要的文学类型长期被排斥在文学史之外。例如，美國新批评所认为的英语诗的高峰“玄学派”诗歌，对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文学产生深刻影响的哥特小说，美國民族文学的奠基人物艾米丽?迪金森的作品，都因为其性爱母题、及时行乐思想、黑色意味、死亡母题等所谓“不积极”、“不健康”的内容，长期被排斥出外國文学史著作之列。
实际上，各民族文学有着不同的特质，如果单单以内容是否健康、积极来取舍经典，会严重肢解外國文学。以欧美文学为例，从古希腊时期开始的大量经典作品中，都充斥着死亡、疯狂、性爱等母题，尤其在非理性文化高扬的20世纪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中，这些母题更是被发挥到了极致。文学史写作应该以具有建设性的价值观，引导读者深入辩证地理解这些文学形成的独特的历史和文化原因，从中挖掘出积极的美学价值和内涵，而不是以中國的道德观一味批判、简单定性，甚至舍弃这些文学，这样才能使读者真正了解各民族文学的原貌和特性。
在通常的认识中，文学史意味着在经典作品中体现恒久的文学“标准”和“典范”，被选人文学史的作品是那些“最优秀的”、经得起时间和空间考验的经典，因而外國文学史更应体现文学的传承性。然而实际上，“书写”这个词汇本身就意味着主体性的介入，在书写者按一定标准取舍经典之时，已经体现出政治、文化等意识形态的影响，归根结底，任何一种文学史中的经典，都是“当代”意义上的经典。
表面看来，通过尊崇经典作品，文学史显示出文学秩序的整合统一，显示出自己时代的文学与经典作品之间的传承关系。但每一个时代的文学史事实上又总在进行着改写和重建，总有一些不符合时代需要的作家作品被淘汰出“经典”之列，又有一些符合时代需要的作家作品被挖掘为新的文学经典。因而，文学史的书写，往往并不仅仅表现了文学的传承性，更在经典的选择、体例的编排等方面，体现了现代意识对经典的改写和重塑。看似平常的文学史编写，所牵涉的体例编排和经典遴选，都蕴含着极强的文化、思想意味。
因此，《外國文学史》的经典遴选乃至编写体例都应具有思想性和时代感。应该能够体现当今时代新的文学发现和文艺观念。
在《外國文学史》的经典遴选上，可以打破旧有标准的单一化，鼓励个性化的教材写作。除了以新观念挖掘不被重视的古代、现代经典文学作品，还要扬弃文学史写作中“厚古薄今”的思维定势，关注当代少数族裔文学、女性文学、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优秀文学作品。题材、族裔身份、文体、传播媒介等。不仅可以成为文学史写作的切入角度，而且根据不同时代、民族文学的发展实际，可以成为同一部文学史中各自不同的经典遴选标准。例如，在欧洲中世纪时期，基督教文学作为经典文学，思想和题材无疑是重要的遴选标准；作为一种具有独特精神特质的民族文学类型，犹太文学这一具有流散特性的文学类型，族裔身份则又成了重要的遴选标准；在当代多元共生的世界文学时代，具有跨文化特性、无法以國别和区域简单定位的文学类型，显然不能被排斥在文学史写作的范围之外；而在大众媒体、互联网络越来越对人们的思想、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的同时，我们同样不能忽视大众媒体、网络在文学经典形成中的地位与意义。当这些具有创新性、时代感的思想“落实”在具有思想逻辑性的文学史中，外國文学史的写作，才能超越简单的“时代特征——作家生平——作品赏析”的既有程式，超越文学赏析的浅层化，使读者在具有时代意识的外同文学史著作中，感受到各民族文学发展的逻辑线索和深层规律。
值得一提的是，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中，作家的文化身份越来越呈现出流动性、多元性特点，多维视角的介入，必然成为作家研究的趋势，对于那些越来越多无法进行“文化定位”的作家来讲，民族(族裔)、区域、性别(女性、同性恋文学)等都可以成为文学史经典遴选的标准。而且具体的个案研究表明，这样一种新视角，对于很多作家作品研究不仅仅是引入了一个新颖的研究角度，而且有着突破性意义，在这方面，当代英语界纪伯伦研究的新发展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
20世纪80年代以后，英语界的纪伯伦研究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如果说早期的美國评论界把纪伯伦当作富有神秘色彩的东方先知，他的作品因为异于“西方文化”而被西方人以猎奇心理欣赏和玩味，那么，当代纪伯伦研究则转向纪伯伦“人性”的一面，关注纪伯伦作为一位生活在美國的早期阿拉伯移民诗人在沟通东西方文化中所起的桥梁作用，关注他作为第一代阿拉伯移民的心路历程和奋斗史。这一时期纪伯伦研究的重大突破之一，是将纪伯伦文学当作美國文学遗产的一部分， 突出纪伯伦文学创作与美國现实语境、乃至西方(Occidental)语境的关联。
与中國纪伯伦研究不同的是，当代英语界的纪伯伦研究以学术性成果为主，尤其是学术性传记研究非常突出。
1974年，纪伯伦的表亲，同样是在20世纪上半叶移民美國的阿拉伯人简?纪伯伦和哈利勒?纪伯伦夫妇完成了《哈利勒?纪伯伦：他的生活和世界》(Kahlil Gibran：His Life and World)，该书后来又在1981、1991和1998年3次修订出版，是当代纪伯伦传记研究的奠基之作。在这部传记作品中，作者从客观中立的立场出发，历史性地展现了纪伯伦及其文学创作与美國现实语境的关联，具有鲜明的学术性，这部作品预示了当代英语界纪伯伦研究学术性的转变。
1998年出版的两部传记力作《哈利勒?纪伯伦的生活和时代》和《哈利勒?纪伯伦：人和诗人》进一步延续和完善了当代纪伯伦研究中人性化的纪伯伦形象，前者运用精神分析方法，深刻剖析了纪伯伦作为一位生活在美國的阿拉伯移民的复杂心态，以及这种心态对其创作的深刻影响。后者则力图展现一个“人和诗人”的纪伯伦形象。
1999年，在美國玛里兰大学“哈利勒?纪伯伦科研项目”的组织和推动下，举行了第一次國际性的纪伯伦研究学术会议。来自美國、英國、黎巴嫩、法國、中國等國家的纪伯伦研究专家和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汇总了当代纪伯伦研究的最新成果，从文化视角深入探讨纪伯伦及其创作，彻底打破了英语世界将纪伯伦“神秘化”的倾向，以客观、中立的学术视角再现了一个处于东西方文化交流地带的诗人形象。
西方当代纪伯伦研究的转变体现了当代多元文化景观中边缘群体自我意识的觉醒。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文化的核心特征，是“各种抗议都打着被压制的多元性的名义，反对占有压倒性的统一性”。也就是说，是以多元主义的声音，消解“宏大叙事”、抵制本质化。表现在社会政治文化中，是边缘性别和少数族裔的觉醒，这构成了20世纪中期的重大历史事件。于是，大量一直以来被主流学界所忽略、掩盖的性别和族裔文本被挖掘出来，或得以被重新审视。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大学美國文学课程改革中，一些长期被排斥在美國文学经典之外的次要文学，如黑人文学、口头文学、少数族裔文学重新得到文学史家和批评家的重视。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作为第一位在美國享有声誉的20世纪阿拉伯作家，纪伯伦及其创作得以被重新挖掘和阐释。
在1988年美國第一部阿拉伯裔美國作家作品集《葡萄叶——百年阿拉伯裔美國诗人诗集》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是阿拉伯裔美國人自我意识的觉醒，促成了这部著作的成集：
美國的每一个少数族裔团体都有他自己的诗集：黑人、墨西哥人、犹太人、印第安人、中國人、亚美尼亚人等等。但到目前为止，却仍没有……阿拉伯裔美國作家的诗集。
在这部诗集中，纪伯伦的身份是阿拉伯裔美國文学的奠基者，这体现了当代美國纪伯伦研究的转变：不像早期美國批评界从西方中心主义立场出发，将纪伯伦看做一位神秘的东方先知，当代研究则更侧重纪伯伦“人性”的一面，关注纪伯伦作为早期阿拉伯移民的心路历程和奋斗史。这一转变也表现在当代纪伯伦研究主体的身份改变上。早期的纪伯伦评论者多来自美國主流批评界，当代美國纪伯伦研究者却多为生活在西方世界的阿拉伯人，例如，纪伯伦研究专家布什雷幼年在巴勒斯坦受阿拉伯基础教育，少年和青年时代在英國受西式教育，上文提到的传记作品《哈利勒?纪伯伦：人和诗人》由他与乔?杰金斯(J0e Jenkins)合著完成。另一部传记力作《哈利勒?纪伯伦：他的生活和世界》由纪伯伦的侄辈、美國第二代阿拉伯移民哈利勒-纪伯伦和简?纪伯伦夫妇合著完成。
综上所述，汉语和英语学界的纪伯伦研究提示我们：当前全球化和后殖民语境下，要重新审视跨文化(cross-cultural)作家研究，要结合当今的文学现实，在“多元共生”的世界文学视野中重新审视作家创作。值得注意的是，当我们从多元文化视角进行个案研究时，不能忘记文学的本真意义就在于它的个体性和鲜活性。美國批评家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一书中，认为当今多元文化时代中备受关注的女性和少数族裔文学不过是一种“怨恨”的文学，因为这些作品缺乏经典作品所应具备的陌生性和原创性。此处我们无意深入探讨布鲁姆的观点，但可以肯定的是：经典之所以为经典，一定不仅仅是由于它出自女性或者少数族裔作家之手，文学的意义也决不仅仅是因为它可以充当文化的注解。同样，纪伯伦作为一位经典作家，其伟大之处也绝不仅仅是由于他的移民作家身份或者其“东方”身份。在当今多元文化时代“重构经典”的尝试中，对跨文化作家及其创作的研究，常常会出现两种极端：其一，是从同籍或民族身份简单“定位”该作家，例如，汉语界和早期英语纪伯伦评论对纪伯伦东方身份的强调。其二，是结合当前的后殖民语境，一味强调跨文化作家的“文化身份”或“流散性”视角。本文认为，文学研究的核心观照对象毕竟是文学，如果对文学的观照一味强调跨文化作家的“身份”，难免会使文学研究等同于文化研究，从而丧失了文学研究所应有的具体性和鲜活性。因此，对跨文化作家及其创作的研究，应该突破旧有的文学史框架，结合该作家的具体创作和生活情况，以新的视野展开多角度、全方位的探讨。
[责任编辑 孙彩霞]
关键词：文学史重构；个案研究；纪伯伦研究
文学个案研究与文学史写作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路子，一种是发掘式研究，一种是建构性研究。前者是一种“微观的、具体的”研究，就好比是制作砖头瓦块；后者则是指个案研究积累到相当程度，需要从微观到宏观，从个别到一般，从材料到理论进行研究，这就好比砖头瓦块积累多了，就动手盖房子。事实上，文学个案研究与文学史写作并非截然分开，而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文学个案研究是建构文学史的基础，不仅如此，文学史本身也会对个案研究产生错综复杂的深刻影响。本文以汉语和英语学界的纪伯伦研究为例，谈一下文学史建构对作家个案研究产生的深刻影响，并由此对文学史重构与外國文学个案研究的关系问题谈两点看法。
一、打破“东西二分”思维模式，对个案研究采取“问题”视角而非文化界定
在具有理论建构性的全三卷《比较世界文学史纲》一书的“总序”中，作者引进了“民族文学——区域文学——东方文学与西方文学——世界文学”这四个历史性的概念来解释世界文学的发展历程。该书认为：世界文学在经历了民族文学、区域文学和东西方文学这三个发展阶段以后，发展到19世纪，伴随着西方文学与东方文学先后相继的近代化进程，东西方文学两大分野逐渐拉近，一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种融合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此时期东西方文学的两大分野的划分对于理解世界文学史实际上已不再适用。也就是说，东方文学和西方文学是一对历史性的概念，文学上的东西方二分法已经不能适应20世纪以来的世界文学发展。应该说，这一判断是符合世界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的。但无论是在汉语还是英语学界，“东西方二分”观念都影响深远并根深蒂固，这种观念不仅影响了读者对作家作品的理解，而且也影响了作家作品的学术研究，汉语学界和20世纪上半叶英语学界的纪伯伦研究就是明显的例证。
國内纪伯伦相关作品的译介非常繁荣，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國就已基本上完成了纪伯伦文学的引介过程。但与繁荣的译介局面不相称的是，國内纪伯伦研究相对冷落，虽然纪伯伦是现代阿拉伯作家研究中分量最重的两位作家之一(另一位是马哈福兹)，但相比较其他外國文学“大家”，纪伯伦研究仍然非常欠缺，并呈现出片面性。
在中國纪伯伦评介和研究中，数量上占比重最大的是汉译作品集的评介。包括这些作品集的前言(序)、后记等；其次是阿拉伯或东方文学、哲学、文化史著作中涉及的相关章节；最后才是学术性研究文章。在这些评介和研究中，有一个共同的倾向：从國籍和民族身份出发，在东方文学文化的背景中观照纪伯伦，关注纪伯伦文学创作的“东方性”。
由于汉译纪伯伦文学的风行，纪伯伦文学作品集中的前言、序和后记等述评性介绍成为汉语界纪伯伦研究的主要构成形式。而这些述评性介绍对纪伯伦东方身份的关注。主要开始于建國以后。早期建國前纪伯伦作品的汉译，多出于译者对纪伯伦作品的个人喜好。例如，刘廷芳译《前驱者》(The Forerunner)是“自印，不发售，出版页上印明共一百本，非卖品”。在1931年版的汉译《先知》“序”中，纪伯伦的东方身份也并非突出的重点，对于纪伯伦的生平和创作，译者冰心先生只是照实简叙。
汉语界对纪伯伦东方身份的强调和关注，始于建國以后。在195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的《先知》“前记”中，纪伯伦文学第一次被放在东方叙利亚文学的框架内探讨。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纪伯伦作品集的汉译本层出不穷，但其中前言和后记中的述评性介绍基本上沿用了这一模式。虽然评介者往往从主题内容上谈及纪伯伦文学超越东西方文化的哲理性和普世性。认为纪伯伦是一位“跨越了东方和西方的诗人”，是一位“世界文化名人”，但总体而言，凸显纪伯伦的民族身份、强调纪伯伦文学与东方语境的关联，是國内纪伯伦述评的主导趋向。另外，对纪伯伦东方身份的关注，也表现在國内的外國文学、文化史对纪伯伦的定位上。
國内的外國文学史教材，通常有一套固有的编写体例：在“东方(亚非)文学”和“西方(欧美)文学”二分法的框架下，以國别或地区为线索，分别介绍代表性的作家作品。从1958－1959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外國文学教研组编写的《外國文学参考资料》，一直到比较通行的朱维之主编的《外國文学史》、1999年郑克鲁主编的《外國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都采用了这样一种编写体例。在这样的编写体例下，纪伯伦理所当然因其现代黎巴嫩國籍身份、被归入“东方(亚非)文学”的版图。
在东方语境中评介纪伯伦，首先与中國的东方文学及其外國文学研究发展的“大背景”密切相关。中國东方文学的整体性学科建设，始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大跃进”时期，当时的“教育大革命”在中文系进行的内容之一，就是在外國文学教学研究领域改变以西方文学取代外國文学的现状。形成西方文学和东方文学共同组成外國文学的新体系。也就是说，中國东方文学学科和整体研究的形成和发展存在一个大的文化背景：反抗外國文学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这直接影响了建國后纪伯伦述评的主导趋向。另外。注重纪伯伦的东方身份。同时也是一种引介的策略，这一方面促进了纪伯伦文学的翻译，但另一方面却无意中遮蔽和局限了國内的纪伯伦研究，使國内纪伯伦研究呈现出片面和支离破碎的状况，使纪伯伦常常被当作“东方的骄傲”，其作品的引介往往与反抗西方中心主义、弘扬东方文学联系在一起。
相比较而言，大陆学术界的纪伯伦研究呈现出更为客观、多元的局面。近年来不乏一些突破纪伯伦的东方民族身份、进行多层面多角度研究的论文和专著，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2002年第1期《阿拉伯世界》上发表的《惠特曼与阿拉伯旅美诗人纪伯伦》一文，可以说是汉语纪伯伦研究的一次突破，该文首次探讨了西方文化与纪伯伦文学的关系。认为惠特曼对阿拉伯现代诗歌特别是散文诗的影响很大，这种影响最初主要通过一些阿拉伯旅美派诗人、文学家产生，并运用平行比较的方法。分析惠特曼诗作和纪伯伦作品之间的相似之处。2006年6月，四川大学通过國内首篇纪伯伦专题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西方语境中的纪伯伦文学创作研究》，该论文从西方语境的视角对纪伯伦文学进行主题研究，是國内纪伯伦研究的学术补遗。2010年，國内第一部深入、系统的纪伯伦研究专著《文化间性视野中的纪伯伦研究》出版，该作确立了纪伯伦文学的“跨文化”属性，被认为是“关于纪伯伦研究的最为系统、最为深入、最具有 学术个性的成果”。
总体而言，学术界的研究不拘泥于纪伯伦的东方身份，从文化、心理、宗教、哲学等角度深入分析纪伯伦的文学创作，而且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视野研究纪伯伦文学，也成了当代纪伯伦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这无疑具有积极意义。客观地说，与其他东方作家研究相比，纪伯伦研究还相对“繁荣”，但作为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学“大家”，纪伯伦的学术性研究成果并不算多，这与纪伯伦文学在國内受到的欢迎程度形成了强烈反差!在笔者看来，國内纪伯伦研究的薄弱与长期以来外國文学史的“东西二分法”有直接关系。由于纪伯伦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在美國度过，身处西方先锋艺术圈，他享有世界声誉的几部作品主要是英文作品，这给懂阿拉伯语和东方文化的东方文学研究者的研究造成了困难。另一方面，由于纪伯伦长期被划入“东方作家”的范围，大多数懂英语和西方文化的研究者常常把纪伯伦当作“东方作家”而忽视他的创作。
20世纪上半叶的英语纪伯伦研究也存在着近似的问题。与汉语界纪伯伦研究的主要构成是汉译作品集的评介不同。英语学界的纪伯伦研究更为多元化。报刊的述评性介绍、传记作品和学术研究成果都在数量上超过了中國纪伯伦研究。大体来讲，英语界的纪伯伦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即20世纪上半叶报刊对纪伯伦的述评性介绍，这一阶段的介绍突出纪伯伦东方身份的神秘色彩，经常将纪伯伦描绘成一位身穿阿拉伯民族服饰、唤醒西方人的东方先知形象。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在英语界影响较大的一本英文传记《此人来自黎巴嫩》(This Man is From Labanon)。该书的作者芭芭拉?杨(Barbara Young)是一位不知名作家，同时也是纪伯伦的崇拜者。该作是英语世界第一部有影响力的纪伯伦传记资料，代表了早期纪伯伦研究的总体倾向。总的来讲，这部作品的显著特点是作者鲜明的主观感情色彩，这使它极富文学“创造性”：纪伯伦的私人秘书和崇拜者身份使作品充斥了作者不厌其烦的赞誉之辞。纪伯伦其人更被描绘成一位充满神秘色彩的先知。作者称纪伯伦为“天才”、他“来自圣经的土地”、“与神圣相联”，并以颇富传奇色彩的事例描述纪伯伦自4岁就表现出的绘画和写作的艺术天赋和神授气质。
将纪伯伦“神秘化”的倾向导致了作品中诸多材料的失实。例如，称纪伯伦在20岁以前的大部分时间在黎巴嫩度过，并故意美化纪伯伦的家庭出身等等，以突出纪伯伦“神秘的”东方身份。这种将纪伯伦神秘化、先知化的倾向，在美國读者中深入人心。直至1979年，在杰森?林续写的《先知之死》中，这种倾向仍然表现得非常明显。该书作者在其作品序言中，称自己的创作和芭芭拉?杨修订续写《先知园》一样，是在冥冥中完成了纪伯伦先知般的预言。
由于对东方文化的集体认同感，中國的纪伯伦述评常带有褒扬的情感色彩，但并没有将纪伯伦“神秘化”的倾向。与之不同的是，20世纪上半叶的美國批评界却以猎奇心理看待纪伯伦文学中神秘的“东方”色彩，将纪伯伦当作一位具有神授气质的天才、来自东方的先知。20世纪上半叶美國纪伯伦研究中将其“神秘化”的倾向，与当时西方文化从“西方中心主义”立场出发的东方想象有关。19世纪中期以来，“东方”就被西方文学家认为是“异國情调的、神秘的、深奥的、含蓄的”。这样的一种文化氛围，加之纪伯伦来自《圣经》所述之地叙利亚的东方身份、艺术天赋和忧郁气质，西方人把他看做一位来自东方的神秘先知，以猎奇心理看待他作品中的东方神秘色彩，也就不足为奇了。
由于从“东西二分”的思维模式出发，汉语和20世纪上半叶英语界的纪伯伦研究都呈现出片面性。前者出于对东方文化的集体认同感，推崇纪伯伦作品中的“东方智慧”，忽视了纪伯伦实际生活和创作与美國乃至西方语境的关联。后者从西方中心主义视角出发，以猎奇心理看待纪伯伦作品中神秘的东方意蕴。这两种方式实际上都在一定程度上遮蔽和曲解了纪伯伦的文学创作，与纪伯伦的生活经历和创作情况不符。
从生活经历和创作背景上来讲，纪伯伦拥有多重身份，经历过多种文化的洗礼。他的民族身份是阿拉伯人，出生于基督教马龙派家庭，12岁前在叙利亚的阿拉伯一伊斯兰文化氛围中度过，少年和青年时期先后经历了波士顿先锋艺术圈、巴黎先锋派文化的熏陶，28岁迁居美國新兴文化中心纽约后，更是成了一位“世界公民”，感受着西方乃至世界主流文化的脉搏。从文学创作上来讲，“普世性”是纪伯伦刻意追求的目标。他文学作品中的“生命神圣”主题是超越了特定文化、关乎人类生命体认的普世性命题，而他在作品中对“圣经文体”的采用，也从创作文体上呼应了“生命神圣”主题。因而，对纪伯伦及其文学创作的研究，从任何一种特定文化出发来简单“定位”纪伯伦，都难免会流于片面和肤浅。
另外，文化的交融性和共通性使文学研究者不能轻易以某种特定文化来“定位”作家。无论是基于文化上的交流、迁移等事实上的影响，还是各种文化精神之间天然的相通，世界各种文化之间是具有交融性和共通性的。就纪伯伦的文学创作来讲，较常见的是将纪伯伦的文学创作看做“东方文学”的一员或是“苏非思想”的注解，在笔者看来，这两种观点都是有局限性的。
所谓“东方”和“西方”这两个概念只是在西方的“东方学”兴起以后近代的事情，历史上的东方和西方远没有那么泾渭分明，“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也远不像很多学者设想的那样，各自具有文化上的整体性。在这方面，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可以作为一个明显的例证。
阿拉伯一伊斯兰文化是一种具有很强包容性的文化。伊斯兰教产生以前的阿拉伯文化就包容了希腊文化、波斯文化、罗马文化、犹太教和基督教文化。在伊斯兰教产生以后，伴随着阿拉伯人远征的胜利，又吸收了波斯、印度、北非等被征服地区的文化。所以，在埃及历史学家艾哈迈德?爱敏看来，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由三种文化源流汇合而成：一是阿拉伯人的固有文化；一是伊斯兰教文化；一是波斯、印度、希腊、罗马等外族的文化。
而在宗教精神方面，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核心宗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不仅有血缘关系，二者“认主独一”的宗教精神和“普世性”特点更有着天然的内在认同感。纪伯伦文学在汉语和英语界迥然而异的接受状况也表明了这一点。纪伯伦文学的显著特点是强烈的宗教关怀，在这一点上他与20世纪以来西方现代思想界的关注点是相同的。因而，西方读者往往对纪伯伦文学有很强的宗教认同感，他宗教意味较强的《先知》、《人子耶稣》、《沙与沫》、《流浪者》等作品在英语世界都一版再版，广受欢迎。但相比较而言，汉语界虽然因纪伯伦的“东方”身份对其作品大加推崇，但却缺少对其作品的宗教认同感，更看重纪伯伦文学中的“东方智慧”，推崇《暴风集》等革命性、现实感较强、涉及东西方现实的作品，认为这一阶段的作品是纪伯伦“最贴近阿拉伯 和东方现实的作品，是最有力度的作品”。
事实上，阿拉伯一伊斯兰文化内部各地区的文化差异也较大，例如，具体到纪伯伦所属的叙利亚地区，与其说它属于东方文化，毋宁说它与西方文化有着天然相融的关系。由于地理历史上的原因，叙利亚自古受希腊罗马文化影响，基督教盛行，蒙昧时代和早期阿拉伯帝國时期，叙利亚的神学、医学和哲学活动是希腊、罗马学术的延续。叙利亚人对希腊哲学在阿拉伯世界的传播贡献最大，叙利亚语保存了一部分已经散失了原本的希腊古籍，叙利亚人翻译的希腊哲学是初期阿拉伯人以及伊斯兰教人所依靠的根据。
因而，纪伯伦生活经历的文化复杂性、阿拉伯一伊斯兰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很强的交融性和宗教认同感、纪伯伦出生地叙利亚文化的特殊性，都使我们不能仅仅简单地从“东方文学”的视野研究纪伯伦文学。
汉语界和20世纪上半叶英语界的纪伯伦研究表明：东西二分法的文学史写作体例，严重局限了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应该说，东西二分法的弊端，在近年来的外國文学研究界已经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具有跨文化属性的流散文学、少数族裔文学、移民文学研究的兴起，已经在无形中消解了东西文学(文化)二分的观念。而伴随着移民现象和文化交往的日益频繁，这些具有“跨文化”属性的文学，越来越因为其创作的文化多元性和复杂性，成为最能反映当代世界文学特色的文学类型之一。反观近20年来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例如托尼?莫里森、多丽丝?莱辛、奥罕?帕慕克等等，大多是具有多重文化身份、无法进行简单定位的“跨文化”作家。但可惜的是，与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相比，外國文学史著作的学术含量明显不足，数量不少的“跨文化”文学的研究成果，并没有体现在外國文学史的写作中。因此，打破这些跨文化文学“东西二分”的文化定位，以具体问题为LH发点，联系作家作品的具体情况，对文学文本和作家进行具体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二、在多维视角建构下的外國文学史视野中进行个案研究
就目前國内的外國文学史著作来讲，另一个较明显的弊端，表现在文学史写作视角的单一上。在外國文学史著作中，经典文学的遴选标准过于单一化，而且过于看重思想内容的积极性、健康性，这使一些外國文学发展史中重要的文学类型长期被排斥在文学史之外。例如，美國新批评所认为的英语诗的高峰“玄学派”诗歌，对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文学产生深刻影响的哥特小说，美國民族文学的奠基人物艾米丽?迪金森的作品，都因为其性爱母题、及时行乐思想、黑色意味、死亡母题等所谓“不积极”、“不健康”的内容，长期被排斥出外國文学史著作之列。
实际上，各民族文学有着不同的特质，如果单单以内容是否健康、积极来取舍经典，会严重肢解外國文学。以欧美文学为例，从古希腊时期开始的大量经典作品中，都充斥着死亡、疯狂、性爱等母题，尤其在非理性文化高扬的20世纪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中，这些母题更是被发挥到了极致。文学史写作应该以具有建设性的价值观，引导读者深入辩证地理解这些文学形成的独特的历史和文化原因，从中挖掘出积极的美学价值和内涵，而不是以中國的道德观一味批判、简单定性，甚至舍弃这些文学，这样才能使读者真正了解各民族文学的原貌和特性。
在通常的认识中，文学史意味着在经典作品中体现恒久的文学“标准”和“典范”，被选人文学史的作品是那些“最优秀的”、经得起时间和空间考验的经典，因而外國文学史更应体现文学的传承性。然而实际上，“书写”这个词汇本身就意味着主体性的介入，在书写者按一定标准取舍经典之时，已经体现出政治、文化等意识形态的影响，归根结底，任何一种文学史中的经典，都是“当代”意义上的经典。
表面看来，通过尊崇经典作品，文学史显示出文学秩序的整合统一，显示出自己时代的文学与经典作品之间的传承关系。但每一个时代的文学史事实上又总在进行着改写和重建，总有一些不符合时代需要的作家作品被淘汰出“经典”之列，又有一些符合时代需要的作家作品被挖掘为新的文学经典。因而，文学史的书写，往往并不仅仅表现了文学的传承性，更在经典的选择、体例的编排等方面，体现了现代意识对经典的改写和重塑。看似平常的文学史编写，所牵涉的体例编排和经典遴选，都蕴含着极强的文化、思想意味。
因此，《外國文学史》的经典遴选乃至编写体例都应具有思想性和时代感。应该能够体现当今时代新的文学发现和文艺观念。
在《外國文学史》的经典遴选上，可以打破旧有标准的单一化，鼓励个性化的教材写作。除了以新观念挖掘不被重视的古代、现代经典文学作品，还要扬弃文学史写作中“厚古薄今”的思维定势，关注当代少数族裔文学、女性文学、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优秀文学作品。题材、族裔身份、文体、传播媒介等。不仅可以成为文学史写作的切入角度，而且根据不同时代、民族文学的发展实际，可以成为同一部文学史中各自不同的经典遴选标准。例如，在欧洲中世纪时期，基督教文学作为经典文学，思想和题材无疑是重要的遴选标准；作为一种具有独特精神特质的民族文学类型，犹太文学这一具有流散特性的文学类型，族裔身份则又成了重要的遴选标准；在当代多元共生的世界文学时代，具有跨文化特性、无法以國别和区域简单定位的文学类型，显然不能被排斥在文学史写作的范围之外；而在大众媒体、互联网络越来越对人们的思想、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的同时，我们同样不能忽视大众媒体、网络在文学经典形成中的地位与意义。当这些具有创新性、时代感的思想“落实”在具有思想逻辑性的文学史中，外國文学史的写作，才能超越简单的“时代特征——作家生平——作品赏析”的既有程式，超越文学赏析的浅层化，使读者在具有时代意识的外同文学史著作中，感受到各民族文学发展的逻辑线索和深层规律。
值得一提的是，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中，作家的文化身份越来越呈现出流动性、多元性特点，多维视角的介入，必然成为作家研究的趋势，对于那些越来越多无法进行“文化定位”的作家来讲，民族(族裔)、区域、性别(女性、同性恋文学)等都可以成为文学史经典遴选的标准。而且具体的个案研究表明，这样一种新视角，对于很多作家作品研究不仅仅是引入了一个新颖的研究角度，而且有着突破性意义，在这方面，当代英语界纪伯伦研究的新发展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
20世纪80年代以后，英语界的纪伯伦研究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如果说早期的美國评论界把纪伯伦当作富有神秘色彩的东方先知，他的作品因为异于“西方文化”而被西方人以猎奇心理欣赏和玩味，那么，当代纪伯伦研究则转向纪伯伦“人性”的一面，关注纪伯伦作为一位生活在美國的早期阿拉伯移民诗人在沟通东西方文化中所起的桥梁作用，关注他作为第一代阿拉伯移民的心路历程和奋斗史。这一时期纪伯伦研究的重大突破之一，是将纪伯伦文学当作美國文学遗产的一部分， 突出纪伯伦文学创作与美國现实语境、乃至西方(Occidental)语境的关联。
与中國纪伯伦研究不同的是，当代英语界的纪伯伦研究以学术性成果为主，尤其是学术性传记研究非常突出。
1974年，纪伯伦的表亲，同样是在20世纪上半叶移民美國的阿拉伯人简?纪伯伦和哈利勒?纪伯伦夫妇完成了《哈利勒?纪伯伦：他的生活和世界》(Kahlil Gibran：His Life and World)，该书后来又在1981、1991和1998年3次修订出版，是当代纪伯伦传记研究的奠基之作。在这部传记作品中，作者从客观中立的立场出发，历史性地展现了纪伯伦及其文学创作与美國现实语境的关联，具有鲜明的学术性，这部作品预示了当代英语界纪伯伦研究学术性的转变。
1998年出版的两部传记力作《哈利勒?纪伯伦的生活和时代》和《哈利勒?纪伯伦：人和诗人》进一步延续和完善了当代纪伯伦研究中人性化的纪伯伦形象，前者运用精神分析方法，深刻剖析了纪伯伦作为一位生活在美國的阿拉伯移民的复杂心态，以及这种心态对其创作的深刻影响。后者则力图展现一个“人和诗人”的纪伯伦形象。
1999年，在美國玛里兰大学“哈利勒?纪伯伦科研项目”的组织和推动下，举行了第一次國际性的纪伯伦研究学术会议。来自美國、英國、黎巴嫩、法國、中國等國家的纪伯伦研究专家和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汇总了当代纪伯伦研究的最新成果，从文化视角深入探讨纪伯伦及其创作，彻底打破了英语世界将纪伯伦“神秘化”的倾向，以客观、中立的学术视角再现了一个处于东西方文化交流地带的诗人形象。
西方当代纪伯伦研究的转变体现了当代多元文化景观中边缘群体自我意识的觉醒。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文化的核心特征，是“各种抗议都打着被压制的多元性的名义，反对占有压倒性的统一性”。也就是说，是以多元主义的声音，消解“宏大叙事”、抵制本质化。表现在社会政治文化中，是边缘性别和少数族裔的觉醒，这构成了20世纪中期的重大历史事件。于是，大量一直以来被主流学界所忽略、掩盖的性别和族裔文本被挖掘出来，或得以被重新审视。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大学美國文学课程改革中，一些长期被排斥在美國文学经典之外的次要文学，如黑人文学、口头文学、少数族裔文学重新得到文学史家和批评家的重视。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作为第一位在美國享有声誉的20世纪阿拉伯作家，纪伯伦及其创作得以被重新挖掘和阐释。
在1988年美國第一部阿拉伯裔美國作家作品集《葡萄叶——百年阿拉伯裔美國诗人诗集》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是阿拉伯裔美國人自我意识的觉醒，促成了这部著作的成集：
美國的每一个少数族裔团体都有他自己的诗集：黑人、墨西哥人、犹太人、印第安人、中國人、亚美尼亚人等等。但到目前为止，却仍没有……阿拉伯裔美國作家的诗集。
在这部诗集中，纪伯伦的身份是阿拉伯裔美國文学的奠基者，这体现了当代美國纪伯伦研究的转变：不像早期美國批评界从西方中心主义立场出发，将纪伯伦看做一位神秘的东方先知，当代研究则更侧重纪伯伦“人性”的一面，关注纪伯伦作为早期阿拉伯移民的心路历程和奋斗史。这一转变也表现在当代纪伯伦研究主体的身份改变上。早期的纪伯伦评论者多来自美國主流批评界，当代美國纪伯伦研究者却多为生活在西方世界的阿拉伯人，例如，纪伯伦研究专家布什雷幼年在巴勒斯坦受阿拉伯基础教育，少年和青年时代在英國受西式教育，上文提到的传记作品《哈利勒?纪伯伦：人和诗人》由他与乔?杰金斯(J0e Jenkins)合著完成。另一部传记力作《哈利勒?纪伯伦：他的生活和世界》由纪伯伦的侄辈、美國第二代阿拉伯移民哈利勒-纪伯伦和简?纪伯伦夫妇合著完成。
综上所述，汉语和英语学界的纪伯伦研究提示我们：当前全球化和后殖民语境下，要重新审视跨文化(cross-cultural)作家研究，要结合当今的文学现实，在“多元共生”的世界文学视野中重新审视作家创作。值得注意的是，当我们从多元文化视角进行个案研究时，不能忘记文学的本真意义就在于它的个体性和鲜活性。美國批评家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一书中，认为当今多元文化时代中备受关注的女性和少数族裔文学不过是一种“怨恨”的文学，因为这些作品缺乏经典作品所应具备的陌生性和原创性。此处我们无意深入探讨布鲁姆的观点，但可以肯定的是：经典之所以为经典，一定不仅仅是由于它出自女性或者少数族裔作家之手，文学的意义也决不仅仅是因为它可以充当文化的注解。同样，纪伯伦作为一位经典作家，其伟大之处也绝不仅仅是由于他的移民作家身份或者其“东方”身份。在当今多元文化时代“重构经典”的尝试中，对跨文化作家及其创作的研究，常常会出现两种极端：其一，是从同籍或民族身份简单“定位”该作家，例如，汉语界和早期英语纪伯伦评论对纪伯伦东方身份的强调。其二，是结合当前的后殖民语境，一味强调跨文化作家的“文化身份”或“流散性”视角。本文认为，文学研究的核心观照对象毕竟是文学，如果对文学的观照一味强调跨文化作家的“身份”，难免会使文学研究等同于文化研究，从而丧失了文学研究所应有的具体性和鲜活性。因此，对跨文化作家及其创作的研究，应该突破旧有的文学史框架，结合该作家的具体创作和生活情况，以新的视野展开多角度、全方位的探讨。
[责任编辑 孙彩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