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春秋乱世，孔子以积极入世的态度试图改良社会——“以道易天下”。可在他的政治生命中，自己的“道”不仅没有得到推行，反而在流亡传道的过程中遇到了无数挫折，本文以孔子的仕宦履历为线索，浅析其“入世”思想由“外王”走向“内圣”的历程。
　　关键词：儒道 入世 政治流亡 外王内圣
　　面对春秋乱世，孔子努力推行自己的思想，积极入世，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宁为“避人之士”，不做“避世之士”，与当时老子的消极避世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孔子世家》和《论语》中看孔子漂泊流亡十四年及之前的政治理想，他是“以道易天下”的积极主张者，虽然说孔子带领学生离开鲁国而奔走天下有漂泊流亡的意味，但就时势来说，他奔走天下也是为了能够推行自己的社会学说和政治理想的，可惜的是他的仕宦生涯并不顺利——“累累如丧家之犬”，遭遇匡蒲之难，陈蔡之厄等困顿，根本没有政治实践的机会，长时间的奔波与压抑使他的政治理想有了变化，有“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篇第八》）的消极态度，“立功”无门，只好改为“立言”，晚年醉心于仁义道德的理论研究和学术思考，整理“六经”，身任天下的“入世外王”开始偏重于个人仁义礼孝等道德修为上了，后世称之为“内圣”。可以说，孔子“以道易天下”的入世思想在其屡受挫折的政治实践中受到了冲击。生于乱世，道不得行，高远的理想在现实中变得举步维艰，“入世”的积极性难免受到挫伤，其学说由“易”社会转到“易”个体也就无可厚非了。
　　一、孔子的“道”与“入世”思想的契合
　　先秦时期是“天下共主”的时代，天命观念是社会“愚民”不易理解的，维护国家利益的表现并不明显，但是到了西周晚期，随着国邦战乱的频繁和人本思想的觉醒，人们开始重视政治与个人的关系，在混乱不堪的社会秩序之下，孔子“仁道”思想的兴起自然不是意外，况且孔子先祖在政治上多有建树，生来就有政治基因，年轻时关注天下大事，渴望治理国家，曾立志恢复周礼，这是孔子“入世”思想的社会原因和个人条件。以什么样的形式或思想入世则是他需要思考的问题，综观孔子的政治生涯和思想学说，在《论语》中多有记载的“道”是其“入世”思想的主导，主要分为两类：国家运作的政治秩序和个人遵循的修养及对人生的思考。前者是站在治世的角度对社会发展应遵守的规律的阐述，其最终的目的是要通过“道”达到一种大同和睦的社会，即“以道易天下”。孔子终生以“道”为志，《论语·里仁》中记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朝闻道，夕死可矣”、“吾道一以贯之”等都体现了他的“道”，通过仕途以道治国平天下。孔子“入世”
　　是思想和行为是显而易见的，正是因为社会动乱、天下无道，他才与自己的弟子们奔波列国，四处呼吁进行社会改革，可见孔子的“入世”之“道”具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正是在积极“入世”态度的激励下，其“道”不仅成为了“入世”的手段，也成为了他心中的一个理想国，成为了国家命运的代称。
　　《论语·微子篇》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耨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抚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长沮、桀溺是隐士，即所谓的逸民，对孔子和他的学生鄙视，讽刺他们“易天下”的行为，并自诩他们这些“辟人”的“辟世”的优越和安逸，显然，孔子是不屑于这些隐士的，暗讽他们为“鸟兽”。最后阐述了他“入世”易天下的初衷—“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正是因为天下混乱，礼义秩序都丧失了，他才要躬身扶危，提倡改革，纵使“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他也坚定不移。
　　以道易天下是儒家的应有之义，道易天下，这个“易”同时也意味着“不易”，即无道则易，有道则不易，这是孔子之意，天下太平，政治清明时，孔子的“道”就转而对个人修养的阐述了，反之，“以道易天下”就成为了他坚定不移的准则，难怪清代学者颜元对孔子的“入世”有这样的评价：“孔子与三千人习而行之，以济当世。是圣人本志本功”。同是清朝学者的唐甄对“入世”思想的评价更甚，说“儒者之贵者，能寇乱、除暴、安百姓也。若儒者不言功……何异于匹夫匹妇？”
　　二、仕宦履历与政治理想的困顿
　　政治思想的实现和社会学说的实行，唯一的方法就是参与政治实践。孔子的政治生涯的起始点有两种说法，第一是说三十岁起，他曾为代耕养亲持家，做过主管仓库出纳与豢养公牛的小吏，“以居贫亲老而仕”。这算是他的第一次做官；第二个说法是五十岁起，据《孔子世家》记载：“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孔子任大司寇时，贯彻自己“以德为政”的政治主张，正是《论语·为政篇》中记载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在任期間，非常镇定果断地促成了夹谷之会，使齐、鲁两国的外交由针锋相对成功转向合盟；他还精心策划把鲁国季孙、叔孙、孟孙三家所据有的都城拆掉，使权力集中于中央，消除了“三都”的潜在威胁。可惜好景不长，高官厚禄只有三个月，鲁哀公受人蛊惑，疏远了孔子，最后因得不到重用而去鲁适齐，做了高昭子的家臣，后因葬母又归鲁，自鲁定公十三年，孔子第二次离开鲁国，到鲁哀公十一年，他在列国之间漂泊了十四年。
　　从卫国到陈国，从陈国到宋国，从宋国到蔡国……这十四年间，孔子遭遇了冷落、猜疑、嘲讽、战乱、绝粮等各种不幸，其真正“入世”的政治实践仅仅就是在鲁国短短三年，大部分的经历是在“无道”的困顿中度过的。可想而知，其“以道易天下”的理想在十四年的压抑中受到了怎样的挫伤！经历了波折的宦途，想必风烛残年的孔子对“入世”思想有了更多的思考，其“道”还能成为他为政出仕、改革社会、治理国家的手段吗？ 　　《论语·卫灵公》中有记载；“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政治清明就出来做官，政治黑暗就可以把自己的本领收藏起来，这与《论语·泰伯篇》中的“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是相同的意思，不进入危险的国家，不居住祸乱的国家。天下太平就出来为政，天下混乱就隐居起来。《论语》这两则中很明显地表现出了一种避世的思想，道还是道，可是孔子先前那种“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的思想判若两人，天下无道的时候要躲避起来，任其混乱，天下有道的时候就要分一杯羹，出来为政，这与孔子倡导的“以道易天下”和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思想相差甚远，大相径庭。为什么会形成如此大的差异呢？虽然无从考证以上《论语》中两则孔子言论的时间段，但是这确实与孔子在子漂泊流亡十四年及之前积极主张“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的思想是相差甚远的，所以，这些话很可能就印证了是孔子在十四年漂泊流亡的宦途挫败后“入世”思想发生的变化。
　　三、“入世”思想由“外王”转为“内圣”
　　上文中推测的孔子“入世”思想在经历了十四年漂泊流亡宦途后的变化，从积极为政的态度转而消极避世，面对动乱社会无计可施的孔子，认为“危邦不入，乱帮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在高调的“入世”观受到残酷现实的冷落，不为执权者作为施政的思想，要么是当权者的昏庸无能，要么就是政治学说的不适宜和不实用，作为孔子来说，无疑他对自己的叙说是自信的，而事实也证明：春秋无义战。乱世之中，即使说孔子提出的“道”是绝对的真理，可是对于本身就在经历发酵变质的整个社會来说，它是无用的，无疑孔子的“道”放在一个接近和平的时代可以放射出灿烂的光辉，但是对与春秋，这只是动荡的开始，它必定要经历战争的交融，所以就当时来说是并不适用的，因为新陈代谢才刚刚开始，孔子对乱世自然也不会报以过高的希望，自己的理想抱负和生活状态就以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了。这样推断，孔子说“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和“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就不难理解了。其“外王”的社会学说开始转为“内圣”的个人修养——“立功”转而“立言”。
　　经历了宦途的挫折后，晚年孔子的入世心境渐衰，知道“立功”不成，从而转为“立言”。对“六经”进行了细致的整理和删定，并《诗》《书》《礼》《义》《乐》《春秋》的内容进行了德育上的美化和完善，使其成为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和经典，使得“仁”“义”“礼“智”“信”成为完善个人修为的准则。“内圣”对后世影响极大，后来形成的“外王”说成为宋朝理学争辩的一个典型论题，这里所说的“外王”和“内圣”并不是指实质性的主张和特指性的思想，而是指“入世”思想的一种倾向性，或者说是一种特点，重在阐释“入世”思想动态的转变过程。
　　孔子“入世”思想由“外王”向“内圣”的方向转变有着一脉相承的源头和过程，从春秋乱世的现实状态引发孔子“以道易天下”政治主张的倡导，到他短暂的政治实践和漫长的流亡漂泊中“入世”思想经历了困顿时期的影响，这个过程中的一条明线是他五十年的政治生涯和仕宦履历，暗线是其“以道易天下”“入世”思想的起承转合，但孔子“以道易天下”的主张和初衷是始终未改的，只是这其中的“道”从社会历史的层面转换到了个人修为完善的层面，以君子之道从内驱力上融合成易天下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