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历来推崇春秋时俞伯牙与钟子期在鼓琴艺术上互相倾倒的故事，“知音”这个典故就是从这里出来的。
　　文人们历来慨叹“知音难得”。
　　然而魏文帝曹丕却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
　　这说明自古以来，文化人向来渴望有人了解和欣赏自己的作品，渴望有伯牙、子期那样的“知音”；但文人之间的互相瞧不起，“相轻”，却是从来就存在的事实。
　　我读过民初上海出版的石印本——清初大画家恽寿平（南田）写给王（石谷）的尺牍，觉得他们互相推重的精神，确是令人羡慕，但总感到一般的客套太多，艺术上互相研讨的内容较少。有如萧伯纳所说的：“文人的互相恭维，有如两人互相交换着洗裤子。”
　　以上是偶然想到的有关文人之间交谊关系的一些情况。问题很复杂，这里“按下不表”。
　　
　　黄宾虹（一八六五——一九五五）先生是我国艺术界的非凡人物，他在国画方面的探索、苦练、独创、入化，从理论到实践的高度，是前人罕见的。尤其是晚年，他把握水、墨、色、纸的变化，达到了中国画十分微妙的高境界。在当代艺术界，他的名气很大，地位很高，人们往往把他和齐白石、张大千并称。他一生勤奋，遗留的作品也不少。可是宾虹先生自己却慨叹“曲高和寡”，说过“我的画，三十年后，或许为人所知”的预言，但至今真正理解宾虹先生的“知音”，寡闻如我，总觉得还没有几位。
　　四十岁以上的人，几乎没有不曾读过傅雷的译作，如《约翰·克利斯朵夫》和巴尔扎克的许多名著等，他毕生致力于法国文艺名著的译介，很多人都知道他在文学上的伟大贡献和火热刚直的道德品质；此外，他在西方音乐上的知识和贡献，尤其是在中国和西方美术史上的湛深学问，却较少为世所知。
　　最近偶然翻阅傅雷给宾虹先生的通信，仅据二○○一年三联书店版《傅雷书简》（以下简称《书简》）所收，自一九四三年五月至一九五四年十一月这十一年间，竟有一百多通之多。大家也许奇怪，一位翻译大家，一位画坛宗师，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却有如此深厚的交情。
　　但是如果了解到傅雷对美术的热烈感情和渊博修养，那就毫不奇怪了。
　　傅雷是一九三五年在上海刘海粟家与宾虹先生见面的，那时他对宾老的艺术见解，十分钦佩，认为“不独吾国古法（苗案：指传统画法）赖以复光，即西洋近代画理亦可互相参证，不爽毫厘；所恨举世滔滔，乏人理会……”（《书简》第一通）。
　　大家知道，傅雷的性格是不轻易称许人的，那年宾老七十二岁，傅雷二十七岁，他们的年龄相差四十五岁，却是一见倾心，做出如此肯定的崇敬断言；以后来往日多，对宾老的艺术成就，就更加了解日深。直到一九五五年宾老逝世，这三十七年的交游，傅雷始终是宾老艺术的护法神；宾老画风的每一次变化，傅雷总是心领神会，指出其中窍妙，加以由衷地赞叹：
　　历来画事素以冲淡为至高超逸，为极境。惟以近世美学眼光言，刚柔之间，亦非有绝对上下床之别，若法备气至、博采众长如尊制者，既己独具个人面目，尤非一朝一派所能范围。年来蒙先生不弃，得以纵览大作数百余幅，遒劲者有之，富丽者有之，平淡者亦有之，而笔墨精神，初无二致，画面之变化，要亦为心境情致时有变易之表现耳。（《书简》第四十三通）
　　先生以数十年寝馈唐宋之功，发为尚气写意之作，故刚健婀娜，纯全内美，元气充沛，大块浑成……
　　大作简笔（苗案：当指写意抽象风格，下同）者极精，与近代欧人理论风尚尤不谋而合，足征艺术一道，固不分疆域也。（以上见《书简》第六十一通）
　　私心已无他愿，惟望能于文字方面，为国画理论略尽爬剔整理之役，俾后之志士得以上窥绝学，从而发扬光大。倘事平（苗案：“事平”指日寇侵华事件结束）之日，能有机缘，追随左右，口述笔录，任抄胥之劳，则幸甚矣！（《书简》第五十三通）
　　但他对宾老的个别作品有看法，也在信中直言不讳：
　　近年尊制笔势愈健奔放，而温婉细腻者亦常有精彩表现得心应手，超然象外……实乃识者公论。偶有见布局有过实者，或层次略欠分明者，谅是目力障碍或工作过多，未及觉察所致，因承下问，用敢直陈……（《书简》第七十三通）。
　　尊制所用石青、石绿失胶过甚，邮局寄到，甫一展卷，即纷纷脱落，绿粉满掌，画面上已剩不及十一，……有损大作面目，深引为恨。（《书简》第九十七通）
　　像这样的一老一少，坦白交心，难道不是古今难得？
　　在宾老作品的启发下，傅雷努力于东西方艺术理论实践的比较研究，他指出宾老的画：
　　去尽华彩而不失柔和滋润，笔触恣肆而景色分明，尤非大手笔不办。此种画品原为吾国数百年传统，元代以后，惟明代隐逸之士一脉相传，但在泰西，至近八十年方始悟到，故前函所言“立体”、“野兽”二派在外形上大似吾公近作，以言精神，犹逊一筹，此盖哲理思想未及吾国之悠久成熟，根基不厚，尚不易达到超然象外之境。至国内晚近学者，徒袭八大、石涛之皮相，以为潦草乱涂，即为“简笔”以犷野为雄肆，以不似为藏拙，斯不特厚诬古人，亦且为艺术界败类……（《书简》第九十七通）
　　傅雷探本寻源地剖析宾老创作的渊源、变革、特点，丝丝入扣，指出现代东西方绘画的共同性与哲学思维的分歧；为“国内晚近学者”严肃地指出离开法则、离开传统的艰苦探索，“潦草乱涂”的危险性。
　　在宾老给傅雷的信中，更有许多毕生从理论到实践的艺术心得，言无不尽地向傅雷传述，由于篇幅过长（例如其中一篇题目作一九五四年十一月 二十日，信末署十二月二十日的那封长达一千三百多字的长信），这篇短文就无从引用；但这确实是宾老一生艺术探索的精辟之见，是经过浓缩的、把先史时期直到现代的中国绘画变迁过程极其扼要地加以阐述。大致认为书画到了元代，总结了史前到宋代的经验而趋于冲淡深远，提高到哲学境界，至二十世纪初与西方绘画思想逐渐接近，形成世界性的艺术趋向。我认为宾老的这封信，不但是宾老自己一生走过的艺术探索过程，而且是今天艺术研究者的重要参考。傅雷十分肯定宾老的某些作品风格接近西方现代大家。而宾老则在致友人信中，斩钉截铁地指出：“不出十年，世界可无中西画派之分，所不同者面貌，而于精神，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无一不合……”（见《黄宾虹年谱》，王中秀著 上海书画出版社版，489页）黄宾虹的预言，已初现于今日，我认为宾老的远见，与和傅雷平日的切磋交流，是有重要关系的。
　　宾老的用笔，勾勒、短皴刚劲如削铁，正如古人说的“下笔有金刚柱”。用墨用色变化莫测，这都是根据他自己对传统艺术的深刻探讨，艰苦得来的成果。十多年前，我曾见罗孚兄藏有一幅手卷山水，奇妙地运用赭石和墨，笔笔健实，我马上就想到凡高的健劲笔触和既碰撞又和谐的色调。
　　在上述同一封信中，宾老又说：“所惜古法失传，尚少整理著书；古物罕睹，同为向壁虚造，尾步人之后尘而不务其捷足，良可叹也！”语重心长，也是以身作则地向后人寄予深切期望。
　　我说傅雷是宾老的“护法神”，还不止于书画学术方面，这一百多封傅雷致宾老信札中，绝大部分均提到为宾老极力推售作品、或替他向画店寄购、或筹备国内外展酌览、或向中外爱画友人推荐、或自己购藏等等，所得“润笔”，多至数十万元，少的数千元，傅雷都详列清单，逐笔汇到宾老手上。在旧社会，拙于生计、不屑钻营的宾老，不至于穷馁无告，傅雷对宾老这些方面的深厚友情，说明他一生高尚品质的一个方面。
　　还记得六十年代，傅雷曾给我来过几次信，让我去见陈叔先生，商量推动给宾老在北京举办一次大型画展的事，我受托去看过几次叔老，可惜那时文艺界正是“山雨欲来”的乍暖还寒时节，傅雷的这一计划，只好告吹。这是我自己亲自体验过的一次傅、黄之间的金石交情、生死交情。
　　友情，是人类之间的自然组合，是社会构成的黏合成分，是集体和个人都离不开的生活范畴，更是推动人类文化艺术发展的伟大力量，是个人道德、感情、品质的具体表现。
　　老年颓懒荒拙，怕动纸笔，偶因翻读故人的这些书札，不免浮想联翩，所以套用傅雷信中那句话：“任抄胥之劳”，记下一点零星感触。
　　 二○○七年十一月
　　 （《傅雷书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一年九月版，1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