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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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白族的“山花体”,是流行于民间的一种民歌体式。它一般为“七、七、七、五;七、七、七、五”的句式组成,也有“三、七、七、五;七、七、七、五”等多种句式。而在白族传统的讲唱文学《大本曲》中,更有十字为句的。现在流行的“山花体”民歌,又称为“花柳曲”,是山野间传唱或对唱的情歌,多是即兴之作,以口耳相传。至于形诸僰文的,均为“七、七、七、五;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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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白族的“山花体”,是流行于民间的一种民歌体式。它一般为“七、七、七、五;七、七、七、五”的句式组成,也有“三、七、七、五;七、七、七、五”等多种句式。而在白族传统的讲唱文学《大本曲》中,更有十字为句的。现在流行的“山花体”民歌,又称为“花柳曲”,是山野间传唱或对唱的情歌,多是即兴之作,以口耳相传。至于形诸僰文的,均为“七、七、七、五;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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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从来没有一种时刻,象社会的大裂变、大震颤那样,将芸芸良知未灭的中国文化人的命运与社会历史的律动紧紧捆绑、纠合到一起。五光十色的中国文化人置身于社会大变革的焦点上,他们在动荡中选择,他们心灵的探求历程自觉或不自觉地折射在社会历史的三棱镜中,形成各种或明或暗的色谱。马宗融无疑是属于那种明亮色块中的一束。他所生活的那个全民抗战、争取解放的时代的主体精神与主导意识,使那时期的文学艺术的视角与蕴含大大地加以升华与扩充。激动的时代使文学艺术家们亦处于深深的激动之中。正如列夫·托尔斯泰所指出的:“思
<正> 1 回族诗人马瑞麟的第五本新诗集《云岭短笛》,1988年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了。诗集收录了老诗人新近创作发表的九十七首短诗,分“祖国恋歌”、“沙甸情思”、“塞上曲”、“帕西傣四章”、“杜文秀四题”、“大回山印记”、“云岭短笛”、“猎歌”、“时间之歌”、“飞鸟篇”、“遥望篇”、“沉思篇”、“乡情篇”、“北京抒情”十四章,表达了老诗人热爱生活、珍惜时光与追求真善美的愿望。《云岭短笛》的整体风格是:抒情性、行吟性、民族性。
<正> 在广西涌现出的壮族散文家中,韦纬组的散文是另辟蹊径、独树一帜的,其散文最大的特点是:浓厚的平民意识以及朴素自然的抒情风格。散文说到底是一种人生境界的自然显现,有什么样的心地,有什么样的智能,就有什么样的散文。所以,散文在文体观念上,对作家没有太多的意义。小说也好,诗歌也好,它可以随着文体观念,变化出种种手法,而散文却从来没有这种时髦。散文是不由你刻意为之便可成功的,而只受影响于你的学识、品格。所以国外有的理论把散文称为“外圈文学”,就是最大限度地公认散文的无技巧性。如果散文真的有技巧的
<正> 对于遗山的诗论,尤其是《论诗三十首》,七百余年来,笺注、阐释者甚众,研究成果颇丰。使我们多所借鉴,但仍有某些部分值得进一步发微辨正。本文试举二例,意在经过探索求得新的共识,以便更好地利用这份珍贵遗产。一《论诗三十首》第六首云: 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 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对于这首诗的内容,各种笺注和理论著述都有比较一致的认识,从未发生过异议。但对元遗山在这首诗中强调的重点究竟是什么,似乎并未把握得很准确,因而对它所蕴涵的理论意义也就发掘得不够。
<正> 大凡每个现代民族的文学,都可以分为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两个领域,撒拉族也不例外。据史书记载和该民族中广泛流传的历史传说,她是一个于公元十三世纪由中亚撒马尔罕迁徙来,并与青海循化地区的世居民族融合形成的一支独立的民族经济文化共同体。从形成直到现在,大约有七百年左右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中,由于因迁徙而造成的文化断裂(尤其是土尔克文字的失传),致使这个民族的文学,直到新中国成立前的六百五十多年中,仍然只是以民间文学的形式口耳传承,没有出现自己的作家,当然也就不可能有作家文学作品了。
<正> 一、问题的提出诗歌有韵(至少以有韵为主)本来是世界各民族的通例,彝诗应不例外。那么我们在此提出彝诗有韵还是无韵的命题来,具体意义何在? 问题在于,老彝文并无“韵”的专用字,而只有一个无所不包的“音”字,声音、音响是音,“音韵”也是音。这是事实,在阿买妮《彝语诗律论》“注18”中,我们早就声明过了。可是奇怪,在我们译注整理的《彝族诗文论》《论彝诗体例》《论彝族诗歌》这三本古典诗文论集中,为什么又“韵”字连篇,处处都在读“押韵”呢?是的,这的确是一个似乎矛盾的现象。惟其如此,所以“彝诗有韵
<正> 少数民族古代文论家对语言的本质特征问题,做了精辟的论述。如果我们系统地考察少数民族文学语言的本质和特征,可以进一步认识各个民族文学语言的内部发展规律,有利于真正理解各个少数民族的文学发展史。一人是类的存在物。语言是将人类联为一体的纽带。语言又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工具。它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它作为人们彼此交际、交流思想、交流经验、交流知识和相互了解、相互帮助的工具而服务于社会。所以,它具有社会性的本质。傣族学者祜巴勐说:“有了人类的劳动,才有人的语言;有了人的语言
<正> 远在蒙古大军进入中亚以前,在古老的土库曼斯坦就已经有了自己具有历史意义的文化珍品并和外部交流。十一世纪初叶,突厥文字、文化的卓越缔造者尤苏波·博拉萨贡斯基、马哈茂德·卡贾尔斯基以及当时这些智人的众多仰慕追随者就生活在这块土地上。遭受蒙古大军重创之后,我们的各种发展被远远地抛在后边,为了中世纪土耳其斯坦文化的重新出现,诸如中世纪的纳沃伊、巴布尔、阿里·霍列兹米、鲁达科·穆尔拜克等不朽史诗的出现,人们花了大约五百年的时光。
<正> 一在我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在辽阔的文学海洋里,少数民族不但有过众多的文学创作家,创作了许多优秀的小说、诗歌、散文和文学剧本;而且产生了自己的文学理论家,撰写了不少独有见地的文学理论文章和著作。我国古代文论源远流长,丰富多彩,而少数民族的文论则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社会的、历史的及其它原因,中国少数民族文论作家产生得较晚,直到约当于南北朝时期,彝族的举奢哲写了《彝族诗文论》,阿买妮(女)写了《彝语诗律论》,中国文论史上才算有了少数民族的文论作家。他们大体与刘勰、钟嵘同时,即生活在公元
<正> 裕固族不仅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而且是一个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民族。他们的长篇叙事诗《尧乎尔来自西州哈卓》正是这一民族特征的集中反映。它通过对尧乎尔东迁的艰苦历程及英雄业绩的描述,讴歌了裕固族人民的伟大思想和精神。千百年来,达部英雄史诗成为裕固族人民进行自我教育的珍贵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