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皮斯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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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佩皮斯传》,作者克莱尔·汤姆林,二○○二年出版,当年即获英国“惠特布雷德图书奖”,直到现在,还是很受欢迎。
  塞缪尔·佩皮斯,大学英语系的师生很多人都知道。“英国文学选读”之类的课程里会讲他的作品,而且他的姓氏Pepys,拼法特别,想要读出来,就得查书或者问人,因此不容易忘记。所谓“作品”,其实是日记,一般选读的是一六六六年的伦敦大火。大火起于九月二日:
  今天家里要请客,几个女仆为之做准备,昨夜干到很晚。早晨三点,简把我们叫醒,说是看到城里着火,很大。于是起床,披着睡衣到简的窗前张望。着火的地点,看上去极远,在马克巷的尽端。我当时没料到火会大到后来那个地步,以为地点既远,不足为虑,就回去睡了。七点钟,再起,边穿衣边看窗外,火比原来小,而且远了。于是到套间,归置昨天扫除时搬开的东西。不多时,简来告诉我,她听说昨夜的火已经烧掉了三百多座房子,伦敦桥边的鱼市街眼看就要烧光了。我闻言赶紧穿戴好,步行至伦敦塔,拣一处高竦的位置,登而望之,鲁宾孙爵士的小儿子跟着我。我看到桥边的房子确实着火了,还看到桥两边都有大火。我想到桥上的住家,可怜的小米彻尔,还有我们的塞拉,都住在桥上。下至地面,心里极难过。见到伦敦塔的卫队长,据他说,火灾始自布丁巷一家烤房,给宫廷供应面包的,事出今天清晨。此刻圣玛格纳教堂已经倒了,鱼市街也烧掉了大半。我走到河边,雇了一条船,由伦敦桥下划过,所见是一片恐怖凄惨的大火。可怜的米彻尔的房子,连同老天鹅酒店都烧掉了。火继续往前烧,我在那里的一会儿工夫,已经烧到了斯蒂尔院。人人都在拼命抢救财物,把东西抛向河里,或者搬东西到河边的驳船上。穷人就守着自己的房子不走,直到火焰燎着了他们,才有奔到船上去的,还有一些人,趴在河堤的石级上,一阶一阶地后退。我还看到一些可怜的鸽子。它们不忍离开筑巢的房子,在阳台和窗户上方眷恋盘旋,直到有几只烧着了翅膀,栽下去。
  这篇日记很长,上面摘译的不过是四分之一。大火烧了四天,佩皮斯天天都有长篇的记录,从火势消长触及的人口、地段,到自己和别人的观感、作为,大端小节,悉收无遗。排日记事,不用构思,意到笔到,谈不上工整。然而佩皮斯的日记读起来却是爽快流畅,如驾轻车。选读课的内容,如果按照年代编排,佩皮斯应该跟弥尔顿次第相近。读过《失乐园》,再来读《佩皮斯日记》,那真有改天换地的感觉。读者自然想知道佩皮斯是怎么一个人。
  《诺顿英国文学选读》对佩皮斯简介如下:一六三三年生,一七○三年卒,伦敦一个裁缝的儿子,靠奖学金入剑桥大学,获学位,又以亲戚的荐引进海军做事。工作勤勉,仔细周详,最后升任海军部的负责人。一六六八年,在议会为海军和自己辩护,因为言词有力,证据充实,被朝野公认为政府的能员,此后日益显达。在官场有两次大的坎坷:先是在一六七九年遭人诬陷,指为里通外国,被拘系;再一次是一六八八年,议会废黜詹姆斯二世,佩皮斯的仕途因之断送。简介又说,佩皮斯是一个地道的伦敦人。举凡伦敦生活的方方面面:戏剧音乐、书籍文学、宗教信仰、生意买卖,以至交际场上的应酬往还,都感兴趣,涉猎所及,还包括科学试验,曾经担任皇家学会的主席。好尚尤深的有两宗事情,钱财和女色,但有机会,从不放过。日记从一六六○年开始,至一六六九年因患眼疾而停止,统共一百三十万字,以速记法书写,间或使用隐语,内容涵盖国家大事、公私生活,是王政复辟时期的重要社会史料,以见闻切近、记录详细坦白著称。
  文选介绍作者,通常都是辞省意多,未遑详言的地方,读者自可推演。由年代可知,佩皮斯生逢英国历史上的革命时期。“革命”有两次。先是一六四二年英格兰议会和国王查尔斯一世决裂,经过反复剧烈的战争,推翻王政,建立共和。之后又改为护国政体。一六六○年,护国政体崩溃,王政复辟,新王查尔斯二世即位。再一次是一六八八年,议会为了保证新教的统治地位,废黜身为天主教徒的国王詹姆斯,把他信奉新教的女婿、女儿从荷兰迎来,立为国王和女王。第一次革命,议会方面多为清教徒,所以有人称之为“清教徒革命”,也有简称“内战”的。第二次则统称“光荣革命”,因为从发动到结束为时很短,几乎没有战乱。这个恬然欢愉的称呼,其实也包含了英国人对第一次革命的惊心动魄的血腥记忆。根据年代,还可以推知一六四二年内战爆发的时候,佩皮斯九岁,已经开始懂事了。一六四九年查尔斯一世被处决,他十六岁,相当于现在的初中生。一六六八年已经是王政复辟之后,佩皮斯在议会为海军作证,显然是代表新王查尔斯二世的政府。一六八八年跟国王詹姆斯一起下台,说明他是“光荣革命”的牺牲品。
  简介说佩皮斯一六六○年开始日记,那正是清教徒政权的末尾,王政复辟的前夕。这从日记的卷头语就能看出来:
  感谢上帝,时值岁尾,我的身体健康,除了在感冒的时候,全然没有旧病的痛苦。居处埃克斯场,同住的有太太和女仆简,全家仅此三口。太太七个星期没来月经,我因之徒怀虚愿,以为她怀孕了。然而十二月三十一日,月经又来了。
  国家的情形如下:残余的议会曾经兰波特将军强行解散,如今又获重开。陆军军官们被迫让步。劳森的舰队仍然停泊在泰晤士河,蒙克领导他的部队驻在苏格兰。不过,议会重开,劳森将军并未出席,除非被迫,他是不会出席的。伦敦议事会极言主张召开不受外界干涉,并且满员出席的议会。他们派遣特使,已将此要求送达蒙克将军。这其实也是所有人的意愿和希望。上星期,有二十二位被驱逐的议员,到议院门前要求出席未获准。看来,他们和民众都要求议会全体出席,非此不能满意。
  我个人的情形还好。旁人以为我有钱,其实我很穷,所有的不过是家里的财物和一份差事,而差事也难保长久。差事主管是唐宁先生。
  文中所说“国家的情形”,指的就是护国政体的分崩离析,军队和议会两不相能的状态。佩皮斯这年二十七岁,在税务署任书记官。面对人事代谢,政权更迭,这个在社会上努力攀爬,才及小康的裁缝的儿子不知道生活和生存将会带来什么。但是对生活和生存,他有无尽的精力和兴趣。关于国家,关于社会,关于自己,还有跟自己有关的人和事,他要把一切都记下来。
  然而,佩皮斯所记录的一切,并不是单凭一份简单的履历就能理解的。譬如一六六四年六月十四日的日记,通篇只记了一件事:
  上午十一点左右,与办公室同事一起到伦敦塔,预先为我们留了一个房间,正对着行刑的高台。台子是特为今天搭起来的。我们看着亨利·文爵士被押上来。聚集观看的人极多。亨利·文当众演说,讲了很久。监刑的治安官和其他人好几次打断他,还想抢走他拿着的讲稿,但是他不放手。听众有做记录的,但是都被治安官收缴了。监刑的人又把鼓号队领到台下吹奏,借以掩盖亨利·文的声音。讲完话,亨利·文就祈祷,之后引颈受刑。台上站的人太多,我们没能看见行刑。博尔曼当时站在台上,事后给我们讲述详情。亨利·文开始是说,审判时不准他辩白,有违法律程序,因为按照大宪章的规定,他有这个权利。话在此处被治安官打断了。他于是拿出一份提纲,逐条宣讲:先说自己的生平事略。以出身而论,他是一个绅士,以所受教养和个人品格而论,他也是一个绅士。世人更是长年把他作绅士看待,因为他直到十七岁都是一个从众随俗,与物无争的人。那一年,他受到上帝的感召,决定放弃财物、产业,放弃政治上的前途,去往海外,以便不受干涉地为上帝的事业效劳。后来,他被召回祖国,成为长期议会的议员。从彼至今,他的一切言行都以上帝的荣耀为归宿,从未有亏良知。接着,他开始讲述长期议会的过程始末。但是他们接二连三的打断,使他不得不终止演讲。停讲之后,他跪下来祷告,为伦敦,为全体的英国人,为基督教在英国的所有教派,祈求上帝的保佑。然后,他就把头放在行刑的砧木上,接受斧斫。他的后脖颈上长有一颗痣,或者是一个孢,他请行刑的人注意,不要砍破了。直到最后一刻,他面色如常、语音不改,以死证明自己,证明所持的主义。他满怀信心地说,自己此刻舍生取义正与基督相同。如此种种,显出他临危不惧的勇气无人可比,显出他的热诚胜过了怯懦。然而,他的言行气度,又处处带着谦逊和庄重。有人问他为什么不为国王祷告。他说:“您看,我可以为国王祷告。我祷告,请上帝保佑他。”
  亨利·文是谁?佩皮斯何以对其如此重视?求之简介,不得要领。读传记,则有翔实的解释。王政复辟,查尔斯二世对于当初处决他的父亲,使他丧国丧家的清教徒,自然要报复。亨利·文并没有直接参与处决旧国王,本不在清算之例。但是他拒绝效忠新国王。而且,身为清教徒,他却呼吁信仰自由,只要是基督徒,不论宗派,一律平等。表面上,他的过犯是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但从根本上说,他死于不合时宜。他的立身行事和理想主张,无论是新朝,还是归顺新朝的旧朝臣属,无论是国教会,还是清教徒,都不见容。这是一个不会见风使舵,不愿苟且附和的人。亨利·文曾经供职清教徒政权的海军,被处决的时候,佩皮斯已经进海军工作,两人算是先后同事。判决之前,法庭派人来海军索取亨利·文的罪证,还是佩皮斯接待的。传记把散在各处的事情串联起来,提供了一幅完整的图画。此外还有更深一层的解说:佩皮斯对亨利·文的关注,起自于他本人的身份和经历。他和提携他进海军的亲戚桑威奇伯爵,都曾经为清教徒政权效力,又都背叛了清教徒的事业,迎立新王查尔斯。英文survivor一词,用来指人,意思是善于权宜变通,趋福避祸,佩皮斯正在其属。上引日记,大半是转述他人见闻。但是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感到,对于临难不苟的亨利·文,佩皮斯心存敬佩。
  传记还就着这个话题,指出佩皮斯于同类的有欠同情。一六六五年十二月五日傍晚,他到政府某机关办事,理事的官员迟迟找不出他要的文件,让他等了两个小时,而且不耐催促,说时间已经很晚了,有事应该白天来。佩皮斯知道此人是个“留用人员”,就对他说,他记得在清教徒当政的时候,他是如何的精勤努力。这个官员赶紧请他免提前朝旧事,接着,只用了八分钟就把文件找出来了。相隔一年半的两件事情,一经排比对照,见出的是被新旧潮流往复冲击的乱世人心,也见出佩皮斯的为人和性情。传记和履历的不同,即在于此。
  说到佩皮斯的性情,读者可能会想到日记的卷头语。佩皮斯死后,日记连同他收藏的书籍、文件一起捐赠剑桥大学,直到十九世纪才有人注意,继而转写、整理、出版。开首一段所说太太的例假,长年属于删节之列。传记里有一个注,说时至一九三三年,英国学者集会伦敦,纪念佩皮斯的三百周年诞辰,主持会议的教授仍然说,这段文字有辱听众的纯洁,无法引用。这也为佩皮斯之所以用速记和隐语,做了一个说明。日记里的文字,有甚于此的,还有很多很多。比如前面所引伦敦大火的日记里提到的“小米彻尔”。她是酒商米彻尔的太太,本人名叫贝蒂。佩皮斯对她十分上心,大献殷勤。她为什么不拒绝?是因为真的喜欢佩皮斯?佩皮斯矮小干枯,肤色黯淡,长得不算体面,但是他有文化,有才学。是因为贪图他的钱财礼物?或者是因为不敢得罪他?佩皮斯是米彻尔生意的老主顾,又是政府官员,地位比一般的生意人要高多了,贝蒂的父母也是伦敦城里开店的。这些日记里都没说。佩皮斯不在乎这些。他关心的是自己的满足。一六六七年二月十一日,他到米彻尔店留了话,说是下午请贝蒂在某处等他和他太太。贝蒂如约前往,却只见到佩皮斯一个人。佩皮斯带贝蒂逛街,执意要给她买一个梳妆箱。店主人说要用一个小时才能装配好,请他们在店里等一等。老板娘把他们当成夫妇,让到厨房里用茶,看贝蒂怀着孕,还向佩皮斯道喜,他也都应承。他乐得跟贝蒂快活一个小时。可是,他忽然想起,米彻尔见太太久出不归,一定会奇怪:
  不好!我在心里嘀咕,她丈夫要是到我家里去找她,发现只有我太太一个人在家,不光他会生疑,我太太也会生疑。这太可怕了。贝蒂虽然做出一副不必紧张的样子,却还是听了我的话,叫马车停在街口,由我陪她走回家。她丈夫在门口说,刚刚派了一个女仆到我家去接贝蒂。我一听,急了,掉头就往家里赶。贝蒂跟在我背后悄悄地说,要是我说我们是从城里坐船回来的,她这边也这么说。进家门的时候,我浑身是汗,心里还在编词儿,准备跟太太解释。我和太太相处,从来没有遇到这么大的麻烦。正在着急的时候,上帝保佑,黑地里踉跄出来一个瘦小女人,直往我家门前走。问她,答说要找我住在哪里。我听出她的声音,就告诉她,她家太太已经回去了。她听了这话,就走了。天啊,她走了以后,我又紧张了一阵,盘算着,她这是不是第二次来打听太太的消息。最后我判定,她以前没到这里来过。我深自庆幸赶在她之前到了家。我想她一定在路上耽搁了,这就是我的好运。我于是走进家门,一切正常。我满心欢喜。到办公室待了一会儿,然后又转回家。
  《佩皮斯日记》在一九七○年经过重新整理、编辑,所有文字尽行印出。时移世易,二十世纪末的读者,对于日记的全部内容,已经能够坦然观之,而不必忸怩作态了。然而,日记的坦白无隐仍然令人惊叹。不拿自己当外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周作人有一篇短文“日记和尺牍”,其中说他不记日记,是因为用文字描述自己的真相,即便是私密的文字,也难免掩饰做作。又说,掩饰做作并非故意,而是修养不足。在这一点上,佩皮斯大大胜出旁人。传记里说,跟贝蒂出门的事,是第二天的追记,还特为指点,说日记在此处的笔调欢快,细致曲折,有如喜剧故事。是这样的。佩皮斯在二十四小时之后反观自己的行为,就像在看戏,看一出自己扮演主角的戏。他为什么要这样?传记里解释:
  这显然是为了使快感为时更久。既曾有过的快乐,用志异志奇的描写加工保存,可以他日重温。但更重要的,是因为佩皮斯志在观察、记录自己的行为。他并不想描画、表现一个纯洁无瑕,讨人喜欢的自我形象。他悉心、周详地诉诸文字的种种事情,如果是我们所为,不仅自己不想看见,可能的话,还要瞒过后代。佩皮斯知道自己撒谎,知道自己滥情,但是他对人欲、人情的信念,远远胜过道德、报应。他的日记不是忏悔录,而是一个人在纷繁复杂的环境中的生活纪实。佩皮斯所记的行为,有不堪为人知、不可对人言的地方,但唯有读过了其中之最,我们才能充分地领会日记为人道主义所传的捷报。(209页)
  这话说得很好。
  勤勉敬业,是佩皮斯性情为人的另一个方面。英国海军,是佩皮斯的事业,也是他的衣食。关于佩皮斯在海军的工作,有历史学家做过专门的研究。汤姆林的传记在这方面也用了不少篇幅,但是她非常照顾生活在今天的普通读者。譬如第十二章标题叫“战争”,开首就说,佩皮斯的日记记了九年,其中有两年半是战争岁月。下面又说,一六六五年跟荷兰打仗,战场即在近海,伦敦的人口倾城而出,立在泰晤士河岸或者空旷的场地,听海上传来的炮声。如此众心悬悬,情系家国的历史故实,读来十分传神。讲解近四百年前的海军事务,也是浅近明白,全然没有“为君苦说杜陵诗”的味道。比如下面这段:
  海军在当时的英国,是最大的工业,也是最大的雇主。它的开销超过政府的任何其他部门,即便在和平时期,每年的维持也要花费四十万镑。由之领取薪给、工钱和货款的人数以万计:譬如军官、水手、食品供应商和服装供应商。当时的海军还没有制服,所谓“服装”指的是普通水手的行头:红帽子、蓝衬衫、帆布外套。此外还有造船匠人,绳缆匠人,帆樯匠人,桅杆匠人,以及为船只的建造和修理提供种种所需的人。照估算,一船可顶三代人。也就是说,工匠们费时八个月所造的军舰,其寿命应该比他们的子女还要长。然而,一根桅杆的寿命却只有十年。英国出产的木材,不敷更换之需,大多要从波罗的海国家进口。供应商卖给海军的木头,其质量是长久以来争论的话题。(137页)
  采购木材,就是佩皮斯的任务之一。他是文职,负责船只的建造、维护,船员的给养,还有工资。终其一生,他只出过四次海。用汤姆林的话说,佩皮斯的海军生涯是在合同、账簿、档案、信件中度过的。佩皮斯的家世和海军没有什么关系,十七世纪的剑桥大学也没有造船、航海的课程,他于海军纯粹是个外行。但是他做事认真,极有条理,极爱学习,对挣得多,干得少的上司、同事极为鄙视愤恨,极欲出人头地。他去造船场,学绘船图。去木材场,了解木材的尺寸、出材率。去绳缆场,比较用不同的麻绞成的船缆,看哪一种更为结实耐用。他还对船只所需的各种零件、原料,船舷和甲板用的板材、桅杆、沥青、烛油、合叶、门锁、弹簧、帆樯布料、旗帜布料以至清洗甲板用的刷子,仔细地做了市场调查,保证海军的采购质量,而且付钱不能高于普通的商业用户。
  由传记得知,当时英国海军最大的问题是经费不足。一六六五年,海军购买帆布,欠账七万镑,一欠就是十年,到一六七五年,供应商还是讨不回一分钱。七万镑,折成今天的钱可能不止一百万镑。这是欠款的例子。还有欠饷,水手的工资发不出,海军就打欠条。长年不兑现,许多水手只好把欠条低价出售。有的人干脆就过海为敌国效力。一六六七年,荷兰海军入侵英国内河,俘获英国主战列舰。荷兰船上的水手很多都是英国人。佩皮斯的一个亲戚听见他们喊,说是宁愿给荷兰人打仗,因为待遇要好得多。还有人听见这样的话:“早先我们挣的是欠条,如今我们挣的是现钱!”佩皮斯凭借详尽的调查,向上司和议会要求增加预算。海军的财务,长年混乱不清,有的项目根本就没有账,因而遭受浪费物力和中饱自肥的指责。佩皮斯面对质询,却可以从容地说明,以他的采购方式,每一百镑的开销比先前多买了多少东西,数据凿凿。这是他的前任和同事都做不到的。在他的任内,船只建造和后勤供应大大改善,欠款的问题大大缓解。
  佩皮斯对海军的人事管理也有贡献。定出种种条例,禁止军舰任意靠岸、返港,禁止主管擅离职守,禁止擅自载运商人的货物。又建议规范军官的铨叙。当时的海军军官分为两类,一类叫做tapaulins,指的是从十几岁就在船上打拼,一步一步升上来的老水手,另一类叫做gentlemen commanders,大都是依靠家庭背景获得委任的贵族子弟。前者通常文化不高,但是能打仗,后者往往经验不足,而且傲慢不逊。佩皮斯主张,高于大副的职位,非有三年以上的航海经验不得充任。他还创立了航海学校,招收幼童,向海军输送有文化的水手,名称挺别致,叫“数学学校”,可见当时数学的用途。
  佩皮斯日记里常见的开头语是:“早晨四点到办公室。”他经常是忙到半夜才回家。然而“惨淡经营”的说法在此并不适用。因为公家受益,佩皮斯也没有吃亏。请看一六六四年二月二日的日记。上午,他和太太一起在一家酒店见木材供应商华伦,谈话中间:
  华伦递过来一副手套,用纸裹着,说是送给太太的。我接到手上觉得挺硬的,于是就没打开,但还是叫太太谢谢人家,然后接着茬说话。到家之后,我想把太太支出屋去,好看看手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可又不能明言让她走开。天哪!真是费尽了心思。好不容易,她出去了。一看,原来是一副白手套,给她的,还有四十块金币,好成色。这可真叫我高兴,高兴得饭都吃不下了,心想,上帝还真是照顾我们,天天不断,越来越多。我得好好干,希望上帝会更加照顾我。我不知道该不该告诉太太。不说吧,又忍不住,要说呢,先得想想怎么说,不能让她以为我的境地比以前好了,好像我多能挣钱似的。午饭以后到办公室,尽量理事,直到十点,以求宁神静气。然后回家,心怀喜悦,吃饭,睡觉。
  佩皮斯对自己的财产有详细的记录。一六六○年日记开始的时候,他的积蓄是二十五镑,一六六九年停止的时候,是一万镑,期间他的年薪三百五十镑没有变化。读者会说:“佩皮斯是个贪官!”传记里也没说他不是。可是,王政复辟时期的英国官场人物,传记涉及的很多,有说得很详细的,有名有姓,有鼻子有眼,就是没有说哪一位“廉洁”。倒是告诉我们,为官的居间牟利,是当时的普遍现象。佩皮斯的上司,海军的财政主管,每经手一镑公款,就可以抽成三便士,这是“官的”,是尽人皆知的惯例。佩皮斯初入海军,官衔是Clerk of the Acts,大概可以译为“合同文书专员”,还没上任,就有人出钱五百镑,要买他这个位置,后来又加价到一千镑。提携他的亲戚这时就告诫他,致富不在薪水,而在“机会”,“机会”是随着职位来的。这大概可以叫做“风气”,由当时的国王和有势之人倡导的风气。王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曾国藩是晚清的能臣,有种种除旧更新的举措,但是他也说:“众人所趋,势之所归,虽有大力,莫之敢逆。”佩皮斯是一个很“自我”的人。但他又是一个生活在时代的风气里,随之荡漾,与之沉浮的人。
  佩皮斯在今天应该给一个什么头衔?这实在太难了。说他是出色的文官?当时英国还没有文官制度。而且佩皮斯在今天为人所知,主要是因为他的日记。那么叫他“著名日记作家”?有这么一说吗?汤姆林不伤这个脑筋,她给传记写了一个副标题:The Unequalled Self——“无双的自我”。佩皮斯就是一个人,一个很有意思的人。
  读完传记,回顾所得,竟然有许多细枝末节,令人难忘,所体现的时代风气,较之“重大历史事件”,似乎还要鲜明。随便举两个小例子。一是第一章里讲佩皮斯的家世,说到他有一位远房的长辈亲戚,清教徒,生了四个女儿,分别叫做Temperance(温良)、Patience(坚忍)、Prudence(贤惠)、Silence(沉静)。命名如此强调妇德,可见十七世纪初期英国的宗教气氛。同一章里还说到一六四○年伦敦有一位皮革商人,也是清教徒,浸礼会的,在舰队街集众布道。这个人的名字也很有意思,叫Praisegod Barebones——名曰“赞美上帝”,是清教徒的风习;姓可以译成“瘦骨”,大概是源于一位形容干枯的先祖,让人想到“杨大眼”、“沈难当”、“皮欢喜”之类的中国古代人名。再一个例子在第十九章里。一六六八年十月二十五日傍晚,佩皮斯太太撞见他跟女仆调情。她当下没说什么,可是夜里两点,把佩皮斯叫醒了,告诉他,自己是秘密的天主教徒,已经到神父那儿领受过圣餐。读者假如感到费解,那就不妨想象,在一九六八年的北京,如果某人在家里突然宣告自己是地下国民党,引起的震惊该当何似。现下的传记,常常起名“某人和他的世界”,意在说明一个人跟他的环境分不开。对背景环境的研究,英语里戏称为homework,即“功课”。汤姆林的功课做得好。
  汤姆林是英国人,七十多岁了,专写传记,其他作品包括《雪莱传》、《奥斯丁传》,都获好评。丈夫叫迈克尔·弗莱恩(Michael Frayn),剧作家。他的话剧《哥本哈根》,译成汉语已在北京多次上演,也非常好,值得一看。
  佩皮斯的日记选本很多。比较好的是《佩皮斯日记短编》,编者莱瑟姆是一九七○年出版的日记全本的编者之一。这个本子不仅选择精当,而且有很好的导言、地图、家族谱系图。日记涉及的人物,也择要列表,加以说明。此外还有一个词汇表,解释日记里常见,而含义在今天已经变化的一些字和说法,比如able当wealthy讲,caresse当make much of讲,fleshed当relentless讲。卷尾有这样一个简表,读者不须频频翻查《牛津英文辞典》,一定会感到十分方便。
  二○○七年十月十九日完稿
  (Claire Tomalin,Samuel Pepys:the Unequalled Self,470pp,NewYork,Alfred A.Knopf,2002.Robert Latham ed.The Shorter Pepys,1096pp,Berke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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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人历来推崇春秋时俞伯牙与钟子期在鼓琴艺术上互相倾倒的故事,“知音”这个典故就是从这里出来的。  文人们历来慨叹“知音难得”。  然而魏文帝曹丕却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  这说明自古以来,文化人向来渴望有人了解和欣赏自己的作品,渴望有伯牙、子期那样的“知音”;但文人之间的互相瞧不起,“相轻”,却是从来就存在的事实。  我读过民初上海出版的石印本——清初大画家恽寿平(南田)写给王(石谷)的
〔摘要〕广东省广州市真光中学岭南湾畔校区于2016年年底引入《我的影像成长日记》系列教材,经过一年时间的教育教学,学校也逐步成为荔湾区乃至广州市电影课程的先锋,起着模范带头的作用。本文对学校开设心理电影课程的实践经验进行介绍和分享。  〔关键词〕心理电影;心理电影课程;影像成长日记  〔中图分类号〕 G4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2684(2018)11-0029-05  瑞典电
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一0九五至一0九九年)数十年后,提尔的威廉称:“从本质上来说,皇帝就像一只蝎子,你无须惧怕它的脸庞,却一定要当心它尾巴造成的伤害。”威廉所说的这位皇帝就是阿莱克修斯一世(一0八一至一一—八年在位),他是拜占庭帝国科穆宁王朝(一0八一至一一八五年)的奠基者。在這次东征后的其他西方资料中,阿莱克修斯一世也多以阴险狡诈的形象示人。这些不仅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西方对阿莱克修斯一世的普
国人爱谈三国,西方人则易“言必称希腊”。他们搬出了修昔底德—“雅典人变得日益强大,以及由此引发的斯巴达人的恐惧,使战争变得不可避免。”于是,这也被推演为一条定律: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种结构性压力必然导致冲突和战争。对此,国内外已有诸多讨论,无需赘言。值得一提的是,早在一九八八年,德裔美国古典学教授马丁·奥斯特瓦尔德就对修昔底德笔下历史中的“必然”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