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期以来，人们热衷谈论“自主创新”，关心中国的专家学者为什么得不到诺贝尔奖，中国的产业为什么只能来料加工却少有自创品牌，中国的孩子为什么考试成绩突出却缺乏创造性，连外来的教练也感慨中国的球员踢球为什么那么刻板单调没有想象力……
　　为什么？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总体上表现为“趋同”，而不是“质疑”。在日常的工作、学习、生活中，时时处处要以表现“趋同”为目的，要刻意掩饰、打磨、销蚀个性和异见，不提倡、不欣赏、不奖励“质疑”精神和“质疑”能力。中国人的一生，基本是“趋同”的一生，小时候要听妈妈的话，因为妈妈总是为孩子好的；上幼儿园要听阿姨的话，因为阿姨的话总是对的；上小学要听老师的话，因为老师的话代表知识；到了中学、大学照样要听老师的话，因为老师的话即便不是绝对真理，起码也是标准答案；终于上班了，还要听领导的话，因为领导的话就是指令、就是规范、就是标准、就是员工的奋斗目标、就是无言的生计；结婚了要听老婆的话，因为老婆的话意味着家庭和谐和幸福，不听肯定是不行的；终于熬成了前辈，要听儿女的话，孩子都是孝顺的好孩子，不听恐有后顾之忧。如此一说，就意味着小时候要和爸妈保持一致，上学要和老师保持一致，工作要和领导保持一致，结婚要和老婆保持一致，老了要和孩子保持一致。这种“一致”性，成了我們中国人的一个传统，一个习惯，一个无需要求而自觉奉行的行为标准，一个近乎本能的下意识选择，一个社会普遍认同、不仅律己而且律人的严格规范。它看不见、摸不着，却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尊崇它，或许不能让一个人卓越，但可以让他稳妥和保险；怀疑它，有时需要勇气和代价。不能简单说这种“一致”性是个好东西，还是坏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对养成对师长、对权威、对组织、对社会、对规则的尊重，对家庭、对社会、对一般人际关系的稳定，无疑具有良好的社会作用。
　　但与此同时，它也自觉不自觉地束缚了中国人的精神，妨碍了怀疑能力的培养，质疑能力的发挥，成了自主创新的思想桎梏。一般说来，人的质疑能力首先来自学习，来自对前人思想和知识的尊重。这决定了质疑能力培养的第一步，恰恰是以“趋同”为特征的。没有思想与知识的积累和储备，没有足够的“内存”，放肆而狂妄地随便质疑，那是一种颟顸和愚蠢。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饱学之后才能质疑。恰恰相反，质疑作为一种能力和素质，本身就是需要学习的重要内容。创新的前提是对旧知识的质疑。在知识面前，既要保持应有的敬畏，更要有理性的质疑精神。尽信书不如无书，对权威只有崇拜而没有怀疑，结果只能把自己变成一个跪在地上的可怜信徒。真理是不怕被质疑的，正是在不断地被质疑、被修正的过程中，才愈益显示出真理的光辉。而那些害怕人家质疑的东西，往往是不堪一击的“银样镴枪头”。
　　马克思作为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公认最博学的伟人。从青年到老年，他一直信奉的格言是“怀疑一切”。而“狂人”尼采更是提出“重估一切价值”的响亮口号。这种“怀疑”和“重估”，没有导向虚无主义和民粹主义，相反，它促进了人们对自然、历史、社会、人生更深刻的把握，对客观规律更全面的认识。马克思的“怀疑一切”使他发现剩余价值规律、创立唯物史观，指导全世界的无产者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尼采的超人哲学虽然为纳粹法西斯所利用，但作为一种深刻的哲学学说，同样启迪群伦，使我们的精神生活上升到更高的层面。
　　当今时代是一个自主创新的时代，是一个呼唤思想巨人、呼唤核心技术的时代。谁具有充分的创新能力，谁能引领当今世界的走向，谁就站在了生态位的高处和食物链的顶端。而创新素质的高低，创新能力的强弱，创新成果的多寡，将决定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和国家的胜败。一切自觉不自觉地害怕、抵制、压抑、阻止质疑精神的想法和做法，都是虚弱、苍白、怯懦、无能的表现，都是我们国家和民族进步的障碍。
　　（摘自《理智的勇气：朱铁志杂文自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