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顾问到华后，蒋介石抽调了两个师的兵力，专门组建成教导师，交与德国人训导，陈仪担任该师总监。陈仪一步踏准，步步踏实，自此往后，他的官运如同被催施了成长激素，一路亨通，陆续出任军政部兵工署署长，军政部总务次长、政务次长，福建省政府主席兼省保安司令等要职，1937年晋升陆军上将，兼任福建绥靖公署主任、二十五集团军总司令。1941年陈仪离开福建赴职重庆，出任行政院秘书长（院长蒋介石），一年后改任经济会议秘书长（主任蒋介石）、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秘书长（主任蒋介石）、国家总动员会议主任，辅弼最高国务达四年之久，还曾一度代理陆军大学校长（校长蒋介石），1945年5月当选国民党六届中央执委。从陈仪这一系列任职中，不难看出蒋介石对他的信任和依赖，两人之间的关系简直到了如影相随的地步。站在蒋介石的光环下，陈仪担负起了真正的操盘手和信托人的角色，忠诚、实力、代言、低調。 　　抗日战争胜利后，陈仪代表中国政府接管被日本统治了50多年的台湾，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不料一年四个月后即因“二二八事件”遭朝野内外痛贬，被迫去职，挂国民政府顾问衔赋闲上海，但蒋介石对这位干将的赏识并未终止。1948年6月，蒋介石眼看半壁江山去矣，幻想凭借长江天险，与中共划江而治，浙江的战略地位大为凸现，按“浙人治浙”方针，陈仪又一次被列入唯一人选。陈虽以“体衰力辞”，却最终拂不过蒋介石的面子，再度出山，当上了浙江省政府主席。
　　夜色越来越深，陈仪期盼的那个人却迟迟不来，这让他的焦虑又加深了几分。天气虽然很冷，可他光秃秃的脑门上竟然渗出一层细密的汗珠。

3

　　事情要从三周前的1月27日说起。是日，陈仪叫来外甥丁名楠，嘱咐其作为他的特别信使，携带他亲笔书写的一封短笺和一张纸条前往上海长乐路1221号，面见新任京（南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陈仪攥着两张薄薄的纸片，仿佛攥着千钧重负，郑重告誡外甥：“你一定要亲手把东西交到克勤（汤恩伯原名汤克勤）手中，确保万无一失，稍有差池就可能人头落地。”
　　丁名楠肃穆以待，同样郑重万分地点头：“舅舅放心，就是丢了性命我也不会弄丢您的嘱托。”
　　原来，还在5个月之前，对蒋介石深感失望的陈仪就已接受中共地下党的策反，同意起义。但是，他对来人说，“保护桑梓之地不受战乱祸害，早在20多年前就是我投奔孙传芳的目的，现在同样初衷不改，为浙江和平解放做贡献义不容辞。但是我这个省主席手下只有一个保安特务团，成不了大气候，顶多做到不抵抗而已。假如能够策反汤恩伯，我想起到的作用会大不一样”。
　　这样的建议当然是中共所乐见的。
　　正因为对中共方面许下了这个承诺，5个月后，他才会派自己的外甥，前往上海递送密信。
　　陈仪的短笺是向汤恩伯引介丁名楠，并无实质内容，要害在那张纸条上。纸条上未署上下款，也没有具名，以毛笔竖行书写：
　　一、军队宜紧缩，二、待遇宜提高，三、驻地宜规定，四、军风纪严肃，五、沪防御工事宜停止，已征集之材料，酌量归还，六、营房宜多建，七、征兵宜减少或竟停征，八、军事机关宜紧缩，事权须统一。
　　毛笔之后是用钢笔做的补充：
　　甲一、尽先释放政治犯，二、保护区内武器军需及重要物资。乙一、约定〇地区会合在区外停止暂不前进，二、依民主主义原则于〇月内改编原有部队，三、取消〇〇〇给予相当职位。
　　明眼人一看即知，这是中共方面对汤恩伯起义所提的要求和约定的部署。
　　1月28日，丁名楠在陈仪旧部、原台湾省长官公署宣传委员胡允恭（化名胡邦宪，中共地下党员）的陪伴下到沪，将短笺和纸条面交汤恩伯。
　　就在陈仪等待汤恩伯回复的当口，2月初，陈仪突遭行政院免职，屁股底下还没焐热的省主席宝座顷刻被褫夺。紧接着，陈仪又接到蒋经国代表其父打来的电话，称老头子正在奉化溪口老家等着呐，特邀陈伯（陈仪年长蒋介石四岁）前去一叙。蒋介石一个多月前宣布下野，暂将总统宝座让予李宗仁，此时正强忍一腔妒火，蛰伏奉化窥视大局。陈仪这边刚刚放下蒋大公子的电话，转脸那头又接到蒋介石侍卫长俞济时的电话，内容同样是催促他去奉化。甚至蒋介石本人也向淞沪方面放话，要“汤（恩伯）总司令转公洽兄，交卸后请来溪口一谈”。听上去语调委婉，态度诚恳，仿佛要为他被撤职的事向老朋友做些解释和安抚。
　　陈仪并不在乎失去职务，也不愿意遵命去见蒋介石，最让他牵挂的是，汤恩伯见了他的信会是什么态度，他迫切需要知道。
　　就在这时，陈仪接到中共地下党方面传来的警告，他写给汤恩伯的密信，已经到了蒋介石的案头，汤恩伯将他这个恩师出卖了。情况万分危急，请陈仪先生立刻转移。
　　但是，陈仪对这个警告完全不相信。一方面他不相信曾经饱受自己恩惠的汤恩伯会将他出卖；另一方面他也不相信中共地下党的能量，跟老蒋直接相关的事属于顶级机密，他们是怎么知道的？不可能吧，八成是捕风捉影！此时的陈仪完全低估了中共地下党的谍战能力，不知道在当时的国民党内部，到处都潜伏着中共的情报人员，蒋介石及其高官们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严密监控。
　　陈仪是一个极其自信的人，凡成功人士无不自信。正是出于这种自信，他才不相信那个曾当着自己的面表示要与独夫分道扬镳的汤恩伯，会在旦夕之际出卖自己！他宁愿相信，汤恩伯即使不愿听从自己发动起义，也完全可以自便，对那封信，“如不以为然，看过丢了就是了”，根本用不着勉强，更不至于卖师求荣吧！正是怀着这样极其复杂的心情，陈仪下决心再见汤恩伯一面，听他当面解释清楚。
　　于是，2月21日下午，陈仪驱车直奔上海而来。

4

　　也难怪，若论陈仪与汤恩伯的关系，的确恩深似海、情同父子。

　　汤恩伯，原名汤克勤，乃浙江武义一介穷书生，幸遇陈仪慷慨解囊资助，才得以东渡日本，入士官学校就读。毕业回国后，人脉局促的汤克勤，先获陈仪接纳，进入浙一师担任少校参谋，又蒙陈仪举荐，进入蒋介石的视野，从此颇受青睐，平步青云。为感念师恩，汤克勤索性改名汤恩伯，并且人前人后一再表白，“不独陈先生一手提拔我，我一生做人做事都是陈先生教我的”。即使后来汤恩伯官衔晋将，一步步跃过龙门，成为蒋介石最为倚重的军事主官之一，与陈诚、胡宗南相并列，仍对陈仪持弟子之礼，极尽恭谨。而陈仪，也对这位弟子赏识有加，极力维护，自鸣得意，台湾“二二八事件”期间，陈仪就曾向蒋介石点名要汤恩伯领兵，赴台纾难。1947年汤恩伯以上将衔兼任第1兵团司令，率部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5月孟良崮战役，所部整编74师及师长张灵甫被悉数歼灭。气得蒋介石暴跳如雷，不仅下令将汤恩伯撤职查办，还当众对汤拳打脚踢，斥骂罚跪，并且逐出客厅，极尽羞辱之能事。所幸有陈仪出面为其担保，反复向老蒋游说，才获得赦免。事后，汤恩伯面对陈仪痛哭流涕，一再宣泄要与独夫分道扬镳的反蒋情绪。后来又是在陈仪的反复运作推荐下，几个月后汤恩伯再度出山，担任衢州绥靖公署主任，为年底升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做好了铺垫。 　　可以说，如果没有陈仪，就绝不会有后来的汤恩伯。正是凭着两人之间几十年的过硬交情，陈仪才敢放心地对他发起劝降攻势，而毫不担心旁生枝节。但是，人算不如天算，意外还真就发生了。
　　据当时与汤恩伯过从甚密的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方治事后回忆，“汤接此信（指陈仪的密信），激动异常……？一日屡以电话约余晤谈，但及余至其住所，却又顾左右而言他，历时甚久，不得要领。余窥其彷徨焦灼，痛苦不安之反常表现，心知必已遭遇严重困难，而有难言之隐，彼既不愿透露，我亦不便追问……”？
　　不用说，汤恩伯的痛苦焦灼完全是由陈仪带来的。关键在于他不想听命于陈仪，如果他愿意听命，又何来痛苦？更糟糕的是，他一时不知该怎么办。“划清界线”“大义灭亲”，把背叛党国的罪魁交由军法处置吗？对别人可以，但对恩师陈仪，他做不到。在所谓原则大义和普世伦理道德面前，他无法装聋作哑。如果不是陈仪，他汤恩伯无论要灭哪一个，连眉头都不会皱一下，要命的偏偏是陈仪。

　　2月23日，蒋介石干脆抛开“约见”之类的托词，对已落入樊笼的陈仪正式下达了逮捕令。
　　在军统的押解下，陈仪由上海而浙江，辗转迁移，于4月27日，重新踏上台湾的土地。初押基隆，后转台北。
　　1950年5月，蒋介石下令组成以顾祝同为审判长的特别法庭审判陈仪。6月6日，汤恩伯出庭作证：
　　我与陈公侠先生私交很好，我年幼时往日本求学完全是他供给的，故平日对他如师如父。他所指教的事，很少违背的，但对于这次他指示我的事，我却不能不违背。
　　包括汤恩伯，还有张群、俞大维等许多国民党高官都曾向蒋介石求情，祈求免陈一死。国防部参谋次长林蔚力劝陈仪，写一份悔过书吧，“总得让蒋先生下台”。陈仪偏不买账，“下不下台是他的事，我没有要他把我抓起来”。真乃“耿直如公有几人”（翁文灏语）啊！
　　蒋介石从来没有对反抗者施行过“怀柔”，除非鞭长莫及。在对陈仪的处置上，尽管有众多说情者，他同样丝毫不为所动，坚决贯彻自己毕生的信条：宁可错杀三千，绝不放走一个！
　　1950年6月9日，国民党高等军法合议庭判处陈仪死刑，蒋在判决书上亲批：“准处死刑可也，即日执行。”
　　1950年6月18日凌晨2时许，陈仪在台北中华路宪兵四团看守所的监舍里，被人从睡梦中叫醒。来人告知，老蒋召见。陈仪信以为真，起床，盥洗，沐浴，自煮早餐進食。4时30分上车出发，然而此一去竟至马场町刑场。行刑前军法官问：“奉总统手批执行枪决，你有什么话说没有？”
　　陈仪神色自若，凛然回答：“我人死精神不死，我的血是替京（南京）沪杭一千八百万军民同胞流的！”
　　陈仪被处决后，蒋得知其死不认错，恼恨不已，在6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据报，其态度倔强，可谓至死不悟。乃知共匪宣传之深入，甚至此种万恶官僚之脑筋，亦为其迷妄而改变，不知其有国家民族，而反以迎合青年为其变节来由矣。宣传之重要有如此也。”
　　正是出于对“宣传之重要”的恐惧，独裁者是从不惮于对文人大开杀戒的。
　　陈仪就义时67岁，是自有中华民国以来被处决者军阶最高的。
　　陈仪早年留学日本多年，娶日本女为妻，两人终生未育，膝下一女为过继其兄之女，疼爱有加。陈仪被捕后，初押浙江衢州，女儿赶来探望，曾记述下他的一番告白，或可解释为他策反汤恩伯的动机：“我这样做不是为自己，已经这样大年纪了，将来我不会出来做事。我对共产党的一套做法是不懂的，我只为江南千百万百姓免受灾难。北平的和平解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为了你们年轻一代，将来能过好日子。”
　　30年后，1980年6月9日，中共中央统战部等部门报经中央批准，追认陈仪为“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贡献出生命的爱国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