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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朱元璋以布衣荣登天子宝座，反元斗争的经历及历代兴亡的教训，使他本着以民为本的思想，推行恤民之政，这符合社会实际，顺应历史发展，促进了明初政治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且这种思想和政策始终影响着有明一代的君臣，为明两百多年的国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关键词：朱元璋；治国策略；轻徭惩贪；民本思想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02-0-02
朱元璋作为明朝开国皇帝，当元尽紊法度之后，一切准古酌今，扫除更始，重定制度。他起自社会底层，对民间疾苦有深切体验，对元亡教训亦有清醒认识，深知民为邦本，理不可移。传统的儒家仁政、民本思想与当时动乱的社会现实的鲜明对比，使朱元璋深刻体会到“凡为治以安民为本，民安则国安”［1］（卷174）。他一再强调：“民，国之本”［1］（卷166），“国以民为本”［1］（卷105），把民作为治国平天下的大事。为此朱元璋推行了一系列安民、富民的务实政策。
一、休养生息，发展生产
古代中国历来以农业立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民是社会生产的主体。经过元末二十多年的战争，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经济处于极度衰败的境地，人口锐减，土地荒芜，经济凋敝，人民力竭财尽，政府税源枯竭。明初物质环境较元末有过之而无不及，能否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不仅关系到能否增加封建政府的财政收入，而且也关系到刚刚建立的明王朝能否维持和巩固统治。朱元璋清醒地认识到：“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犹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要在安养生息之”［1］（卷29），“为国之道，以足食为本。……若年谷丰登，衣食给足，则国富民安，此为治之先务，治国之根本。”［1］（卷21）由此他确定了休养生息的经济政策。
战争导致了大批流民的出现，使得土地荒芜，民无定居，耕稼尽废，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开辟荒地，增殖人口，已成为当务之急。针对此种情况，朱元璋及时进行了大规模的移民垦荒，称之为民屯。“移无田者于有田处就耕，庶田不荒芜，民无游食”［1］（卷196）。并由政府发给他们路费、耕牛、车具、种子和一定数量的粮食，三年内不征其赋税。十三年令“民间田土，许尽力开垦，有司毋得起科”［2］。二十八年又令“山东、河南……二十七年后新垦田，不论多寡，俱不起科”［1］（卷234）。
除民屯外，还有军屯和商屯。通过军屯，“天下卫所分兵屯种者，咸获稼穑之利”［1］（卷215）。明朝军队基本上是给养自给，多少减轻了农民负担。朱元璋曾自夸：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商屯也是为解决军粮而实行的特殊屯田。这样使明初的大量荒地和僻远地区得到开发，不仅扩大耕地面积，促进了农业生产，更重要的是保证了军粮的供应，减轻了人民负担，缓和了社会矛盾。
发展农业生产，必须保证农业第一线有足够的劳动力。元代蓄奴风气很盛，权贵、勋戚都拥有大量的奴婢、驱口，有的多达数千名。元末农民战争虽然使不少奴隶得到解放，但并不彻底。朱元璋把解放奴婢问题作为当务之急。解放劳动力，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于洪武五年下令“曩者兵乱，人民流散，因而为人奴隶者，即日放还。”[1]（卷73）。并规定由政府出资赎还因饥荒而典卖为奴者。严禁庶民蓄奴，并对官宦之家的奴隶数量进行了严格限制。《大明律》规定：“庶民之家，存养奴婢者，杖一百，即放从良”［3］。大量奴隶获得自由，农业劳动力自然得到大幅增加。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朱元璋对此十分重视。“设营田者使以修筑堤防，专掌水利”［1］（卷6）。并多次下诏“所在有司，以水利上条者，即陈奏。”［1］（卷234）以鼓励人民兴修水利。由于政府重视，到二十八年，全国共开塘堰40987处，河4162处，陂堤5048处。这些成绩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元末以来水利不治，农业凋敝的局面。
二、轻徭薄赋，节己顺民
即位之初，首要任务是恢复社会经济，这就要求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缓和社会矛盾。朱元璋采取上述休养生息的积极措施，有效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水平，增加了他们的抗灾能力。但光有上述措施是远远不够的。朱元璋出身贫寒，深知“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此有国家者，所以厚民生而重民命也”［1］（卷76）。他又亲自参加并领导了农民起义，深知“官逼民反”的道理和严重后果。他为此采取了免租和赈灾的必要补救措施。
他不仅对战乱后恢复生产、开垦荒地的一些农民以及移民实行了租税蠲免，还对凤阳老家、战时出力多的地区特别优待。如洪武二年诏免山东、北平、燕南、河东、山西、北京、河南、潼关、唐、邓、光息等处税粮［1］（卷38）。十四年，免应天、太平、广德、镇江、宁国五府秋粮，官田减半征收，民田全免［1］（卷139）。十五年，免浙江、江西、河南、山东、直隶府州税粮［1］（卷144）。十六年，免应天、太平、镇江、宁国、广德五府税粮［1］（卷154）。十八年，免应天、太平、宁国、镇江、广德、滁和七府州当年田租等［1］（卷172）。此外还对地瘠民贫，负担过重的地区给予照顾。如东南地区的苏松嘉湖地区租税过重，农民不堪重负，洪武七年五月下令减租，十三年三月又减一次［4］（卷78）
自然灾害十分严重，使农业经济遭到极大破坏，农民苦不堪言。朱元璋为了保障灾民的生命安全和社会秩序的稳定，而采取了赈济措施。不仅对灾区减免租税，并且以米、麦或钱钞来进行赈济和赈贷。据不完全统计，《明洪武实录》所载的免税事项近一百二十起，赈济近九十次。30多年间，赏赐民间布钞数百万，米百多万石，蠲免税租数量也相当大。
“保国之道，藏富于民”，阜民之财则以居上者的倡节俭为始。只有做到清心寡欲，才能够戒奢尚俭，国定民安。明朝建立后，按计划要在南京营造宫殿。朱元璋在审定宫殿图样时，将装饰华丽的部分全部去掉，并告诫官员：“宫室但取其坚固而已，何必过于雕斫？……夫上崇节俭，则下无奢侈，吾尝谓珠玉非宝，节俭是宝”［1］（卷14）。破除用金装饰器物的惯例，下令全部用铜代替。常倡导“抑奢侈、弘俭约、戒嗜欲。”［1］（卷27），并且他自己能身体力行。在朱元璋的影响下，宫中的后妃都十分俭朴，唯恐暴殄天物，耗费民财。
三、惩治腐败，抑制豪强
朱元璋为朱明王朝的长治久安制定了一系列“以民为本，与民实惠”的务实政策，但它的真正贯彻还要靠大大小小的各级官吏。朱元璋除用严密法令残酷手段约束官吏外，还采取正常的考课官吏来使官吏做到廉政为民。他亲自着手狠抓吏治，下诏布置“有司考课，首学校，农桑诸实政。”［4］然官吏贪污，豪强兼并是导致人民极端贫困、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贪污腐化成为封建政治的最大弊端，“此弊不革，欲成善政，终不可得”［1］（卷69）。故太祖开国之初，惩元季贪冒，重绳脏吏。
朱元璋政治的一大特点就是重典治贪。首先立法严峻，法网严密。《大明律》严格规定了贪赃枉法的犯罪行为及其刑事责任，其内容规定严密，惩罚极重。“脏至六十两以上者除斩首示众之外，还要剥皮实草。”其次，法外用刑。朱元璋手订《大诰》，其四编二百三十六条，其中有一百五十条是属于惩治贪官污吏的。然“我欲除赃官污吏，奈何朝杀暮犯”。为此，朱元璋集中力量对那些不听劝告的贪官污吏进行了全面、大规模的无情打击。犯赃者不论官位高低，身份贵贱，亲疏远近，一经发现，穷追不舍，严惩不贷。大将胡大海的儿子犯酒禁，依法处斩。驸马都尉欧阳伦违令贩卖私茶出境被赐死。空印案、郭桓案都是严惩贪污的最好例证。
除此之外，朱元璋还对豪强地主进行了限制和打击。籍没苏州、嘉兴、松江、胡州等地豪族富民的土地，并将其中几万户人家强行迁徙到南京、临濠等地。又在南京抄杀豪民170余家。奸顽豪富，尤其是江南地区巨姓大族的势力被严重削弱，土地兼并现象锐减。由此调整了阶级关系和地主结构，阶级矛盾相对缓和。一时民心大快，官吏开始廉洁奉公，恪尽职守，社会风气大变，为明朝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提供了有力保障。
四、结束语
为了刚建立的明朝的繁荣富强、长治久安，朱元璋费尽心思，从多个方面采取种种措施，并非仅限于上文所涉及的几点。况且朱元璋作为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其为政的着眼点在于本阶级的利益，其政策措施也必然带有一定的阶级性和局限性。尽管如此，朱元璋的以民为本的思想及其实践还是使广大人民得到了一定实惠，使明朝快速进入一个稳定发展的历史时期。然而明代刚刚走过创业期后，其中后期的君主就多暗昧至极，在这种境况下明却能维持统治两百余年。其中一重要原因就是朱元璋实行民本政策，且从立法和思想等各方面加强措施以尽力保证他的民本政策在子孙朝也能得以推行，用多方面的合力来确保朱家王朝的统治地位。
参考文献：
[1]明太祖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大明会典[M].
[3]大明律[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明史纪事本末[M].北京:中华书局,1977.
关键词：朱元璋；治国策略；轻徭惩贪；民本思想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02-0-02
朱元璋作为明朝开国皇帝，当元尽紊法度之后，一切准古酌今，扫除更始，重定制度。他起自社会底层，对民间疾苦有深切体验，对元亡教训亦有清醒认识，深知民为邦本，理不可移。传统的儒家仁政、民本思想与当时动乱的社会现实的鲜明对比，使朱元璋深刻体会到“凡为治以安民为本，民安则国安”［1］（卷174）。他一再强调：“民，国之本”［1］（卷166），“国以民为本”［1］（卷105），把民作为治国平天下的大事。为此朱元璋推行了一系列安民、富民的务实政策。
一、休养生息，发展生产
古代中国历来以农业立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民是社会生产的主体。经过元末二十多年的战争，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经济处于极度衰败的境地，人口锐减，土地荒芜，经济凋敝，人民力竭财尽，政府税源枯竭。明初物质环境较元末有过之而无不及，能否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不仅关系到能否增加封建政府的财政收入，而且也关系到刚刚建立的明王朝能否维持和巩固统治。朱元璋清醒地认识到：“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犹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要在安养生息之”［1］（卷29），“为国之道，以足食为本。……若年谷丰登，衣食给足，则国富民安，此为治之先务，治国之根本。”［1］（卷21）由此他确定了休养生息的经济政策。
战争导致了大批流民的出现，使得土地荒芜，民无定居，耕稼尽废，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开辟荒地，增殖人口，已成为当务之急。针对此种情况，朱元璋及时进行了大规模的移民垦荒，称之为民屯。“移无田者于有田处就耕，庶田不荒芜，民无游食”［1］（卷196）。并由政府发给他们路费、耕牛、车具、种子和一定数量的粮食，三年内不征其赋税。十三年令“民间田土，许尽力开垦，有司毋得起科”［2］。二十八年又令“山东、河南……二十七年后新垦田，不论多寡，俱不起科”［1］（卷234）。
除民屯外，还有军屯和商屯。通过军屯，“天下卫所分兵屯种者，咸获稼穑之利”［1］（卷215）。明朝军队基本上是给养自给，多少减轻了农民负担。朱元璋曾自夸：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商屯也是为解决军粮而实行的特殊屯田。这样使明初的大量荒地和僻远地区得到开发，不仅扩大耕地面积，促进了农业生产，更重要的是保证了军粮的供应，减轻了人民负担，缓和了社会矛盾。
发展农业生产，必须保证农业第一线有足够的劳动力。元代蓄奴风气很盛，权贵、勋戚都拥有大量的奴婢、驱口，有的多达数千名。元末农民战争虽然使不少奴隶得到解放，但并不彻底。朱元璋把解放奴婢问题作为当务之急。解放劳动力，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于洪武五年下令“曩者兵乱，人民流散，因而为人奴隶者，即日放还。”[1]（卷73）。并规定由政府出资赎还因饥荒而典卖为奴者。严禁庶民蓄奴，并对官宦之家的奴隶数量进行了严格限制。《大明律》规定：“庶民之家，存养奴婢者，杖一百，即放从良”［3］。大量奴隶获得自由，农业劳动力自然得到大幅增加。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朱元璋对此十分重视。“设营田者使以修筑堤防，专掌水利”［1］（卷6）。并多次下诏“所在有司，以水利上条者，即陈奏。”［1］（卷234）以鼓励人民兴修水利。由于政府重视，到二十八年，全国共开塘堰40987处，河4162处，陂堤5048处。这些成绩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元末以来水利不治，农业凋敝的局面。
二、轻徭薄赋，节己顺民
即位之初，首要任务是恢复社会经济，这就要求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缓和社会矛盾。朱元璋采取上述休养生息的积极措施，有效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水平，增加了他们的抗灾能力。但光有上述措施是远远不够的。朱元璋出身贫寒，深知“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此有国家者，所以厚民生而重民命也”［1］（卷76）。他又亲自参加并领导了农民起义，深知“官逼民反”的道理和严重后果。他为此采取了免租和赈灾的必要补救措施。
他不仅对战乱后恢复生产、开垦荒地的一些农民以及移民实行了租税蠲免，还对凤阳老家、战时出力多的地区特别优待。如洪武二年诏免山东、北平、燕南、河东、山西、北京、河南、潼关、唐、邓、光息等处税粮［1］（卷38）。十四年，免应天、太平、广德、镇江、宁国五府秋粮，官田减半征收，民田全免［1］（卷139）。十五年，免浙江、江西、河南、山东、直隶府州税粮［1］（卷144）。十六年，免应天、太平、镇江、宁国、广德五府税粮［1］（卷154）。十八年，免应天、太平、宁国、镇江、广德、滁和七府州当年田租等［1］（卷172）。此外还对地瘠民贫，负担过重的地区给予照顾。如东南地区的苏松嘉湖地区租税过重，农民不堪重负，洪武七年五月下令减租，十三年三月又减一次［4］（卷78）
自然灾害十分严重，使农业经济遭到极大破坏，农民苦不堪言。朱元璋为了保障灾民的生命安全和社会秩序的稳定，而采取了赈济措施。不仅对灾区减免租税，并且以米、麦或钱钞来进行赈济和赈贷。据不完全统计，《明洪武实录》所载的免税事项近一百二十起，赈济近九十次。30多年间，赏赐民间布钞数百万，米百多万石，蠲免税租数量也相当大。
“保国之道，藏富于民”，阜民之财则以居上者的倡节俭为始。只有做到清心寡欲，才能够戒奢尚俭，国定民安。明朝建立后，按计划要在南京营造宫殿。朱元璋在审定宫殿图样时，将装饰华丽的部分全部去掉，并告诫官员：“宫室但取其坚固而已，何必过于雕斫？……夫上崇节俭，则下无奢侈，吾尝谓珠玉非宝，节俭是宝”［1］（卷14）。破除用金装饰器物的惯例，下令全部用铜代替。常倡导“抑奢侈、弘俭约、戒嗜欲。”［1］（卷27），并且他自己能身体力行。在朱元璋的影响下，宫中的后妃都十分俭朴，唯恐暴殄天物，耗费民财。
三、惩治腐败，抑制豪强
朱元璋为朱明王朝的长治久安制定了一系列“以民为本，与民实惠”的务实政策，但它的真正贯彻还要靠大大小小的各级官吏。朱元璋除用严密法令残酷手段约束官吏外，还采取正常的考课官吏来使官吏做到廉政为民。他亲自着手狠抓吏治，下诏布置“有司考课，首学校，农桑诸实政。”［4］然官吏贪污，豪强兼并是导致人民极端贫困、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贪污腐化成为封建政治的最大弊端，“此弊不革，欲成善政，终不可得”［1］（卷69）。故太祖开国之初，惩元季贪冒，重绳脏吏。
朱元璋政治的一大特点就是重典治贪。首先立法严峻，法网严密。《大明律》严格规定了贪赃枉法的犯罪行为及其刑事责任，其内容规定严密，惩罚极重。“脏至六十两以上者除斩首示众之外，还要剥皮实草。”其次，法外用刑。朱元璋手订《大诰》，其四编二百三十六条，其中有一百五十条是属于惩治贪官污吏的。然“我欲除赃官污吏，奈何朝杀暮犯”。为此，朱元璋集中力量对那些不听劝告的贪官污吏进行了全面、大规模的无情打击。犯赃者不论官位高低，身份贵贱，亲疏远近，一经发现，穷追不舍，严惩不贷。大将胡大海的儿子犯酒禁，依法处斩。驸马都尉欧阳伦违令贩卖私茶出境被赐死。空印案、郭桓案都是严惩贪污的最好例证。
除此之外，朱元璋还对豪强地主进行了限制和打击。籍没苏州、嘉兴、松江、胡州等地豪族富民的土地，并将其中几万户人家强行迁徙到南京、临濠等地。又在南京抄杀豪民170余家。奸顽豪富，尤其是江南地区巨姓大族的势力被严重削弱，土地兼并现象锐减。由此调整了阶级关系和地主结构，阶级矛盾相对缓和。一时民心大快，官吏开始廉洁奉公，恪尽职守，社会风气大变，为明朝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提供了有力保障。
四、结束语
为了刚建立的明朝的繁荣富强、长治久安，朱元璋费尽心思，从多个方面采取种种措施，并非仅限于上文所涉及的几点。况且朱元璋作为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其为政的着眼点在于本阶级的利益，其政策措施也必然带有一定的阶级性和局限性。尽管如此，朱元璋的以民为本的思想及其实践还是使广大人民得到了一定实惠，使明朝快速进入一个稳定发展的历史时期。然而明代刚刚走过创业期后，其中后期的君主就多暗昧至极，在这种境况下明却能维持统治两百余年。其中一重要原因就是朱元璋实行民本政策，且从立法和思想等各方面加强措施以尽力保证他的民本政策在子孙朝也能得以推行，用多方面的合力来确保朱家王朝的统治地位。
参考文献：
[1]明太祖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大明会典[M].
[3]大明律[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明史纪事本末[M].北京:中华书局,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