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信息产业革命的先导，“互联网 ”改变了社会生产生活各个环节的原本面貌，改变了我们的话语方式和行动逻辑，中国和世界一样，都在经历着这场革命的全新考验。“互联网 ”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以及互联网平台，让互联网与传统行业深度融合，创造新的发展生态。它将互联网信息化视为构造全新治理格局的建构性要素和力量，即在互联网所造就的这种全新的基础上，按照互联网的法则和逻辑，重新统合运作模式和管理模式。
　　与此同时，互联网也深刻改变了社会结构的框架，拓宽了社会互动的边界，创新了利益表达的方式，重塑了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可以说，没有哪一种载体能像网络那样深刻清晰的折射出现代社会中的典型特征，也没有哪一种治理难题能像互联网治理这样多元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
　　特别是对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而言，互联网信息化、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使其所蕴藏的巨大社会政治力量基本覆盖了传统政治结构、政治空间与话语权力，而且还拥有众多发散性强、凝聚力大、线上与线下无缝对接与转换的新特点，远远超越了人们对其前景的理解与估测。一元与多元的矛盾，离散与集中的张力，碎片化与整体化的冲突，秩序与自由的悖反，均大大超越甚至颠覆了以往的治理思路与格局。
　　互联网超越了国界、民族、语言和空间距离的界限，技术上的扩张和征服，不免让人对人类传承并恪守的某些原则和方法提出挑战，但完全不必要将其视为洪水猛兽而惊慌逃避。事实上，治理的主体、结构和本质依然没变，互联网（甚至是人工智能）作为人类智慧的延伸带与衍申物的根本特征也难以变动。而且，作为现代科技的前沿代表，互联网的每次革新与突破，都能对经济与社会发展带来难以估量的正向引导和孵化作用。
　　互联网治理需要有一个全面整体的综合视界，它需要协调经济与社会，立法与行政，国内与国际，信息生产传播与舆论引导控制，是涉及到事前规划预测、事中动态监管、事后评估总结等一系列不可分割的整体程序。互联网上的这种极速、即时、隐匿和泛化的特性，必须要扬弃过去那种静态被动的上下垂直、逐级指示、划界分疆的旧式思维。
　　此外，互联网治理更强调开放包容的治理精神，更依赖于共时治理主体间的配合与协作。在互联网市场与互联网治理大格局下，没有哪一个主体单元能单打独斗，与世隔绝，更不可能转移危机，以邻为壑。互联网治理成效不仅依赖于自身的战略规划与实施能力，也取决于正负外部环境。这种不确定性和不对等性无疑加大了治理的难度，对以往的治理思路和手段提出了非常严峻的提升要求。特别是将“互联网 ”战略与整体层面上的国家战略布局、政策体系有机相融，突出制度引领、技术支撑、法律保障和经济驱动等核心思路，依然有不少基础性工作需要部署和完善。
　　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36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5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6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8.8%，已经形成了规模庞大的信息化人口，以及运转规律、治理规律与实体社会均有明显区别的网络虚拟社会，亟需深入研究如何以“互联网 ”推动治理体系完善与优化，如何真正形成社会治理的互联网思维。为此，我们集结相关领域知名专家学者新近研究成果，组织了本期“‘互联网 ’治理体系优化”专题策划，敬请读者垂注。
　　——《学术前沿》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