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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人之于国也》讲述了孟子与梁惠王的一段对话，贯穿全文的就是如何“使民加多”的问题。文章逻辑严谨，气势充沛，体现出孟子汪洋恣肆的高超论辩艺术。
下面结合文章内容具体谈谈孟子的雄辩是如何炼成的。
一、深厚的德治思想铸造论辩的根基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孟子认为统治者实行仁政，就可以得到天下人民的衷心拥护，这样便可以无敌于天下。孟子所说的仁政要建立在统治者的“不忍人之心”的基础上。他说：“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不忍人之心”是一种同情仁爱之心，仁政就是这种“不忍人之心”在政治上的体现。这种民本思想重视人的生存权利，在当时具有非常了不起的积极意义。可以说这正是孟子论辩的精神基础。张志岳说：“孟子散文的气势固然与他善于辩论和善于运用比喻、驱使语气有密切的关联，但更重要的与他的仁政思想基础是分不开的。”
战国时期频繁的战争导致人口大批迁徙伤亡，而当时既无国籍制度，也无移民限制，百姓可以随意地去寻找自己心目中的乐土。哪一个国家比较安定、富强、和乐就迁到哪个国家为臣民。而—个国家人民的多少也是该国是否稳定繁荣昌盛的标志之一。因此，各个诸侯为了称雄。都希望自己的国家人口增多，梁惠王当然也不例外。
《寡人之于国也》一文就辛辣地嘲弄了以贤君自居的梁惠王。梁惠王标榜自己尽心于国的表现是赈灾救民。所以孟子面对梁惠王的谎言谬论，不得不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赈灾救民是它最基本的任务；对于一个君王来说，赈灾救民是他的最起码的职责。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自然等灾害面前不赈灾不救民的。光赈灾救民不行，更重要的是最大限度地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措施杜绝或减少自然等灾害的发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则需要以民为本，最大限度地调动百姓的积极性艘其乐其所为，这才是为政的大道。
二、坚定的人生信条打磨论辩的锋芒
孟子在辩论中陈述事理，是非分明。孟子以“王好战”的快人快语，一下就点中梁惠王的要害之处，揭露其所谓的“移民移粟”的虚假性。孟子又用“五十步笑百步”之喻，巧妙地指出梁惠王所谓“尽心”于国其实与邻国之政只有程度的差别，本质上都是虐民暴政。他斩钉截铁地告诉梁惠王：“王知如此，则无忘民之多于邻国也”。文章最后一段揭露统治者把“途有饿莩”归罪于年成不好的观点，更是一针见血——“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如此反问，掷地有声，不容置疑，让统治者的这种荒谬观点不攻自破。最后孟子态度鲜明地告诫梁惠王：“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文中两个“无”字，突出地表现了孟子面对强权毫不畏惧的气概。
孟子为什么如此直言不讳，放语不惮?
孟子生于阶级矛盾急剧转变的战国时代，列国诸侯正在变法图强，当时名利之风大盛，功利主义到处泛滥。而孟子不畏权贵，不媚诸侯，他说：“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
孟子始终坚守自己的为人之道。孟子认为，一个人为人，首先要有一个好的开端，那么，孟子心中好的开端是什么呢?他认为一个人有四种好的开端：第一，有同情心，同情心是仁的开端；第二，有羞耻心，羞耻心是义的开端；第三，有推让之心，推让之心是礼的开端；第四，有是非之心，是非之心是智的开端。这四个开端好比人的四肢。所以孟子眼中的大丈夫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
孟子有自己的君臣之道：“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如何“尽臣道”呢?不要靠曲意逢迎来获得宠信，不要在其位而不谋其政，一定要对国家有贡献，一定要对人民有帮助。孟子始终信奉“舍生而取义”的人生信条。他认为通过长期的道德实践，可以培养出一种坚定的无所畏惧的心理状态，这就是“浩然之气”。正因为他有如此的人生追求，所以敢对诸侯王说“不”。
三、丰富的措辞技巧淬炼论辩的方略
孟子曾经说过这样三句话：“言人之不善，当如后患何”；“人之易其言也，无责耳矣”；“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由此可见孟子是一位深谙说话之道的人。那么孟子说话的艺术到底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1、欲擒故纵，请君入瓮
梁惠王曾提出“民不加多”的问题。孟子面对梁惠王提出的问题，不直接回答，却与梁惠王探讨起打仗逃跑的事情，看似答非所问，其实用心良苦。因为这样做可以达到三重效果：其一，孟子是反对诸侯间的无休无止的相互征战的，一句“王好战，请以战喻”就把这种思想充分表露了出来。其二，现实生活中，人都有好为人师的心理，梁惠王当然也不例外。孟子此时语气委婉，态度谦恭，降低了自己的地位，抬高了对方的地位，使双方对话在友好、轻松的氛围中进行。其三，“引君入瓮”。孟子用战败一方弃甲而逃来比喻没有治理好的国家，用逃跑了五十步比喻梁惠王，用逃跑了一百步比喻邻国。梁惠王正是在享受着指导他人的快乐中步入了别人的圈套。
2、步步为营，循序渐进
孟子最擅长的是比喻之后连带反诘句向对方发难，逼其回答，对方不回答则已，答则中其圈套，陷入被动尴尬的境地。孟子面对梁惠王的提问，用打仗逃跑来比喻说理，紧接着提出问题，逼使梁惠王回答，梁惠王说不行，只不过没有跑上一百步，这也是逃跑。这样，梁惠王在不知不觉中承认了自己与邻国之政并无本质区别，都是没能实行仁政，因此，不能希望民之“加多”。然后“连锁推理”，强调了实行王道要从不违农时、发展生产、解决百姓最基本的吃穿问题入手；还指出要逐步地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进而接受教化，懂得“孝悌之义”，以解决精神文明问题，才能使民心归附，国家兴盛。
这种“连锁推理”一环接一环，环环相扣，无懈可击。
可以说孟子牵着对方，在自己语言的阵地中，顺着自己思维的轨迹，一路走得快步如风。
由此可见，孟子之所以雄辩，是因为他把思想之炭、人格之火放到了语言之炉中，这才炼成了无往不胜的“唇枪舌剑”。
下面结合文章内容具体谈谈孟子的雄辩是如何炼成的。
一、深厚的德治思想铸造论辩的根基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孟子认为统治者实行仁政，就可以得到天下人民的衷心拥护，这样便可以无敌于天下。孟子所说的仁政要建立在统治者的“不忍人之心”的基础上。他说：“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不忍人之心”是一种同情仁爱之心，仁政就是这种“不忍人之心”在政治上的体现。这种民本思想重视人的生存权利，在当时具有非常了不起的积极意义。可以说这正是孟子论辩的精神基础。张志岳说：“孟子散文的气势固然与他善于辩论和善于运用比喻、驱使语气有密切的关联，但更重要的与他的仁政思想基础是分不开的。”
战国时期频繁的战争导致人口大批迁徙伤亡，而当时既无国籍制度，也无移民限制，百姓可以随意地去寻找自己心目中的乐土。哪一个国家比较安定、富强、和乐就迁到哪个国家为臣民。而—个国家人民的多少也是该国是否稳定繁荣昌盛的标志之一。因此，各个诸侯为了称雄。都希望自己的国家人口增多，梁惠王当然也不例外。
《寡人之于国也》一文就辛辣地嘲弄了以贤君自居的梁惠王。梁惠王标榜自己尽心于国的表现是赈灾救民。所以孟子面对梁惠王的谎言谬论，不得不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赈灾救民是它最基本的任务；对于一个君王来说，赈灾救民是他的最起码的职责。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自然等灾害面前不赈灾不救民的。光赈灾救民不行，更重要的是最大限度地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措施杜绝或减少自然等灾害的发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则需要以民为本，最大限度地调动百姓的积极性艘其乐其所为，这才是为政的大道。
二、坚定的人生信条打磨论辩的锋芒
孟子在辩论中陈述事理，是非分明。孟子以“王好战”的快人快语，一下就点中梁惠王的要害之处，揭露其所谓的“移民移粟”的虚假性。孟子又用“五十步笑百步”之喻，巧妙地指出梁惠王所谓“尽心”于国其实与邻国之政只有程度的差别，本质上都是虐民暴政。他斩钉截铁地告诉梁惠王：“王知如此，则无忘民之多于邻国也”。文章最后一段揭露统治者把“途有饿莩”归罪于年成不好的观点，更是一针见血——“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如此反问，掷地有声，不容置疑，让统治者的这种荒谬观点不攻自破。最后孟子态度鲜明地告诫梁惠王：“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文中两个“无”字，突出地表现了孟子面对强权毫不畏惧的气概。
孟子为什么如此直言不讳，放语不惮?
孟子生于阶级矛盾急剧转变的战国时代，列国诸侯正在变法图强，当时名利之风大盛，功利主义到处泛滥。而孟子不畏权贵，不媚诸侯，他说：“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
孟子始终坚守自己的为人之道。孟子认为，一个人为人，首先要有一个好的开端，那么，孟子心中好的开端是什么呢?他认为一个人有四种好的开端：第一，有同情心，同情心是仁的开端；第二，有羞耻心，羞耻心是义的开端；第三，有推让之心，推让之心是礼的开端；第四，有是非之心，是非之心是智的开端。这四个开端好比人的四肢。所以孟子眼中的大丈夫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
孟子有自己的君臣之道：“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如何“尽臣道”呢?不要靠曲意逢迎来获得宠信，不要在其位而不谋其政，一定要对国家有贡献，一定要对人民有帮助。孟子始终信奉“舍生而取义”的人生信条。他认为通过长期的道德实践，可以培养出一种坚定的无所畏惧的心理状态，这就是“浩然之气”。正因为他有如此的人生追求，所以敢对诸侯王说“不”。
三、丰富的措辞技巧淬炼论辩的方略
孟子曾经说过这样三句话：“言人之不善，当如后患何”；“人之易其言也，无责耳矣”；“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由此可见孟子是一位深谙说话之道的人。那么孟子说话的艺术到底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1、欲擒故纵，请君入瓮
梁惠王曾提出“民不加多”的问题。孟子面对梁惠王提出的问题，不直接回答，却与梁惠王探讨起打仗逃跑的事情，看似答非所问，其实用心良苦。因为这样做可以达到三重效果：其一，孟子是反对诸侯间的无休无止的相互征战的，一句“王好战，请以战喻”就把这种思想充分表露了出来。其二，现实生活中，人都有好为人师的心理，梁惠王当然也不例外。孟子此时语气委婉，态度谦恭，降低了自己的地位，抬高了对方的地位，使双方对话在友好、轻松的氛围中进行。其三，“引君入瓮”。孟子用战败一方弃甲而逃来比喻没有治理好的国家，用逃跑了五十步比喻梁惠王，用逃跑了一百步比喻邻国。梁惠王正是在享受着指导他人的快乐中步入了别人的圈套。
2、步步为营，循序渐进
孟子最擅长的是比喻之后连带反诘句向对方发难，逼其回答，对方不回答则已，答则中其圈套，陷入被动尴尬的境地。孟子面对梁惠王的提问，用打仗逃跑来比喻说理，紧接着提出问题，逼使梁惠王回答，梁惠王说不行，只不过没有跑上一百步，这也是逃跑。这样，梁惠王在不知不觉中承认了自己与邻国之政并无本质区别，都是没能实行仁政，因此，不能希望民之“加多”。然后“连锁推理”，强调了实行王道要从不违农时、发展生产、解决百姓最基本的吃穿问题入手；还指出要逐步地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进而接受教化，懂得“孝悌之义”，以解决精神文明问题，才能使民心归附，国家兴盛。
这种“连锁推理”一环接一环，环环相扣，无懈可击。
可以说孟子牵着对方，在自己语言的阵地中，顺着自己思维的轨迹，一路走得快步如风。
由此可见，孟子之所以雄辩，是因为他把思想之炭、人格之火放到了语言之炉中，这才炼成了无往不胜的“唇枪舌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