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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回首往事时，做了一辈子古书生意的反町茂雄还记得，昭和十三年（1938）的那场“富冈文库”拍卖会，是前后半个多世纪里日本古籍拍卖史上的绝唱。
“富冈文库”原是京都父子两代人的收藏，由画家、儒者富冈铁斋的“铁斋文库”，京都大学文学部讲师富冈谦藏的“桃华文库”两部分组成。个别藏品早已名声在外，比如唐钞本《王勃集》残卷曾由内藤湖南考证过；罗振玉流寓日本时，也曾借抄过富冈家的《二李唱和集》首尾部分，收入《宸翰楼丛书》。所以拍卖会消息一出，便吸引了东京、京都、名古屋等地的古书店店主和私人藏家，总共七十多位齐聚大阪新明月楼。
開拍前的见面会上，主办方鹿田松云堂与众人通气：书实在太多了，总共有两千多种，一次性无论如何也消化不完，还是分两批来吧。众人表示同意，于是拍卖会就被分为当年六月的第一回和翌年三月的第二回，两次都取得了巨大成功。其中唐钞本《毛诗正义》、南宋版《纂图互注尚书》、明版《永乐大典》残册等更是拍出了那个时代的天价。
在日本全国媒体的关注下，四代目鹿田静七迎来了一生中最为志得意满的时刻。谁能料到七年后的三月十三日，盟军轰炸机飞临大阪上空时投下成吨燃烧弹，将市中心化为一片焦土断壁，位于浪华心斋桥的松云堂店铺及仓库也未能幸免。随后日本全国的物资短缺，更导致书店连目录都无法继续发行。连番打击之下，精明干练的静七变得失魂落魄，不久卧床不起，两年后郁郁而终。至日本昭和二十年（1945），发轫于日本天保十四年（1843）的鹿田松云堂终于曲终人散，大阪乃至整个关西地区汉学书店的黄金时代也随之黯然落幕。
在江户时代，大阪船场一带的古本屋大致有秋田屋、河内屋两个系统。初代鹿田静七（1812-1862）从少年时代起即在河内屋新次郎书肆修业，当时正值日本的“天保饥馑”时期，全国农业歉收，物价飞腾，饿殍遍野，鸟兽食人。醉心于阳明学的大阪儒者大盐平八郎（1793-1837）不满幕府之毫无作为，决心发动农民揭竿而起。为了筹措军费，他于天保七年（1836）将自己珍藏的“洗心洞藏书”全部卖给河内屋旗下的四家书店，当时二十出头的初代静七也是经手人之一。他当年的卖书契《大盐平八郎市中施行券引札》今天仍存世，显示大盐总共得到书款七百五十两，这是不少的一笔钱。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但在预定举事前一天，起义计划却因为叛徒的告密而提前暴露，大盐平八郎仓皇逃亡，最后潜回大阪，意外遭到官军的包围。走投无路之下他选择引爆炸药自杀，惨烈地结束了极富传奇性的一生。
至弘化元年（1844）天下甫安，初代静七在大阪北久太郎町创办贷本店，以出租书籍为生，同年改为古书店，尚无正式店名。翌年，儒者篠崎小竹（1781-1851）为鹿田静七起店名为“松云堂”，并手书匾额相赠，还代为引荐顾客。只是四海困穷，天禄将终，书店生意也不温不火。
文久二年（1862），号“古丼”的二代静七（1873-1905）接手书店，他抓住幕府末年至明治初年书价大跌的机会，把店里事务交给其他人打理，自己往来于东京、四国、九州等地收购古书。当时日本古籍市场有两个主要货源：一是奈良的东大寺、兴福寺，名古屋的真福寺，京都的高野山等处千年古刹的公藏，被饥寒的僧人窃出易米，以佛书、钞本为主；二是各藩国大名、藩士的私人收藏，因时代剧变子孙不能守，以四部古籍为主。
二代静七面对的是国内同行和别国外交官、商人的激烈竞争。他到晚年总结得失时，念念不忘的憾事除了《群书治要》《钦定四经》《外台秘要》等书的官板板木被广东商人麦梅生一口气全买走外，还有书肆柳原喜兵卫的北宋端拱元年刻本《尚书》十册，其中有两册是补钞本，总体保存状况极佳，他在维新前与之擦肩而去，后却以五十日元的低价被中国买家捡漏。
从中国方面的史料看，二代静七所说的中国买家即清朝公使馆随员杨守敬（1839-1915）。据杨氏《日本访书志》记载，他到日本后先是买到一部后藤正齐影钞本《尚书正义》单疏本，后继续寻找中国国内已经散佚的宋椠《尚书注疏》，多方打听，得知在大阪一户人家那里藏有这个南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委托书商几番写信求购，都没有得到回音。直到他差满回国途经关西时：
道出神户，乃亲乘轮车至大阪物色之，其人仍居奇不肯售。余以为日本古籍，有所见志在必得，况此宋椠经书，为海内孤本，交臂失之，留此遗憾。幸归装尚有余金，乃破悭得之，携书归。时同行者方诧余独自入大阪，及携书归舟，把玩不置，莫不窃笑癖而且痴，而余不顾也。书凡装十册，缺二册，钞补亦是以原书影摹，字体行款，毫无移易，固不害为全书也。（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卷一，谢承仁主编《杨守敬集》第8册，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
此书今藏北京国家图书馆。一九八六年《古逸丛书三编》将其影印出版，近年《中华再造善本》又再次重印。原书满是黑笔和式训读、红笔点断，所缺两册即卷七、八、十九、二十，据熊本藩时习馆刊本抄补，卷首有端拱元年表文，皆与二代静七所说相符。唯独得书经过双方抵牾处甚多：鹿田言得自大阪书肆，杨氏言得自私人；鹿田言以五十日元捡漏，杨氏言“破悭得之”。事实究竟如何，今天恐怕已经无法弄清了。
杨守敬于大阪得此书并不令人意外。京都府、大阪府、滋贺县、奈良县、三重县、和歌山县、兵库县这二府五县被统称为日本近畿地区，既是古代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文化荟萃之地。虽然明治维新迁都后大量古书往东京方向移动，但近畿的民间私藏仍富。凭借这一天时地利，鹿田松云堂渐渐为关西地区古书流通重镇，二楼经常高朋满座。
转眼到了明治二十六年（1893），二代静七已记不清当年先人为何以“松云”二字为店名，便前往儒者冈千仞（1833-1914）那里请教。与李慈铭、王韬、黎庶昌等中国士大夫都有来往，精通四部的冈千仞提笔用汉文写了《松云堂记》，前半部分云： 浪华心斋桥，为书肆所荟。往年余寓浪华，识河内屋新次郎为豪肆，以“河新”行于世。河新支店鹿田氏，以“松云堂”行，当时犹未盛。癸巳（1893）夏游浪华，河新衰而鹿田氏方兴。余以识河新之故，与今鹿田氏一见如旧。维新以来，汉学扫地。书肆竞贩洋书若（若即と，并列关系介词）新刊书，谋射奇利。独鹿田氏有所见，分为两肆，一贩洋书若新刊书，一贩和汉古书如故。人多笑其拙于射利。而未十数年，四方有求于和汉古书者，皆就鹿田氏而购之。其业日兴，“松云堂”之名行乎四方。一日来谒，曰：“先人开书肆为弘化年间之事。小竹篠崎先生命曰松云堂，今不复知松云取于何义，敢请先生为止说。”余曰：“‘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非李白赠孟浩然之句乎。”
即冈千仞告诉二代静七，他猜测松云堂的出典应该是李白的名诗《赠孟浩然》。唐代诗人山水诗人孟浩然一辈子在出仕、归隐之间摇摆不定，虽诗名满天下，但累年进士不第。他在年近四十时认识青年才俊李白，李太白宽慰这位诗坛老前辈道：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
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
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
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
在冈千仞看来，在明治初年西学大盛、汉学衰颓的情况下，大多书店汲汲于盈利而转售外文书、新刊书，鹿田松云堂却不为所动，“贩和汉故书如故”，这不正是“岁寒而后知松柏之后凋者”吗？十多年后世风又转为好古，买和汉古书的人皆知松云堂之名，“夫良贾深藏若虚，固非滔滔辈所能与知也……唯子当凡百竞新之时，能为人之所不为，真有识者之事”。
正如文中所说，二代静七商业嗅觉敏锐，在贩卖古书之余还创造了近代大阪府的多项第一。首先是庆应四年（1868）四月，在大阪府知事后藤象次郎、参事陆奥扬之助等地方官的怂恿下，松云堂创办当地第一份报纸《内外新闻》，同年十月二十三日明治天皇即位，书店又应声创办《明治月刊》。再过两年，松云堂迁址心斋桥筋安土町，开始涉足新书出版。
我在京都大学文学部“颖原文库”找到一部明治三十三年（1900）鹿田松云堂印刷兼发行的《芜村遗稿》一部，是水落露石（1872-1919）编集的大阪俳人与谢芜村（1716-1784）的遗稿集，线装写刻本一册，表纸题签到卷首画像、赞语，皆出自富冈铁斋之手。正文共计三十三叶，和式草书字体流畅明丽，赏心悦目。值得注意的是这部书所有相关人士都来自京阪地区，此时的松云堂立足于关西文化的姿态明显。
松云堂另一项开风气之先的举动，是从明治二十三年（1890）五月五日开始每月发行《书籍月报》，为大阪古书界发行目录的先声，创刊语云：“近来风化沿革、事物日新之际，古典之尚，人或忘之。须知蟹字横文，故文明之所由；韦编缃帙，独无妨于开化。欲考风化之所由来，必不可废古典；明百艺之道，亦不可弃古典也。”（笔者译）《书籍月報》前几期所载唐本多是《皇清经解》《池北偶谈》《唐宋诗醇》《康熙字典》等常见书，正如目录的附言所说，编选书单的基本原则是“无论新旧，以低廉为主”。
创业一个多甲子后，在第三代店主手中，鹿田松云堂的声望超出京阪，被远播到日本各地。
三代鹿田静七（1876-1933）原名岩崎伸四郎，号余霞，京都人，因为外祖父儒医上田元冲（1813-1875）的关系，他继承了一些伊藤家的血统。京都伊藤家世代从事汉学，代表人物是古义学的开创者伊藤仁斋（1627-1705）。伸四郎十六岁那年入松云堂当学徒工，因为好读书、办事利索颇受店主赏识，将二女儿许配给他。明治三十八年（1905）八月二代过世，无合适男丁继承家业，伸四郎遂升任店主并袭名。
那年日俄战争结束，日本的实力得到西方列强承认，凌驾于中国之上，从原本的汉籍输出国变为输入国。明治三十九年（1906）六月开始，凡事亲力亲为的三代静七每年携带现金和布袋去中国好几次，奔走于北京、苏州、杭州等旧书集散地采购善本佳书。
北京最后成为三代静七主要的购书渠道，除了因为这里有琉璃厂、隆福寺之外，也是因为北方气候干燥，“蠹食之患少”。在他的努力下，明治四十年（1907）五月十八日《书籍月报》发布号外《古唐本目录》，收录中国刻本三百多种，其中不乏明刻本和清代精刻本，鹿田松云堂开始与东京文求堂、琳琅阁书店平起平坐，据说当时全日本“海内的读书家，皆知浪华有一松云堂，一旦踏足大阪，则必造访之”。（鹿田文一《松云堂主鹿田静七略历》，《书志学》1933年第1卷第5号）
只是古书永远是越买越少，价格也越来越高的。受此影响，《书籍月报》先是从每月一期变成隔月一期，后来又变成每三个月一期，已经名不副实。于是明治四十二年（1909）发行到第七十四号时，《书籍月报》宣布改名为《古典聚目》，邀请富冈铁斋题写新刊名，铁斋外史还在衬页题诗一首云：“谗鼎价千镒，孰知雁鴈真。君书开智益，谁是掷金人。”此目录改为每隔几月发行一期，到战争末尾最后几期易名为《古典》。
大正十五年（1925）《古典聚目》发行到通卷一百号时，为表示纪念，刊载了幸田成友、大槻如电、龟田次郎等六位学者的回忆文章，其中内藤虎次郎（1866-1934，号湖南）写得最为生动：
……
从三十三年（1900）到后来的三十九年（1906），我因再度执笔大阪朝日新闻社又故地重游。那段时间因为四处搜集古写本、古刊本，和松云堂的关系也愈来愈深，又常常与幸田（成友）、浜（和助）、水落（露石）、永田（好三郎）、小山田（松翠）、打越（竹三郎）等臭味相投的人聚会，京都来的岛（田乾三郎）、富冈（谦藏）二氏也偶尔加入。大阪图书馆也在那时候创设，从而迎来了寻书购书事业的黄金时代，期间亦发生很多有趣的、明争暗斗的轶事，而这一群人基本都是围绕在松云堂周围活动的。
虽然古丼翁已在三十八年（1905）年物故，但现在的主人余霞君将搜求古书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甚至将触角伸到了燕京，与东京的田中文求堂并立为我邦两大古书肆。在古书市上，只要田中、鹿田这两人同时出现时价格就会疯狂飙升，结果就是我等囊中羞涩的买家们，都没少受这两家书店的各种打击。 这么一想，松云堂和我多年的关系总结起来就是一部烦恼的历史，赐予我一生中最大的苦痛的，的的确确就是松云堂老板父子了。但反过来看，我的书库中最珍贵的藏书又大部分得自松云堂。
……
我聚书时很少做捡漏一类的事，大抵是去买书市上价高之物，其中七十五钱的庆安版《南浦文集》是在《书籍月报》上发现的，九元五十钱的庆长活字本《后汉书》是古书交换会上偶然从鹿田氏那里获得的，皆有种从松云堂那里复仇的意味，诸同好亦引以为快。然而先将古写本《左传》两卷入手后，在买后出的另两卷时付了之前三倍的价格，被狠狠地贪了一笔，可以说遗恨彻入骨髓了。还有吉田篁墩病中用单疏本校过一遍的《左传》，既然以仅五十元的价格卖给了我，后来又后悔卖得太便宜，这是古书肆常见的习气，未必是因为我之前捡了个漏才如此。及至最近，松云堂对于那些价值难以判断的书，出于安全考虑一概定了高价，这样就连眼光如鹈目、鹰目般锐利的买家，也没有了一丝捡漏的余地，这种全然无视别人购书乐趣的做法，可以说是罪恶贯盈天地了。另一方面，这也说明松云堂资本日渐雄厚，已经不急于售书，这也确实可喜可贺。
……
内藤湖南的购书活动大致以明治三十二年（1899）为界，据羽田明说，当年春天湖南在东京“以遭受火灾、失去数千册藏书为契机，放弃了之前的杂学，开始专心研究中国问题。也是在同年，他第一次去中国，近距离接触了中国社会，从与当时中国的著名学者的亲密交往中也获益不少”（羽田明《内藤湖南博士と恭仁山荘善本》，载杏雨书屋编《新修恭仁山荘善本书影》，临川书店1985年），可谓因祸得福。翌年他重回大阪，开始致力于购求善本汉籍。
日本第二十九任内阁总理大臣犬养毅（1855-1932）也雅好古书，与湖南私交甚笃，有相邀赴宴、互赠书籍的信件存世。昭和五年（1930）九月他以政友会总裁的身份在全国各地巡回演讲，二十八日来到大阪。据《大阪时事新报》报道，当天下午两点四十分在结束了与律师和党员的见面会后，犬养说了一句“我接下来还有地方想去，就此失礼了”便坐车离开，十分钟后出现在鹿田松云堂的店门口。在二楼享用了老板准备的大阪鲊后，他起身找了一个多小时的书，最后买下《九经谈》《骏台杂话》《四书人物类函》《王渔洋全集》《二铭草堂金石聚》《唐诗三百首类迹》六部，共计四十八日元。
昭和八年（1933）六月三代静七去世时，《书志学》杂志为他刊登讣告，首次公开称鹿田松云堂为“关西第一古书肆”，三代本人“虽是一书贾，但考虑到他长年为本邦书志学界提供宝贵资料这一点，本刊决定在下期刊登其略传，稿件已拜托其嗣子文一郎氏”。下期杂志如约刊登鹿田文一（1899-1947）执笔的《松云堂主鹿田静七略历》的同时，也宣布文一袭名为四代鹿田静七。
四代静七是历代店主中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少年時代学习汉文，后又入大阪贸易学校学英文、法文，十九岁那年曾想从事文艺研究，报考了京都大学，不幸因理科成绩不佳而落榜，只好回到店里工作。虽然没能如愿上大学，但精通西文的他还是为鹿田松云堂带来了很多新变化，首先是自昭和二年（1927）开始售卖洋装本，“洋装本”与“和装本”（线装书）相对，指采用西式装订的新刊书，同是著名汉籍书店的文求堂、嵩山堂很早就开始从上海进口了。
昭和九年（1934）四月的《古典聚目》甚至出现了十几页英文书目，虽然基本上是吉本（Edward Gibbon）《罗马帝国衰亡史》等常见书籍，但大多数顾客还是觉得鹿田松云堂居然也卖外文书简直不可思议。那年六月，四代静七主持纪州德川家藏书拍卖会，成绩喜人。次年文一的弟弟、洋装书部主任鹿田武二（1901-1956）在大阪南区顺庆町上开出支店，就在兄弟两人准备携手大展宏图时，突如其来的战争却打乱了他们的计划。
从明治十二年（1937）十月发行的《古典聚目》末尾的“谨告”来看，武二是十月二十二日秋冷时候披上军装前往战场的，失去了一员健将的松云堂就此暂停洋装本目录的更新。短期来看，通过将本店与支店合并、重新专注于传统的古籍买卖，战争初期的松云堂业绩不断上扬，总成交额高达十五万日元的“富冈文库”拍卖会就是最成功的例子。但随着战争的持续，日本古书界的寒冬到来了，营业范围过于狭窄的弊端日渐显现。
新明月楼那场全国瞩目的古书业界狂欢没过多久，昭和十四年（1939）七月警视厅就传唤古书组合会的骨干成员，责问各书店老板为何不遵守年前公布的《价格等统制令》，并勒令他们尽快制定古书价格表，以后必须严格按定价贩卖古籍，不允许再哄抬物价。对全国古书业主来说，此消息不啻晴天霹雳、兜头凉水。八月中旬，全国古书联盟召开临时会议，匆忙制定《自肃自戒古书籍标准价格表》，之前已经确定的四十多场拍卖会，也全部被迫取消。古书市场如同落入冰窖，交易总额直线下跌。
日本战败后，退伍的武二重新回到大阪时，发现松云堂的店面已荡然无存，残部从中央区心斋桥迁移到偏僻的住吉区帝塚山一带。同年退伍的还有文一的长子鹿田章太郎（1926-1992），他在预备役中待了不满一年，还没上过战场就回家了，这是四面楚歌的四代静七唯一的慰藉。昭和二十二年（1947）十二月十三日，鹿田章太郎发布父亲死讯及“袭名通知”，成为第五代店主，但书店其实已名存实亡，象征性地维持了不到两年而已。
参考文献：
《罗振玉手札》，《历史文献》第十八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反町茂雄《一古書肆の思い出2：賈を待つ者》，平凡社1986年；
古丼遺稿《思い出の記》，载四元弥寿《なにわ古书肆鹿田松云堂 五代のあゆみ》，和泉书院2012年版，第67、72-73、82页；
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卷一，谢承仁主编《杨守敬集》第8册，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
鹿田文一《松云堂主鹿田静七畧歴》，《書誌学》1933年第1卷第5号；
羽田明《内藤湖南博士と恭仁山荘善本》，载杏雨书屋编《新修恭仁山荘善本书影》，临川书店1985年；
鹫尾義直编《犬養木堂書簡集》，人文阁1940年版。
“富冈文库”原是京都父子两代人的收藏，由画家、儒者富冈铁斋的“铁斋文库”，京都大学文学部讲师富冈谦藏的“桃华文库”两部分组成。个别藏品早已名声在外，比如唐钞本《王勃集》残卷曾由内藤湖南考证过；罗振玉流寓日本时，也曾借抄过富冈家的《二李唱和集》首尾部分，收入《宸翰楼丛书》。所以拍卖会消息一出，便吸引了东京、京都、名古屋等地的古书店店主和私人藏家，总共七十多位齐聚大阪新明月楼。
開拍前的见面会上，主办方鹿田松云堂与众人通气：书实在太多了，总共有两千多种，一次性无论如何也消化不完，还是分两批来吧。众人表示同意，于是拍卖会就被分为当年六月的第一回和翌年三月的第二回，两次都取得了巨大成功。其中唐钞本《毛诗正义》、南宋版《纂图互注尚书》、明版《永乐大典》残册等更是拍出了那个时代的天价。
在日本全国媒体的关注下，四代目鹿田静七迎来了一生中最为志得意满的时刻。谁能料到七年后的三月十三日，盟军轰炸机飞临大阪上空时投下成吨燃烧弹，将市中心化为一片焦土断壁，位于浪华心斋桥的松云堂店铺及仓库也未能幸免。随后日本全国的物资短缺，更导致书店连目录都无法继续发行。连番打击之下，精明干练的静七变得失魂落魄，不久卧床不起，两年后郁郁而终。至日本昭和二十年（1945），发轫于日本天保十四年（1843）的鹿田松云堂终于曲终人散，大阪乃至整个关西地区汉学书店的黄金时代也随之黯然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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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户时代，大阪船场一带的古本屋大致有秋田屋、河内屋两个系统。初代鹿田静七（1812-1862）从少年时代起即在河内屋新次郎书肆修业，当时正值日本的“天保饥馑”时期，全国农业歉收，物价飞腾，饿殍遍野，鸟兽食人。醉心于阳明学的大阪儒者大盐平八郎（1793-1837）不满幕府之毫无作为，决心发动农民揭竿而起。为了筹措军费，他于天保七年（1836）将自己珍藏的“洗心洞藏书”全部卖给河内屋旗下的四家书店，当时二十出头的初代静七也是经手人之一。他当年的卖书契《大盐平八郎市中施行券引札》今天仍存世，显示大盐总共得到书款七百五十两，这是不少的一笔钱。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但在预定举事前一天，起义计划却因为叛徒的告密而提前暴露，大盐平八郎仓皇逃亡，最后潜回大阪，意外遭到官军的包围。走投无路之下他选择引爆炸药自杀，惨烈地结束了极富传奇性的一生。
至弘化元年（1844）天下甫安，初代静七在大阪北久太郎町创办贷本店，以出租书籍为生，同年改为古书店，尚无正式店名。翌年，儒者篠崎小竹（1781-1851）为鹿田静七起店名为“松云堂”，并手书匾额相赠，还代为引荐顾客。只是四海困穷，天禄将终，书店生意也不温不火。
文久二年（1862），号“古丼”的二代静七（1873-1905）接手书店，他抓住幕府末年至明治初年书价大跌的机会，把店里事务交给其他人打理，自己往来于东京、四国、九州等地收购古书。当时日本古籍市场有两个主要货源：一是奈良的东大寺、兴福寺，名古屋的真福寺，京都的高野山等处千年古刹的公藏，被饥寒的僧人窃出易米，以佛书、钞本为主；二是各藩国大名、藩士的私人收藏，因时代剧变子孙不能守，以四部古籍为主。
二代静七面对的是国内同行和别国外交官、商人的激烈竞争。他到晚年总结得失时，念念不忘的憾事除了《群书治要》《钦定四经》《外台秘要》等书的官板板木被广东商人麦梅生一口气全买走外，还有书肆柳原喜兵卫的北宋端拱元年刻本《尚书》十册，其中有两册是补钞本，总体保存状况极佳，他在维新前与之擦肩而去，后却以五十日元的低价被中国买家捡漏。
从中国方面的史料看，二代静七所说的中国买家即清朝公使馆随员杨守敬（1839-1915）。据杨氏《日本访书志》记载，他到日本后先是买到一部后藤正齐影钞本《尚书正义》单疏本，后继续寻找中国国内已经散佚的宋椠《尚书注疏》，多方打听，得知在大阪一户人家那里藏有这个南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委托书商几番写信求购，都没有得到回音。直到他差满回国途经关西时：
道出神户，乃亲乘轮车至大阪物色之，其人仍居奇不肯售。余以为日本古籍，有所见志在必得，况此宋椠经书，为海内孤本，交臂失之，留此遗憾。幸归装尚有余金，乃破悭得之，携书归。时同行者方诧余独自入大阪，及携书归舟，把玩不置，莫不窃笑癖而且痴，而余不顾也。书凡装十册，缺二册，钞补亦是以原书影摹，字体行款，毫无移易，固不害为全书也。（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卷一，谢承仁主编《杨守敬集》第8册，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
此书今藏北京国家图书馆。一九八六年《古逸丛书三编》将其影印出版，近年《中华再造善本》又再次重印。原书满是黑笔和式训读、红笔点断，所缺两册即卷七、八、十九、二十，据熊本藩时习馆刊本抄补，卷首有端拱元年表文，皆与二代静七所说相符。唯独得书经过双方抵牾处甚多：鹿田言得自大阪书肆，杨氏言得自私人；鹿田言以五十日元捡漏，杨氏言“破悭得之”。事实究竟如何，今天恐怕已经无法弄清了。
杨守敬于大阪得此书并不令人意外。京都府、大阪府、滋贺县、奈良县、三重县、和歌山县、兵库县这二府五县被统称为日本近畿地区，既是古代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文化荟萃之地。虽然明治维新迁都后大量古书往东京方向移动，但近畿的民间私藏仍富。凭借这一天时地利，鹿田松云堂渐渐为关西地区古书流通重镇，二楼经常高朋满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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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到了明治二十六年（1893），二代静七已记不清当年先人为何以“松云”二字为店名，便前往儒者冈千仞（1833-1914）那里请教。与李慈铭、王韬、黎庶昌等中国士大夫都有来往，精通四部的冈千仞提笔用汉文写了《松云堂记》，前半部分云： 浪华心斋桥，为书肆所荟。往年余寓浪华，识河内屋新次郎为豪肆，以“河新”行于世。河新支店鹿田氏，以“松云堂”行，当时犹未盛。癸巳（1893）夏游浪华，河新衰而鹿田氏方兴。余以识河新之故，与今鹿田氏一见如旧。维新以来，汉学扫地。书肆竞贩洋书若（若即と，并列关系介词）新刊书，谋射奇利。独鹿田氏有所见，分为两肆，一贩洋书若新刊书，一贩和汉古书如故。人多笑其拙于射利。而未十数年，四方有求于和汉古书者，皆就鹿田氏而购之。其业日兴，“松云堂”之名行乎四方。一日来谒，曰：“先人开书肆为弘化年间之事。小竹篠崎先生命曰松云堂，今不复知松云取于何义，敢请先生为止说。”余曰：“‘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非李白赠孟浩然之句乎。”
即冈千仞告诉二代静七，他猜测松云堂的出典应该是李白的名诗《赠孟浩然》。唐代诗人山水诗人孟浩然一辈子在出仕、归隐之间摇摆不定，虽诗名满天下，但累年进士不第。他在年近四十时认识青年才俊李白，李太白宽慰这位诗坛老前辈道：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
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
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
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
在冈千仞看来，在明治初年西学大盛、汉学衰颓的情况下，大多书店汲汲于盈利而转售外文书、新刊书，鹿田松云堂却不为所动，“贩和汉故书如故”，这不正是“岁寒而后知松柏之后凋者”吗？十多年后世风又转为好古，买和汉古书的人皆知松云堂之名，“夫良贾深藏若虚，固非滔滔辈所能与知也……唯子当凡百竞新之时，能为人之所不为，真有识者之事”。
正如文中所说，二代静七商业嗅觉敏锐，在贩卖古书之余还创造了近代大阪府的多项第一。首先是庆应四年（1868）四月，在大阪府知事后藤象次郎、参事陆奥扬之助等地方官的怂恿下，松云堂创办当地第一份报纸《内外新闻》，同年十月二十三日明治天皇即位，书店又应声创办《明治月刊》。再过两年，松云堂迁址心斋桥筋安土町，开始涉足新书出版。
我在京都大学文学部“颖原文库”找到一部明治三十三年（1900）鹿田松云堂印刷兼发行的《芜村遗稿》一部，是水落露石（1872-1919）编集的大阪俳人与谢芜村（1716-1784）的遗稿集，线装写刻本一册，表纸题签到卷首画像、赞语，皆出自富冈铁斋之手。正文共计三十三叶，和式草书字体流畅明丽，赏心悦目。值得注意的是这部书所有相关人士都来自京阪地区，此时的松云堂立足于关西文化的姿态明显。
松云堂另一项开风气之先的举动，是从明治二十三年（1890）五月五日开始每月发行《书籍月报》，为大阪古书界发行目录的先声，创刊语云：“近来风化沿革、事物日新之际，古典之尚，人或忘之。须知蟹字横文，故文明之所由；韦编缃帙，独无妨于开化。欲考风化之所由来，必不可废古典；明百艺之道，亦不可弃古典也。”（笔者译）《书籍月報》前几期所载唐本多是《皇清经解》《池北偶谈》《唐宋诗醇》《康熙字典》等常见书，正如目录的附言所说，编选书单的基本原则是“无论新旧，以低廉为主”。
三
创业一个多甲子后，在第三代店主手中，鹿田松云堂的声望超出京阪，被远播到日本各地。
三代鹿田静七（1876-1933）原名岩崎伸四郎，号余霞，京都人，因为外祖父儒医上田元冲（1813-1875）的关系，他继承了一些伊藤家的血统。京都伊藤家世代从事汉学，代表人物是古义学的开创者伊藤仁斋（1627-1705）。伸四郎十六岁那年入松云堂当学徒工，因为好读书、办事利索颇受店主赏识，将二女儿许配给他。明治三十八年（1905）八月二代过世，无合适男丁继承家业，伸四郎遂升任店主并袭名。
那年日俄战争结束，日本的实力得到西方列强承认，凌驾于中国之上，从原本的汉籍输出国变为输入国。明治三十九年（1906）六月开始，凡事亲力亲为的三代静七每年携带现金和布袋去中国好几次，奔走于北京、苏州、杭州等旧书集散地采购善本佳书。
北京最后成为三代静七主要的购书渠道，除了因为这里有琉璃厂、隆福寺之外，也是因为北方气候干燥，“蠹食之患少”。在他的努力下，明治四十年（1907）五月十八日《书籍月报》发布号外《古唐本目录》，收录中国刻本三百多种，其中不乏明刻本和清代精刻本，鹿田松云堂开始与东京文求堂、琳琅阁书店平起平坐，据说当时全日本“海内的读书家，皆知浪华有一松云堂，一旦踏足大阪，则必造访之”。（鹿田文一《松云堂主鹿田静七略历》，《书志学》1933年第1卷第5号）
只是古书永远是越买越少，价格也越来越高的。受此影响，《书籍月报》先是从每月一期变成隔月一期，后来又变成每三个月一期，已经名不副实。于是明治四十二年（1909）发行到第七十四号时，《书籍月报》宣布改名为《古典聚目》，邀请富冈铁斋题写新刊名，铁斋外史还在衬页题诗一首云：“谗鼎价千镒，孰知雁鴈真。君书开智益，谁是掷金人。”此目录改为每隔几月发行一期，到战争末尾最后几期易名为《古典》。
大正十五年（1925）《古典聚目》发行到通卷一百号时，为表示纪念，刊载了幸田成友、大槻如电、龟田次郎等六位学者的回忆文章，其中内藤虎次郎（1866-1934，号湖南）写得最为生动：
……
从三十三年（1900）到后来的三十九年（1906），我因再度执笔大阪朝日新闻社又故地重游。那段时间因为四处搜集古写本、古刊本，和松云堂的关系也愈来愈深，又常常与幸田（成友）、浜（和助）、水落（露石）、永田（好三郎）、小山田（松翠）、打越（竹三郎）等臭味相投的人聚会，京都来的岛（田乾三郎）、富冈（谦藏）二氏也偶尔加入。大阪图书馆也在那时候创设，从而迎来了寻书购书事业的黄金时代，期间亦发生很多有趣的、明争暗斗的轶事，而这一群人基本都是围绕在松云堂周围活动的。
虽然古丼翁已在三十八年（1905）年物故，但现在的主人余霞君将搜求古书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甚至将触角伸到了燕京，与东京的田中文求堂并立为我邦两大古书肆。在古书市上，只要田中、鹿田这两人同时出现时价格就会疯狂飙升，结果就是我等囊中羞涩的买家们，都没少受这两家书店的各种打击。 这么一想，松云堂和我多年的关系总结起来就是一部烦恼的历史，赐予我一生中最大的苦痛的，的的确确就是松云堂老板父子了。但反过来看，我的书库中最珍贵的藏书又大部分得自松云堂。
……
我聚书时很少做捡漏一类的事，大抵是去买书市上价高之物，其中七十五钱的庆安版《南浦文集》是在《书籍月报》上发现的，九元五十钱的庆长活字本《后汉书》是古书交换会上偶然从鹿田氏那里获得的，皆有种从松云堂那里复仇的意味，诸同好亦引以为快。然而先将古写本《左传》两卷入手后，在买后出的另两卷时付了之前三倍的价格，被狠狠地贪了一笔，可以说遗恨彻入骨髓了。还有吉田篁墩病中用单疏本校过一遍的《左传》，既然以仅五十元的价格卖给了我，后来又后悔卖得太便宜，这是古书肆常见的习气，未必是因为我之前捡了个漏才如此。及至最近，松云堂对于那些价值难以判断的书，出于安全考虑一概定了高价，这样就连眼光如鹈目、鹰目般锐利的买家，也没有了一丝捡漏的余地，这种全然无视别人购书乐趣的做法，可以说是罪恶贯盈天地了。另一方面，这也说明松云堂资本日渐雄厚，已经不急于售书，这也确实可喜可贺。
……
内藤湖南的购书活动大致以明治三十二年（1899）为界，据羽田明说，当年春天湖南在东京“以遭受火灾、失去数千册藏书为契机，放弃了之前的杂学，开始专心研究中国问题。也是在同年，他第一次去中国，近距离接触了中国社会，从与当时中国的著名学者的亲密交往中也获益不少”（羽田明《内藤湖南博士と恭仁山荘善本》，载杏雨书屋编《新修恭仁山荘善本书影》，临川书店1985年），可谓因祸得福。翌年他重回大阪，开始致力于购求善本汉籍。
日本第二十九任内阁总理大臣犬养毅（1855-1932）也雅好古书，与湖南私交甚笃，有相邀赴宴、互赠书籍的信件存世。昭和五年（1930）九月他以政友会总裁的身份在全国各地巡回演讲，二十八日来到大阪。据《大阪时事新报》报道，当天下午两点四十分在结束了与律师和党员的见面会后，犬养说了一句“我接下来还有地方想去，就此失礼了”便坐车离开，十分钟后出现在鹿田松云堂的店门口。在二楼享用了老板准备的大阪鲊后，他起身找了一个多小时的书，最后买下《九经谈》《骏台杂话》《四书人物类函》《王渔洋全集》《二铭草堂金石聚》《唐诗三百首类迹》六部，共计四十八日元。
四
昭和八年（1933）六月三代静七去世时，《书志学》杂志为他刊登讣告，首次公开称鹿田松云堂为“关西第一古书肆”，三代本人“虽是一书贾，但考虑到他长年为本邦书志学界提供宝贵资料这一点，本刊决定在下期刊登其略传，稿件已拜托其嗣子文一郎氏”。下期杂志如约刊登鹿田文一（1899-1947）执笔的《松云堂主鹿田静七略历》的同时，也宣布文一袭名为四代鹿田静七。
四代静七是历代店主中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少年時代学习汉文，后又入大阪贸易学校学英文、法文，十九岁那年曾想从事文艺研究，报考了京都大学，不幸因理科成绩不佳而落榜，只好回到店里工作。虽然没能如愿上大学，但精通西文的他还是为鹿田松云堂带来了很多新变化，首先是自昭和二年（1927）开始售卖洋装本，“洋装本”与“和装本”（线装书）相对，指采用西式装订的新刊书，同是著名汉籍书店的文求堂、嵩山堂很早就开始从上海进口了。
昭和九年（1934）四月的《古典聚目》甚至出现了十几页英文书目，虽然基本上是吉本（Edward Gibbon）《罗马帝国衰亡史》等常见书籍，但大多数顾客还是觉得鹿田松云堂居然也卖外文书简直不可思议。那年六月，四代静七主持纪州德川家藏书拍卖会，成绩喜人。次年文一的弟弟、洋装书部主任鹿田武二（1901-1956）在大阪南区顺庆町上开出支店，就在兄弟两人准备携手大展宏图时，突如其来的战争却打乱了他们的计划。
从明治十二年（1937）十月发行的《古典聚目》末尾的“谨告”来看，武二是十月二十二日秋冷时候披上军装前往战场的，失去了一员健将的松云堂就此暂停洋装本目录的更新。短期来看，通过将本店与支店合并、重新专注于传统的古籍买卖，战争初期的松云堂业绩不断上扬，总成交额高达十五万日元的“富冈文库”拍卖会就是最成功的例子。但随着战争的持续，日本古书界的寒冬到来了，营业范围过于狭窄的弊端日渐显现。
新明月楼那场全国瞩目的古书业界狂欢没过多久，昭和十四年（1939）七月警视厅就传唤古书组合会的骨干成员，责问各书店老板为何不遵守年前公布的《价格等统制令》，并勒令他们尽快制定古书价格表，以后必须严格按定价贩卖古籍，不允许再哄抬物价。对全国古书业主来说，此消息不啻晴天霹雳、兜头凉水。八月中旬，全国古书联盟召开临时会议，匆忙制定《自肃自戒古书籍标准价格表》，之前已经确定的四十多场拍卖会，也全部被迫取消。古书市场如同落入冰窖，交易总额直线下跌。
日本战败后，退伍的武二重新回到大阪时，发现松云堂的店面已荡然无存，残部从中央区心斋桥迁移到偏僻的住吉区帝塚山一带。同年退伍的还有文一的长子鹿田章太郎（1926-1992），他在预备役中待了不满一年，还没上过战场就回家了，这是四面楚歌的四代静七唯一的慰藉。昭和二十二年（1947）十二月十三日，鹿田章太郎发布父亲死讯及“袭名通知”，成为第五代店主，但书店其实已名存实亡，象征性地维持了不到两年而已。
参考文献：
《罗振玉手札》，《历史文献》第十八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反町茂雄《一古書肆の思い出2：賈を待つ者》，平凡社1986年；
古丼遺稿《思い出の記》，载四元弥寿《なにわ古书肆鹿田松云堂 五代のあゆみ》，和泉书院2012年版，第67、72-73、82页；
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卷一，谢承仁主编《杨守敬集》第8册，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
鹿田文一《松云堂主鹿田静七畧歴》，《書誌学》1933年第1卷第5号；
羽田明《内藤湖南博士と恭仁山荘善本》，载杏雨书屋编《新修恭仁山荘善本书影》，临川书店1985年；
鹫尾義直编《犬養木堂書簡集》，人文阁194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