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为什么要研究书籍？对此，英国书籍史学家戴维·芬克尔斯坦和阿利斯泰尔·麦克利里认为：“文本的传播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是一个直来直去的过程。通过追踪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过程，阐明生产和市场的结构，研究印刷品对文化的影响，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书籍对文化和个人的影响也并非轻易可以解释：例如书籍和印刷品在人生命中的不同阶段对‘读者’和消费者有不同的影响。……书史学家试图理解书籍和阅读过去、现在和未来在人们的生活和社会中占有什么
样的位置。”[1]17-18这一说法道出了人文知识学习者和思想需要认真体会方能面对的一个基本的现实，即知识、思想和文化是必须通过书籍这样的媒介来达成传送的，而书籍及其条件又都是在处于变化的历史和现实之中的，所以只有认真地审视和体证书籍这一现实的中介和阅读这一个必需的过程，方能对自己的知识学习、思想写作以及相应的文化传播真正理解和有效利用。
我国书籍历史悠久，图书文化内蕴深厚，研究空间深广。近几十年出版的大量书籍编纂史、出版史、发行史、收藏史等方面的著作，为当代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材料。商务印书馆自2012年以来推出“书史译丛”，至今已有6本。这套译丛讨论西方书史和书史研究，内容丰富，研究精到，对正在开展的中国书史研究有很好的启发作用。
这一套译丛中每本都有其独到的角度和精到的内容，从个案研究、理论概括到历史研究，选题细致而精致，研究深入而到位，呈现了优秀研究所具有的特色。法国史学家罗杰·夏蒂埃的《书籍的秩序：14至18世纪的书写文化与社会》，就是从作者、文本、书籍、读者四个维度入手介绍了14世纪到18世纪之间书写文字如何分门别类、编目归档，以及所有与之相关的人员和机构对文字和印刷品的领会和感受。所谓“书籍的秩序”主要透过文字的表现形式、作者的角色、赞助与题献、无墙的图书馆、读者群体、文学与社会的相互建构，以及大众阅读这些总体合成而又具体而微的七个方面体现。本书无论是在文化史上还是在文化史相关的理论上都堪称力作。美国学者安·布莱尔《工具书的诞生：近代以前的学术信息管理》主要讨论的是第一本印刷的工具书在1500年诞生，这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另一面历史场景，凸显了印刷术改变信息生态的历史。印刷工具书继承了古典与中世纪的传统，同时也开启了一个关于信息管理的全新时代，作者试图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找寻工具书诞生、发展的肌理与脉络，探索工具书诞生过程中学者、作者、出版者、使用者的交互作用，并讨论工具书的编撰与出版对那个时代的阅读史、学术研究、信息处理方式等文化实践方面的影响。美国学者戴维·卡斯顿《莎士比亚与书》则带领我们考察了邂逅莎士比亚的种种物质形式。流畅的文字和细腻的故事以非同寻常的广度和优雅，探讨了莎士比亚早期出版者的动机和活动以及存在于18世纪的一种古怪的分裂症：一方面，莎士比亚在戏台上被疯狂地修正，以迁就当时观众的趣味；另一方面，学者们则一直致力于确立和恢复莎士比亚戏剧的“真实”文本，以及电子媒介向新一代读者展示莎士比亞的激动人心的可能性。美国学者马克·罗斯《版权的起源》则围绕一系列著名的版权侵权案件展开，借以阐述近世西方版权制度的起源。现代意义上的作者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与所有权有关，文学作品被视作特殊的商品流转于作者、书商、所有者等人之间，而版权制度正是依靠成为商品的文学作品来寻求市场垄断，它与印刷机的产生、中世纪晚期至文艺复兴早期作者身份的个体化以及17、18世纪商业社会的高度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该套译丛中有读来令人生发兴趣的通俗普及之作。英国学者马修·巴特尔斯《图书馆的故事》从解读图书馆、书的战争、沉浸在书海之中等角度着手，将图书馆的历史、发展状况等内容以小故事的形式展现，可以使读者在阅读活泼文字的同时，体会到隐匿于图书馆乏味概念下的鲜活的文化核心。但大体而言，这套译丛主要体现了西方书史研究和专题探讨的多元化和跨学科特色。在当代研究中，图书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东西，对其进行历史研究，意味着不仅仅探讨书籍本身形制和内容的演化史，而且更是对以书史为中心的社会史、文化史、传播史的全面立体化追踪和构建。也就是说，书史研究和图书收藏研究要求融汇多学科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这里成为一个围绕着书和书的历史的、由来自多个学科的学者共同参与和探讨的研究领域。该译丛正是这种学科间协作而汇聚成书学、书史和图书文化研究的集中体现。
由两位英国学者戴维·芬克尔斯坦、阿里斯泰尔·麦克利里联合编撰的《书史导论》，在这套译丛中非常突出显眼，由书名便知其是从总体上概括书史和书史研究的、一本导论性质的著作。该书从多个层面、多个角度全面回顾西方书史研究，堪称书史研究导论性质的力作。它全面介绍了一个世纪以来西方书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变化趋势、学术理论方法，在西方学术界和知识界，它既是初涉书史的入门读物，也是读者掌握书史理论发展脉络和趋势的案头必备书。本书在第一章概略绍介“书史理论”的基础上，集中展开讨论“从口头到书面”“印刷的诞生”“作者、作者身份与权威”“印刷商、书商、出版商、代理”“读者和阅读”和“书籍的未来”等六个专题，极具概括力，见解也尤为深刻独到，真正是值得国内具有同类性质的文艺理论、文化研究和相关历史专题细致借鉴与深入探讨的问题。
书籍和印刷品对文化、对读者和消费者的影响问题历来为学者们关注。西方的研究重视从口头到书写，再到印刷文化，在这方面20世纪中期学者沃尔特·翁和马歇尔·麦克卢汉关于媒介和社会文化变迁的观点，影响很大，并且引发理论的探讨和历史的分析。比如麦克卢汉强调书写与印刷对口头文化形式的破坏性影响导致“耳朵的魔幻世界与眼睛的中立世界分道扬镳，这种分离使个人得以从部落组织中脱颖而出”。显然麦克卢汉所谓的分化，在他那里主要不是书写文化的结果，而更多是古登堡所发起的印刷革命的结果：“直到出现使用完全一致和可重复使用的活字的大批量生产，官能的分裂才得以发生，视觉维度才和其他官能分离开来。”而沃尔特·翁则强调，书写与印刷的引入在社会交流中留下了一种新“意识”的烙印，即书写“在视觉空间里重新建构了原先的口头语言”，而印刷“把语言更确定地植入这一空间”，其结果是在认知经验中植入了线性（linearity），一种能够很容易地对材料加以检索的空间构成感，并促使人产生一种终止感，“一种在已被完结、已达致完成状态的文本中找到的感觉———印刷品把思想封装进一部著作的成千上万本在视觉和物质上完全一致的拷贝中”[1]38-39。《书史导论》将两位媒介文化研究的先驱者并列在一起进行讨论，提供了将印刷文化与西方特定意识形态、信仰观念结构和社会主观建构关联的思考，在理论上具有很强的启发性。 也正因此，历史学者在这方面的系统梳理和历史概括就显得扎实稳健，并且具有研究的生产性和巨大活力。20世纪70年代以来伊丽莎白·爱森斯坦《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的结论就是，印刷机的出现不可避免地转变了西歐的传播模式。15世纪末以来在西欧的智识群体中，由于新技术的应用，资料收集、存储、检索和交流的方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可以归纳为“印刷的固化作用”。这个术语说明了印刷文化的创新增强了社会生产和传播信息的能力，创立“一系列技术规范使人类可以用一种令人生畏的新效率来利用世界上能够记录下来的知识储备”，同时，“印刷书能够给予印出来的文字和思想以牢固经久的形式，能够通过大量发行在页面上文字组织形式一致的相同拷贝来传播最客观化了的语言实体”。也正是在援引爱森斯坦“固化作用”概念的基础上，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得以阐发其“想象的共同体”和民族认同的观点。对于安德森来说，印刷资本主义对于创造民族意识产生的条件尤为关键，尤其是对语言的机械复制，与口头语言相对的“印刷语言”，在“拉丁文之下、口语方言之上创造了统一的交流与传播的领域……赋予了语言一种新的固定性，这种固定性在经过长时间后，为语言塑造出对‘主观的民族理念’而言极为关键的古老形象……（并且还）创造了和旧的行政方言不同的权力语言”，从而形成了现代民族意识和民主国家发展基础。[1]40-41印刷资本主义的观点影响深远，在近数十年对中国近代史学研究启发颇大。
《书史导论》对从口头到书写再到印刷文化发展的梳理，还可以找到许多“发明”和阐发，其实对文艺理论和文化研究的启发也很大。该书在“读者和阅读”这个专题中讨论了阅读史研究对书籍史的借重的问题。由于今天保存下来的只是书写中印刷的文本，阅读史的重建面临可获得的证据在数量和性质方面的困难。书籍史则可能在这方面会形成很好的弥补和支撑作用，因为“书籍史试图整合对个人阅读行为的理解和对社会接受史的理解”。在这里，前者主要指在特定时刻你如何从这些我们写下来的，出版商选择用这种形式呈现的用墨印成的符号中创造意义，后者则主要是指你为什么买或借这本书，你是谁，你在何时何地读它，这些情况常常和个体的阅读情况汇集到一起，以创造一幅阅读的社会剪影。这样，“书籍史既研究个体的阅读情况，也利用范围更广的统计资料，以及书籍，来创造阅读的历史，从最早的对贸易和行政信息的解读，到广泛的常常是折中性的当代阅读。这样一种历史，对于过去许多书史研究中典型的对书籍生产的强调，提供了一种必要的纠正，它加强了这一领域的人性化，比如让我们反思我们作为读者的体验。”[1]190-191这种对西方相关研究中出现的利弊分析，对近数十年中国自古而今尤其是近代阅读史转型的研究也有很强的启发性。
注释
[1][英]戴维·芬克尔斯坦、[英]阿里斯泰尔·麦克利里.书史导论[M].何朝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作者单位：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样的位置。”[1]17-18这一说法道出了人文知识学习者和思想需要认真体会方能面对的一个基本的现实，即知识、思想和文化是必须通过书籍这样的媒介来达成传送的，而书籍及其条件又都是在处于变化的历史和现实之中的，所以只有认真地审视和体证书籍这一现实的中介和阅读这一个必需的过程，方能对自己的知识学习、思想写作以及相应的文化传播真正理解和有效利用。
我国书籍历史悠久，图书文化内蕴深厚，研究空间深广。近几十年出版的大量书籍编纂史、出版史、发行史、收藏史等方面的著作，为当代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材料。商务印书馆自2012年以来推出“书史译丛”，至今已有6本。这套译丛讨论西方书史和书史研究，内容丰富，研究精到，对正在开展的中国书史研究有很好的启发作用。
这一套译丛中每本都有其独到的角度和精到的内容，从个案研究、理论概括到历史研究，选题细致而精致，研究深入而到位，呈现了优秀研究所具有的特色。法国史学家罗杰·夏蒂埃的《书籍的秩序：14至18世纪的书写文化与社会》，就是从作者、文本、书籍、读者四个维度入手介绍了14世纪到18世纪之间书写文字如何分门别类、编目归档，以及所有与之相关的人员和机构对文字和印刷品的领会和感受。所谓“书籍的秩序”主要透过文字的表现形式、作者的角色、赞助与题献、无墙的图书馆、读者群体、文学与社会的相互建构，以及大众阅读这些总体合成而又具体而微的七个方面体现。本书无论是在文化史上还是在文化史相关的理论上都堪称力作。美国学者安·布莱尔《工具书的诞生：近代以前的学术信息管理》主要讨论的是第一本印刷的工具书在1500年诞生，这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另一面历史场景，凸显了印刷术改变信息生态的历史。印刷工具书继承了古典与中世纪的传统，同时也开启了一个关于信息管理的全新时代，作者试图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找寻工具书诞生、发展的肌理与脉络，探索工具书诞生过程中学者、作者、出版者、使用者的交互作用，并讨论工具书的编撰与出版对那个时代的阅读史、学术研究、信息处理方式等文化实践方面的影响。美国学者戴维·卡斯顿《莎士比亚与书》则带领我们考察了邂逅莎士比亚的种种物质形式。流畅的文字和细腻的故事以非同寻常的广度和优雅，探讨了莎士比亚早期出版者的动机和活动以及存在于18世纪的一种古怪的分裂症：一方面，莎士比亚在戏台上被疯狂地修正，以迁就当时观众的趣味；另一方面，学者们则一直致力于确立和恢复莎士比亚戏剧的“真实”文本，以及电子媒介向新一代读者展示莎士比亞的激动人心的可能性。美国学者马克·罗斯《版权的起源》则围绕一系列著名的版权侵权案件展开，借以阐述近世西方版权制度的起源。现代意义上的作者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与所有权有关，文学作品被视作特殊的商品流转于作者、书商、所有者等人之间，而版权制度正是依靠成为商品的文学作品来寻求市场垄断，它与印刷机的产生、中世纪晚期至文艺复兴早期作者身份的个体化以及17、18世纪商业社会的高度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该套译丛中有读来令人生发兴趣的通俗普及之作。英国学者马修·巴特尔斯《图书馆的故事》从解读图书馆、书的战争、沉浸在书海之中等角度着手，将图书馆的历史、发展状况等内容以小故事的形式展现，可以使读者在阅读活泼文字的同时，体会到隐匿于图书馆乏味概念下的鲜活的文化核心。但大体而言，这套译丛主要体现了西方书史研究和专题探讨的多元化和跨学科特色。在当代研究中，图书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东西，对其进行历史研究，意味着不仅仅探讨书籍本身形制和内容的演化史，而且更是对以书史为中心的社会史、文化史、传播史的全面立体化追踪和构建。也就是说，书史研究和图书收藏研究要求融汇多学科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这里成为一个围绕着书和书的历史的、由来自多个学科的学者共同参与和探讨的研究领域。该译丛正是这种学科间协作而汇聚成书学、书史和图书文化研究的集中体现。
由两位英国学者戴维·芬克尔斯坦、阿里斯泰尔·麦克利里联合编撰的《书史导论》，在这套译丛中非常突出显眼，由书名便知其是从总体上概括书史和书史研究的、一本导论性质的著作。该书从多个层面、多个角度全面回顾西方书史研究，堪称书史研究导论性质的力作。它全面介绍了一个世纪以来西方书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变化趋势、学术理论方法，在西方学术界和知识界，它既是初涉书史的入门读物，也是读者掌握书史理论发展脉络和趋势的案头必备书。本书在第一章概略绍介“书史理论”的基础上，集中展开讨论“从口头到书面”“印刷的诞生”“作者、作者身份与权威”“印刷商、书商、出版商、代理”“读者和阅读”和“书籍的未来”等六个专题，极具概括力，见解也尤为深刻独到，真正是值得国内具有同类性质的文艺理论、文化研究和相关历史专题细致借鉴与深入探讨的问题。
书籍和印刷品对文化、对读者和消费者的影响问题历来为学者们关注。西方的研究重视从口头到书写，再到印刷文化，在这方面20世纪中期学者沃尔特·翁和马歇尔·麦克卢汉关于媒介和社会文化变迁的观点，影响很大，并且引发理论的探讨和历史的分析。比如麦克卢汉强调书写与印刷对口头文化形式的破坏性影响导致“耳朵的魔幻世界与眼睛的中立世界分道扬镳，这种分离使个人得以从部落组织中脱颖而出”。显然麦克卢汉所谓的分化，在他那里主要不是书写文化的结果，而更多是古登堡所发起的印刷革命的结果：“直到出现使用完全一致和可重复使用的活字的大批量生产，官能的分裂才得以发生，视觉维度才和其他官能分离开来。”而沃尔特·翁则强调，书写与印刷的引入在社会交流中留下了一种新“意识”的烙印，即书写“在视觉空间里重新建构了原先的口头语言”，而印刷“把语言更确定地植入这一空间”，其结果是在认知经验中植入了线性（linearity），一种能够很容易地对材料加以检索的空间构成感，并促使人产生一种终止感，“一种在已被完结、已达致完成状态的文本中找到的感觉———印刷品把思想封装进一部著作的成千上万本在视觉和物质上完全一致的拷贝中”[1]38-39。《书史导论》将两位媒介文化研究的先驱者并列在一起进行讨论，提供了将印刷文化与西方特定意识形态、信仰观念结构和社会主观建构关联的思考，在理论上具有很强的启发性。 也正因此，历史学者在这方面的系统梳理和历史概括就显得扎实稳健，并且具有研究的生产性和巨大活力。20世纪70年代以来伊丽莎白·爱森斯坦《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的结论就是，印刷机的出现不可避免地转变了西歐的传播模式。15世纪末以来在西欧的智识群体中，由于新技术的应用，资料收集、存储、检索和交流的方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可以归纳为“印刷的固化作用”。这个术语说明了印刷文化的创新增强了社会生产和传播信息的能力，创立“一系列技术规范使人类可以用一种令人生畏的新效率来利用世界上能够记录下来的知识储备”，同时，“印刷书能够给予印出来的文字和思想以牢固经久的形式，能够通过大量发行在页面上文字组织形式一致的相同拷贝来传播最客观化了的语言实体”。也正是在援引爱森斯坦“固化作用”概念的基础上，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得以阐发其“想象的共同体”和民族认同的观点。对于安德森来说，印刷资本主义对于创造民族意识产生的条件尤为关键，尤其是对语言的机械复制，与口头语言相对的“印刷语言”，在“拉丁文之下、口语方言之上创造了统一的交流与传播的领域……赋予了语言一种新的固定性，这种固定性在经过长时间后，为语言塑造出对‘主观的民族理念’而言极为关键的古老形象……（并且还）创造了和旧的行政方言不同的权力语言”，从而形成了现代民族意识和民主国家发展基础。[1]40-41印刷资本主义的观点影响深远，在近数十年对中国近代史学研究启发颇大。
《书史导论》对从口头到书写再到印刷文化发展的梳理，还可以找到许多“发明”和阐发，其实对文艺理论和文化研究的启发也很大。该书在“读者和阅读”这个专题中讨论了阅读史研究对书籍史的借重的问题。由于今天保存下来的只是书写中印刷的文本，阅读史的重建面临可获得的证据在数量和性质方面的困难。书籍史则可能在这方面会形成很好的弥补和支撑作用，因为“书籍史试图整合对个人阅读行为的理解和对社会接受史的理解”。在这里，前者主要指在特定时刻你如何从这些我们写下来的，出版商选择用这种形式呈现的用墨印成的符号中创造意义，后者则主要是指你为什么买或借这本书，你是谁，你在何时何地读它，这些情况常常和个体的阅读情况汇集到一起，以创造一幅阅读的社会剪影。这样，“书籍史既研究个体的阅读情况，也利用范围更广的统计资料，以及书籍，来创造阅读的历史，从最早的对贸易和行政信息的解读，到广泛的常常是折中性的当代阅读。这样一种历史，对于过去许多书史研究中典型的对书籍生产的强调，提供了一种必要的纠正，它加强了这一领域的人性化，比如让我们反思我们作为读者的体验。”[1]190-191这种对西方相关研究中出现的利弊分析，对近数十年中国自古而今尤其是近代阅读史转型的研究也有很强的启发性。
注释
[1][英]戴维·芬克尔斯坦、[英]阿里斯泰尔·麦克利里.书史导论[M].何朝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作者单位：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