洮河石砚
　　
　　
　　文房四宝,笔墨纸砚。砚,虽居其末,却被古人誉为“文房四宝之首”。
　　砚之发端,历史久矣,但常常被人念及的还是四大名砚,它们分别是广东端砚、安徽歙砚、甘肃洮砚和山西澄泥砚。
　　洮河石砚简称为洮砚。
　　洮河发源于青海西倾山,曲折东行,经甘肃碌曲、临潭等县,至岷县转头向西北穿越临洮盆地。洮河石砚就产于这一带。南宋赵希鹄在《古砚辨》中写道:“除端歙二石外,惟洮河绿石北方最为贵重,绿如兰、润如玉、发墨不减端溪下岩,然石在临洮大河深水之底,非人力所致,得之为无价之宝。”如此之美誉,洮砚独得,那洮河之石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石头呢?
　　洮河石色呈绿或淡绿,酷似薄云晴天;石质温润如玉,叩之无脆声,浑朴而无火气。这些绿色之石仿佛是洮河送给人们的一份精美礼物,它们或藏于大河深水之底,或寄身于卓尼县的喇嘛崖,等待伯乐的到来。洮河石中的精品当属“鸭头绿”,亦称“绿漪石”,色泽绿、质坚细,纹路似水波,若在绿色纹路间夹杂些淡淡的黄,则更名贵;次之是色泽深绿、石质细润的“鹦鹉绿”;再次之是色绿而又带朱砂点的“柳叶青”。据行内人讲,以此为材的砚台,“涩不损毫,滑不拒墨,发墨迅疾,久蓄不涸”——石之难求,之于砚,则更难求。偏远西北的洮河石砚之所以能和端砚、歙砚平起平坐,跻身于中国四大名砚,这正是其间的秘笈。
　　在临洮这座洮河静静流过的小县城的博物馆里,我曾见过一方民国年间的组合式砚台。它静静地躺在那间偏阴的老房子里,默默地诉说着一段令人神往的古代书斋生活。立身砚前,仿佛能够看到有一个身着青衣长衫的书生,在认真地研磨、思索、写作。北宋诗人、书法家黄庭坚赋诗赞曰:“洮州绿石含风漪,能淬笔锋利如锥。”据说,古代文人多有为得洮砚而千里迢迢来洮州一带谋官——且不论其真与假,就这样一个传说,足以令人肃然起敬。
　　一方砚台,实则是一片安宁的心灵家园。
　　
　　黄河上的羊皮筏子
　　
　　
　　黄河上的羊皮筏子正在渐渐消失。
　　但是,如果把时间向前推50年、100年、200年,在滔滔黄河穿城而过的兰州城,就能看到那一排排蔚为壮观的羊皮筏子。
　　其实,皮筏子作为一种古老的水上交通工具,古已有之。《后汉书》里的“缝革囊为船”、《水经注·叶榆水篇》里的“乘革船南下”、白居易在《长庆集·蛮于朝》中吟诵到的“泛皮船兮渡绳桥”都是羊皮筏子的前世。可见,自汉唐始,黄河一带使用皮筏已屡见不鲜。而羊皮筏子作为古代“革船”之一种,简述其做法,就是将山羊皮(因为山羊皮比绵羊皮厚实、经久耐磨)浸水、暴晒、去皮、扎口、灌入食盐和香油(兰州人将这一过程谓之“浑脱”),之后并排捆扎在细木架上,遂成。在“浑脱”的过程里,最充满神秘色彩的就是自始至终,只需从羊颈部开口时动一次刀,余下的全靠撕、拉、撵、扯、挫等一系列动作,一点一点把羊皮从羊身上分离出来,使一张羊皮完整如好。
　　当然,羊皮筏子有大有小,最大的皮筏用600多个羊皮袋扎成,载重高达30吨。待渡河时,将羊皮一面置于水中,皮筏顺流而下,返回时,则由筏客扛于肩头,步行至上游。在兰州,在黄河奔腾而过的甘肃靖远、景泰一带,流传着一则顺口溜:“窜死一只羊,剥下一张皮,捂掉一身毛,涮上一层油,暴晒一个月,吹上一口气,绑成一排排,可赛洋军舰,漂它几十年,逍遥似神仙。”其实,这正是羊皮筏子最真实贴切的写照。
　　“羊皮筏子之利,在乎艄公之优劣而不在乎筏子之善。”与羊皮筏子相依为命的,自然是艄公。在黄河边一带,都把艄公叫“筏子客”。
　　其实,他们只是一些深谙水性的“把式”。每天的生活,就是扛着筏子走到河边小码头,将羊皮胎朝下放进水中,在木架子上铺几块垫子,等客人盘腿坐好了,便开始划桨,顺水漂流,渡客人到彼岸。这些风里来雨里去的筏子客,过的是在浪尖上讨饭吃的营生,据说,首次出行的筏子客,先要挂红、放炮、焚香、祭奠河神。而且,平素也很少提及如破、沉、没等不吉利的词。 曾经,在交通并不畅达的那个久远时代,羊皮筏子就是人们日常生活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现在,偌大一个兰州城,已经很难找到它粗犷的背影了。随之消失的,是一段令人向往的手工时代的质朴生活。
　　
　　保安腰刀
　　
　　李白诗曰:“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每逢吟读此诗我就会想象,在夜色深沉的青海大地上行走的哥舒翰究竟会带一把什么样的刀呢?
　　或许,会带一把藏刀;或许,在月色下银光闪闪的是一把保安腰刀!
　　保安族信奉伊斯兰教,聚居在甘肃、青海交界的积石山下,现在已是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少数散居在甘肃的临夏回族自治州各县和青海省的循化县。积石山下,水草丰美,林木苍郁,溪水潺潺,据说是大禹治水的源头。保安腰刀是保安族传统的手工艺品,主要集中在自治县的大河家镇、刘集乡一带。
　　
　　保安腰刀与人们熟知的藏刀、蒙古刀齐名。和它们一样,保安腰刀不仅是生活用具,亦是装饰品,更是馈赠亲友的礼品,因其造型优美、线条明快而深受西北各族人民的欢迎,甚至,在阿拉伯国家也颇有名气。
　　我曾在积石山见过一户以制作保安腰刀为生的人家。主人姓马,是刀匠世家。我对于保安腰刀的知识,几乎全部来自于他的讲述。比如,像“什样锦”、“什样锦双刀”、“雅王其”、“波日季”、“一刀线”、“双落”这些我至今都没有完全理解的名字,都来自他言辞质朴的教诲。这些保安腰刀的种类,我至今也没有见全,但我能想象得出,那是一把把精美的刀子,或5寸,或7寸,或10寸,刀面上辅以龙、梅花等图案,刀柄用什样锦镶嵌而成,金黄、翠绿、湛蓝、黛黑、银白、桃红……五彩缤纷;刀鞘须银白色,包着三道枣红色的铜箍,鞘上端有小孔,挂一紫铜环子,显得线条干净、造型优美。
　　据说,保安腰刀试刀时,将头发横放在刀刃上,只要轻轻一吹,头发立断。在这位老人面前,我真正见识了保安腰刀的削铁如泥。老人右手持刀,左手握一铁棒,刷刷刷几下,铁屑飞溅,而刀口不缺,刀刃不卷。 就像一只蝴蝶的轻盈承载了多少内心的重量一样,一把精美的保安腰刀,也需要时间的沉淀。听当地文联的人讲,保安腰刀的制作工序多达80多道,少者也有三四十道,设计、锻打、淬火、镶嵌、砸铆,一道都不能少。仅制作刀柄一项,就要对黄铜片、红铜丝、白铁丝、牛角、塑料等不同材料分别进行加工,将其巧妙叠合胶铆而成,然后雕绘图案、抛光、打磨……
　　一把保安腰刀,就这样横空出世。
　　
　　魅力花脸
　　
　　小时候,村子里唱秦腔,我常常跑到后台,看戏子们打花脸的场景。在戏台的后面,躲在出口的台阶上,就能看见一个个戏子对着或圆、或方的镜子,在自己的脸上涂抹,有的还有专门的人给他打花脸。
　　那时候,打花脸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很新鲜的事,远比一场秦腔来得刺激和好玩。后来才知道,这也是一门艺术,是脸谱艺术,和其他民间艺术形式一样,博大精深。脸谱有红、白、黑三种原色,用来描眉、画脸。一张张脸谱不但是一种角色、一种性格,更是一种命运。一出戏跌宕起伏的情感走向和复杂诡秘的人物性格,都要从这张脸上体现出来。这也正是脸谱艺术的至高境界,需要把它拿捏得准确、到位,否则,就会差之毫厘而失之千里了。
　　天水是秦腔的发源地之一,自然在脸谱艺术上有它的积淀。天水曾经有一个著名的戏班子,叫鸿盛社,它的脸谱历经几代薪火相传,独具一格,既古朴大方、粗犷豪放,颇具西北风情,又精雕细琢,深入人心,有着手艺人的细腻。这些脸谱主要集中在《封神演义》、《三国演义》以及《列国》等戏曲人物上。鸿盛社的脸谱以独特的文化地域性、图案装饰性和技巧独特性而成为坊间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我至今没有见过鸿盛社的一帧脸谱,但我见过一位天水脸谱艺术界响当当的老人:米新洪。
　　
　　记得我小时候,他还在天水县秦剧团当团长,他的名字就在家乡一带名震百里。唱一台戏,只要请来的是天水县秦剧团,只要米新洪老人也来,几乎是万人空巷。
　　2008年的深秋,我拜访了米新洪老人。在他缓慢的讲述里,似乎很少谈及脸谱。偶尔说起了,也只是重复着同一句话:“把人物拿捏准了,就能动笔。”其他的,他谈得并不多。他仿佛一个沉浸在往事里的人,只要说起曾经在什么地方唱过戏,就会开怀大笑,像个小孩子。而实际上,他是天水脸谱艺术真正的创新派。《五台会兄》里杨延昭的脸谱,就是他的杰作之一。他既参照川剧的色彩,又融入佛禅的诸多理念,从而开创了《五台会兄》里杨延昭新的脸谱且被国内秦腔界认可。
　　听米新洪老人讲,以前,戏班子外出演出时,不少地方有“拓脸谱”的风俗。等演出结束时,村民们就会拿出早早预备的上好麻纸,将扮演王灵官、关羽、钟馗等类角色的脸谱拓下来,晾干,叠起来,藏于小小的红布包里,系在小孩身上,用以避邪。有的干脆把拓来的脸谱挂在堂屋里,算是镇宅之宝。
　　这样的风俗,现在似乎少了。
　　
　　甘谷脊兽
　　
　　在甘谷这座中国最早设立县制的古老县城里,流传着这样一支古老的谣曲:
　　
　　土桥子的瓦碴
　　双碾子的泥
　　史家坪的秀才多如鱼
　　
　　显然,这是一支彰显地域特色的谣曲。
　　其中的土桥子,即今甘谷县永安村。村子不大,沿渭河而列,与渭河沿岸甘谷大地的其他村子相比,并无二致。而“土桥子的瓦碴”、“多如鱼”之比喻者,初听,真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好端端一个村子,为什么偏偏要瓦碴遍地呢?那不就成了一片残墟了吗?这像是永安村的一个巨大秘密,令每一个听到谣曲的人无端地生出种种猜想。
　　而它的谜底,就是与瓦碴有着联系的脊兽。
　　脊兽,即中国古代建筑屋顶的屋脊上所安放的兽件,由瓦制成,高级建筑多用琉璃瓦。其功能最初是为了保护木栓和铁钉,防止漏水和生锈,对脊的连接部位起固定和支撑作用。后来脊兽发展成古代建筑装饰品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且有着严格的等级意义。不同等级的建筑所安放的脊兽的数量和形式,都有严格的限制。比如,正脊上安放吻兽或望兽,垂脊上安放垂兽,戗脊上安放戗兽,另在屋脊边缘处安放仙人走兽。从最初对建筑的保护,到后来成为装饰必需的一部分,这既是一门手艺绵延不绝的历史,也是美的本身不断发展的过程。
　　在这个村子生产脊兽的史页里,有一个人值得记下来,他就是张海。
　　张海,字子寿,清同治十二年(1874)生。据说,此人身高体伟,虎额环眼,凛凛然有武将气势。据方志记载其人:
　　
　　
　　幼学烧制陶器砖瓦,23岁时在渭源马鹿山拜中国脊兽大家北京王勤为师,捏烧龙、虎、鹿、马、狮、猫头、瞅儿。学艺三年,成其门下高徒。继又在陇西首阳山拜陕西宝鸡脊兽名家张德高为师,捏烧禽马,得其真传,遂离师自掌门户,独立捏烧脊兽。海并不以此为足,游学各寺庙,观摩高手名作及模仿殿宇粉壁鸟兽、花卉图形,还详细观察翎毛走兽的实物体形与动、静状态,苦心钻研,精益求精。至40岁时,其艺更上一层楼,远超其师……当时张海所制脊兽广卧于甘谷、武山、陇西、渭源、天水、秦安等县的名山大寺及官宦人家屋宇,艺名远著,人皆因以号为“大兽”。
　　
　　就这样,张海埋首于这项既能安身立命又能醉心于手艺的泥塑当中。
　　张海膝下有五子十五孙,个个皆通捏兽技艺。次子张全盛秉性聪慧,才资过人,操艺居首。1932年在陇西首阳山,他捏烧的脊兽,高卧于伯夷叔齐殿顶,于古祠巍然壮观里显出另一份雅致,深得陇渭民绅称誉。
　　1984年,张海三世孙仁义、高义、西来及四世孙云中、启荣等远赴河南,与全国很有名气的新乡市琉璃师杨谋合作,互相交流技艺。杨谋学得捏制脊兽手艺,仁义等学得琉璃之法。
　　就这样,一个家族将一门手艺传承、发展。他们更像是优秀的诗人,通过一双手,让泥土说话,仿佛诉说着大地的心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