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成路建设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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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庆贺成渝铁路通车,继续努力修筑天成路。”
  2012年6月7日,走进成都市马家花园路10号中铁二局办公大楼,一楼大厅内毛主席题词的照片,立即吸引了记者的目光。
  79岁高龄的王贤清老人告诉记者,这是60年前毛主席为西南铁路工程局(中铁二局前身)的题词,也是宝成铁路建设的动员令。
  回忆起60年前的建设岁月,王贤清和他的同事们言谈举止间依然洋溢着当年的豪迈之情。
  
  从“天成路”到“宝成路”
  “成渝铁路通车之时,就是宝成铁路开工之日。”王贤清是从中铁二局的机关报《铁道建设报》副总编的位置上退下来的,说起宝成铁路建设,他如数家珍。不过,他告诉记者,自己并没有参加过宝成铁路的建设。
  1950年6月12日,西南铁路工程局成立。3天后,成渝铁路开建。王贤清就是这一年参加工作的,在修完成渝铁路后,他就留下来成为了一名铁路工人,后来才调到中铁二局机关。
  记者见到王贤清老人时,他正在与几位好友联络,邀请他们参加自己做东的聚会,因为两天后将是他的79岁生日。
  王贤清的许多朋友大都参加过宝成铁路建设,他本人也曾在局宣传部和史志办工作过较长时间。根据老人参与编写的《铁道部第二工程局四十年》介绍,宝成铁路开工建设的准确时间是1952年7月2日,即庆贺成渝铁路全线通车的第二天。
  “是在成都车站中心点北段0.66公里处,即成渝线与宝成线交界处破土动工的。”王贤清说,当时,铁道部部长滕代远、西南军区副司令员李达、中共中央西南局统战部副部长程子健、川西行政公署主任李井泉等领导都参加了开工仪式。
  “那时候还不叫宝成铁路,叫天成铁路。”王贤清的同事和领导、原《铁道建设报》总编辑肖洪举说,“宝成铁路原计划北起天水,南抵成都,所以毛主席说要努力修筑天成路。”
  “天成路”的提法其实由来已久。早在1913年的北洋军阀时期,就有人提议从山西大同至四川成都修筑同成铁路,但经过数次勘察,因工程浩大未能实现。国民党时期的1936年至1939年,陇海铁路西段工程局等机构为寻找通过秦岭的最佳线路,先后航测过五条线路,但因工程艰巨修建困难,只好选择走成都至天水线。1940年,国民政府专门成立了天成铁路工程局,对天成线进行了定测。
  由于时局动荡等原因,1913年至1948年的几十年间,天成铁路只停留在勘测研究阶段。
  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主席就做出“修筑天成铁路,打开西北、西南通道,改变这些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面貌”的指示。1950年5月,由铁道部设计局组成两个测量总队,以略阳为界分担这条铁路南北两段的勘测任务。这时勘测的线路仍是天成线,北由宝(鸡)天(水)铁路的社棠起,过渭河在跑马泉设编组站,西行到天水后转向南行,在平南川越过秦岭主脉后,向西沿汉水而下,经礼县到两河口,沿嘉陵江到略阳、广元,再沿清江上行,经会龙场(过剑门山)至绵阳、德阳最后抵达成都。
  到了1952年,天(水)略(阳)段定测期间,同时进行了宝(鸡)略(阳)段的勘测和经济调查。经过比较,两条线长度均等,天略段工程费用甚至还要节省一些。但是,当时东部地区与四川省往来货物约占运输总量的三分之二,若经天水至成都,则须多走153公里的宝(鸡)天(水)段,加之宝天段地质环境复杂,时常有塌方和泥石流发生,其通行能力将受到限制,最后决定采用宝略段。
  为此,1953年12月1日,铁道部专门发文,公布天成铁路改名为宝成铁路。即起点站由天水站改为宝鸡站,终点站仍是成都。
  贺龙为宝成铁路通车剪彩
  “西南的铁路建设和贺龙贺老总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回忆宝成铁路的建设岁月,肖洪举不无感慨地说,“成渝铁路通车典礼,贺龙来参加了,宝成铁路通车典礼,贺龙也来参加了,中铁二局和贺龙是有感情的。”
  铁道部第二工程局志记载,1950年6月15日,成渝铁路开工典礼上,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亲自将“开路先锋”的旗帜授予西南铁路工程局的军工代表。据肖洪举介绍,当时西南铁路工程局的不少领导干部都是贺龙的老部下。肖洪举1952年随川南文工团一起调归西南铁路工程局,任西南铁路文工团团长,曾带领文工团到宝成铁路沿线的许多建设工地慰问演出。肖洪举说,西南铁路工程局后来又分成中铁二局、中铁二院、成都铁路局、隧道局等单位,仅中铁二局一个单位就有参加过长征的老干部不下100人,这些人大部分是曾跟随贺龙闹革命的老红军。
  王贤清也介绍说,曾任西南铁路工程局局长、党委书记的黄新义就是当年贺龙手下的一员猛将,战争年代敌人曾悬赏几万大洋捉拿他。他腿部受过伤,走路还一瘸一瘸的,但听说很能打仗,在建设年代也是一名雷厉风行的干将。
  王贤清还向记者纠正了一个误传,西南铁路工程局的第一任局长赵健民此前为十七军政委和军长,长期以来有种说法,说西南铁路工程局是十七军集体转业的。“其实也有十八军的人,但大多数是民工、青年学生以及民国政府时期的员工。赵健民当时是西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部长兼任西南铁路工程局局长,干部中既有来自贺龙部下的,也有来自刘、邓大军的,赵健民就是刘、邓大军的名将。因为赵健民会开车,邓小平就开玩笑说,那你去干交通好了。这事后来在局里就传开了。”王贤清说。
  与肖洪举住在同一个小区的王昌煜是重庆人,16岁就参加了工作,修建宝成铁路时他是一线施工人员,参加了会龙场、雁门坝、观音坝、略阳等十几个隧道的建设,而且后来还随中铁二局参加了京承铁路、陇海铁路、东北本溪至牡丹江、西南贵阳至昆明等铁路的建设。他回忆说,宝成铁路时条件最为艰苦,照明用煤气灯,机械设备很少,只能采用人海战术,人拉肩挑。
  “但那时人们的热情都很高,并不觉得苦与累。”采访中,肖洪举老人说了一句令记者很感动的话,他说:“生在那个时代,就应该担负那个时代的义务。”
  1958年1月1日,在成都车站隆重举行的宝成铁路通车典礼,令许多老同志至今还记忆犹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贺龙、聂荣臻,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和中央、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康生、黄克诚、王维舟、杨献珍、傅钟、武竞天、钟子云、李济寰、李寿轩,陕西省省长赵寿山、四川省省长李大章、甘肃省副省长黄正清以及缅甸副总理、苏联专家组组长等人出席了庆典活动。贺龙副总理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作了讲话,并为成都直达北京的第一列客车剪彩。
  “文革”中贺龙被整,但铁二局很多人还是很怀念贺龙。“这幅《贺龙来到铁二局》的照片在‘文革’时险些失传,一名叫罗邦至的青年员工冒险将照片悄悄带到农村老家藏了起来,1990年征集中铁二局文物时,这位青年才将照片捐了出来。这是我亲自办的,经过请示领导,最后以稿费的名义奖励给这个小伙子100元。”王贤清说。
  提前接轨仍感到“灰溜溜”的
  此前,成都新闻界同行提供了一条线索,原中铁二院总工程师郝昭謇,是新中国早期的铁路工程师之一,曾参与了宝成铁路的设计。但是,当记者到成都采访时却获悉,老人已于去年3月辞世。几经周折,记者终于联系到了郝昭謇的次子郝正先生。
  郝正向记者介绍,建国后西南新修的几条铁路,他的父亲几乎都参与了,1986年还因主持设计成昆铁路而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记者了解到,郝昭謇97岁谢世,生前堪称西南铁路的活字典。“父亲自1952年元旦起开始记工作日记,直到去世前两年,几乎没有间断过,所以留下了大量手稿。”
  记者看到一篇郝昭謇1995年完成的手稿,是关于宝成线的,题目是“创业维艰”,副标题为“回忆宝成南段设计杂感”,稿纸右上方注明“为院史志编辑办公室95年征集回忆文章的通知而作”。
  郝昭謇的这篇手稿的开头写道:“宝成线是建国后在西南修建的第二条新线,是从头开始、独立自主、全面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进行修建的。它的建成是我国新建铁路专业技术力量成长的过程,为我国在山区修建铁路积累了经验,具有历史意义。”郝昭謇还写到,正是从宝成铁路开始,我国的铁路建设才走上正轨,即“先设计后施工,施工实行企业化管理;在设计方面推行总体设计制,分阶段编制设计文件和鉴定审批”。
  郝昭謇在手稿中也承认,因开工急促,宝成线由南向北分段推进,施工单位经常提出“没有设计文件不能施工”,迫使设计单位分段分点交付施工文件,仍然是边设计边施工。郝昭謇认为,“由宝成起40年来在各条新线建设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可说已成为规律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重视。”
  从其他文献资料中也不难发现,在那个特定的年代,宝成铁路从设计到施工、从运营到管理很多方面都存在值得总结和反思的地方。
  中铁二局史志编写委员会在纪念该局成立40年出版的一部内容详实的文献中记载,1956年7月12日,宝成铁路在甘肃省徽县黄沙河实现全线接轨,比原批准的计划提前了一年多。曾任成都铁路局总工程师的周丕烈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披露,尽管如此,宝成铁路的建设者却有些“灰溜溜”的感觉,因为当时提出的口号是保证“七·一”接轨,但由于1956年雨季提前且雨量特别大,全线将预定地点接轨的时间延至7月12日。“为此,《人民日报》还发了社论,题目好像是不要蛮干,参建单位从上到下压力都很大。”周丕烈回忆说。
  总投资不到8亿元
  
  中铁二局的有关史志显示,该局修筑宝成铁路时,职工最高达6.8万人,连同二包单位约8万余人。
  由于工程艰巨,铁道部部署了二局、四局、六局、隧道公司等施工单位。1955年4月,设立宝鸡统一指挥所,此时,宝鸡至凤县已开始施工,全长668.2公里的宝成线上,聚集了数十万名建设者,其场面蔚为壮观。
  参加铁路建设的除了设计、基建、施工等专业单位以外,还有部队官兵、川陕甘三省的民工、学生等。四川、陕西、甘肃三省省长李大章、赵寿山、邓宝珊都曾亲率大型慰问团,深入施工现场,或到工棚里慰问演出,参建者倍感亲切和鼓舞。
  “那时候没有人叫苦叫累,几乎所有人都情绪高涨,争先恐后,干劲冲天,你们想象不到,刚解放时人们的精神状态就是那样。”在中铁二局文化宫,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对记者说。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科研处处长滕勇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宝成铁路建设期间,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国民经济正在恢复时期,同时还要打抗美援朝战争,能在短时间内完成这一壮举,对国人是一个莫大的鼓舞和振奋。滕勇还认为,宝成铁路的建设也开创了多省区合作、多部门多单位参与的“会战”形式,这一建设形式,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
  据统计,宝成铁路挖填路基土石方6563万立方米,仅中铁二局就完成了5000多万立方米。但是,宝成铁路的工程造价却极为低廉。资料显示,全线预算总汇为83000.5万元,截至1957年底实际完成投资总数为77800.5万元。如以完成投资为实际造价,则造价较预算降低6.26%,全线平均每公里造价为116.43万元。
  如果进一步分析,宝成铁路全线修建总投资移交为固定资产的占总投资89.46%,表明国家投资绝大部分是用于工程的。在施工过程中历年都完成降低成本任务,验工计价时要按设计预算上缴20%后拨付。若在总投资中扣除此项,实际上宝成铁路平均每公里造价还要更低。
  郝昭謇在2003年6月25日的日记中回忆道,1958年元旦宝成线正式通车,5月中央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铁道部第二工程局四十年》这样评价宝成铁路:因为从总的来看,宝成铁路的修建,无论就全线或就二局施工范围的修建实绩,是造价低、工期短、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大、投资收回快(的工程)。
  显然,宝成铁路堪称那个特殊年代“多快好省”的典型工程。
  相关资料还显示,宝成全线交付使用后5年,就收回了全部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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