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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中，劳动要素的流转是正常而且必要的。在南方工厂，民工荒和失业潮间歇出现，企业生生死死，经济在波动中稳步发展。互联网领域，跳槽非常普遍，失业是家常便饭。近期互联网界普遍在减少招聘，裁员消息时有耳闻。
11月7日，第二届“人大老博士论坛”在北京举行，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出席并称，因为国企重组等因素影响，中国将迎接第二轮下岗潮。曾湘泉表示，劳动市场信号已失真，统计局公布的登记失业率对于研究者没有用。
所谓“第二轮下岗潮”背后
有关第二轮“下岗潮”的言论之所以能在网上迅速传播，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正在大刀阔斧进行的国有企业改革。从统计数据上看，当前我国国有企业的效益确实有些令人担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9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下降1.7%，其中国有控股企业同比大幅下降了24.4%。相比之下，同期集体企业下降1.5%，股份制企业下降1.1%，而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则增长0.2%，私营企业增长7.1%。
但是，当前国有企业形势与1998年开始的国有企业改革三年攻坚脱困的背景有很大不同。一方面，经过上次国企改革，如今国有企业数量已有很大缩减，相应地在国企就业的职工数量也下降不少。2000年在国有城镇单位的就业人数有8100多万，占当年全部城镇就业人员总数的35%;到2014年，国有城镇单位就业人数已经下降到6312万人，占比只有16%左右，占比还不足2000年的一半。另一方面，目前国企的利润增速虽然大幅下滑，但1-9月份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仍达8339.6亿元，比当年出现整体亏损的状况要好得多。
更重要的是，目前正在进行的国企改革，无论是改革目标，还是方式方法都与上次大相径庭。上一次改革是为解决国企在国民经济中数量过多、设备技术落后、人员效率低下的问题，不得不采取的“断臂求生”做法，大量裁撤冗员实属无奈。但现在国企改革目标则有本质变化，按照今年8月《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此次改革目标是“到2020年，在国有企业改革首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更加符合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现代企业制度、市场化经营机制”等，方法包括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改革、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等。
从我国当前的就业形势来看，也似乎看不出要出现“下岗潮”的趋势。尽管我国的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但劳动力市场依然保持了基本稳定。即使是用国际上通行的指标来衡量，我国的调查失业率也只有5%左右。据测算，目前我国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所能拉动的就业人数，已经从上世纪90年代的120万人提高到150万人。以较低的增长获取更多的就业，经济结构的升级和优化功不可没。
近日，人社部面对记者有关“前段时间企业大规模裁员潮”的提问时，回应称“总的来看，涉及范围不大，人员分流平稳，未发现普遍性的裁员潮”。
上一轮下岗潮带来什么
90年代下岗潮是很多老一辈的梦魇。很多文章叙述当年艰辛，一些下岗者失去收入来源，到菜场逡巡徘徊，收摊时偷拾菜叶。1999年黄宏在春晚喊了一句“咱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据说那时很多人看到这心堵得慌，把电视关了。黄宏因此被骂了好几年无耻。
从市场环境看，1990年代又是改革开放后的黄金时代。大量国企改制，私营企业崛起。公务员辞职下海，富人走海南，穷人跑深圳。开矿、挖煤、跑外贸、房地产、办工厂，做生意当老板流行一时。当下很多企业家都是起家于此。互联网业也发韧于1990年代后期。
从下岗潮走出来者，绝大多数人都过得更好。伤痛的记忆是刻骨的，很多人不愿回顾。他们不愿承认，国企改制和下岗潮是后来经济起飞的基础。国退民进的改革红利一直维持到现在，私企发达的地区就业相对容易。在国企密集的地区，托门子找关系依然流行。最近两年，高度依赖国企的东北地区陷入衰退，下岗梦魇再次笼罩在职工头上。
很多国企职工事实失业，工资停发，苦苦挣扎，就业数据无法体现。国企不单要考虑经济效益，还要承担政治任务，解决就业，养活一大批人。国企没有足够动力减员增效。他们理直气壮从政府和银行那里获得帮助，不必担心倒闭。这导致国企效率低下，同时造成劳动力浪费。没有外界推动的强力改革，国企自身无法解决臃肿难题。
1990年代流行买断工龄、一次性安置补偿，虽然饱受争议，不过给国企改制提供了灵活机制。一些不愿长熬工龄的员工，他们获得一笔补偿费;经营无力的国企，能公开“甩包袱”筹码。这些都有利国企改制，方便私企接手，促进产权流转。如今这些机制不仅法律有障碍，舆论也不支持。利益僵持的代价是改革受阻，经济停滞不前，很多人混吃等死。
如今，市场经济中，劳动要素的流转是正常而且必要的。在南方工厂，民工荒和失业潮间歇出现，企业生生死死，经济在波动中稳步发展。互联网领域，跳槽非常普遍，失业是家常便饭。近期互联网界普遍在减少招聘，裁员消息时有耳闻。
会不会出现公务员下岗潮
张新新在甘肃省一个县级政府部门的接待大厅窗口上班。由于生活压力，他也有辞职的想法。
尽管大家都在讨论不断出台的关于公务员的各种禁令会影响这个群体的福利，但张新新告诉记者，这些禁令并未给他的收入带来任何不利影响——基层公务员原本福利就不多，取消后和取消前没有什么太大差别。
原本以为公务员是高收入群体，加入公务员队伍后起码可以负担得起买车和购房的需求，但真正梦想成真后，张新新才发现，自己每月扣除各项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后，实际收入不到2500元。
张新新经常跟同事们讨论他们的工资距离国家颁布的全国城镇人均收入还有一定差距，他也不断抱怨说除了工资其余的什么都在涨。
公务员不好当，尤其是基层公务员。张新新也时常跟同事们讨论基层公务员为什么不好当的问题。
以张新新本人的情况为例：在窗口工作要经常加班，如果态度稍有不好就可能会被投诉或直接被批评，“即便态度好，有时也要被质疑”。这是张新新每天都要面临的问题。
按照单位的要求，工作人员的手机要24小时开机，就连节假日也不例外。张新新因此经常自责给家庭的付出和关心太少。
工作近6年，张新新至今未曾调换过岗位。他一直在为提升发愁，“即便有机会提升，也很渺茫。”而如果自己当初不考公务员，可能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张新新认为，他的工作几乎是当地所有行业里最累、收入最低的工作之一。由于没有严格的考核体系、劳动与所得多数情况下不成正比，张新新觉得这无法很好地体现出他的个人价值。
如果未来自己的待遇仍然无法得到提升、收入仍处于社会偏低水平，张新新表示肯定会辞职。张新新的一些同事也与他有着同样的想法。
但另一个困惑在于：不做公务员了，又能做什么呢？张新新并不知道自己辞职后可以做什么工作。
專家称，公务员的工作累是由于政府职能没有转变、“应酬”太多，高工资高福利的前提是形成清廉政治、廉洁政府。市场经济需要小政府或者适度政府与之相匹配。也许不断有公务员辞职是一件好事，这样就能够增加社会的人才，也可以帮政府机关“消肿”，裁减冗员、裁减机构，使政府更精简，更富有活力。
（《环球时报》、《京华时报》、凤凰网）
11月7日，第二届“人大老博士论坛”在北京举行，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出席并称，因为国企重组等因素影响，中国将迎接第二轮下岗潮。曾湘泉表示，劳动市场信号已失真，统计局公布的登记失业率对于研究者没有用。
所谓“第二轮下岗潮”背后
有关第二轮“下岗潮”的言论之所以能在网上迅速传播，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正在大刀阔斧进行的国有企业改革。从统计数据上看，当前我国国有企业的效益确实有些令人担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9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下降1.7%，其中国有控股企业同比大幅下降了24.4%。相比之下，同期集体企业下降1.5%，股份制企业下降1.1%，而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则增长0.2%，私营企业增长7.1%。
但是，当前国有企业形势与1998年开始的国有企业改革三年攻坚脱困的背景有很大不同。一方面，经过上次国企改革，如今国有企业数量已有很大缩减，相应地在国企就业的职工数量也下降不少。2000年在国有城镇单位的就业人数有8100多万，占当年全部城镇就业人员总数的35%;到2014年，国有城镇单位就业人数已经下降到6312万人，占比只有16%左右，占比还不足2000年的一半。另一方面，目前国企的利润增速虽然大幅下滑，但1-9月份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仍达8339.6亿元，比当年出现整体亏损的状况要好得多。
更重要的是，目前正在进行的国企改革，无论是改革目标，还是方式方法都与上次大相径庭。上一次改革是为解决国企在国民经济中数量过多、设备技术落后、人员效率低下的问题，不得不采取的“断臂求生”做法，大量裁撤冗员实属无奈。但现在国企改革目标则有本质变化，按照今年8月《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此次改革目标是“到2020年，在国有企业改革首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更加符合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现代企业制度、市场化经营机制”等，方法包括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改革、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等。
从我国当前的就业形势来看，也似乎看不出要出现“下岗潮”的趋势。尽管我国的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但劳动力市场依然保持了基本稳定。即使是用国际上通行的指标来衡量，我国的调查失业率也只有5%左右。据测算，目前我国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所能拉动的就业人数，已经从上世纪90年代的120万人提高到150万人。以较低的增长获取更多的就业，经济结构的升级和优化功不可没。
近日，人社部面对记者有关“前段时间企业大规模裁员潮”的提问时，回应称“总的来看，涉及范围不大，人员分流平稳，未发现普遍性的裁员潮”。
上一轮下岗潮带来什么
90年代下岗潮是很多老一辈的梦魇。很多文章叙述当年艰辛，一些下岗者失去收入来源，到菜场逡巡徘徊，收摊时偷拾菜叶。1999年黄宏在春晚喊了一句“咱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据说那时很多人看到这心堵得慌，把电视关了。黄宏因此被骂了好几年无耻。
从市场环境看，1990年代又是改革开放后的黄金时代。大量国企改制，私营企业崛起。公务员辞职下海，富人走海南，穷人跑深圳。开矿、挖煤、跑外贸、房地产、办工厂，做生意当老板流行一时。当下很多企业家都是起家于此。互联网业也发韧于1990年代后期。
从下岗潮走出来者，绝大多数人都过得更好。伤痛的记忆是刻骨的，很多人不愿回顾。他们不愿承认，国企改制和下岗潮是后来经济起飞的基础。国退民进的改革红利一直维持到现在，私企发达的地区就业相对容易。在国企密集的地区，托门子找关系依然流行。最近两年，高度依赖国企的东北地区陷入衰退，下岗梦魇再次笼罩在职工头上。
很多国企职工事实失业，工资停发，苦苦挣扎，就业数据无法体现。国企不单要考虑经济效益，还要承担政治任务，解决就业，养活一大批人。国企没有足够动力减员增效。他们理直气壮从政府和银行那里获得帮助，不必担心倒闭。这导致国企效率低下，同时造成劳动力浪费。没有外界推动的强力改革，国企自身无法解决臃肿难题。
1990年代流行买断工龄、一次性安置补偿，虽然饱受争议，不过给国企改制提供了灵活机制。一些不愿长熬工龄的员工，他们获得一笔补偿费;经营无力的国企，能公开“甩包袱”筹码。这些都有利国企改制，方便私企接手，促进产权流转。如今这些机制不仅法律有障碍，舆论也不支持。利益僵持的代价是改革受阻，经济停滞不前，很多人混吃等死。
如今，市场经济中，劳动要素的流转是正常而且必要的。在南方工厂，民工荒和失业潮间歇出现，企业生生死死，经济在波动中稳步发展。互联网领域，跳槽非常普遍，失业是家常便饭。近期互联网界普遍在减少招聘，裁员消息时有耳闻。
会不会出现公务员下岗潮
张新新在甘肃省一个县级政府部门的接待大厅窗口上班。由于生活压力，他也有辞职的想法。
尽管大家都在讨论不断出台的关于公务员的各种禁令会影响这个群体的福利，但张新新告诉记者，这些禁令并未给他的收入带来任何不利影响——基层公务员原本福利就不多，取消后和取消前没有什么太大差别。
原本以为公务员是高收入群体，加入公务员队伍后起码可以负担得起买车和购房的需求，但真正梦想成真后，张新新才发现，自己每月扣除各项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后，实际收入不到2500元。
张新新经常跟同事们讨论他们的工资距离国家颁布的全国城镇人均收入还有一定差距，他也不断抱怨说除了工资其余的什么都在涨。
公务员不好当，尤其是基层公务员。张新新也时常跟同事们讨论基层公务员为什么不好当的问题。
以张新新本人的情况为例：在窗口工作要经常加班，如果态度稍有不好就可能会被投诉或直接被批评，“即便态度好，有时也要被质疑”。这是张新新每天都要面临的问题。
按照单位的要求，工作人员的手机要24小时开机，就连节假日也不例外。张新新因此经常自责给家庭的付出和关心太少。
工作近6年，张新新至今未曾调换过岗位。他一直在为提升发愁，“即便有机会提升，也很渺茫。”而如果自己当初不考公务员，可能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张新新认为，他的工作几乎是当地所有行业里最累、收入最低的工作之一。由于没有严格的考核体系、劳动与所得多数情况下不成正比，张新新觉得这无法很好地体现出他的个人价值。
如果未来自己的待遇仍然无法得到提升、收入仍处于社会偏低水平，张新新表示肯定会辞职。张新新的一些同事也与他有着同样的想法。
但另一个困惑在于：不做公务员了，又能做什么呢？张新新并不知道自己辞职后可以做什么工作。
專家称，公务员的工作累是由于政府职能没有转变、“应酬”太多，高工资高福利的前提是形成清廉政治、廉洁政府。市场经济需要小政府或者适度政府与之相匹配。也许不断有公务员辞职是一件好事，这样就能够增加社会的人才，也可以帮政府机关“消肿”，裁减冗员、裁减机构，使政府更精简，更富有活力。
（《环球时报》、《京华时报》、凤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