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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社会越发走向现代，翻译界不断涌现出了许多女性，这与现代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普及有关。在封建社会由于女性受教育程度低，妇女在学术领域内成就少，中国历史上除了有很少几个女诗人外，少有女科学家、女教育家、女翻译家。
翻翻中国的翻译史，虽然源远流长，但我们只能看见翻译佛经和封建迷信的道安、彦宗、玄藏等。佛经翻译开始于西汉末年，此后长达一千多年都没有女性译者。到清朝末年也没有女性的身影出现在译坛上，只有到了近代在西方革命思想的影响下才出现一些新的女性，但中国的女翻译家仍旧少见。
在西方女性将翻译作为进入政治领域的手段，但西方女权主义翻译对我国翻译理论的影响甚微。直到2000年，我国翻译界才有人注意到女性主义对翻译的影响。2002年在全国学术期刊上出现了6篇论及女性主义的论文：王晓元、孟翔珍、廖七一的《重写神话：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闫建华等的“性别差异与翻译：解读女性主义翻译观”、刘亚儒的《翻译与女性》及刘勇的《从女性翻译理论看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接下来穆雷、蒋骁华等也谈及了这一翻译观。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女性主义翻译观的性质和特点。尤为重要的是王晓元、孟翔珍还从这一翻译观出发探讨了英汉翻译实践。
在欧洲，尤其是19世纪和20世纪法国、德国和俄国的现代主义的伟大作品中，有一半是女性翻译的。虽说女性与翻译的关系在翻译史上的结合有着某种巧合，但女性主义被引入翻译研究决非偶然。
一 女性的语言优势
我们知道女性的语言优势比男性大，学习语言过程虽然存在着个人差异，比如说在学习其母语语言的阶段，有的说话晚，有的说话早，这也就是遗传和智力因素差异的原因所致。心理多元智力理论(The Theory of Multiple Intenigences)HowardGardner(1983)认为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七种智力，即逻辑数理智力(logical／mathematical intelligence)，言语语言智力(verbal／linguisfic intelligence)，视觉空间智力(visual／spatial intel-ligence)，音乐节奏智力(musical／rhythmic intelligence)，身体运动智力(bodily／kinesthetic intelligence)，自我反省智力(introspectiveintelligence)，人际交往智力(interpersonal intelligence)。这些智力的不同组合，往往构成了人与人之间的智力差异。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是天生的，不可能人人都成为科学家，不可能人人都成为音乐家，也不可能人人都成为运动健将。无论那些具有相同目标的人们怎么努力，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总是存在的。
女性在学习语言方面的优势远远胜过男性。在幼儿阶段女孩说话早于男孩，无论在中学还是大学，女性普遍比男性能说会道。女性天生的语言能力与学习外语有着必然的联系。这一点，在所有大学外语系都得到了有力的证实。在所有大学外语系内，学习外语专业的女生普遍比男生多一倍以上。女生多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学习外语的女生更是多出男生的四五倍，甚至十几倍。于是从事外语专业的女性必然多于男性。
随着改革开放的程度越来越高，女性在翻译界所占据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在许多对外工作的领域内女性甚至出现了女性垄断的局面，比如在高层次的国际会议、新闻发布会、外交洽谈等，我们都能看到女性的突出表现。无疑已经出现了男性中心位移，而这种位移趋势越来越快。由此我们可以有理由认为女性在外语的听、说、读、写方面占絕对优势，而且在翻译方面也占据了优势。
二 中国翻译史中的女性
说来也怪，中国翻译史中的女性角色首先是由外国翻译女性来充当的，例如赛珍珠(Pearl Buck)和亮乐月(Laura MWhite)。她们都是美国人，是作家和教育家，过去叫传教士。但是，是她们首先唤起了中国女性向新女性方向发展。
随着美国的司徒雷登在北京合并三校，创建北京大学，知识化女性运动真正开始发展起来。然而亮乐月在中国的文化活动，早于北京大学的成立，亮乐月早在1887年就在南京创办了汇文女子大学堂，开始了她在中国半个世纪拯救中国女性的伟大壮举。要知道在那个封建时期，要想办女子学校是多么不容易的事。随后赛珍珠也加入到拯救中国女性的活动中来。
亮乐月和赛珍珠都是久居中国的美国籍国际主义女性，她们了解中国社会，尤其同情中国女性。亮乐月将中国女性不能立身之地位的原因归结为“柔和而无知识之过”，而“其所以柔和而无知识皆因其所钦仰者与西国女子所钦仰者不同故也。西国妇女钦仰者何?马丽亚是也。中国妇女钦仰者何?观音是也”。在她们看来，中国女性想要获得一席立身之地，就必须改变她们的宗教信仰，改信基督教。以此为主亮乐月的著作有《五更钟》、《圣迹抉微》、《客房无空房》、《东方一夕话》、《各国童谈》、《圣诞贫儿宴》等。
可以肯定，开创中国现代女性翻译史乃至于中国现代翻译史的人是美国女性。亮乐月和赛珍珠都是美国人，于是，凡属于从事与中文有关的写作当然都是翻译。或许也有其他可能，如《好逑传》被称赞为开创汉译西文历史的先河，早期西文译本相继有英、法、德、荷译本，英译本手稿于1719年就出自于詹姆斯·威尔金森(James Wilkinson)之手，后来正译本于1761年由托马斯·帕西(Thomas Percy)做出，但是帕西推断威尔金森的翻译是在一位中国老师的指导下完成的，而且《好逑传》的作者是不知名的“名教中人”，但是根据该书的内容和被德国人穆尔(Murr)称之为“中国家庭生活的伟大作家”的作者，基本可以肯定，该《好逑传》很可能就是女子写的，因为在那时中国男权至上的封建社会里，没有哪一名男子甘心隐姓埋名，而且书的内容是有关一个“独居在家的水冰心小姐”，也就是作者自己的经历。但是“威尔金森翻译的手稿是在一位中国老师的指导下完成的”，这种说法是男性老师还是女性老师还是个迷，或许这个帮助威尔金森的翻译的老师就是个女性翻译者，将来定会有人将它搞清楚。
其实，中国现代翻译学的发展与大批外国传教士关系极大。几个世纪以来传教士在译介西学上贡献很大，译介并出版了大量的书籍，科目丰富，甚至提供了可资中国本土文人效法的翻译策略和技巧。他们试图通过引人现代科学和宗教等西学起启蒙民众，扩大视野，促进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在这个过程中，许多女性传教士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虽然国内外学术界对于清末明初来华新教传教士的研究，近年来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就传教士与译介西学而言，已经面世的研究成果多集中于一些著名男性传教士的代表人物，诸如林乐知、李提摩太等人，而对于这一群体中的女性却鲜有涉及。清末民初的来华新教女传教士不仅在人数上超过 了她们的同行，同时以其独特的思想、情感和观察视角做出了一番成绩，学术界对此迄今还没有足够的重视，不能说是一个欠缺。
三 中国女性翻译的发展趋势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女性翻译在中国翻译界中的位置已经越来越突出，从事翻译的女性也越来越多，学术界对女性翻译也将日益重视起来。现在大批女性正积极参与现代各行各业的翻译，她们的态度和行动远比男性积极主动。在大学里学习翻译的女生不仅比男生多，成绩也普遍比男生好。从最近几年“韩素音青年翻译奖”的情况就可以略见一斑。仅拿十六届和十七界韩素音青年翻译奖的情况来看就很有说服力了。
在十六届韩素音青年翻译奖中，评委会共收到有效参赛稿884份，其中英译汉文稿490份，汉译英文稿394份。从数量上看参赛选手比十五届又有所增加，从获奖比例来看获奖人员也比往年有所增加，二等奖和三等奖的获奖人数也比往年有了较大的增长，高手也越来越多。参赛人员主要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大、中学的学生和广大青年外语教师，也有来自各行业的涉外人员、翻译工作者、英语编辑和英语爱好者，她们将是我国翻译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英译汉有78名入围复评，汉译英有66人入围复评。经过复评组专家评审，英译汉有53人获奖，一等奖空缺，二等奖4人，三等奖6人，优秀奖43人；汉译英有43人获奖，一等奖空缺，二等奖3人，三等奖6人，优秀奖34人。
第十七届韩素音青年翻译奖中，评委会共收到有效参赛稿1093份，其中英译汉文稿858份，汉译英文稿235份。从数量上看参赛选手又比十六届有了增加，从获奖比例来看获奖人员也比往年有所增加，高手也越来越多。参赛人员除了主要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大、中学的学生和广大青年外语教师，也有来自各行业的涉外人员、翻译工作者、英语编辑和英语爱好者外，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港、澳、台地区的人数也更多。经过三轮评选，共有62份入围复评，其中英译汉35份，汉译英27份。经过复评组专家评审，英译汉二等奖2人，三等奖5人，优秀奖31人；汉译英二等奖2人，三等奖5人，优秀奖21人。
在对获奖人员进行比较时发现，女性获奖人员总数上远比男性多得多。在十六届韩素音青年翻译奖中英译汉的女性获奖人员有36名，占获奖人员的67.8％，而男性仅仅占获奖人员的32.2％，汉译英的女性获奖人员有25名，占获奖人员的58.1％，而男性仅仅占获奖人员的41.9％；将英译汉和汉译英两项相加，女性获奖人员占63.5％，而男性占36.5％。
在十七届韩素音青年翻译奖中英译汉的女性获奖人员有25名，占获奖人员的65.8％，而男性13名，仅仅占获奖人员的34.2％；汉译英的女性获奖人员有16名，占获奖人员的57.1％，而男性为12名，占获奖人员的49.9％；将英译汉和汉译英两项相加，女性获奖人员占62.1％，而男性占37.9％。在十七届韩素音青年翻译奖中男性占获奖人员比十六届韩素音青年翻译奖略增加了1.4％。
那么不禁有人要问，翻译的质量呢?当然，在十六和十七届韩素音青年翻译奖中女性翻译的质量也远比男性好得多。评委会采取了四审制，两届评审的基本要求是：依本求信，神形兼顾；神看主脑，形及风格。也就是要理解准确，表达清楚，译文流畅，整体风格与原文保持一致。也许仅从“韩素音青年翻译奖”这样一个奖项还暂时不能说明一切问题，但是《中国翻译》系中国翻译界最高权威杂志，充分动态地反映了青年翻译者的实际情况，已经很能说明问题。
在十六和十七届韩素音青年翻译奖中，还有一个突出质量的特点，就是在英译汉和汉译中二等和三等奖的女性获奖人员大大超过男性獲奖人员。在十六届韩素音青年翻译奖英译汉二等和三等奖的女性获奖人员占60％，男占40％；汉译英二等和三等奖的女性获奖人员占55％，而男性占45％；在十七届韩素音青年翻译奖中英译汉二等和三等奖的女性获奖人员占88％，男占12％；汉译英获得二等和三等奖的女性获奖人员占55％，而男性占45％。
十六届韩素音青年翻译奖英译汉二等均被女子获得；十七届韩素音青年翻译奖中英译汉及汉译英的二等奖全部落入女性手中。因为没有一等奖获得者，那么最高奖就是二等奖。于是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十六届韩素音青年翻译奖汉译英二等的获得者女性获奖人员占100％，在十七届韩素音青年翻译奖中二等奖女性获奖人员不仅在英译汉中占了100％，而且在汉译英中也占了100％。这就已经有足够的说服力了。
总之，用历史、现代以及发展的眼光去分析一下女性在中国翻译学中的地位，我们不难发现，历史上女性在中国翻译学中起作用主要是外国女性及尤其是美国女性。过去中国女性大都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与外界交流的机会，更不用说参与跨文化交际的能力了，因此即使到了近代，女性在翻译界仍没有崭露头角，也没有什么译作。随着新时代的到来以及女性上学受教育的增多，尤其是现代大量女性从事外语和跨文化交际，女性的翻译时代即将到来，在翻译界已经出现了角色转换，女性在译界的作用越来越明显。随着女性在外语界青年后备人才的大量涌现，女子在文化翻译界的成绩也将越渐突出。也许在不远的将来，中国的女性将会主宰翻译界，让我们等待她们大作的出现吧。关注女性翻译有着重大的政治、历史、文化、经济、教育意义。既然欧洲女性很早就在借助翻译主张女性权利，中国现代女性的翻译群体的大小与成就与否，也足以能说明现代女性的政治、文化、经济和教育地位。
参考文献
[1]蒋骁华，女性主义对翻译理论的影响[J]，中国翻译，2004(4)：10－15
[2]廖晶，朱献珑，译者身份——从翻译理念的演变谈起[J]，中国翻译，2005(3)：14－19
[3]刘树森，探讨近现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源流——国际学术研讨会“传教士与翻译”[J]，中国翻译，2004(5)：63－64
[4]十六届韩素音青年翻译奖评审委员会[J]，中国翻译，2004(6)：76-77
[5]十七届韩素音青年翻译奖评审委员会[J]，中国翻译，2005(6)：76－77
[6]谭渊，《好逑传》早期西文译本初探[J]，中国翻译，2005(3)：47－51
[7]Von Glasersfeld(1995)，Radical Construction[M]，London：Falmer
[8]张景华，女性主义对传统译论的颠覆及其局限性[J]，中国翻译，2004(4)：20－25
[9]曾利沙，小议翻译操作中的“多度视域”——兼对第十二界韩素音青年翻译奖英译汉参考译文的几点商榷意见[J]，中国翻译，2001(2)：40－43
[10]朱静，新发现的莎剧《威尼斯商人》中译本：《剜肉记》[J]，中国翻译，2005(4)：50－54
翻翻中国的翻译史，虽然源远流长，但我们只能看见翻译佛经和封建迷信的道安、彦宗、玄藏等。佛经翻译开始于西汉末年，此后长达一千多年都没有女性译者。到清朝末年也没有女性的身影出现在译坛上，只有到了近代在西方革命思想的影响下才出现一些新的女性，但中国的女翻译家仍旧少见。
在西方女性将翻译作为进入政治领域的手段，但西方女权主义翻译对我国翻译理论的影响甚微。直到2000年，我国翻译界才有人注意到女性主义对翻译的影响。2002年在全国学术期刊上出现了6篇论及女性主义的论文：王晓元、孟翔珍、廖七一的《重写神话：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闫建华等的“性别差异与翻译：解读女性主义翻译观”、刘亚儒的《翻译与女性》及刘勇的《从女性翻译理论看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接下来穆雷、蒋骁华等也谈及了这一翻译观。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女性主义翻译观的性质和特点。尤为重要的是王晓元、孟翔珍还从这一翻译观出发探讨了英汉翻译实践。
在欧洲，尤其是19世纪和20世纪法国、德国和俄国的现代主义的伟大作品中，有一半是女性翻译的。虽说女性与翻译的关系在翻译史上的结合有着某种巧合，但女性主义被引入翻译研究决非偶然。
一 女性的语言优势
我们知道女性的语言优势比男性大，学习语言过程虽然存在着个人差异，比如说在学习其母语语言的阶段，有的说话晚，有的说话早，这也就是遗传和智力因素差异的原因所致。心理多元智力理论(The Theory of Multiple Intenigences)HowardGardner(1983)认为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七种智力，即逻辑数理智力(logical／mathematical intelligence)，言语语言智力(verbal／linguisfic intelligence)，视觉空间智力(visual／spatial intel-ligence)，音乐节奏智力(musical／rhythmic intelligence)，身体运动智力(bodily／kinesthetic intelligence)，自我反省智力(introspectiveintelligence)，人际交往智力(interpersonal intelligence)。这些智力的不同组合，往往构成了人与人之间的智力差异。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是天生的，不可能人人都成为科学家，不可能人人都成为音乐家，也不可能人人都成为运动健将。无论那些具有相同目标的人们怎么努力，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总是存在的。
女性在学习语言方面的优势远远胜过男性。在幼儿阶段女孩说话早于男孩，无论在中学还是大学，女性普遍比男性能说会道。女性天生的语言能力与学习外语有着必然的联系。这一点，在所有大学外语系都得到了有力的证实。在所有大学外语系内，学习外语专业的女生普遍比男生多一倍以上。女生多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学习外语的女生更是多出男生的四五倍，甚至十几倍。于是从事外语专业的女性必然多于男性。
随着改革开放的程度越来越高，女性在翻译界所占据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在许多对外工作的领域内女性甚至出现了女性垄断的局面，比如在高层次的国际会议、新闻发布会、外交洽谈等，我们都能看到女性的突出表现。无疑已经出现了男性中心位移，而这种位移趋势越来越快。由此我们可以有理由认为女性在外语的听、说、读、写方面占絕对优势，而且在翻译方面也占据了优势。
二 中国翻译史中的女性
说来也怪，中国翻译史中的女性角色首先是由外国翻译女性来充当的，例如赛珍珠(Pearl Buck)和亮乐月(Laura MWhite)。她们都是美国人，是作家和教育家，过去叫传教士。但是，是她们首先唤起了中国女性向新女性方向发展。
随着美国的司徒雷登在北京合并三校，创建北京大学，知识化女性运动真正开始发展起来。然而亮乐月在中国的文化活动，早于北京大学的成立，亮乐月早在1887年就在南京创办了汇文女子大学堂，开始了她在中国半个世纪拯救中国女性的伟大壮举。要知道在那个封建时期，要想办女子学校是多么不容易的事。随后赛珍珠也加入到拯救中国女性的活动中来。
亮乐月和赛珍珠都是久居中国的美国籍国际主义女性，她们了解中国社会，尤其同情中国女性。亮乐月将中国女性不能立身之地位的原因归结为“柔和而无知识之过”，而“其所以柔和而无知识皆因其所钦仰者与西国女子所钦仰者不同故也。西国妇女钦仰者何?马丽亚是也。中国妇女钦仰者何?观音是也”。在她们看来，中国女性想要获得一席立身之地，就必须改变她们的宗教信仰，改信基督教。以此为主亮乐月的著作有《五更钟》、《圣迹抉微》、《客房无空房》、《东方一夕话》、《各国童谈》、《圣诞贫儿宴》等。
可以肯定，开创中国现代女性翻译史乃至于中国现代翻译史的人是美国女性。亮乐月和赛珍珠都是美国人，于是，凡属于从事与中文有关的写作当然都是翻译。或许也有其他可能，如《好逑传》被称赞为开创汉译西文历史的先河，早期西文译本相继有英、法、德、荷译本，英译本手稿于1719年就出自于詹姆斯·威尔金森(James Wilkinson)之手，后来正译本于1761年由托马斯·帕西(Thomas Percy)做出，但是帕西推断威尔金森的翻译是在一位中国老师的指导下完成的，而且《好逑传》的作者是不知名的“名教中人”，但是根据该书的内容和被德国人穆尔(Murr)称之为“中国家庭生活的伟大作家”的作者，基本可以肯定，该《好逑传》很可能就是女子写的，因为在那时中国男权至上的封建社会里，没有哪一名男子甘心隐姓埋名，而且书的内容是有关一个“独居在家的水冰心小姐”，也就是作者自己的经历。但是“威尔金森翻译的手稿是在一位中国老师的指导下完成的”，这种说法是男性老师还是女性老师还是个迷，或许这个帮助威尔金森的翻译的老师就是个女性翻译者，将来定会有人将它搞清楚。
其实，中国现代翻译学的发展与大批外国传教士关系极大。几个世纪以来传教士在译介西学上贡献很大，译介并出版了大量的书籍，科目丰富，甚至提供了可资中国本土文人效法的翻译策略和技巧。他们试图通过引人现代科学和宗教等西学起启蒙民众，扩大视野，促进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在这个过程中，许多女性传教士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虽然国内外学术界对于清末明初来华新教传教士的研究，近年来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就传教士与译介西学而言，已经面世的研究成果多集中于一些著名男性传教士的代表人物，诸如林乐知、李提摩太等人，而对于这一群体中的女性却鲜有涉及。清末民初的来华新教女传教士不仅在人数上超过 了她们的同行，同时以其独特的思想、情感和观察视角做出了一番成绩，学术界对此迄今还没有足够的重视，不能说是一个欠缺。
三 中国女性翻译的发展趋势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女性翻译在中国翻译界中的位置已经越来越突出，从事翻译的女性也越来越多，学术界对女性翻译也将日益重视起来。现在大批女性正积极参与现代各行各业的翻译，她们的态度和行动远比男性积极主动。在大学里学习翻译的女生不仅比男生多，成绩也普遍比男生好。从最近几年“韩素音青年翻译奖”的情况就可以略见一斑。仅拿十六届和十七界韩素音青年翻译奖的情况来看就很有说服力了。
在十六届韩素音青年翻译奖中，评委会共收到有效参赛稿884份，其中英译汉文稿490份，汉译英文稿394份。从数量上看参赛选手比十五届又有所增加，从获奖比例来看获奖人员也比往年有所增加，二等奖和三等奖的获奖人数也比往年有了较大的增长，高手也越来越多。参赛人员主要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大、中学的学生和广大青年外语教师，也有来自各行业的涉外人员、翻译工作者、英语编辑和英语爱好者，她们将是我国翻译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英译汉有78名入围复评，汉译英有66人入围复评。经过复评组专家评审，英译汉有53人获奖，一等奖空缺，二等奖4人，三等奖6人，优秀奖43人；汉译英有43人获奖，一等奖空缺，二等奖3人，三等奖6人，优秀奖34人。
第十七届韩素音青年翻译奖中，评委会共收到有效参赛稿1093份，其中英译汉文稿858份，汉译英文稿235份。从数量上看参赛选手又比十六届有了增加，从获奖比例来看获奖人员也比往年有所增加，高手也越来越多。参赛人员除了主要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大、中学的学生和广大青年外语教师，也有来自各行业的涉外人员、翻译工作者、英语编辑和英语爱好者外，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港、澳、台地区的人数也更多。经过三轮评选，共有62份入围复评，其中英译汉35份，汉译英27份。经过复评组专家评审，英译汉二等奖2人，三等奖5人，优秀奖31人；汉译英二等奖2人，三等奖5人，优秀奖21人。
在对获奖人员进行比较时发现，女性获奖人员总数上远比男性多得多。在十六届韩素音青年翻译奖中英译汉的女性获奖人员有36名，占获奖人员的67.8％，而男性仅仅占获奖人员的32.2％，汉译英的女性获奖人员有25名，占获奖人员的58.1％，而男性仅仅占获奖人员的41.9％；将英译汉和汉译英两项相加，女性获奖人员占63.5％，而男性占36.5％。
在十七届韩素音青年翻译奖中英译汉的女性获奖人员有25名，占获奖人员的65.8％，而男性13名，仅仅占获奖人员的34.2％；汉译英的女性获奖人员有16名，占获奖人员的57.1％，而男性为12名，占获奖人员的49.9％；将英译汉和汉译英两项相加，女性获奖人员占62.1％，而男性占37.9％。在十七届韩素音青年翻译奖中男性占获奖人员比十六届韩素音青年翻译奖略增加了1.4％。
那么不禁有人要问，翻译的质量呢?当然，在十六和十七届韩素音青年翻译奖中女性翻译的质量也远比男性好得多。评委会采取了四审制，两届评审的基本要求是：依本求信，神形兼顾；神看主脑，形及风格。也就是要理解准确，表达清楚，译文流畅，整体风格与原文保持一致。也许仅从“韩素音青年翻译奖”这样一个奖项还暂时不能说明一切问题，但是《中国翻译》系中国翻译界最高权威杂志，充分动态地反映了青年翻译者的实际情况，已经很能说明问题。
在十六和十七届韩素音青年翻译奖中，还有一个突出质量的特点，就是在英译汉和汉译中二等和三等奖的女性获奖人员大大超过男性獲奖人员。在十六届韩素音青年翻译奖英译汉二等和三等奖的女性获奖人员占60％，男占40％；汉译英二等和三等奖的女性获奖人员占55％，而男性占45％；在十七届韩素音青年翻译奖中英译汉二等和三等奖的女性获奖人员占88％，男占12％；汉译英获得二等和三等奖的女性获奖人员占55％，而男性占45％。
十六届韩素音青年翻译奖英译汉二等均被女子获得；十七届韩素音青年翻译奖中英译汉及汉译英的二等奖全部落入女性手中。因为没有一等奖获得者，那么最高奖就是二等奖。于是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十六届韩素音青年翻译奖汉译英二等的获得者女性获奖人员占100％，在十七届韩素音青年翻译奖中二等奖女性获奖人员不仅在英译汉中占了100％，而且在汉译英中也占了100％。这就已经有足够的说服力了。
总之，用历史、现代以及发展的眼光去分析一下女性在中国翻译学中的地位，我们不难发现，历史上女性在中国翻译学中起作用主要是外国女性及尤其是美国女性。过去中国女性大都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与外界交流的机会，更不用说参与跨文化交际的能力了，因此即使到了近代，女性在翻译界仍没有崭露头角，也没有什么译作。随着新时代的到来以及女性上学受教育的增多，尤其是现代大量女性从事外语和跨文化交际，女性的翻译时代即将到来，在翻译界已经出现了角色转换，女性在译界的作用越来越明显。随着女性在外语界青年后备人才的大量涌现，女子在文化翻译界的成绩也将越渐突出。也许在不远的将来，中国的女性将会主宰翻译界，让我们等待她们大作的出现吧。关注女性翻译有着重大的政治、历史、文化、经济、教育意义。既然欧洲女性很早就在借助翻译主张女性权利，中国现代女性的翻译群体的大小与成就与否，也足以能说明现代女性的政治、文化、经济和教育地位。
参考文献
[1]蒋骁华，女性主义对翻译理论的影响[J]，中国翻译，2004(4)：10－15
[2]廖晶，朱献珑，译者身份——从翻译理念的演变谈起[J]，中国翻译，2005(3)：14－19
[3]刘树森，探讨近现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源流——国际学术研讨会“传教士与翻译”[J]，中国翻译，2004(5)：63－64
[4]十六届韩素音青年翻译奖评审委员会[J]，中国翻译，2004(6)：76-77
[5]十七届韩素音青年翻译奖评审委员会[J]，中国翻译，2005(6)：76－77
[6]谭渊，《好逑传》早期西文译本初探[J]，中国翻译，2005(3)：47－51
[7]Von Glasersfeld(1995)，Radical Construction[M]，London：Falmer
[8]张景华，女性主义对传统译论的颠覆及其局限性[J]，中国翻译，2004(4)：20－25
[9]曾利沙，小议翻译操作中的“多度视域”——兼对第十二界韩素音青年翻译奖英译汉参考译文的几点商榷意见[J]，中国翻译，2001(2)：40－43
[10]朱静，新发现的莎剧《威尼斯商人》中译本：《剜肉记》[J]，中国翻译，2005(4)：5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