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恩茂同志的心目中，曾涤同志是其“最亲密的战友”。
　　王、曾两人不仅同庚，都出生于1913年，而且还同在1930年四五月间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涤生于当年的2月初，长王恩茂3个月。自井冈山的反“围剿”斗争起，他们俩结下了长达40年的战友情谊。长征中，他们同在任弼时、肖克和王震领导的红六军团工作，曾涤历任红六军团俱乐部主任、军团工作团长、军团直属政治部主任、军团政治部民运部部长等职，系王恩茂的下级。当红六军团刚刚踏上万里征程不久，曾涤即染上了严重的疟疾，以致瘦得皮包骨头，身体虚弱不堪。在阿坝、瞻化，由于没有渡船，指战员们只得分别涉过水深流急的大渡河、雅砻江。为了使身子瘦个子小的曾涤免生意外，身高腿长的王恩茂便冒着生命危险，硬是将曾涤背过了河。过草地时，有一天当曾涤吃完了自带的干粮，甚至连煮皮带都没得吃的时候，王恩茂便慷慨地将自身仅有的一些青稞分给他吃，由此支撑着使他勉强走出了草地。1936年8月25日，部队到达哈达铺，当曾涤忽然看见卖锅盔的小贩时，禁不住兴高采烈地把军帽高高抛起，高声大喊道：“这下可饿不死我们了!”尔后就买来两张大锅盔，与王恩茂等人狼吞虎咽般地分吃了。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王恩茂和曾涤始终没有分开过，并一道参加了被毛泽东主席誉为“第二次长征”的南下北返。王恩茂由八路军一二0师三五九旅政治部宣传科科长逐步锻炼成长为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一兵团二军政委，而曾涤也由八路军一二0师三五九旅七一九团民运股股长，一步步被提拔为第二军六师政委、一野一兵团政治部副主任兼干部部部长、宣传部部长。特别是在抗战期间，王恩茂和曾涤都曾在三五九旅政治部工作过，前者任宣传科科长，后者为民运科科长。由于曾涤的工作性质，他得经常外出搞扩军，组织游击武装，动员群众支前等。王恩茂就时不时地给他写信，询问其工作、身体情况，并及时告知上级的指示精神，同时还将其频繁出入于敌后的情况写进自己的日记里。曾涤在敌后难以找到什么好书可读，于是王恩茂就将自己好不容易得到的《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列宁主义》和《列宁选集》三本书，看完后马上派人送给他。
　　新疆和平解放后，王恩茂先是主持南疆地区的党政工作，后于1952年7月接替王震出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书记，并自1955年4月起开始主持新疆的党政军全面工作，而曾涤也相继担任了新疆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等职，并于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在驻疆部队广大指战员轰轰烈烈地开展大生产运动的那些日子里，无论是在乌拉泊水库工地上还是其他劳动场合，人们总能看到王恩茂、曾涤等军区领导人忙碌的身影。1956年，曾涤转业到地方，担任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主管工业交通和基本建设工作。从此，这一对上下级关系的老战友更密切配合、同舟共济，使自治区的民族团结、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事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曾涤同志于1965年8月调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自此结束了与王恩茂同志的搭档关系，可友情却更加深厚。不料“文革”爆发后的次年年初，曾涤即横遭康生等人的无端迫害。由于曾涤顶着巨大的压力，拒不揭发他过去的老首长贺龙的所谓“反党”材料，以及王恩茂的所谓“三反”材料，因而在身患主动脉瘤的危急情况下，仍被强行下放到五七干校参加劳动。终因病情加剧、瘤体破裂而于1971年12月14日不幸病逝，年仅58岁。但即使是在自己身陷困境的时候，曾涤依然时刻关注着王恩茂的安危。有一次，当他得到关于王恩茂的一个老秘书被撤换的消息后，就预感到老战友可能要出事，于是赶忙让妻子常玉文准备好粮票和一些随身的衣物以应付不测。
　　果然，王恩茂同志也很快被打倒，并被迫于1969年年底离开了新疆，全家迁居北京，住在解放军总参谋部四所的一间平房里。王恩茂被下放到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当了一名车工。当时，由于曾涤被“专政”在家，失去了自由，王恩茂便老是利用公休时间，与夫人骆岚一道去看望他。他们一起吃饭、谈天，倍感愉快。1971年春的一天，因曾涤在于校劳动导致病情恶化，不得不回到北京治疗。得到消息后，王恩茂和妻子就带着一小布袋子大米前往家中探望。因当时的大米十分紧俏，故而使曾涤夫妇异常感动。曾涤病逝的第二天一大早，王恩茂等几位老领导、老战友就赶赴医院吊唁。“男儿有泪不轻弹”，但王恩茂却哭得老泪纵横，并时断时续地说些宽慰常玉文的话。
　　2001年，在曾涤同志逝世30周年之际，常玉文想为丈夫出一部纪念文集，就找到正在重病之中的原全国政协副主席王恩茂同志，恳请其为该书作序。尽管当时王恩茂已经双目失明，但他依然爽快地答应了，并不无悲痛地反复向常玉文念叨着：“老曾啊，你走得太早了啊!”
　　然而，就在完成序文的两天之后，王恩茂便于同年4月12日不幸逝世，享年8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