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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
近几年来，我读过关于中关村的著作不下10部，每次读完，掩卷沉思，都生发出无限的感慨。柳传志先生在推荐凌志军《中国的新革命》一书时，有一段深情的感言：“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中关村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试验田，更是中国民营高科技企业的摇篮与发源地。在20多年的发展历程里，中关村成为我们这个国家的缩影，经历了无数沟沟坎坎、风风雨雨，个中滋味，我们这些身处其中的民营企业家甘苦自知。作为严肃而负责任的记录者，凌志军先生给我们提供了这部大气而恢宏的作品，为所有关注中关村、关注中国改革进程的人提供了一幅壮丽、真实的画卷。”诚然如是。诸多知名作家的文字，热情如火，大气磅礴，在形象描述中，多有理性思维，读后让人久久不忘。
日前，《中关村》总编卫汉青向我推荐张福森主编的《中关村改革风云纪事》，拜读后却生发出另一种感悟：朴素无华的记录，真实感人的故事，更让人冲动、折服。这些忆旧的篇什，都是作者的亲历亲为，娓娓道来，撞击读者的“心鼓”，让你在平静中思索，在凝思中升华。
“翻开这本回忆录，改革大潮扑面而来。尘封的记忆被打开，曾经上演的故事，又变得鲜活生动，后人得以慢慢走近前人……”让我们在温故中而知新。
“核聚变”催发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形成
1980年8月28日晚，“知天命”之年的陈春先和“而立”之年的纪世瀛会面；前者是中国研究核聚变的著名专家，后者是物理所核工程建设最年轻的工程师。
志同道必合。他们都“希望此生能做成大事业，报效自己的国家”。眼看着中科院物理所墙内现代化设备齐全，新技术成果累累，而围墙外面却还是刀耕火种、人扛马拉的小农经济，农田贫瘠，农舍荒凉。这种鲜明的对比让他们产生了强烈的使命感，急于把科技成果转化成财富，为祖国贡献力量。
陈春先提议把美国硅谷和“128号公路”的经验移植到中国。“英雄所见略同”，一拍即合，他们立志要冲破旧科研体制的束缚，在中国科学院的“体制外”成立一个以科技咨询为主、技术扩散型的“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这个今天读来仍觉别别扭扭的名字，姑且简化为“服务部”罢。
是年的10月23日，“服务部”在物理所西北角一间仓库的旮旯里，悄然开业！到会的主要领导，只有北京科协咨询部的赵绮秋副部长。“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自此，中关村第一家民办科技机构宣告成立。历史铭刻创业者的名字：陈春先、纪世瀛、崔文栋、曹永仙、陈首燊、吴德顺、罗承沐……还有栗达仁、蒋涛、宛振斌、杨津基、谈镐生、严陆光、郭和忠等，须知，这些人都是中科院所辖科研所和清华大学的知名工程师或教授，可称之为“仙”或“龙”的知名人士，绝非等闲之辈。
必须注上一笔的是，在陈春先的动员下，纪世瀛等3人，每月领取津贴7元人民币，为时两年；陈春先在这期间分文未取。果不其然，好景不长，1982年的元月，物理所“枪打出头鸟”，点名批评陈春先和纪世瀛，“科研二道贩子”、“乱发津贴扰乱科技人员思想，扰乱科研秩序，腐化科技队伍”等罪名劈头盖脸地砸来。
然而，改革的大潮汹涌澎湃，“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赵绮秋的丈夫周鸿书，时任新华社北京分社社长，实事求是地写了一篇题为《研究员陈春先搞“新技术扩散”初见成效》的情况反映。“近两年来，这个‘服务部’先后与有关单位签订了27个合同，目前已完成一半以上。与海淀区4个集体所有制的小工厂建立技术协作、帮助开发和移植新产品的关系，帮助海淀区创建了新技术实验厂和3个新技术服务部。”
这篇文章获得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国务院副总理方毅的重视，批文中明确指出：“陈春先同志的做法是完全对头的，应予鼓励。”并大胆预言陈春先同志可能走出一条新路子。
历史已经做出公正的结论。28年前，陈春先和纪世瀛勇敢地一跳，引爆了中国科技改革的“核聚变”——移植美国硅谷新技术扩散模式，创办了中关村、也是中国第一家民办科技机构……是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发端，在中国科技革命史上写就了光辉的一页。
“京海”成为跳出“象牙塔”的先行者
在王洪德的头上笼罩着多层的耀眼光环。诸如：“计算机房工程专家”、“民办科技企业家”、“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首届科技实业家创业奖金获得者”……然而在中国历史上能留下英名的当是——“北京市京海计算机技术开发公司”创办人，即留在人们脑中的“京海”二字。
早在1979年的冬天，国家经过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文革”浩劫之后，百废待兴，知青就业已成为社会的大问题，为此计算所办了个“知青服务社”。王洪德看见那300多个孩子整天从事着笨重的体力劳动，手脚都冻裂了，便动了恻隐之心——“突然产生了个念头：由我做机房设计，让计算机所工厂生产，指导知青社的孩子们组装……既可以提高孩子们的技术，又可以增加他们的工资待遇。”小小的“知青社”火了起来！知青们的技术提高了，月工资从50元涨到90元，“知青社”当年还赚了60多万元。然而，祸从天降，中科院纪委的某些人提出“这件事要当作经济大案来查处”。王洪德自我辩解道，“国家没有的产品，我搞出来了，又解决了知青就业问题，何罪之有？”虽然此事由于计算所纪委书记孙浩同志主持公道，平息下去了，可是王洪德却“伤了自尊”，萌生离开科学院的念头。意大利机房设计制造专家罗西博士的话时刻撞击王洪德的耳鼓：“希洛斯公司由3人创办，靠350美元起家，17年后已经发展成为国际计算机房产业的大公司了。”外国人能，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呢？
王洪德熬过了多个“今夜无眠”，在痛苦中回忆26年来的人生之旅：“反右派”、“拔白旗”、“反右倾”、“文革”……他终于呈上了辞职报告：“经过了长期的思考，我已痛下再不悔改的决心，要求所领导批准我离开计算所。”王洪德把自己推入没有后路的绝境，辞职报告提出的“五走”方案——先是“借调”，次是“聘请”，再是“调出”，不行就“辞职”，最后是“开除”。“五走”的决心感动了当时的朱所长，这位“开明的所长”给出了最好的方案——“借调”，并同意他带走搞计算机机房设计的技术人员。如此通情达理的决定和出乎预料的丰厚“陪嫁”，让王洪德几乎是流着泪给所长深深地鞠了一个大躬！
1982年12月，王洪德带领7名工程师走出了“象牙塔”，注册了中关村第一家民办科技企业——“京海”公司。
“京海”掘到了“第一桶金”；王洪德收获的是“爆发性耳聋”。“京海”初见成效；王洪德获得“三项罪名”即“漫天要价、分配超标、投机倒把”和“心脏病加重”。然而“天亮不是公鸡叫的”，骄人的业绩，让“京海”成为当时中国计算机房行业的“老大”，科技人员“下海”成为时代的“新语”。经过数不清的审查，最兴师动众的一次竟然“7个调查组26人同时进驻”；结论却是——“北京市京海计算机机房技术开发公司在1985年税收、财务、物价、审计大检查中，工作认真负责，成绩显著，特此表彰。”王洪德说得好，“我始终不渝地抱有一个信念：成功了，为改革增辉；失败了，甘愿做铺路石。”“失败的痛苦，成功的喜悦，所有的苦难，风雨后的彩虹……都变成我人生宝贵的财富。”
“京海”，你是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奠基石！
“科海”堪称中国科技孵化器的鼻祖
1983年“五四”青年节那一天，“科海”——中国科学院北京市海淀区新技术联合开发中心——挂牌成立；陈振庆任命为首任总裁。实际上，“科海”是中科院体制改革中“官办民营”的试验田。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有两句话让科技界的知识分子怦然心动。一句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为经济建设服务”；另一句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胡耀邦热情地邀请科学家到中南海座谈，希望科技工作者“要深入到生产实际中找理论与应用研究课题，解决国家面临的困难，促进生产发展，为四个现代化服务”。他在写给数学家华罗庚的信中语重心长地表白，“我们这些门外汉并不反对有些同志继续做纯理论性的研究，去探索还没有为人类所认知的新领域、新原理，但我们希望更多的同志投身到新技术、新工艺攻关的行列中去，从而把我国的四个现代化推向前进。”
“科海”的问世，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知识分子中“不安于现状又耐不住寂寞”的一些人“勇敢地一跳”，告别昔日象牙塔，投身科学应用领域，开辟出一片新天地。尽管“科海人”创业之初闹出许多的“笑话”，诸如，不懂成立公司要工商注册、税务登记，几乎“无照经营了一年”；把“人造大理石”的科研成果推广到“面包房”，因没有硬化处理而失效，遭到厂家的怀疑，让人哭笑不得。……“科海”正是在这种“经典笑话”和“哭笑不得”的“成长烦恼”中长大了。
1984年，“科海”办起了中间实验厂，从100多名知青中挑选出20人作为技术骨干进行培训，然后上岗。仅这一年，就“熟化”了中科院的研究成果8项，使之达到“商品化”的要求。今日看来，这个“中间试验厂”实际上就是科研成果的“孵化器”。“孵化器”是“科海人”的创新！在80年代中期出现的技术市场中，“科海人”顺应形势的发展，利用“孵化器”的模式，与首钢、鞍钢、大港油田、青岛啤酒厂及军工四四七厂等企业进行合作，成功地推广了多项科研成果。与鞍钢合作的项目在全国推广，每年为国家节约资金近亿元，获得中科院重大成果一等奖；与四四七厂合作的“自动火焰切割机”获得中科院重大成果二等奖。这对曾为人不屑的“科海人”是何等的鼓舞啊!神奇的“孵化器”竟然能让“丑小鸭”变成“白天鹅”，惟有改革创新才有如此巨大的力量。
“科海”的贡献，还在于“开发与服务相结合，开拓技术推广新路”。“专家技术咨询服务”，对推广普及计算机的应用功德无量。“高新技术产品维护”，实际上是今日产品“三包”的雏形。“为社会服务的技术培训”，早期出版的《电脑原理》、《计算机科学与应用》获得空前的声誉。
“科海”留给后人的失败教训，陈振庆总裁怀着“走麦城”的心态揆数给我们：“发奖金摆客饭招来一场大祸”，横祸天降，调查无虞，已经成为创业笑话的“经典”；“做买卖想当然利润不够交税”，海淀区领导排解有方让人感动，“知识分子开公司没钱交税是他们不懂做买卖，让他们边干边学，税金先挂起来”。“270万元的罚款我至今想不通”，这一比“哥德巴赫猜想”还难解的课题，暂付阙如，奉劝陈先生亦不必再去伤脑筋，留给有志研究“中关村现象”的后人去“猜想”罢。
“四通”经历“凤凰涅槃”的考验
1984年5月16日，印甫盛和刘菊芬等人在中关村创建了“四通”公司。可是名声鹊起的却是万润南和段永基。前者在那场政治风波中“桃之夭夭”，历史将做出公正的裁决，姑且不论。后者却在“四通”的“二次创业”中一展身手，成功与失误，尽收眼底，世间自有公论。
创业之初，“四通”的经营理念，诸如“泥饭碗”的机制、“先做人后做事”的座右铭和“顾客第一”的服务宗旨，在社会上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四通”采用的“技、贸”结合作法，如为从日本进口的打印机编写软件程序后可用中文，销路大畅，获利匪浅。
万润南的出走，几乎毁掉了“四通”的前程。“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社会上质疑民办科技企业的声浪，迎面打来。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是党的实事求是政策挽救了“四通”。段永基回顾提供的第一手资料表明，市委检查组组长郭力传达了市委领导的意见：“四通是四通，万润南是万润南，要区别开来；万润南跑了，四通还是要办的；四通不但要办，还要办得比以前更好！”这三句话决定了“四通”近2000名职工的前途，为“四通”的“二次创业”奠定了思想基础。
1992年，“四通人”“把四通办得更好”的期望落到了实处。以“股份化、集团化、产业化、国际化”为中心的“二次创业”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迈进，交出了一份让国人满意的成绩单。翻阅创业的资料，一串数字跳入人们的眼帘：从1990年到1995年，销售额由13.4亿元增加到53亿元；这5年间，“四通”一家上缴税金3.1亿元，占中关村试验区的60％左右。“四通人”在逆境中做出了几个“漂亮的转身”，看上去很美。1991年，“四通”与日本富士通签署合资协议，建立了中国最大的打印设备厂。1992年，“四通”与松下谈判，成立“四通松下”公司。从1993年到1998年的5年间，“四通”先后建立了“康柏品牌PC机生产厂”、“高腾电脑有限公司”、“乐天四通食品有限公司”、“三菱四通集成电路有限公司”和“天通公司”。1993年，“四通”成为内地在香港成功上市的第一家民营企业；同年投资设立“四通利方”公司，这就是后来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新浪网”的前身。1994年，“四通”控股的“新时代投资公司”在温哥华挂牌上市。……“一手抓产业化，一手抓国际化”是“四通”在“二次创业”中最为耀眼的杰作。
在回顾这段创业史时，段永基激动万分，感慨不已：“成功的经验是财富，失败的教训也是财富，关键在于你如何对待它，是当作包袱背在身上以示其人，还是作为教案时时细细品味它、推敲它并从中汲取营养，效果是不一样的。”
“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中关村精神，在“四通人”身上体现得最为“完美”和“大器”。用段永基“村长”的话说——“我们期待着用‘二次创业’精神哺育起来的‘四通人’，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再展雄风，再创辉煌！”
“中关村人”祈盼这一天的到来。
“信通”让改革者留下“永远的痛”
1984年11月4日，“信通”——北京信通电脑技术公司——宣布成立。曾茂朝任董事长，金燕静为总经理。还必须提及的两个人物，一个是高剑宇，当时是经营部经理；另一个是朱巧生，任软件部经理。“信通”创业之初的人员组成，可以说兵强马壮，十分整齐，多由博士、硕士、高级工程师担纲。
“信通”的管理机制，从章程上看，已经按照股份制理念在考虑问题。例如，规定董事会为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各方的意志通过各自在董事会的代表来体现。“董事会应以公司整体利益为重，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平等互利，共同协商，任何一方无权单独干预公司业务。章程还规定公司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可以说，这在当时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科技企业中是一个创举。
“信通”的“第一桶金”，是靠具有20世纪70年代水平的高科技产品“抗干扰稳压电源”获得的；实现产值55万元，利润12万元。朱巧生早先开发出的“汉字系统”，需要进一步解决汉字显示问题，在倪光南的参与助力下，很快研制出来，投放市场非常畅销。1987年时，“信通”的销售额已达7700万元，利润440万元，人均创利5.2万元，名列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之首。1987年10月，在联邦德国国际发明与技术贸易展览会上，“信通”的“多功能传感技术系列产品”，获得大会惟一的一块金牌。
1991年6月14日，“信通”违背了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因走私案被查，成为建国以来最大的走私案！高剑宇与港商王锡康合谋，采用偷梁换柱的手段，利用“进口打印机机壳”的批文，在集装箱里装进计算机、打印机和医用B超整机等。“信通”共走私12次，涉及金额2843多万元。
“信通”走私案，在中关村的创业者中留下“永远的痛”！金燕静获刑8年，高剑宇外逃至今未归。令人欣慰的是，在北京市委的领导下，海淀区委、区政府和试验区的主要负责同志，实事求是，秉公执法，高瞻远瞩，妥善处理，避免了“可能成为一场劫难”的惊天大祸。他们被国人誉为“中关村改革大潮中的护航者”，当之无愧！
“联想”闯出一条“贸工技”康庄大路
今日之“联想”是国人的骄傲，在全球的经济舞台上也是世人皆知的著名品牌。
1984年柳传志40岁进入“不惑”之年时，觉得过去的生活像一场球赛：“该临门一脚时，却发现球场上根本就没有门！”他悟出了那个年代科技人员的“三大难题”：“一是经济窘迫，二是人才积压，三是科研脱节。”于是，当“两海”、“两通”已经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时候，柳传志心中压抑已久的“报国之情”“要做点事情”的冲动“井喷”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往事如烟，“构成了一条长长的引桥，我就这么着，走到了创办公司的桥上。”
计算机所曾朝茂所长的一席话至今让柳传志记忆犹新：“将来科学院的研究所到底怎么搞，现在很难看清。你们就作为所里埋伏的一支精兵吧，到了关键的时刻就要发挥作用。你们可以使用所里的金字招牌，全所的科技力量就是公司的技术后盾，这是办好公司的丰富资源和有利条件。”曾朝茂所长是科学院有名的“开明婆婆”，“将媳妇引进门后，一律不干涉小两口的家事”。给创办公司的柳传志赋予“三权”——“第一是经营权，做什么怎么做自己拍板；第二是财务权，钱怎么花自己做主；第三是人事权，用谁不用谁自己决定。”这“三权”使得公司创办之初就植入了“民办企业的基因”，生发下去，才有后来成为民办企业经典的“四自”方针——“自筹资金，自由组合，自主经营，自付盈亏”。柳传志在计算所给的“三权”、20万元人民币和一间20平方米的小平房的“三大条件”下，踏上了开辟新天地的创业之旅。
1984年11月1日，“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即“联想”的前身问世了。“不知何处觅东风”，万事开头难。柳传志回忆起这段生活，坦言“我们倒卖过电子表和旱冰鞋，甚至还倒过运动裤衩。这些茫然无头绪撞大运的情况很快有了教训，公司被骗走巨款（14万元人民币），遭遇成立以来的第一次重创”。创业列传留下了柳传志和王树和“十八里相送”的动人故事：为了商量事情，你送我归，我送你去，话没讲完，来回往返，两家之间不知走了多少个来回——“相识恨晚，相恨路短”。终于，掘得“第一桶金”：科学院进口了500台IBM计算机，把验收、组装、培训和维修等技术服务环节交给了公司，公司赚了70万元。终于，“找到了北”：这比“第一桶金”更重要，1985年初，柳传志“第一次知道倪光南的手上有种叫做‘LS-80联想式汉字系统’的技术”。在柳传志的说服下，“倪光南带着汉卡来到公司”，成为“贸技结合”的技术后盾。
柳传志在回忆“联想”创业初期的文章中无限深情地写道：“1985年，公司从技术服务起步到研制汉卡，继而用汉卡带动电脑的代理销售，以后又逐步发展到生产主板机以及自己品牌的电脑。在20多年的时间里，联想逐步走出一条‘贸、工、技’相结合的发展道路，其间经历了无数的艰难曲折，终于成为一家国际化的PC制造公司，电脑市场占有率中国第一，世界第四。”
“联想”，国人心中的骄子。“联想”开来，我们有太多太多的感慨。
编稿人语
“创新”自有后来人
编讫这篇稿件，想起了一句唐诗——“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这不正是“中关村改革风云”的写照吗！《中关村》总编辑卫汉青主编的《中关村创新谱》，记录了51位叱咤中国风云的创新人物。在陈春先、王选、柳传志、俞敏洪、王永民、王文京、杨元庆、邓中翰、李彦宏、张朝阳……这一串闪光的名字后面，都有精彩的创业故事让你感动。“风情万种，我独爱那一种”——开天辟地的“原始英雄”！《中关村改革风云纪事》满足了我的愿望。本刊的顾问和主笔对“创业英雄”多有高度的评价：萧灼基说中关村是“中国未来的动力引擎”，谭维克呼吁“我们这个时代需要创新英雄”，张颐武断言“‘创新中国’的大幕已经来开”，王宏甲赞扬“中关村的‘黄金实践’”……。“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长江后浪推前浪，“创新自有后来人”，我们期待着。
近几年来，我读过关于中关村的著作不下10部，每次读完，掩卷沉思，都生发出无限的感慨。柳传志先生在推荐凌志军《中国的新革命》一书时，有一段深情的感言：“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中关村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试验田，更是中国民营高科技企业的摇篮与发源地。在20多年的发展历程里，中关村成为我们这个国家的缩影，经历了无数沟沟坎坎、风风雨雨，个中滋味，我们这些身处其中的民营企业家甘苦自知。作为严肃而负责任的记录者，凌志军先生给我们提供了这部大气而恢宏的作品，为所有关注中关村、关注中国改革进程的人提供了一幅壮丽、真实的画卷。”诚然如是。诸多知名作家的文字，热情如火，大气磅礴，在形象描述中，多有理性思维，读后让人久久不忘。
日前，《中关村》总编卫汉青向我推荐张福森主编的《中关村改革风云纪事》，拜读后却生发出另一种感悟：朴素无华的记录，真实感人的故事，更让人冲动、折服。这些忆旧的篇什，都是作者的亲历亲为，娓娓道来，撞击读者的“心鼓”，让你在平静中思索，在凝思中升华。
“翻开这本回忆录，改革大潮扑面而来。尘封的记忆被打开，曾经上演的故事，又变得鲜活生动，后人得以慢慢走近前人……”让我们在温故中而知新。
“核聚变”催发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形成
1980年8月28日晚，“知天命”之年的陈春先和“而立”之年的纪世瀛会面；前者是中国研究核聚变的著名专家，后者是物理所核工程建设最年轻的工程师。
志同道必合。他们都“希望此生能做成大事业，报效自己的国家”。眼看着中科院物理所墙内现代化设备齐全，新技术成果累累，而围墙外面却还是刀耕火种、人扛马拉的小农经济，农田贫瘠，农舍荒凉。这种鲜明的对比让他们产生了强烈的使命感，急于把科技成果转化成财富，为祖国贡献力量。
陈春先提议把美国硅谷和“128号公路”的经验移植到中国。“英雄所见略同”，一拍即合，他们立志要冲破旧科研体制的束缚，在中国科学院的“体制外”成立一个以科技咨询为主、技术扩散型的“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这个今天读来仍觉别别扭扭的名字，姑且简化为“服务部”罢。
是年的10月23日，“服务部”在物理所西北角一间仓库的旮旯里，悄然开业！到会的主要领导，只有北京科协咨询部的赵绮秋副部长。“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自此，中关村第一家民办科技机构宣告成立。历史铭刻创业者的名字：陈春先、纪世瀛、崔文栋、曹永仙、陈首燊、吴德顺、罗承沐……还有栗达仁、蒋涛、宛振斌、杨津基、谈镐生、严陆光、郭和忠等，须知，这些人都是中科院所辖科研所和清华大学的知名工程师或教授，可称之为“仙”或“龙”的知名人士，绝非等闲之辈。
必须注上一笔的是，在陈春先的动员下，纪世瀛等3人，每月领取津贴7元人民币，为时两年；陈春先在这期间分文未取。果不其然，好景不长，1982年的元月，物理所“枪打出头鸟”，点名批评陈春先和纪世瀛，“科研二道贩子”、“乱发津贴扰乱科技人员思想，扰乱科研秩序，腐化科技队伍”等罪名劈头盖脸地砸来。
然而，改革的大潮汹涌澎湃，“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赵绮秋的丈夫周鸿书，时任新华社北京分社社长，实事求是地写了一篇题为《研究员陈春先搞“新技术扩散”初见成效》的情况反映。“近两年来，这个‘服务部’先后与有关单位签订了27个合同，目前已完成一半以上。与海淀区4个集体所有制的小工厂建立技术协作、帮助开发和移植新产品的关系，帮助海淀区创建了新技术实验厂和3个新技术服务部。”
这篇文章获得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国务院副总理方毅的重视，批文中明确指出：“陈春先同志的做法是完全对头的，应予鼓励。”并大胆预言陈春先同志可能走出一条新路子。
历史已经做出公正的结论。28年前，陈春先和纪世瀛勇敢地一跳，引爆了中国科技改革的“核聚变”——移植美国硅谷新技术扩散模式，创办了中关村、也是中国第一家民办科技机构……是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发端，在中国科技革命史上写就了光辉的一页。
“京海”成为跳出“象牙塔”的先行者
在王洪德的头上笼罩着多层的耀眼光环。诸如：“计算机房工程专家”、“民办科技企业家”、“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首届科技实业家创业奖金获得者”……然而在中国历史上能留下英名的当是——“北京市京海计算机技术开发公司”创办人，即留在人们脑中的“京海”二字。
早在1979年的冬天，国家经过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文革”浩劫之后，百废待兴，知青就业已成为社会的大问题，为此计算所办了个“知青服务社”。王洪德看见那300多个孩子整天从事着笨重的体力劳动，手脚都冻裂了，便动了恻隐之心——“突然产生了个念头：由我做机房设计，让计算机所工厂生产，指导知青社的孩子们组装……既可以提高孩子们的技术，又可以增加他们的工资待遇。”小小的“知青社”火了起来！知青们的技术提高了，月工资从50元涨到90元，“知青社”当年还赚了60多万元。然而，祸从天降，中科院纪委的某些人提出“这件事要当作经济大案来查处”。王洪德自我辩解道，“国家没有的产品，我搞出来了，又解决了知青就业问题，何罪之有？”虽然此事由于计算所纪委书记孙浩同志主持公道，平息下去了，可是王洪德却“伤了自尊”，萌生离开科学院的念头。意大利机房设计制造专家罗西博士的话时刻撞击王洪德的耳鼓：“希洛斯公司由3人创办，靠350美元起家，17年后已经发展成为国际计算机房产业的大公司了。”外国人能，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呢？
王洪德熬过了多个“今夜无眠”，在痛苦中回忆26年来的人生之旅：“反右派”、“拔白旗”、“反右倾”、“文革”……他终于呈上了辞职报告：“经过了长期的思考，我已痛下再不悔改的决心，要求所领导批准我离开计算所。”王洪德把自己推入没有后路的绝境，辞职报告提出的“五走”方案——先是“借调”，次是“聘请”，再是“调出”，不行就“辞职”，最后是“开除”。“五走”的决心感动了当时的朱所长，这位“开明的所长”给出了最好的方案——“借调”，并同意他带走搞计算机机房设计的技术人员。如此通情达理的决定和出乎预料的丰厚“陪嫁”，让王洪德几乎是流着泪给所长深深地鞠了一个大躬！
1982年12月，王洪德带领7名工程师走出了“象牙塔”，注册了中关村第一家民办科技企业——“京海”公司。
“京海”掘到了“第一桶金”；王洪德收获的是“爆发性耳聋”。“京海”初见成效；王洪德获得“三项罪名”即“漫天要价、分配超标、投机倒把”和“心脏病加重”。然而“天亮不是公鸡叫的”，骄人的业绩，让“京海”成为当时中国计算机房行业的“老大”，科技人员“下海”成为时代的“新语”。经过数不清的审查，最兴师动众的一次竟然“7个调查组26人同时进驻”；结论却是——“北京市京海计算机机房技术开发公司在1985年税收、财务、物价、审计大检查中，工作认真负责，成绩显著，特此表彰。”王洪德说得好，“我始终不渝地抱有一个信念：成功了，为改革增辉；失败了，甘愿做铺路石。”“失败的痛苦，成功的喜悦，所有的苦难，风雨后的彩虹……都变成我人生宝贵的财富。”
“京海”，你是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奠基石！
“科海”堪称中国科技孵化器的鼻祖
1983年“五四”青年节那一天，“科海”——中国科学院北京市海淀区新技术联合开发中心——挂牌成立；陈振庆任命为首任总裁。实际上，“科海”是中科院体制改革中“官办民营”的试验田。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有两句话让科技界的知识分子怦然心动。一句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为经济建设服务”；另一句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胡耀邦热情地邀请科学家到中南海座谈，希望科技工作者“要深入到生产实际中找理论与应用研究课题，解决国家面临的困难，促进生产发展，为四个现代化服务”。他在写给数学家华罗庚的信中语重心长地表白，“我们这些门外汉并不反对有些同志继续做纯理论性的研究，去探索还没有为人类所认知的新领域、新原理，但我们希望更多的同志投身到新技术、新工艺攻关的行列中去，从而把我国的四个现代化推向前进。”
“科海”的问世，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知识分子中“不安于现状又耐不住寂寞”的一些人“勇敢地一跳”，告别昔日象牙塔，投身科学应用领域，开辟出一片新天地。尽管“科海人”创业之初闹出许多的“笑话”，诸如，不懂成立公司要工商注册、税务登记，几乎“无照经营了一年”；把“人造大理石”的科研成果推广到“面包房”，因没有硬化处理而失效，遭到厂家的怀疑，让人哭笑不得。……“科海”正是在这种“经典笑话”和“哭笑不得”的“成长烦恼”中长大了。
1984年，“科海”办起了中间实验厂，从100多名知青中挑选出20人作为技术骨干进行培训，然后上岗。仅这一年，就“熟化”了中科院的研究成果8项，使之达到“商品化”的要求。今日看来，这个“中间试验厂”实际上就是科研成果的“孵化器”。“孵化器”是“科海人”的创新！在80年代中期出现的技术市场中，“科海人”顺应形势的发展，利用“孵化器”的模式，与首钢、鞍钢、大港油田、青岛啤酒厂及军工四四七厂等企业进行合作，成功地推广了多项科研成果。与鞍钢合作的项目在全国推广，每年为国家节约资金近亿元，获得中科院重大成果一等奖；与四四七厂合作的“自动火焰切割机”获得中科院重大成果二等奖。这对曾为人不屑的“科海人”是何等的鼓舞啊!神奇的“孵化器”竟然能让“丑小鸭”变成“白天鹅”，惟有改革创新才有如此巨大的力量。
“科海”的贡献，还在于“开发与服务相结合，开拓技术推广新路”。“专家技术咨询服务”，对推广普及计算机的应用功德无量。“高新技术产品维护”，实际上是今日产品“三包”的雏形。“为社会服务的技术培训”，早期出版的《电脑原理》、《计算机科学与应用》获得空前的声誉。
“科海”留给后人的失败教训，陈振庆总裁怀着“走麦城”的心态揆数给我们：“发奖金摆客饭招来一场大祸”，横祸天降，调查无虞，已经成为创业笑话的“经典”；“做买卖想当然利润不够交税”，海淀区领导排解有方让人感动，“知识分子开公司没钱交税是他们不懂做买卖，让他们边干边学，税金先挂起来”。“270万元的罚款我至今想不通”，这一比“哥德巴赫猜想”还难解的课题，暂付阙如，奉劝陈先生亦不必再去伤脑筋，留给有志研究“中关村现象”的后人去“猜想”罢。
“四通”经历“凤凰涅槃”的考验
1984年5月16日，印甫盛和刘菊芬等人在中关村创建了“四通”公司。可是名声鹊起的却是万润南和段永基。前者在那场政治风波中“桃之夭夭”，历史将做出公正的裁决，姑且不论。后者却在“四通”的“二次创业”中一展身手，成功与失误，尽收眼底，世间自有公论。
创业之初，“四通”的经营理念，诸如“泥饭碗”的机制、“先做人后做事”的座右铭和“顾客第一”的服务宗旨，在社会上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四通”采用的“技、贸”结合作法，如为从日本进口的打印机编写软件程序后可用中文，销路大畅，获利匪浅。
万润南的出走，几乎毁掉了“四通”的前程。“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社会上质疑民办科技企业的声浪，迎面打来。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是党的实事求是政策挽救了“四通”。段永基回顾提供的第一手资料表明，市委检查组组长郭力传达了市委领导的意见：“四通是四通，万润南是万润南，要区别开来；万润南跑了，四通还是要办的；四通不但要办，还要办得比以前更好！”这三句话决定了“四通”近2000名职工的前途，为“四通”的“二次创业”奠定了思想基础。
1992年，“四通人”“把四通办得更好”的期望落到了实处。以“股份化、集团化、产业化、国际化”为中心的“二次创业”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迈进，交出了一份让国人满意的成绩单。翻阅创业的资料，一串数字跳入人们的眼帘：从1990年到1995年，销售额由13.4亿元增加到53亿元；这5年间，“四通”一家上缴税金3.1亿元，占中关村试验区的60％左右。“四通人”在逆境中做出了几个“漂亮的转身”，看上去很美。1991年，“四通”与日本富士通签署合资协议，建立了中国最大的打印设备厂。1992年，“四通”与松下谈判，成立“四通松下”公司。从1993年到1998年的5年间，“四通”先后建立了“康柏品牌PC机生产厂”、“高腾电脑有限公司”、“乐天四通食品有限公司”、“三菱四通集成电路有限公司”和“天通公司”。1993年，“四通”成为内地在香港成功上市的第一家民营企业；同年投资设立“四通利方”公司，这就是后来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新浪网”的前身。1994年，“四通”控股的“新时代投资公司”在温哥华挂牌上市。……“一手抓产业化，一手抓国际化”是“四通”在“二次创业”中最为耀眼的杰作。
在回顾这段创业史时，段永基激动万分，感慨不已：“成功的经验是财富，失败的教训也是财富，关键在于你如何对待它，是当作包袱背在身上以示其人，还是作为教案时时细细品味它、推敲它并从中汲取营养，效果是不一样的。”
“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中关村精神，在“四通人”身上体现得最为“完美”和“大器”。用段永基“村长”的话说——“我们期待着用‘二次创业’精神哺育起来的‘四通人’，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再展雄风，再创辉煌！”
“中关村人”祈盼这一天的到来。
“信通”让改革者留下“永远的痛”
1984年11月4日，“信通”——北京信通电脑技术公司——宣布成立。曾茂朝任董事长，金燕静为总经理。还必须提及的两个人物，一个是高剑宇，当时是经营部经理；另一个是朱巧生，任软件部经理。“信通”创业之初的人员组成，可以说兵强马壮，十分整齐，多由博士、硕士、高级工程师担纲。
“信通”的管理机制，从章程上看，已经按照股份制理念在考虑问题。例如，规定董事会为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各方的意志通过各自在董事会的代表来体现。“董事会应以公司整体利益为重，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平等互利，共同协商，任何一方无权单独干预公司业务。章程还规定公司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可以说，这在当时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科技企业中是一个创举。
“信通”的“第一桶金”，是靠具有20世纪70年代水平的高科技产品“抗干扰稳压电源”获得的；实现产值55万元，利润12万元。朱巧生早先开发出的“汉字系统”，需要进一步解决汉字显示问题，在倪光南的参与助力下，很快研制出来，投放市场非常畅销。1987年时，“信通”的销售额已达7700万元，利润440万元，人均创利5.2万元，名列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之首。1987年10月，在联邦德国国际发明与技术贸易展览会上，“信通”的“多功能传感技术系列产品”，获得大会惟一的一块金牌。
1991年6月14日，“信通”违背了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因走私案被查，成为建国以来最大的走私案！高剑宇与港商王锡康合谋，采用偷梁换柱的手段，利用“进口打印机机壳”的批文，在集装箱里装进计算机、打印机和医用B超整机等。“信通”共走私12次，涉及金额2843多万元。
“信通”走私案，在中关村的创业者中留下“永远的痛”！金燕静获刑8年，高剑宇外逃至今未归。令人欣慰的是，在北京市委的领导下，海淀区委、区政府和试验区的主要负责同志，实事求是，秉公执法，高瞻远瞩，妥善处理，避免了“可能成为一场劫难”的惊天大祸。他们被国人誉为“中关村改革大潮中的护航者”，当之无愧！
“联想”闯出一条“贸工技”康庄大路
今日之“联想”是国人的骄傲，在全球的经济舞台上也是世人皆知的著名品牌。
1984年柳传志40岁进入“不惑”之年时，觉得过去的生活像一场球赛：“该临门一脚时，却发现球场上根本就没有门！”他悟出了那个年代科技人员的“三大难题”：“一是经济窘迫，二是人才积压，三是科研脱节。”于是，当“两海”、“两通”已经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时候，柳传志心中压抑已久的“报国之情”“要做点事情”的冲动“井喷”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往事如烟，“构成了一条长长的引桥，我就这么着，走到了创办公司的桥上。”
计算机所曾朝茂所长的一席话至今让柳传志记忆犹新：“将来科学院的研究所到底怎么搞，现在很难看清。你们就作为所里埋伏的一支精兵吧，到了关键的时刻就要发挥作用。你们可以使用所里的金字招牌，全所的科技力量就是公司的技术后盾，这是办好公司的丰富资源和有利条件。”曾朝茂所长是科学院有名的“开明婆婆”，“将媳妇引进门后，一律不干涉小两口的家事”。给创办公司的柳传志赋予“三权”——“第一是经营权，做什么怎么做自己拍板；第二是财务权，钱怎么花自己做主；第三是人事权，用谁不用谁自己决定。”这“三权”使得公司创办之初就植入了“民办企业的基因”，生发下去，才有后来成为民办企业经典的“四自”方针——“自筹资金，自由组合，自主经营，自付盈亏”。柳传志在计算所给的“三权”、20万元人民币和一间20平方米的小平房的“三大条件”下，踏上了开辟新天地的创业之旅。
1984年11月1日，“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即“联想”的前身问世了。“不知何处觅东风”，万事开头难。柳传志回忆起这段生活，坦言“我们倒卖过电子表和旱冰鞋，甚至还倒过运动裤衩。这些茫然无头绪撞大运的情况很快有了教训，公司被骗走巨款（14万元人民币），遭遇成立以来的第一次重创”。创业列传留下了柳传志和王树和“十八里相送”的动人故事：为了商量事情，你送我归，我送你去，话没讲完，来回往返，两家之间不知走了多少个来回——“相识恨晚，相恨路短”。终于，掘得“第一桶金”：科学院进口了500台IBM计算机，把验收、组装、培训和维修等技术服务环节交给了公司，公司赚了70万元。终于，“找到了北”：这比“第一桶金”更重要，1985年初，柳传志“第一次知道倪光南的手上有种叫做‘LS-80联想式汉字系统’的技术”。在柳传志的说服下，“倪光南带着汉卡来到公司”，成为“贸技结合”的技术后盾。
柳传志在回忆“联想”创业初期的文章中无限深情地写道：“1985年，公司从技术服务起步到研制汉卡，继而用汉卡带动电脑的代理销售，以后又逐步发展到生产主板机以及自己品牌的电脑。在20多年的时间里，联想逐步走出一条‘贸、工、技’相结合的发展道路，其间经历了无数的艰难曲折，终于成为一家国际化的PC制造公司，电脑市场占有率中国第一，世界第四。”
“联想”，国人心中的骄子。“联想”开来，我们有太多太多的感慨。
编稿人语
“创新”自有后来人
编讫这篇稿件，想起了一句唐诗——“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这不正是“中关村改革风云”的写照吗！《中关村》总编辑卫汉青主编的《中关村创新谱》，记录了51位叱咤中国风云的创新人物。在陈春先、王选、柳传志、俞敏洪、王永民、王文京、杨元庆、邓中翰、李彦宏、张朝阳……这一串闪光的名字后面，都有精彩的创业故事让你感动。“风情万种，我独爱那一种”——开天辟地的“原始英雄”！《中关村改革风云纪事》满足了我的愿望。本刊的顾问和主笔对“创业英雄”多有高度的评价：萧灼基说中关村是“中国未来的动力引擎”，谭维克呼吁“我们这个时代需要创新英雄”，张颐武断言“‘创新中国’的大幕已经来开”，王宏甲赞扬“中关村的‘黄金实践’”……。“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长江后浪推前浪，“创新自有后来人”，我们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