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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欧美小说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亨利·詹姆斯，早在20世纪初就被介绍到中国，且形成了极具研究价值的接受现象。对詹姆斯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接受现象进行系统梳理和分析，不仅可以纠正以往的认知误点，更可以探寻域外文学与本土经验之间所形成的矛盾、调和与张力，从而发掘文化转型时期文学的丰富性与多重性。
【关键词】亨利·詹姆斯 接受 影响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7.22.025
作为英美小说从传统现实主义过渡到现代主义的重要转折性人物，亨利·詹姆斯在英美小说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早在上世纪初，詹姆斯的作品就被引进中国，但由于相关史料零散造成的研究困难，国内研究者对詹姆斯1949年以前在中国的接受情况涉足甚少。詹姆斯在中国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语境下的传播，本身也蕴含了丰富的意义，对其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接受现象进行梳理分析，不仅可以为后续研究提供更多资料，更可以在这一过程中探寻域外文学与本土经验之间的矛盾、调和与张力。
詹姆斯在现代中国的接受及影响情况
1949年以前，亨利·詹姆斯只有四部作品被译入中国。单就翻译情况看，詹姆斯在现代中国文坛的分量似乎“不值一提”。但事實上，译本数量并不能如实反映那一时期中国文坛对詹姆斯的接受情况。
从现有史料看，早在1919年《小说月报》刊发的《小说范作》和1921年清华小说研究社编写的《短篇小说作法》中，就有用詹姆斯关于人物重要性的观点来阐发小说应以人物为中心展开事件的主张。上世纪20年代，《小说法程》一书七次论及詹姆斯，并将《螺旋之旋》作为短篇小说的示范；黄仲苏的《小说之艺术》介绍并评述詹姆斯关于小说的“真实性”“经验”等重要观点。40年代，萧乾刊发了两篇关于詹姆斯的专篇论述，即《詹姆士的四杰作：兼论心理小说之短长》和《詹姆士掌故录》。前者对詹姆斯进行了真正学术意义上的本土批评，萧乾认为詹姆斯躲避了生活的真相。在直陈詹氏的短处之外，萧乾又对詹姆斯的小说给予极高评价，褒扬其将小说“由浅推入了深”“抬到诗的境界”。①
在许多文学史类书籍中，都论及詹姆斯，其中一部分还将詹姆斯作为一个章节来介绍。虽然此类书籍对詹姆斯评介的侧重点有差异，但都一致评价他是写实派小说家，推崇“他是个解析心理的专家”。②由于詹姆斯通过限制视角聚焦人物心理，使得大多新文学者对其深感不满，批评“他的知识范围却太狭小了”，③“不能给读者一种真实人生的印象”。④
从以上一些较有代表性的史料中，我们可以大致概括出如下特点：第一，亨利·詹姆斯在1949年以前并非乏人问津，他被那一时期文学者所了解的程度要远高于我们现在的认识。除了上述文学者外，还有赵家壁、赵景深、沈雁冰、老舍、郁达夫、沈从文、叶公超、石凌鹤、卞之琳、汪曾祺等人在自己的著作、信件、谈话中关涉到詹姆斯。第二，在中国现代文学早期理论体系中，新文学者几乎都将詹姆斯定位为写实主义作家，且对詹姆斯重视人物经验并擅长描写人物心理的特点一致首肯。詹姆斯将个人独特的生命经验作为小说创作的基础，重视小说对每一个独特心灵的展现。其观点在中国的传播，深化了中国现代文学对小说本质的认识，对以个人体验为核心的现代中国新小说观的形成影响巨大，从郁达夫等作家的“自我表现”，到老舍、施蛰存、徐訏、张爱玲等作家对身处传统与现代夹缝中的个体幽微复杂经验的显示，都隐隐浮现詹姆斯的身影。
与詹姆斯相似，郁达夫在对主体经验的描摹中表达现代感性主体在转折时代的苦闷与焦虑。施蛰存的《夜叉》《魔道》等细腻表现人物惊惧感与荒谬感的小说，与詹姆斯《螺旋之旋》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对此，张京媛做过详尽的分析，认为《夜叉》是对《螺旋之旋》的戏仿。⑤此外，汪曾祺曾表示自己的小说创作是向詹姆斯等小说家学习“与人的心理恰巧相合的形式”。⑥卞之琳的小说《山山水水》不仅在风格上表现出与詹姆斯创作相似的心理意识流动特点，更是明确表示借鉴了詹姆斯的视点形式，以“意识中心”来展开事件、情感和心理，在冷静、克制的态度中表现人物繁复的内在感知，将变动不居的外部世界转化为中心人物心理的图景。
除明确表示受到詹姆斯影响的作家外，还有更多虽未言明但在影响源上有其影子的作家，最为典型的是“京派”作家群。很多“京派”作家声称自己受到伍尔夫的影响，而伍尔夫在精神渊源、小说技巧、创作意图等方面传承了詹姆斯。
接受过程暗含的龃龉
史料梳理的最终目的在于探寻接受过程中的弹性结构，毕竟在对外来文学的接受中，艺术的接受并非照单全收或被动的消费，接受者依据个人的审美经验以及广阔的社会经验所形成的期待视野，使得文学的接受呈现出在认同与拒绝两端游移的动态情势，而其中所产生的冲突、调和以及张力，是其研究价值所在。
在新文学者看来，“惟有写实文学，可以纠正从前形式文学，空想文学，‘非人’的文学的弊病”。⑦而作为输入对象的詹姆斯无疑契合了中国现代文学的需要——他认为小说具有合法性存在的前提就在于“真实”。“写实主义”所蕴含的能指与所指，都为中国新文学接受詹姆斯奠定了心理基础，所以，当具有话语权的理论书籍将詹姆斯定性为写实主义小说家时，他就具备了楷模的意义。此外，五四时期对人的发现，使人由传统伦理秩序上的抽象符号转为独特具体的个性，这注定了小说要向人的心灵世界进行探索，建立个人话语体系。所以，沈雁冰称赞詹姆斯等“伟大”的作家对人物心理的重视“乃是小说艺术上一大进步”，⑧石凌鹤推崇詹姆斯等人在心理解剖方面的描写已臻至境。⑨从这一层面上说，詹姆斯心理小说家的身份在逻辑上更符合接受者的期待视野与兴奋点。然而，现实盘根错节的复杂情状是难以用逻辑推理去以简御繁的，真实的情况常呈现悖论之势。肯定詹姆斯作为伟大的小说家，前提是他的心理探索，但备受赞许之处恰恰也正是批判之靶，正如前文提到的郑振铎、曾虚白等人对詹姆斯小说“缺陷”表露的极大不满。对詹姆斯的这种矛盾不仅表现在不同理论家身上，也体现在同一位理论家身上。1929年赵景深在《二十年来的美国小说》中，宣称“有眼力的读者，都极其推崇他们”（詹姆斯们）。⑩但在1931年的《1930年的世界文学》中，却批判詹姆斯是“消遣的”“资产阶级”“二三流的”小说家。?仅仅两年时间，赵景深对詹姆斯的定性可谓翻天覆地。这表面上的自相矛盾，牵涉的是关于文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小说因为自身的独特优势，造成了小说家对真实地反映现实人生这一命题有着命定的焦虑感。五四时期对人的凸显，使作家们认识到人生在物质之外，更是精神的。正因如此，詹姆斯才被茅盾、石凌鹤等人称赞。但当“文学”被归于关乎国家民族“革命”之麾下时，此时的“现实”并不等同于“真实”，而是摇身成为一种具有特定转喻和隐喻含义的话语，在这一话语模式下，“现实”对“真实”进行框定和规训。强调描绘心理真实图景的小说，不可避免地弱化了对“现实”的介入，导致小说难以实现其特定的社会学意义——“心理主义的描写法，是决不适合于描写一时代的大事变的”。?说到底，这其实是一种“用”的哲学表征，文学“用”于改造时代和社会，“用”于参与建构宏大的政治理想。在“用”的前提下，个人经验就显得不合适宜，轻则示贬于褒，重则攻瑕指失。针对詹姆斯，萧乾曾断言，就中国现阶段的处境而言，“《大使》《金碗》是死路”。?这也就解释了为何被西方现代派作家推崇的詹姆斯艺术探索更加鲜明的作品未被译入中国的原因。 基于国家民族立场，理论建构者们通过自身的话语权试图为中国现代文学建立起文学服膺于政治的参照条，但这并不能阻止他们情感上对文学性的本能靠近。以对詹姆斯评价呈两极化的赵景深为例，赵在《1930年的世界文学》中就表露出新文学理论建设者在规范与反规范间的暧昧态度。《1930年的世界文学》紧随社会形势，着重介绍并称赞左翼文学形势，在这样的方向下，“资产阶级”作家詹姆斯必然遭受针砭。但颇有意味的是，在此书中赵景深将《美国作家怀尔道》与《哥尔德与库尼茨的论战》两文前后排列，介绍美国关于左翼文学是否应该向意识上反动但写作技巧却上乘的资产阶级作家学习这一问题的争论情况。文中赵景深虽未明确表态，但其大量引用对“资产阶级作家”写作技术的赞许之言，无意中显露了赵景深对文学性的天然依恋。可能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文学家的本能意识，赵景深在该书中斥詹姆斯为“二三流”作家，仅是对其作品没有谈到社会问题这一点的有的放矢，并没有在文学艺术上有任何责难。同样，郑振铎、曾虚白、萧乾等人在关于詹姆斯小说而形成的显文本与潜文本的对照中，也体现了理论建构在意识形态与文学性之间的张力。同样，即便是如此主动热切地向詹姆斯靠拢的小说创作，其命运仍然显示出了龃龉之态。明确追求过詹姆斯形式风格的汪曾祺，只选择适合自己经验的部分来消化，而对于真正体现詹姆斯美学追求的作品，汪曾祺却批评说那是最难读的作品。早在上世纪20年代，受到詹姆斯影响的郁达夫就毫不留情地地批判道：“有人说Henry James的小说难读，仿佛是和读哲学书一样，这绝不是对詹姆斯的谀奖之词。”?
说到底，对舶来品的接受始终离不开具体的社会语境，单纯的“西方渴慕”不能有效阐释中国社会文化的复杂独特属性以及新文学者庞杂的切身体验。或许，对詹姆斯作过深入研究的萧乾有一段话更能具体地解释其原因：“在英国，我为他们文学的成就所眩惑，有时研究的心情中夹杂了过重的崇拜，然而回来不上几个月，接触了中国的黄土，重见了中国的创痕，我评价很自动地在修改着了。”?除外部因素外，内部因素在接受异域文化的过程中更是起着关键作用。新文学建设者虽说都是以反传统为基石而接受域外文学的，但传统早已化为骨血融入体内。带着这样的“前见”，在接受域外文学时，新文学建设者们必然不会似一张“白纸”般等着“他者”来描画。传统浸润下的他们，以本土的美学观念、思维方式和人生感受将异域文学的“他者”误读为自己所需要的形式，最终成为“自我”的一种。中国“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传统士子情怀，使新文学建设者无法置身于纷乱之外去追求詹姆斯那模糊而遥远的自由民主，對詹姆斯小说形式的模仿只是一种策略性的表象，其根仍然是传统文化的美学思维。
时代环境、文化传统、个人经验、审美习惯等先在结构间的相互牵扯，使得中与西、旧与新、传统与现代之间不再是单纯的破与立的关系，而是在各个关系间形成了张力结构。不可否认，正是向西方的模仿学习，才使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在知识结构和表意方式上具有了与世界对话的“现代”基础。但更重要的是，在诸因素的弹性龃龉中，诞生出具有现代中国经验的新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于此显现了真正波澜起伏又充满生机的内容。对詹姆斯的矛盾接受态度是其表层，其根却是在复杂因素制约下知识分子关于社会责任与艺术追求的潜在对话，这一潜在的对话又显示了文化转型时期文学的丰富性与多重性，是中国现代文学最具魅力之处的体现。
在一个努力以文学的建设去搭建起民族国家宏伟想象的时代，域外模板如何与本土经验融合，亨利·詹姆斯的接受和影响只是个案，但这一个案所蕴含的矛盾和张力却又极具普遍性。在这一层面上，对詹姆斯接受情况的研究不仅对深入了解中国现代文学意义重大，也为当下中国经验的表达以及作家如何在现实介入与艺术追求之间找到合理定位生发无限启示。
注释
萧乾：《詹姆士的四杰作：兼论心理小说之短长》，《文学杂志》，1947年第2卷1期。
曾虚白：《美国文学ABC》，北京：世界书局，1929年，第117、116页。
郑振铎：《文学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27年，第564页。
转引自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90页。
钱理群：《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四），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89页。
胡愈之：《近代文学上的写实主义》，《东方杂志》，1920年第17卷1期。
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90、432页。
吴福辉：《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98、390页。
赵景深：《二十年来的美国小说》，《小说月报》，1929年第20卷8期。
赵景深：《1930年的世界文学》，上海：神州国光社，1931年，第170页。
萧乾：《萧乾选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08页。
责 编∕樊保玲
Abstract： Henry James， a figu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fictions， was introduced to China as early as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forming an acceptance phenomenon that is of great research value.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orts out and analyzes James’ acceptance phenomenon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which can not only correct past cognitive errors， but also probes into the contradictions， reconciliation and tension emerged between the extra-territorial literature and the native experience， so as to explore the rich and diverse literature during the period of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Keywords： Henry James， acceptance， influence
【关键词】亨利·詹姆斯 接受 影响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7.22.025
作为英美小说从传统现实主义过渡到现代主义的重要转折性人物，亨利·詹姆斯在英美小说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早在上世纪初，詹姆斯的作品就被引进中国，但由于相关史料零散造成的研究困难，国内研究者对詹姆斯1949年以前在中国的接受情况涉足甚少。詹姆斯在中国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语境下的传播，本身也蕴含了丰富的意义，对其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接受现象进行梳理分析，不仅可以为后续研究提供更多资料，更可以在这一过程中探寻域外文学与本土经验之间的矛盾、调和与张力。
詹姆斯在现代中国的接受及影响情况
1949年以前，亨利·詹姆斯只有四部作品被译入中国。单就翻译情况看，詹姆斯在现代中国文坛的分量似乎“不值一提”。但事實上，译本数量并不能如实反映那一时期中国文坛对詹姆斯的接受情况。
从现有史料看，早在1919年《小说月报》刊发的《小说范作》和1921年清华小说研究社编写的《短篇小说作法》中，就有用詹姆斯关于人物重要性的观点来阐发小说应以人物为中心展开事件的主张。上世纪20年代，《小说法程》一书七次论及詹姆斯，并将《螺旋之旋》作为短篇小说的示范；黄仲苏的《小说之艺术》介绍并评述詹姆斯关于小说的“真实性”“经验”等重要观点。40年代，萧乾刊发了两篇关于詹姆斯的专篇论述，即《詹姆士的四杰作：兼论心理小说之短长》和《詹姆士掌故录》。前者对詹姆斯进行了真正学术意义上的本土批评，萧乾认为詹姆斯躲避了生活的真相。在直陈詹氏的短处之外，萧乾又对詹姆斯的小说给予极高评价，褒扬其将小说“由浅推入了深”“抬到诗的境界”。①
在许多文学史类书籍中，都论及詹姆斯，其中一部分还将詹姆斯作为一个章节来介绍。虽然此类书籍对詹姆斯评介的侧重点有差异，但都一致评价他是写实派小说家，推崇“他是个解析心理的专家”。②由于詹姆斯通过限制视角聚焦人物心理，使得大多新文学者对其深感不满，批评“他的知识范围却太狭小了”，③“不能给读者一种真实人生的印象”。④
从以上一些较有代表性的史料中，我们可以大致概括出如下特点：第一，亨利·詹姆斯在1949年以前并非乏人问津，他被那一时期文学者所了解的程度要远高于我们现在的认识。除了上述文学者外，还有赵家壁、赵景深、沈雁冰、老舍、郁达夫、沈从文、叶公超、石凌鹤、卞之琳、汪曾祺等人在自己的著作、信件、谈话中关涉到詹姆斯。第二，在中国现代文学早期理论体系中，新文学者几乎都将詹姆斯定位为写实主义作家，且对詹姆斯重视人物经验并擅长描写人物心理的特点一致首肯。詹姆斯将个人独特的生命经验作为小说创作的基础，重视小说对每一个独特心灵的展现。其观点在中国的传播，深化了中国现代文学对小说本质的认识，对以个人体验为核心的现代中国新小说观的形成影响巨大，从郁达夫等作家的“自我表现”，到老舍、施蛰存、徐訏、张爱玲等作家对身处传统与现代夹缝中的个体幽微复杂经验的显示，都隐隐浮现詹姆斯的身影。
与詹姆斯相似，郁达夫在对主体经验的描摹中表达现代感性主体在转折时代的苦闷与焦虑。施蛰存的《夜叉》《魔道》等细腻表现人物惊惧感与荒谬感的小说，与詹姆斯《螺旋之旋》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对此，张京媛做过详尽的分析，认为《夜叉》是对《螺旋之旋》的戏仿。⑤此外，汪曾祺曾表示自己的小说创作是向詹姆斯等小说家学习“与人的心理恰巧相合的形式”。⑥卞之琳的小说《山山水水》不仅在风格上表现出与詹姆斯创作相似的心理意识流动特点，更是明确表示借鉴了詹姆斯的视点形式，以“意识中心”来展开事件、情感和心理，在冷静、克制的态度中表现人物繁复的内在感知，将变动不居的外部世界转化为中心人物心理的图景。
除明确表示受到詹姆斯影响的作家外，还有更多虽未言明但在影响源上有其影子的作家，最为典型的是“京派”作家群。很多“京派”作家声称自己受到伍尔夫的影响，而伍尔夫在精神渊源、小说技巧、创作意图等方面传承了詹姆斯。
接受过程暗含的龃龉
史料梳理的最终目的在于探寻接受过程中的弹性结构，毕竟在对外来文学的接受中，艺术的接受并非照单全收或被动的消费，接受者依据个人的审美经验以及广阔的社会经验所形成的期待视野，使得文学的接受呈现出在认同与拒绝两端游移的动态情势，而其中所产生的冲突、调和以及张力，是其研究价值所在。
在新文学者看来，“惟有写实文学，可以纠正从前形式文学，空想文学，‘非人’的文学的弊病”。⑦而作为输入对象的詹姆斯无疑契合了中国现代文学的需要——他认为小说具有合法性存在的前提就在于“真实”。“写实主义”所蕴含的能指与所指，都为中国新文学接受詹姆斯奠定了心理基础，所以，当具有话语权的理论书籍将詹姆斯定性为写实主义小说家时，他就具备了楷模的意义。此外，五四时期对人的发现，使人由传统伦理秩序上的抽象符号转为独特具体的个性，这注定了小说要向人的心灵世界进行探索，建立个人话语体系。所以，沈雁冰称赞詹姆斯等“伟大”的作家对人物心理的重视“乃是小说艺术上一大进步”，⑧石凌鹤推崇詹姆斯等人在心理解剖方面的描写已臻至境。⑨从这一层面上说，詹姆斯心理小说家的身份在逻辑上更符合接受者的期待视野与兴奋点。然而，现实盘根错节的复杂情状是难以用逻辑推理去以简御繁的，真实的情况常呈现悖论之势。肯定詹姆斯作为伟大的小说家，前提是他的心理探索，但备受赞许之处恰恰也正是批判之靶，正如前文提到的郑振铎、曾虚白等人对詹姆斯小说“缺陷”表露的极大不满。对詹姆斯的这种矛盾不仅表现在不同理论家身上，也体现在同一位理论家身上。1929年赵景深在《二十年来的美国小说》中，宣称“有眼力的读者，都极其推崇他们”（詹姆斯们）。⑩但在1931年的《1930年的世界文学》中，却批判詹姆斯是“消遣的”“资产阶级”“二三流的”小说家。?仅仅两年时间，赵景深对詹姆斯的定性可谓翻天覆地。这表面上的自相矛盾，牵涉的是关于文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小说因为自身的独特优势，造成了小说家对真实地反映现实人生这一命题有着命定的焦虑感。五四时期对人的凸显，使作家们认识到人生在物质之外，更是精神的。正因如此，詹姆斯才被茅盾、石凌鹤等人称赞。但当“文学”被归于关乎国家民族“革命”之麾下时，此时的“现实”并不等同于“真实”，而是摇身成为一种具有特定转喻和隐喻含义的话语，在这一话语模式下，“现实”对“真实”进行框定和规训。强调描绘心理真实图景的小说，不可避免地弱化了对“现实”的介入，导致小说难以实现其特定的社会学意义——“心理主义的描写法，是决不适合于描写一时代的大事变的”。?说到底，这其实是一种“用”的哲学表征，文学“用”于改造时代和社会，“用”于参与建构宏大的政治理想。在“用”的前提下，个人经验就显得不合适宜，轻则示贬于褒，重则攻瑕指失。针对詹姆斯，萧乾曾断言，就中国现阶段的处境而言，“《大使》《金碗》是死路”。?这也就解释了为何被西方现代派作家推崇的詹姆斯艺术探索更加鲜明的作品未被译入中国的原因。 基于国家民族立场，理论建构者们通过自身的话语权试图为中国现代文学建立起文学服膺于政治的参照条，但这并不能阻止他们情感上对文学性的本能靠近。以对詹姆斯评价呈两极化的赵景深为例，赵在《1930年的世界文学》中就表露出新文学理论建设者在规范与反规范间的暧昧态度。《1930年的世界文学》紧随社会形势，着重介绍并称赞左翼文学形势，在这样的方向下，“资产阶级”作家詹姆斯必然遭受针砭。但颇有意味的是，在此书中赵景深将《美国作家怀尔道》与《哥尔德与库尼茨的论战》两文前后排列，介绍美国关于左翼文学是否应该向意识上反动但写作技巧却上乘的资产阶级作家学习这一问题的争论情况。文中赵景深虽未明确表态，但其大量引用对“资产阶级作家”写作技术的赞许之言，无意中显露了赵景深对文学性的天然依恋。可能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文学家的本能意识，赵景深在该书中斥詹姆斯为“二三流”作家，仅是对其作品没有谈到社会问题这一点的有的放矢，并没有在文学艺术上有任何责难。同样，郑振铎、曾虚白、萧乾等人在关于詹姆斯小说而形成的显文本与潜文本的对照中，也体现了理论建构在意识形态与文学性之间的张力。同样，即便是如此主动热切地向詹姆斯靠拢的小说创作，其命运仍然显示出了龃龉之态。明确追求过詹姆斯形式风格的汪曾祺，只选择适合自己经验的部分来消化，而对于真正体现詹姆斯美学追求的作品，汪曾祺却批评说那是最难读的作品。早在上世纪20年代，受到詹姆斯影响的郁达夫就毫不留情地地批判道：“有人说Henry James的小说难读，仿佛是和读哲学书一样，这绝不是对詹姆斯的谀奖之词。”?
说到底，对舶来品的接受始终离不开具体的社会语境，单纯的“西方渴慕”不能有效阐释中国社会文化的复杂独特属性以及新文学者庞杂的切身体验。或许，对詹姆斯作过深入研究的萧乾有一段话更能具体地解释其原因：“在英国，我为他们文学的成就所眩惑，有时研究的心情中夹杂了过重的崇拜，然而回来不上几个月，接触了中国的黄土，重见了中国的创痕，我评价很自动地在修改着了。”?除外部因素外，内部因素在接受异域文化的过程中更是起着关键作用。新文学建设者虽说都是以反传统为基石而接受域外文学的，但传统早已化为骨血融入体内。带着这样的“前见”，在接受域外文学时，新文学建设者们必然不会似一张“白纸”般等着“他者”来描画。传统浸润下的他们，以本土的美学观念、思维方式和人生感受将异域文学的“他者”误读为自己所需要的形式，最终成为“自我”的一种。中国“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传统士子情怀，使新文学建设者无法置身于纷乱之外去追求詹姆斯那模糊而遥远的自由民主，對詹姆斯小说形式的模仿只是一种策略性的表象，其根仍然是传统文化的美学思维。
时代环境、文化传统、个人经验、审美习惯等先在结构间的相互牵扯，使得中与西、旧与新、传统与现代之间不再是单纯的破与立的关系，而是在各个关系间形成了张力结构。不可否认，正是向西方的模仿学习，才使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在知识结构和表意方式上具有了与世界对话的“现代”基础。但更重要的是，在诸因素的弹性龃龉中，诞生出具有现代中国经验的新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于此显现了真正波澜起伏又充满生机的内容。对詹姆斯的矛盾接受态度是其表层，其根却是在复杂因素制约下知识分子关于社会责任与艺术追求的潜在对话，这一潜在的对话又显示了文化转型时期文学的丰富性与多重性，是中国现代文学最具魅力之处的体现。
在一个努力以文学的建设去搭建起民族国家宏伟想象的时代，域外模板如何与本土经验融合，亨利·詹姆斯的接受和影响只是个案，但这一个案所蕴含的矛盾和张力却又极具普遍性。在这一层面上，对詹姆斯接受情况的研究不仅对深入了解中国现代文学意义重大，也为当下中国经验的表达以及作家如何在现实介入与艺术追求之间找到合理定位生发无限启示。
注释
萧乾：《詹姆士的四杰作：兼论心理小说之短长》，《文学杂志》，1947年第2卷1期。
曾虚白：《美国文学ABC》，北京：世界书局，1929年，第117、116页。
郑振铎：《文学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27年，第564页。
转引自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90页。
钱理群：《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四），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89页。
胡愈之：《近代文学上的写实主义》，《东方杂志》，1920年第17卷1期。
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90、432页。
吴福辉：《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98、390页。
赵景深：《二十年来的美国小说》，《小说月报》，1929年第20卷8期。
赵景深：《1930年的世界文学》，上海：神州国光社，1931年，第170页。
萧乾：《萧乾选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08页。
责 编∕樊保玲
Abstract： Henry James， a figu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fictions， was introduced to China as early as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forming an acceptance phenomenon that is of great research value.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orts out and analyzes James’ acceptance phenomenon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which can not only correct past cognitive errors， but also probes into the contradictions， reconciliation and tension emerged between the extra-territorial literature and the native experience， so as to explore the rich and diverse literature during the period of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Keywords： Henry James， acceptance， influ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