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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语言教育研究所所长温儒敏教授，当年参与过语文新课程标准的制订，目前兼任国家基础教育改革专家委员会委员。这样的身份，决定了他对一些基层课改的微观实际有多年的接触，对国家课改的全局也有基本的把握。
温儒敏透露，目前国家正在修订的基础教育各个学科的课程标准（俗称“新课标”），主要的方向是使各个学段的目标更明确，比如每个年级学什么，达到什么样的量，对采用哪些教学方法有一些建议，对教科书的编写也提出了一些新要求。整体来说，此次修订既坚持改革的理念，又比以前更加实际，可行性更强。
一个呼唤新课程的时代
提起当年国家颁布《课改纲要》的时代背景，温儒敏记忆犹新。
早在1995~1996年间，由于社会各界对高考制度、教育制度的批评很多，教育部组织过一次针对义务教育的调查。调查涉及了九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持续了一年多时间，最后归纳了当时整个基础教育存在的六个严重问题：
一是教育培养方式与青少年成长规律、时代的发展需求不适应；二是品德教育针对性不强，效果不好；三是小学、初中、高中的课程结构单一，内容繁、难、偏、旧；四是课程、学科体系封闭，不能反映现代科技、社会发展的新成就，学科体系封闭表现在小学就开始文理分科，到初中分得更细，高中更是井水不犯河水，而在国外的小学，每个教师都是教全科；五是中考、高考如同一个指挥棒，教师搞题海战术，学生死记硬背，负担越来越重；六是课程评价标准单一，只用考试成绩衡量优劣。
调查组认为，这六个问题阻碍了青少年学生的健康发展，延误了有用人才的培养，更谈不上培养创新人才了。用温儒敏今天的话说，这些问题到现在都没有解决好，致使从幼儿园、小学、初中一直到高中，教育自身的两大重症仍然存在：一是教育没有差异，没有因材施教，不重视发展学生的个性，所有的学生都是一个标准，好像工厂车间生产的标准件；二是教育的要义本是让受教育者的心智得到健全发展，但我们的教育却日益竞争化，这对学生们的身心健康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对于新课程实施，今天的人们有着太多各种各样的回顾。“新课改有进展，尽管难度不小，收获不大，但方向应该肯定。”这是温儒敏的观点。他说，重视学生基本能力的培养，重视学生身心的健全发展，强调以学生为主体，实施启发式教学，引导学生学会学习，这些都是新课改反复强调的。经历了10年的艰难推进，这些基本的理念得到了集中强化，进而激活了大家对许多教育问题的认识。其中的一些新观念已经对中小学的传统教学产生了一定的冲击，比如以人为本，重视学生整体素质的培养，教师们都念念不忘，连不少家长也时常脱口而出，当然能不能做到是另外一回事。对于课程，如今几乎没有人说不要改，这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收获。
温儒敏认为：“还有一个收获是新课程实施之初绝对没有料到的，那就是现在中小学的新课改已经与食品安全、交通安全、房价、医疗，并列成为社会的核心话题，因为它涉及民生，没有一个家庭离得开，这个变化应该说是巨大的。”
新课程的亮点没能体现
新课程实施至今进展如何？对此，温儒敏做了这样的概括：一部分学校在艰难推进课改中渐渐发生着一些变化；还有相当多的学校我行我素，仍在搞老一套。至于目前新课改存在的主要问题，温儒敏不无遗憾地表示：“从根本上说，就是当年设计的课改方案中的一些亮点在后来的推进中没有很好地凸现出来。”
亮点之一，即综合性学习，力求把各学科打通，这个动机非常好，国外也都是这样搞的。初中，特别是小学阶段，分科非常不利于学生发展，而且越分科，学生的课业负担会越重，比如写作业，数学布置一个小时，语文就布置60分钟，各科都在争时间。提出综合性学习是设想减轻学生负担，让学生学得更活。但在实际推进时，初中还能稍微体现出一些，高中就基本上做不到了。
亮点之二，即学业水平考试，有点类似于国外的会考，主要考基础性的课程范围，难度较低，目的是通过这个考试把学生分流，促使他们有的选择考大学，有的选择考职业学校，而不是都去挤独木桥。这个设计很好，一度有近20个省份试行，结果却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因为家长普遍不支持。现在愿意让自己孩子读中职的家长少之又少，致使中职的资助政策到下面都碰了壁。当年的蓝领既有政治地位，又有经济地位，比如八级工的工资相当于工程师。然而那样的好景早已不在，因此现在的家长都想让孩子当白领。
亮点之三，即选修课，这也是当初呼唤新课改的学者极力主张的，目的是为学生有选择学习、个性化学习提供空间。七年前高中开始实施新课程时，就把六个学期分为两个阶段，前两个半学期叫必修，后三个半学期叫选修，每一门课都有若干种选修，但实施的结果居然比以前更糟：以前高中一般从第四个学期或者第五个学期开始准备考大学，现在甚至高一第一个学期就开始准备高考，这是十多年前所没有的。由于学新知识的时间受到挤压，有些地方就对高中的选修课采取了限制措施，比如北京市有些城区规定选修课不能超过三种，而且索性不允许学生自己选择了。
亮点之四，从理论上讲，课改是对应试教育的挑战，起到消减中考、高考指挥棒的作用。课改开始不久对中考、高考还有一定的冲击力。有些省份率先做实验：评价学生时中考、高考成绩占70%，平时成绩和表现情况占30%，结果家长都不干，几乎要上街游行，他们说：“现在这个社会缺乏诚信，除了考试成绩，谁会相信学校老师能给孩子公正的评价呢？”可想而知，这样的实验只能被迫叫停。
好的设计为何难成现实
为什么新课程中许多好端端的设计没能落实？温儒敏说，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和老师可能都有一定的责任，但最主要的还是因为不断加剧的社会竞争和社会矛盾导致了特别是中年人、青年人的焦虑感越来越强。一个突出的变化就是教育竞争一再提前，不仅从高二年级提前到了高一年级，而且提前到了初中、小学、幼儿园，甚至提前到了胎教。有个广告说：“胎教没抓好，孩子这辈子就完了。”搞得不少准妈妈很紧张，她们为了培养未来的天才纷纷报名上胎教学习班。
近30年的社会转型过程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发展成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使社会发展前景增加了许多不确定因素。比如既得利益阶层垄断了教育资源，还有大众持续热议的财富分配问题、贪腐问题等。温儒敏认为：“社会的诸多矛盾包括潜在矛盾都在发酵中，其中一部分转移到了教育，受到影响的家长先是自己不安，接下来又把焦虑转移到孩子身上。现在教育碰到的许多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就是社会问题的折射。”
温儒敏指出，面对课改，家长的想法非常复杂，一方面他们感到孩子的课业负担太重，但真要改他们又担起心来。比如国家规定小学一到三年级不能布置作业，小学四到六年级不能布置超过一小时的作业，可是很多学校都没有做到，因为家长们不答应，有的甚至表示“学校不留作业，我就让孩子转学”。
说到众多家长对孩子学习抓得格外紧的原因，知名教育时评家熊丙奇教授没有归咎于家长们的盲目攀比，而是认为这是家长对教育的焦虑所致。很多人从初为父母时起，就充满了对教育的焦虑。尽管有人士分析“不输在起跑线上”是十足的商业宣传，但生活在现实中的家长们却不得不掂量，不让孩子早学一些、多学一些，极有可能从幼儿园起就落后于同龄的孩子。事实上，今天的教育体系所倡导的“六好模式”（即上好幼儿园、上好小学、上好初中、上好高中、上好大学、找好工作），恰恰与这个似乎不可思议的商业宣传合拍。
在熊教授看来，由于基础教育存在严重的不均衡、中考高考制度以学科考试分数作为单一的选拔依据、社会的人才评价体系看重学历等因素的叠加，家长们只能从孩子很小时就特别重视教育投入。作为政府部门和一些专家，与其轻率地把责任推给家长，不如反思一下当下的教育现实。只有使幼儿园、小学、初中的发展大致均衡，办学质量和办学条件大致相当，中考高考制度实行多元评价，关注学生的个性和兴趣，才是对家长理性选择的最有力引导。
对新课程应持怎样的态度
“我们不但应该认识实施新课程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还应该有一点毅力，有一点理想，有一点责任感。”温儒敏开诚布公地表达出自己对继续推进新课程的基本态度。
首先，要为政策补台。激进式的颠覆性思维在中国往往行不通。要想把课改一步步推进，就要讲点政治，政治就是人际关系，当然不是指走后门，而是要与不同利益群体有一定的妥协，只要有一个整体的课改政策空间，能改一寸就改一寸，不要光抱怨、不做事。
其次，要協调好课改与中考、高考的关系，不能对着干，说课改就是要推翻考试，那不行。“高考的指挥棒作用，不光有负面的，也有正面的，学会把正面的用好，是课改成功的关键。”这是温儒敏倡导的一个理念。他说，今年高考上海卷的作文题出得比较好，是根据两句寓有深意的哲言“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不会过去”，让考生自选角度、自拟题目、自由发挥。这实际上是对高中生具有多少理性思维的考查，那些善于从教辅中找标准答案的考生是没法考的。这也提示教师以后不要教得那么死。
近年高考作文题正中考生下怀的情形屡有发生，去年宁夏卷的《诚信善良》，还有北京卷的《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殊不知考生都预习过多少遍了，结果85%的考生做出来的大体一样。为此，温儒敏曾出过两个供高中生参考的题目，令人无不叫绝。一个题是给出一个MP3的说明书，让考生给外婆或祖母写一封800字的信，建议老人家买这个东西，其中必然要把亲情与分析、议论等综合梳理在一起。这个题辅导老师套不了，而且有一定难度，因为MP3的说明书不那么容易看懂，有人看了半天也抓不到要点。另一个题是《假如科技无所不能》，那些只读教辅的学生也考不了，因为没有标准答案，需要考生平时有广泛的涉猎，有丰富的想象力以及一定的思辨能力。
“有水平的老师会充分利用中考、高考指挥棒的正面作用把握好自己的教学，这就是课改的动力。要在中考、高考和课改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温儒敏认为，每个学校、每个老师面对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但都要找到这个平衡，有了平衡就是进步，就是改革。教师能让学生中考、高考考得好，又不至于用题海战术把学生的兴趣搞没了，这就是平衡，这种平衡是所有教师都应该学会的。让你的学生学得好，又学得不那么死板，这最能反映教师的教学水平。
（责 编 子 君）
温儒敏透露，目前国家正在修订的基础教育各个学科的课程标准（俗称“新课标”），主要的方向是使各个学段的目标更明确，比如每个年级学什么，达到什么样的量，对采用哪些教学方法有一些建议，对教科书的编写也提出了一些新要求。整体来说，此次修订既坚持改革的理念，又比以前更加实际，可行性更强。
一个呼唤新课程的时代
提起当年国家颁布《课改纲要》的时代背景，温儒敏记忆犹新。
早在1995~1996年间，由于社会各界对高考制度、教育制度的批评很多，教育部组织过一次针对义务教育的调查。调查涉及了九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持续了一年多时间，最后归纳了当时整个基础教育存在的六个严重问题：
一是教育培养方式与青少年成长规律、时代的发展需求不适应；二是品德教育针对性不强，效果不好；三是小学、初中、高中的课程结构单一，内容繁、难、偏、旧；四是课程、学科体系封闭，不能反映现代科技、社会发展的新成就，学科体系封闭表现在小学就开始文理分科，到初中分得更细，高中更是井水不犯河水，而在国外的小学，每个教师都是教全科；五是中考、高考如同一个指挥棒，教师搞题海战术，学生死记硬背，负担越来越重；六是课程评价标准单一，只用考试成绩衡量优劣。
调查组认为，这六个问题阻碍了青少年学生的健康发展，延误了有用人才的培养，更谈不上培养创新人才了。用温儒敏今天的话说，这些问题到现在都没有解决好，致使从幼儿园、小学、初中一直到高中，教育自身的两大重症仍然存在：一是教育没有差异，没有因材施教，不重视发展学生的个性，所有的学生都是一个标准，好像工厂车间生产的标准件；二是教育的要义本是让受教育者的心智得到健全发展，但我们的教育却日益竞争化，这对学生们的身心健康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对于新课程实施，今天的人们有着太多各种各样的回顾。“新课改有进展，尽管难度不小，收获不大，但方向应该肯定。”这是温儒敏的观点。他说，重视学生基本能力的培养，重视学生身心的健全发展，强调以学生为主体，实施启发式教学，引导学生学会学习，这些都是新课改反复强调的。经历了10年的艰难推进，这些基本的理念得到了集中强化，进而激活了大家对许多教育问题的认识。其中的一些新观念已经对中小学的传统教学产生了一定的冲击，比如以人为本，重视学生整体素质的培养，教师们都念念不忘，连不少家长也时常脱口而出，当然能不能做到是另外一回事。对于课程，如今几乎没有人说不要改，这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收获。
温儒敏认为：“还有一个收获是新课程实施之初绝对没有料到的，那就是现在中小学的新课改已经与食品安全、交通安全、房价、医疗，并列成为社会的核心话题，因为它涉及民生，没有一个家庭离得开，这个变化应该说是巨大的。”
新课程的亮点没能体现
新课程实施至今进展如何？对此，温儒敏做了这样的概括：一部分学校在艰难推进课改中渐渐发生着一些变化；还有相当多的学校我行我素，仍在搞老一套。至于目前新课改存在的主要问题，温儒敏不无遗憾地表示：“从根本上说，就是当年设计的课改方案中的一些亮点在后来的推进中没有很好地凸现出来。”
亮点之一，即综合性学习，力求把各学科打通，这个动机非常好，国外也都是这样搞的。初中，特别是小学阶段，分科非常不利于学生发展，而且越分科，学生的课业负担会越重，比如写作业，数学布置一个小时，语文就布置60分钟，各科都在争时间。提出综合性学习是设想减轻学生负担，让学生学得更活。但在实际推进时，初中还能稍微体现出一些，高中就基本上做不到了。
亮点之二，即学业水平考试，有点类似于国外的会考，主要考基础性的课程范围，难度较低，目的是通过这个考试把学生分流，促使他们有的选择考大学，有的选择考职业学校，而不是都去挤独木桥。这个设计很好，一度有近20个省份试行，结果却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因为家长普遍不支持。现在愿意让自己孩子读中职的家长少之又少，致使中职的资助政策到下面都碰了壁。当年的蓝领既有政治地位，又有经济地位，比如八级工的工资相当于工程师。然而那样的好景早已不在，因此现在的家长都想让孩子当白领。
亮点之三，即选修课，这也是当初呼唤新课改的学者极力主张的，目的是为学生有选择学习、个性化学习提供空间。七年前高中开始实施新课程时，就把六个学期分为两个阶段，前两个半学期叫必修，后三个半学期叫选修，每一门课都有若干种选修，但实施的结果居然比以前更糟：以前高中一般从第四个学期或者第五个学期开始准备考大学，现在甚至高一第一个学期就开始准备高考，这是十多年前所没有的。由于学新知识的时间受到挤压，有些地方就对高中的选修课采取了限制措施，比如北京市有些城区规定选修课不能超过三种，而且索性不允许学生自己选择了。
亮点之四，从理论上讲，课改是对应试教育的挑战，起到消减中考、高考指挥棒的作用。课改开始不久对中考、高考还有一定的冲击力。有些省份率先做实验：评价学生时中考、高考成绩占70%，平时成绩和表现情况占30%，结果家长都不干，几乎要上街游行，他们说：“现在这个社会缺乏诚信，除了考试成绩，谁会相信学校老师能给孩子公正的评价呢？”可想而知，这样的实验只能被迫叫停。
好的设计为何难成现实
为什么新课程中许多好端端的设计没能落实？温儒敏说，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和老师可能都有一定的责任，但最主要的还是因为不断加剧的社会竞争和社会矛盾导致了特别是中年人、青年人的焦虑感越来越强。一个突出的变化就是教育竞争一再提前，不仅从高二年级提前到了高一年级，而且提前到了初中、小学、幼儿园，甚至提前到了胎教。有个广告说：“胎教没抓好，孩子这辈子就完了。”搞得不少准妈妈很紧张，她们为了培养未来的天才纷纷报名上胎教学习班。
近30年的社会转型过程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发展成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使社会发展前景增加了许多不确定因素。比如既得利益阶层垄断了教育资源，还有大众持续热议的财富分配问题、贪腐问题等。温儒敏认为：“社会的诸多矛盾包括潜在矛盾都在发酵中，其中一部分转移到了教育，受到影响的家长先是自己不安，接下来又把焦虑转移到孩子身上。现在教育碰到的许多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就是社会问题的折射。”
温儒敏指出，面对课改，家长的想法非常复杂，一方面他们感到孩子的课业负担太重，但真要改他们又担起心来。比如国家规定小学一到三年级不能布置作业，小学四到六年级不能布置超过一小时的作业，可是很多学校都没有做到，因为家长们不答应，有的甚至表示“学校不留作业，我就让孩子转学”。
说到众多家长对孩子学习抓得格外紧的原因，知名教育时评家熊丙奇教授没有归咎于家长们的盲目攀比，而是认为这是家长对教育的焦虑所致。很多人从初为父母时起，就充满了对教育的焦虑。尽管有人士分析“不输在起跑线上”是十足的商业宣传，但生活在现实中的家长们却不得不掂量，不让孩子早学一些、多学一些，极有可能从幼儿园起就落后于同龄的孩子。事实上，今天的教育体系所倡导的“六好模式”（即上好幼儿园、上好小学、上好初中、上好高中、上好大学、找好工作），恰恰与这个似乎不可思议的商业宣传合拍。
在熊教授看来，由于基础教育存在严重的不均衡、中考高考制度以学科考试分数作为单一的选拔依据、社会的人才评价体系看重学历等因素的叠加，家长们只能从孩子很小时就特别重视教育投入。作为政府部门和一些专家，与其轻率地把责任推给家长，不如反思一下当下的教育现实。只有使幼儿园、小学、初中的发展大致均衡，办学质量和办学条件大致相当，中考高考制度实行多元评价，关注学生的个性和兴趣，才是对家长理性选择的最有力引导。
对新课程应持怎样的态度
“我们不但应该认识实施新课程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还应该有一点毅力，有一点理想，有一点责任感。”温儒敏开诚布公地表达出自己对继续推进新课程的基本态度。
首先，要为政策补台。激进式的颠覆性思维在中国往往行不通。要想把课改一步步推进，就要讲点政治，政治就是人际关系，当然不是指走后门，而是要与不同利益群体有一定的妥协，只要有一个整体的课改政策空间，能改一寸就改一寸，不要光抱怨、不做事。
其次，要協调好课改与中考、高考的关系，不能对着干，说课改就是要推翻考试，那不行。“高考的指挥棒作用，不光有负面的，也有正面的，学会把正面的用好，是课改成功的关键。”这是温儒敏倡导的一个理念。他说，今年高考上海卷的作文题出得比较好，是根据两句寓有深意的哲言“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不会过去”，让考生自选角度、自拟题目、自由发挥。这实际上是对高中生具有多少理性思维的考查，那些善于从教辅中找标准答案的考生是没法考的。这也提示教师以后不要教得那么死。
近年高考作文题正中考生下怀的情形屡有发生，去年宁夏卷的《诚信善良》，还有北京卷的《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殊不知考生都预习过多少遍了，结果85%的考生做出来的大体一样。为此，温儒敏曾出过两个供高中生参考的题目，令人无不叫绝。一个题是给出一个MP3的说明书，让考生给外婆或祖母写一封800字的信，建议老人家买这个东西，其中必然要把亲情与分析、议论等综合梳理在一起。这个题辅导老师套不了，而且有一定难度，因为MP3的说明书不那么容易看懂，有人看了半天也抓不到要点。另一个题是《假如科技无所不能》，那些只读教辅的学生也考不了，因为没有标准答案，需要考生平时有广泛的涉猎，有丰富的想象力以及一定的思辨能力。
“有水平的老师会充分利用中考、高考指挥棒的正面作用把握好自己的教学，这就是课改的动力。要在中考、高考和课改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温儒敏认为，每个学校、每个老师面对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但都要找到这个平衡，有了平衡就是进步，就是改革。教师能让学生中考、高考考得好，又不至于用题海战术把学生的兴趣搞没了，这就是平衡，这种平衡是所有教师都应该学会的。让你的学生学得好，又学得不那么死板，这最能反映教师的教学水平。
（责 编 子 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