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善理为加工出口区的建立投入了很大的心血。平均每个月飞越南两次，一呆就是一两周。“我们这16年做得非常辛苦，资金问题、沟通问题”，最大的难题是和越南政府的沟通——说服越南官员，让他们相信“中经贸开”是对越南有好處的。
　　当时胡志明市的基础设施是一片空白，“中经贸开”投入大笔资金建造越南唯一一个100%的外资电厂，从而解决了加工出口区、南西贡开发区及后来的新工业园区的电力，还为胡志明市解决约45%的电力；为了解决交通问题，“中经贸开”修建一条至今都是越南最宽阔的大道，并以有“越南邓小平”之称的越共改革派领导人——阮文灵的名字命名。
　　另一个商业住宅区大项目——“富美兴”，在很长时间里，“中经贸开”都苦于资金不足，苦苦支撑着。2002年随着越南房地产价格一路暴涨，“富美兴”终于成为“中经贸开”的一株摇钱树。
　　浅色的高级公寓和别墅、宽阔的马路、韩国餐厅、西式咖啡馆、外资银行、国际学校。“富美兴”如今成为外商和越南富人阶层聚居的高档住宅区，房价涨到2500美元/平米，而且，“新楼盘开盘时，就是排很长的队都买不到。”当年，杨云悌一手负责“富美兴”的前期规划和项目论证。他坚持认为，相比“中经贸开”在上面所投入的时间和努力，这样的回报并非暴利，而且，“有助缓解西贡市区高企的房价。”
　　新顺加工出口区成为越南第一个、也是最成功的工业园区，1999年还被国外评为“亚太地区加工出口区第一名”，成为越南建设工业园区的一个样板。每年，新顺工业园区为越南政府贡献10亿多美金的外汇收入。越南国家主席、越共总书记等政要每年都会到此参观视察。丁善理成了越南最显赫的“红顶商人”。
　　丁善理经历越南2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越南人评价他是为越南的经济发展做出最多贡献的外国人。他和“中经贸开”当然也从中得到了相当大利益。
　　天有不测风云。2004年，“中经贸开”大股东之间的一场利益纠纷，把处于人生巅峰的丁善理推向了绝地。当时，大股东陈清治把丁善理告上法庭，指控他“挪用资金、财务舞弊”。台湾的检调机关随后对丁善理进行立案调查，查出“中经贸开”有上千万美元被以现金提领方式，流向丁善理和一名神秘人物的相关账户。
　　面对“假投资、真掏空”的舆论指控，回台湾接受警方调查的丁善理羞愤难当。两天后，带着无法言说的秘密，跳楼以证自己的清白，留下了三页字迹潦草的遗书。
　　一位熟知内情的人士告诉记者，丁善理生前和越南政府高层相交甚密，“中经贸开”能从政府手中获得如此大的项目和大片土地、并得到越南银行的贷款支持，正是因为丁善理给了对方莫大的好处。一个坊间的传闻是，当初为了胡志明市造镇计划，丁曾以2500万美元贿赂越南官员。
　　自2000年起，越南已有舆论质疑政府的政策——为何对“中经贸开”的土地开发项目如此厚爱，而且，这几年里，“中经贸开”已偏离当初所承诺的协助“新小区开发”或“农业开发”，开始大发买卖不动产的暴利。一向主张土地国有的越南政府成立特调会，留住汇往台湾的资金，并追查资金的来源，加上公司大股东收缩银根，才会迫使丁善理走上自杀的绝路。
　　正所谓，成也越南，败也越南。丁善理之所以能成就“越南王”，正因为当初抓住了越南改革开放的先机，而他的个人悲剧也在于此。
　　继任“中经贸开”董事长一职的是丁的长子——丁广鋐。自从美国留学回来，丁广鋐就在丁善理安排下到河内参与公司越南业务，随父实习，接受各种培养。
　　公司的资料馆里，并排挂着越南党中央总书记农孟德、国家主席阮明哲新近视察公司与丁广鋐的合影。2006年，越南国家主席向丁广鋐颁布了一等劳动勋章，这是越南第一家、也是迄今为止获此殊荣的唯一一家外商及联营公司。
　　四年前的一切，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
　　
　　风水轮流转
　　
　　6月末某天下午3时，最具有殖民地风情的老西贡一郡的一家工艺品店兼茶馆里，李天柒和几个台商会骨干成员在商量周末在某度假村召开的台商大会的细节。他们戴着大大的翡翠或者金戒指，摸着发福的肚腩，间或嘲笑着中国大陆一波又一波的记者对“越南危机”的神经质反应。
　　在越南，像丁善理和“中经贸开”这样有着特殊政治背景的台湾商人是极少数，更多的是来自民间的台湾中小企业。据台北世贸中心驻胡志明办事处李建辉提供的数据，越南有1800多家台资企业，占到越南外资投资的七八成，主要集中在南部地区，胡志明市大约有75%。而据《西贡解放日报》记者杨迪生分析，很多台湾商人为了避免麻烦，借用越南人的身份登记，实际台资企业远远超过这个数目。
　　总商会会长李天柒是木材家具商，1989年到越南，是最早一批到越南淘金的台湾商人。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台商分为三股向外进行实业和资本扩张：西向到大陆，南进到越南，还有一部分到马来西亚和印尼。
　　李天柒的同行大多到了广州。“我也知道大陆情况会更好，同文同种，培训、教授起来比较容易，而且个性、思想也会有很多相同。”但是，第一次到了深圳，他却被吓跑了，“盲流很多、治安不好，被抢被砍被杀的事情经常听到。”
　　他调转方向来到越南，“这里穷，但是盲流很少。”1990年代初，最早到越南投资的台商都是做农林渔类资源贸易的。那时本地越南人毫无商品概念，上好的木料任你免费砍——他们还等着耕地种植，海鲜、木材等等收购价全由台湾人说了算。
　　
　　没有市场概念的地方，当然也没有遵循规则带来的保障和安全。收购价混乱，政府、海关毫无经验，经常制定一些让李天柒们哭笑不得、根本无法操作的规矩。最初几年里，李天柒很难赚到钱，“只能过过日子。”
　　投资大陆的同行却一个一个都发了。曾有一阵子，李天柒萌生过转资大陆的想法，最后还是作罢。
　　三十年的改革发展，中国大陆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以低附加值、劳动密集为特征的台资企业生存越来越困难。2000年开始，大量有关广东地区台资企业转移越南的报道见诸报章。
　　“他们现在的日子惨兮兮的。” 李天柒的口吻里有一点点幸灾乐祸。“如果不是宏观调控，大陆其实还是最多台商想去的地方。越南和马来西亚的人太懒，不像中国人做事那么勤快努力。”
　　如今，台商在越南已形成一股最强大、最有势力的外资经济力量。1994年，南北越两地台商会“统一”。这是一个联系紧密、灵活有效的组织，在越南各省都有分会，台商们定期联谊，分享经验，互相提携。
　　“我们都是民间的小企业，没有靠山，不像韩国、日本企业那样有官方正式的关系，政府不会在背后做支持。碰到什么问题，政府也没有力量帮你解决。我们只有自己抱团起来形成一股力量。”
　　5月12日四川大地震时，台商会举办了一场 “汶川地震祈福和募捐”活动，规模之大和组织之有序，让好些来自大陆的中国人大吃一惊。而与之相比，半官方性质的中国商会力量非常微小，会长、秘书长的职位都是由中国银行、中建二局这样驻胡志明市的大型中国国企领导担任。
　　近些年来，越南台资企业的劳资纠纷增多。在一些大规模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罢工事件时常发生，越南工人的维权意识异乎寻常的强烈。
　　2006年和2007年短短两年，台湾的宝成鞋业爆发过四起大罢工。八年前，这家替阿迪达斯、耐克等品牌派加工鞋的台湾宝元鞋业把工厂从东莞陆续迁移到胡志明市。在东莞，关于这家“血汗工厂”的报道时常见诸报端，但是鲜有工人对抗资方的激烈行动。
　　开餐馆的江西人彭子豪每天要为胡志明市郊的几家台资工厂送盒饭，他亲眼见证了多次大罢工。罢工发生前一周，几个对薪酬不满的员工在厕所里写下号召大家“下周一罢工”的宣传语。周一清早，几个男性工人就守在工厂门口，拦住一些不想参与罢工的女工，“如果她们还是进去了，下班后就会挨打。”
　　耐人寻味的是，宝元的老板曾在公司内部悬赏举报带头闹事的工人，奖金是一个工人半年的工资。两年过去了，台湾人一无所获。
　　“在他们的意识里他们總是被人欺负，先是法国人，后来是美国人，到最后是中国人。所以面对外国人时，他们就会特别团结。”彭子豪说。在越南的外国公司里，工会是个有一定分量的机构，而政府对罢工行为也抱着默许态度。
　　尽管历史上有过种种纠葛，如今的越南人对美国人、法国人和中国人都比较友好。越南中小学的历史课本对于1979年的中越战争也不再提起。但是，很多家庭都亲历了战乱。年轻一代讲实际、爱享受、崇尚西方生活方式，另一方面，骨子里的民族自尊心却很强。
　　在越南记者杨迪生看来，“这一点和中国的年轻人很像。碰到某些时机，民族主义情绪就会爆发。”前一阵子，当中越两国为南沙诸岛的归属问题再次发生争执时，越南年轻人表现得很激愤，冲击了一些中国的店铺和品牌。
　　
　　单兵作战的大陆商人
　　
　　两天前，赵玉星刚刚拒绝了一个越南女工——对方要求公司同时雇佣她的丈夫。他付给工人130万越南盾月薪，折合人民币520元左右，相当于越南工人平均水平薪酬。
　　“这些钱够女人吃饭和养家，如果是一个男人就迟早会感到不满足。统一招女工人，管理上会方便得多。”按越南的劳动法，工厂雇工超过10个时就要成立工会。记者问他怕不怕有人闹罢工，他笑着说，这个很容易搞定——找自己的人当工会头头就可以了。
　　来自大陆的中国商人“发现”越南，是在2000年之后。除了来自广东地区的商人，主要还有浙江人和江西人。相比在越南深耕细作了二十年的台商，他们的数量和实力非常有限。上海一家办理越南签证的旅行社的生意去年一下子火热起来。
　　这些中国商人到了越南，很快就如鱼得水，“适应起来很容易。那些门道，我们十年前就全部掌握了。”赵玉星对这里的业务很有信心。唯一让他担忧的是，这边做事的效率太低，将来的交货时间和周期都是问题。
　　湖南人赵玉星的公司是生产鞋配料和机器的，去年10月来到越南。他们的公司注册地在湖南，但在深圳、东莞两地都有工厂。大约一年前，越南那边来了大量订单向他们要机器，一批接着一批，“总是有市场在，否则不会买这些废铜烂铁”。
　　在越南，中国企业的名声不太好。越南人眼里，中国货几乎是“劣质产品”的同义词。
　　“前面的人把名声做坏了，现在我们要重新打品牌，很吃力。”赵玉星很有些不屑，“其实，这里很多产品还是来自中国。”越南记者杨迪生就很清楚，“中国货这些年质量好多了，关键是你会不会挑。”
　　周三晚上，第五郡华人聚居区的安东市场，金华小陈和几个浙江老乡约了一起吃自助餐。小陈是“浙江人在越南”QQ群的版主，这个社区集聚了一批在越南做生意开公司的浙江人。当晚露面的，有做饮用水设备的宁波人大余、做纺织品的温州人老黄，还有不知道做什么的金华江山人阿薇。
　　这些浙江商人都是早几年单枪匹马地跑到越南来做生意的。网络成为他们连接的工具，谈生意、价格战、笑骂着在越南碰到不顺心的事，商讨米价的涨跌、如何地下转资金、怎么通信更省钱,以及和越南政府机构周旋的办法。大余吞下一片又一片生三文鱼，咀嚼着，嘲笑着，“我就被修理过两次。”
　　三年里，大余凭着凶狠的价格战把竞争对手纷纷挑下马，如今，他的独资公司已经占有越南市场30%的份额。“本地人不懂得怎么做生意，要垄断这个国家的市场很容易。”这支可怕的浙商以单个力量在这个南亚小国迅速打开局面。此外，他们大多低调地遵循着“闷声发大财”的一贯风格。
　　在这个新兴国家的市场里，商机就是一切。尽管笃信“团结就是力量”，老乡们彼此保持着一定的戒心。譬如，老乡们只知道阿薇是到胡志明市大学来学越南语的。而事实上，在越南的几周里，她不动声色地办好各种海关手续、注册了自己的公司、打点好各路菩萨。她做一桩来路有些神秘的生意，至今，她都不想让其他的老乡们知道。
　　这个1980年出生的娇小女子，年纪不大，经历很复杂，跑过浙江、江西、深圳、香港等不少地方。她把浙江女商人、万事利集团的主席沈爱琴作为她的榜样，“有胸怀，有魄力，有钱”——她如是评价。“现在国内很难找到暴富的机会了。我出生得太晚，股市、楼市这些都轮不到我了。”
　　“这里就是二十年前的中国，机会是很多的。” 她给自己公司的开张选了一个黄道吉日——2008年8月8日，“很巧吧，千载难逢。”
　　目前，来自台湾的和来自大陆的商人，彼此交集不多。
　　张殿生2003年到越南寻求发展，2006年开了自己的公司。现在，他把太太和十岁的女儿都带到了胡志明市。女儿现在富美兴一家台湾人办的小学就读，这也是胡志明市唯一的华语小学。
　　张家客厅的电视机上摆着印有两首咏雨景的繁体五言绝句的字片，意趣稚朴，平仄工整，这可是十岁小朋友张千寻的大作。对台湾学校教育出的扎实国文功底，張殿生很满意，女儿现在会学着写古诗、读千字文，“台湾人传统文化教育比我们国内强多了”。
　　然而，中国两岸意识形态的冲突在这个南亚小国家依然延续。女儿在国内已经上过一年学，到越南新学校上学的第一天，一早就自己整整齐齐地穿好衣服、系上红领巾，等着爸爸送她去上学。碰到台北小学里庆祝“国庆节”或是其他一些敏感节日，张殿生会让女儿请假。
　　一次学校里测试，有一道题写着：“下面哪面是中国国旗”，备选的有美国国旗、日本国旗、还有一面青天白日旗。张千寻没有选任何一个答案，然后，自己在下面画了一面五星红旗。
　　
　　涌动的中国热钱和一个台湾学生
　　
　　2000年7月20日，胡志明市越南证券交易中心正式对外营业。
　　最先闻到钱味的，是来自千里之外上海的炒家。当时，证券交易中心最靠前的三十个账户几乎全是上海人的。但是，其中有四分之一账户的资金从未进过场。
　　以100点开始的越南股市，一年之后涨到了571点，足足翻了5倍。此时，中国股市正处于漫长熊市之中。这拨来越南股市淘金的，基本是个人，资金量达到几百万美金。
　　上海人的经济头脑、他们对股市的了解和经验，让“西贡证券”的业务部经理阮富强吃惊不已。 “浙江帮帮主”小陈有个上海的朋友，一个公认“很令人佩服”的上海女强人。2002年时，她带着几百万美金来越南开户炒股，阮富强正是为她打理股票的操盘手。因为她在国内的公司急需一批资金，她于2004年抛光所有股票，净赚40万美金。然后，通过特殊的地下通路，把钱经由台湾转移回国内。
　　阮富强在“西贡证券”负责华语地区市场。像这样的中国大陆客户，他手头有40多个，资金多的有几百万美金的资金量。越南的股市也吸引了中国富豪榜上赫赫有名的大鳄。阮富强有一位显赫的客户，每次驾临胡志明市，当地最大的几个台湾大老板都会安排接风和特别的招待。
　　进入证券经纪业六年，阮富强如今把工作重心放在开发法人客户，资金量在十来万美金的个人客户，基本都交给助手管理。但是，他还是会保留一些身份特殊的客户亲自打理，譬如台北驻越南的官员，或是台湾商会某会长的太太等等。
　　2004年，中国沉寂多年的股市情形看好，来自上海的第一拨炒家大多落袋为安，转战国内。之后两年，来自中国的资金数量不多。后来进入股市的主力，则是在越南的台商，还有韩国和日本的资金。
　　越南对外国股市投资者有诸多限制和复杂规定，开户手续来回折腾需要三个月。很多中国人都是借越南本地的“人头”开户炒股票，多数为广东、广西人，他们在越南有亲戚或者娶了越南太太。至于在越南的台商，他们往往借用公司员工的身份。
　　“风险是存在的，但我还没听到这样的纠纷发生——多数越南人不懂股市。”
　　在越南股市上淘走第一桶金的是中国人，但是在越南投资、做贸易的中国内地商人却很少涉足越南股市。“他们还是觉得先做好主业最重要。”
　　阮富强的助手现在清一色都是越南人，也有在中国留学归来的金融硕士。最初几年，他的助手都是华人，因为招不到学金融的越南人。
　　1994年，当阮富强刚从胡志明市经济大学毕业时，他还不清楚什么样的未来在等着自己。学校只学共产党党史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老师上课只会照本宣科。他以往的师兄师姐毕业后常常找不到工作，当时的越南几乎没有商贸和经济。
　　似乎是冥冥中注定。当时，第一拨台湾人已经进入越南淘金。有位经营旅馆业的台湾老板希望能找到一个可以信任、有店面的越南人做“人头”，在第五郡华人的帮助下，他联系上了阮富强的母亲。
　　在酒店业工作了半年后，阮富强去台湾旅行，后来留下来学习中文。“真感觉自己像乡下人进了城。”一切都能吸引他：普通老百姓可以随意批评任何政府官员，信什么样的宗教都可以，特别是台大漂亮的校园和足球场，图书馆里有很多他在越南根本接触不到的资料，他常常跑去听课。
　　他想申请台大的研究所。校方看了他过去在大学修的课程，说他得重修本科。他决意要学到真正有用的东西。
　　台大的四年是他这辈子最艰苦的一段日子，语言不通、功课又重又多，但是又很开心。“觉得这些将来都会很有用。”
　　1996年，台湾的股市冲破了一万点大关。阮富强也借了别人的身份开了一个户头，拿着不多的钱边学边玩，“真是很喜欢”。接着，他经历了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毕业回国之前，他抛光所有的股票，“不赚不赔”。
　　回到越南，在台湾企业短暂工作两年后，2002年，他终于投身越南刚刚成立不久的证券行业。在台湾的留学经历给了他新的视野、新的专业知识、对整个社会的新看法。但目前，他在台湾学的东西很多还用不上。“这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市场。说难听点，技术面、上市公司基本面分析这些都用不着，现在的重点还是政策面。”
　　主力还没进入这个市场，国有企业的民营化还没有开始，一切都像二十年前的中国股市。股票交易还是半原始状态，所有的设施都是临时的，液晶大屏幕太贵，公司用投影仪来展示实时股票行情。
　　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历程是阮富强密切关注的重点。最大的恐慌，是担心越南的股市会不会在暴涨之后经历类似中国那样漫长的熊市。“那就得等太久了。”他对政府的决策和效率持有很多批评。“越南高层的决策权太分散。越南的发展速度赶不上中国，就是因为缺乏一个像朱镕基那样强势的领导。”
　　如今他的愿望是：“一辈子都在这个行业干，等对证券业有更多的理解和经验后，能有机会筹集和管理一个投资越南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