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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统治时期大肆任用特务诛杀异己，大臣人人自危。可是那时却有一个敢于和酷吏斗法、维护良善的著名“法官”，他就是徐有功。
与武则天当庭辩驳
徐有功（640-702年），出身书香门第，年轻时以“明经科”出仕。先是担任蒲州司法参军（主管司法审判辅助官员），在武则天称帝的前一年（689年），被调到朝廷任司刑（大理）丞，以后就长期在朝廷的司刑寺（大理寺）、秋官（刑部）、肃政台（御史台）三个司法部门任职，被人们尊称为“徐大理”。
徐有功刚任司刑丞，就和武则天发生当面冲突。
当时发生一起所谓“颜余庆参与谋反案”。酷吏来俊臣指控贵乡县县尉颜余庆参与李冲谋反，武则天已经批准死刑。可是徐有功却在复核这个案件时认为颜余庆是个“支党”，最多只是流放。上朝时徐有功上前启奏：
颜余庆与李冲的交往全部都是因为李冲委托其讨债而发生。而且在李冲案件处理的当年，皇上明确宣布李冲的党徒魁首均已伏诛，“其支党事未发者，特赦原”。今赦而复罪，即不如无赦；生而又杀，则不如无生。窃以为这样处理不符合圣朝的名声。因此还是请将颜余庆按照支党来处理，判处流放。
武则天听了大怒，接二连三地责问徐有功。在武则天厉声斥责下，在场的满朝文武都吓得战战兢兢，可徐有功镇定自若，对答如流。武则天最后自己找了个台阶下：“你还是去仔细考虑，再来汇报！”几天后徐有功仍然按照自己原来的意见上报，武则天批示同意。
作为一个有头脑的统治者，武则天通过这件事，觉得徐有功是一个真正的忠臣，以后也对徐有功另眼相看。
与酷吏斗智斗勇
武则天要正式称帝，考虑到所有李唐皇族宗室子孙都是潜在的反对者，因此对李唐宗室采取了严密的监控措施，并且积极鼓励告密者揭发李唐宗室。有个叫韦秀的告发李唐宗室的远房分支、当时担任汾州司马的李思顺，说李思顺曾经偷偷对他说：“汾州五万户，管十一府，有很多大族，可以设斋戒。《大云经》上说：‘理复思顺好，李三五年少。’那就是指我了，我李思顺恰好排行第三，兄弟有五个。”专门办理这类案件的监察御史李恒等据此口供就向武则天报告，说李思顺是“潜谋逆节、包藏祸心”，企图借着这样的“谶语”作为谋反的依据，应该从重处罚。武则天批示同意这个定罪。
案件移交到司刑寺判决，司直裴谈判决李思顺处斩首，家属全部“籍没”。作为司刑寺司刑丞徐有功认为：“企图推翻朝廷的才是谋反，这个口供最多只是讲对自己有利的征兆，应该按妖言不及众，处流三千里。”上报到武则天那里时，李思顺已经病死在监狱里，武则天虽然仍然维持谋反的罪名，但宣布“特免籍没”。李思顺的家庭得以保全。
684年，徐敬业在扬州起兵反对武则天，虽然这场战事很快结束，可是武则天授意酷吏以这个事变为由头，不断牵连不与自己合作的大臣入此专案。有一个酷吏推事使顾仲琰打报告，说有个叫韩纯孝的，当年曾经接受过徐敬业委派的官衔，虽然韩纯孝本人已经死了，可他的家属还应该缘坐籍没。武则天照例批准。徐有功为此专门上书：
按照《贼盗律》谋反者应该处斩，但是罪犯已经死亡的，就没有处斩的办法；而法律规定的家属缘坐籍没，是指罪犯处斩的情况下。家属本身没有犯罪，只是因为罪人才受处罚，罪人都没有受刑，家属如何缘坐？
武则天接受了徐有功的建议，下令释放韩纯孝家属。以后各机关得以援引这个判例，前后免除籍没之家达到300多户。
由于告密风气盛行，当时很多人为了一点小事就告发与自己有矛盾的人“谋叛”。有一年武则天派出去的推事使报告：有瀛州李仁恒等37人，被告发谋叛。司刑寺果然就判决罪犯全部处斩，父母、妻子流放三千里。徐有功又提出反对意见，说：“这37户人家都是因为邻里纠纷，一会儿告发是谋反，一会儿告发是谋叛。反、叛都是要有同谋的，无谋无契、口语口陈，立即作为证据来定罪，实在过于苛酷。现在这个案件正是口陈欲叛，尚未实行，请求按照法律处理。”大概这个案子实在太荒唐，武则天同意了徐有功的建议。还没有执行，正好发布大赦，这些人家全部被赦免。
冒死忠諫
武则天正式称帝后，经常发布大赦来邀买人心。可是她又担心大赦过于频繁，有引发犯罪的可能，因此在长寿二年（693年）发布大赦时，她特意下一个敕令，规定：凡是因公罪（工作差错导致的罪过）要判流刑以上者，或者是普通犯罪应处徒刑以上者，或者是原犯死罪因朝廷颁布大赦而免除的，都必须在大赦后的一百天内自首，如果不自首的，犯罪行为被发现后，仍然按照法律处罚。
徐有功接到这道旨意，毅然上奏劝谏。他写道：
《周易》说：“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论语》也说：“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今陛下播非常之恩，宽殊死之罪，已经发觉的犯罪，全部赦除之，这正是开启他们的改过之心，开通他们的自新之路。那怎么可以容纳在赦前未发觉的犯罪，在赦后必须命令他们自首？臣请求陛下将臣之所见，交付群官集议，分析利害情况，提出完整的方案上奏。这样才能使法制宽简，民无怨言。
武则天接到徐有功的建议后，觉得面子下不来，在朝会时公开宣布：“前代帝王可以开创新的道理，那么自我作古有何不可？徐有功上奏根本就没有必要！”
她想不到的是，徐有功居然出班向前，高声上奏说：“陛下圣断！陛下既然称‘自我作古’，臣即不敢再说。可是臣请求的是交付群臣集议，不知道陛下是否准许？”
武则天一时语塞，想了想说：“那就令在京城的五品以上官员讨论后报告。”当时的大臣们都赞叹徐有功这一冒死忠谏。
后来酷吏薛季昶指控徐有功“党援恶逆”，这是个死罪，他的下属得知消息，哭着来报告，徐有功却坦然自若，说：“难道只有我一个会死，其他人都是长生不老的？”不慌不忙地清理文件，交代完了，缓步去受审。
武则天知道徐有功是被酷吏陷害，但也讨厌徐有功老是拿法律来阻止她诛杀异己。她就召见徐有功，说：“你办案件为什么总是‘失出’（重罪轻判）？”徐有功回答很巧妙：“失出，臣下之小过；好生，圣人之大德。”武则天也不想杀他，于是判处流放。不久就又召回他，仍然让他当法官。
在武则天死后，很多被他平反的家族后代纷纷向朝廷请求追赠徐有功，唐中宗时朝廷颁布命令，追赠徐有功“越州都督”官衔。
（摘自《文史天地》）
与武则天当庭辩驳
徐有功（640-702年），出身书香门第，年轻时以“明经科”出仕。先是担任蒲州司法参军（主管司法审判辅助官员），在武则天称帝的前一年（689年），被调到朝廷任司刑（大理）丞，以后就长期在朝廷的司刑寺（大理寺）、秋官（刑部）、肃政台（御史台）三个司法部门任职，被人们尊称为“徐大理”。
徐有功刚任司刑丞，就和武则天发生当面冲突。
当时发生一起所谓“颜余庆参与谋反案”。酷吏来俊臣指控贵乡县县尉颜余庆参与李冲谋反，武则天已经批准死刑。可是徐有功却在复核这个案件时认为颜余庆是个“支党”，最多只是流放。上朝时徐有功上前启奏：
颜余庆与李冲的交往全部都是因为李冲委托其讨债而发生。而且在李冲案件处理的当年，皇上明确宣布李冲的党徒魁首均已伏诛，“其支党事未发者，特赦原”。今赦而复罪，即不如无赦；生而又杀，则不如无生。窃以为这样处理不符合圣朝的名声。因此还是请将颜余庆按照支党来处理，判处流放。
武则天听了大怒，接二连三地责问徐有功。在武则天厉声斥责下，在场的满朝文武都吓得战战兢兢，可徐有功镇定自若，对答如流。武则天最后自己找了个台阶下：“你还是去仔细考虑，再来汇报！”几天后徐有功仍然按照自己原来的意见上报，武则天批示同意。
作为一个有头脑的统治者，武则天通过这件事，觉得徐有功是一个真正的忠臣，以后也对徐有功另眼相看。
与酷吏斗智斗勇
武则天要正式称帝，考虑到所有李唐皇族宗室子孙都是潜在的反对者，因此对李唐宗室采取了严密的监控措施，并且积极鼓励告密者揭发李唐宗室。有个叫韦秀的告发李唐宗室的远房分支、当时担任汾州司马的李思顺，说李思顺曾经偷偷对他说：“汾州五万户，管十一府，有很多大族，可以设斋戒。《大云经》上说：‘理复思顺好，李三五年少。’那就是指我了，我李思顺恰好排行第三，兄弟有五个。”专门办理这类案件的监察御史李恒等据此口供就向武则天报告，说李思顺是“潜谋逆节、包藏祸心”，企图借着这样的“谶语”作为谋反的依据，应该从重处罚。武则天批示同意这个定罪。
案件移交到司刑寺判决，司直裴谈判决李思顺处斩首，家属全部“籍没”。作为司刑寺司刑丞徐有功认为：“企图推翻朝廷的才是谋反，这个口供最多只是讲对自己有利的征兆，应该按妖言不及众，处流三千里。”上报到武则天那里时，李思顺已经病死在监狱里，武则天虽然仍然维持谋反的罪名，但宣布“特免籍没”。李思顺的家庭得以保全。
684年，徐敬业在扬州起兵反对武则天，虽然这场战事很快结束，可是武则天授意酷吏以这个事变为由头，不断牵连不与自己合作的大臣入此专案。有一个酷吏推事使顾仲琰打报告，说有个叫韩纯孝的，当年曾经接受过徐敬业委派的官衔，虽然韩纯孝本人已经死了，可他的家属还应该缘坐籍没。武则天照例批准。徐有功为此专门上书：
按照《贼盗律》谋反者应该处斩，但是罪犯已经死亡的，就没有处斩的办法；而法律规定的家属缘坐籍没，是指罪犯处斩的情况下。家属本身没有犯罪，只是因为罪人才受处罚，罪人都没有受刑，家属如何缘坐？
武则天接受了徐有功的建议，下令释放韩纯孝家属。以后各机关得以援引这个判例，前后免除籍没之家达到300多户。
由于告密风气盛行，当时很多人为了一点小事就告发与自己有矛盾的人“谋叛”。有一年武则天派出去的推事使报告：有瀛州李仁恒等37人，被告发谋叛。司刑寺果然就判决罪犯全部处斩，父母、妻子流放三千里。徐有功又提出反对意见，说：“这37户人家都是因为邻里纠纷，一会儿告发是谋反，一会儿告发是谋叛。反、叛都是要有同谋的，无谋无契、口语口陈，立即作为证据来定罪，实在过于苛酷。现在这个案件正是口陈欲叛，尚未实行，请求按照法律处理。”大概这个案子实在太荒唐，武则天同意了徐有功的建议。还没有执行，正好发布大赦，这些人家全部被赦免。
冒死忠諫
武则天正式称帝后，经常发布大赦来邀买人心。可是她又担心大赦过于频繁，有引发犯罪的可能，因此在长寿二年（693年）发布大赦时，她特意下一个敕令，规定：凡是因公罪（工作差错导致的罪过）要判流刑以上者，或者是普通犯罪应处徒刑以上者，或者是原犯死罪因朝廷颁布大赦而免除的，都必须在大赦后的一百天内自首，如果不自首的，犯罪行为被发现后，仍然按照法律处罚。
徐有功接到这道旨意，毅然上奏劝谏。他写道：
《周易》说：“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论语》也说：“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今陛下播非常之恩，宽殊死之罪，已经发觉的犯罪，全部赦除之，这正是开启他们的改过之心，开通他们的自新之路。那怎么可以容纳在赦前未发觉的犯罪，在赦后必须命令他们自首？臣请求陛下将臣之所见，交付群官集议，分析利害情况，提出完整的方案上奏。这样才能使法制宽简，民无怨言。
武则天接到徐有功的建议后，觉得面子下不来，在朝会时公开宣布：“前代帝王可以开创新的道理，那么自我作古有何不可？徐有功上奏根本就没有必要！”
她想不到的是，徐有功居然出班向前，高声上奏说：“陛下圣断！陛下既然称‘自我作古’，臣即不敢再说。可是臣请求的是交付群臣集议，不知道陛下是否准许？”
武则天一时语塞，想了想说：“那就令在京城的五品以上官员讨论后报告。”当时的大臣们都赞叹徐有功这一冒死忠谏。
后来酷吏薛季昶指控徐有功“党援恶逆”，这是个死罪，他的下属得知消息，哭着来报告，徐有功却坦然自若，说：“难道只有我一个会死，其他人都是长生不老的？”不慌不忙地清理文件，交代完了，缓步去受审。
武则天知道徐有功是被酷吏陷害，但也讨厌徐有功老是拿法律来阻止她诛杀异己。她就召见徐有功，说：“你办案件为什么总是‘失出’（重罪轻判）？”徐有功回答很巧妙：“失出，臣下之小过；好生，圣人之大德。”武则天也不想杀他，于是判处流放。不久就又召回他，仍然让他当法官。
在武则天死后，很多被他平反的家族后代纷纷向朝廷请求追赠徐有功，唐中宗时朝廷颁布命令，追赠徐有功“越州都督”官衔。
（摘自《文史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