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陈寅恪和朱希祖都是著名史学家，都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前者为清华四大导师之一，后者为章太炎门下“五大天王”之一，只是朱希祖名气远没有陈寅恪响亮。虽然两人并非好友，但据罗香林回忆私交还是不错。罗香林是朱希祖的女婿，也曾受教于陈寅恪，其回忆应大致可靠。从朱希祖日记中可看到不少两人交往的记录，且朱希祖对陈寅恪评价很高。不过，他们在1936年到1937年间关于李唐氏族的渊源问题有过一次学术论争，由于双方的学术地位，更由于这一问题与当时中国面临的日本侵华危机密切相关，其论争曾引起史学界的广泛关注。
据朱希祖日记，1936年3月，他在读胡怀琛所写之《李太白的国籍问题》时，对于胡怀琛所说李白是突厥化的汉人之说“未敢深信”，遂回忆起陈寅恪此前所写有关李唐氏族渊源的一些文章，对于陈寅恪所说唐太宗先世为鲜卑人之说也“未敢深信”，于是萌生出撰写论文与陈寅恪商榷的念头，并最终写出两篇论文刊登于《东方杂志》，而陈寅恪也写了《李唐武周先世事迹杂考》，刊登于史语所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以示回应。问题是陈寅恪有关李唐氏族渊源的文章第一篇发表于1931年，其中就明确有李唐氏族可能出于胡族的论断，朱希祖为何数年之后的1936年才想到撰文商榷？
其实，胡怀琛的文章只是诱因，且明显受到陈寅恪文章影响，后者曾写有《李太白氏族之疑问》，明确指出李白是西域胡人。朱希祖对胡、陈观点之所以不满，更深层次原因与中国当时所面临日本侵略的民族危机有关，其背后所彰显的是历史观的差异。据刘召兴在《朱希祖与“史学二陈”》一文中的看法，朱希祖与陈寅恪的史学观念不尽一致，在科学史学和民族主义之间，陈寅恪更注意前者，而朱希祖则更多从民族立场出发，才对陈寅恪的李唐氏族之起源可能与胡人有关的推测不满，认为大敌当前，如此之说容易为外敌入侵提供借口。
从朱希祖日记可以看出，其实在此之前数月，深受时局刺激的他就已经对古代典籍中有关记录的处理方式很是敏感。如在1936年1月3日日记中，朱希祖就对清人恽毓鼎编撰的《前秦书》之编纂方式表示不满，并以崔鸿的《十六国春秋》作为比较。崔鸿为北魏著名史学家，其所撰写的《十六国春秋》是第一部中国少数民族政权史。他把少数民族政权的历史提高到正史地位，在史学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十六国春秋》体例改各国书为录，主为纪，臣为传，又有序例及年表，共一百零二卷。由于这部史书以晋为正统，怕冒犯北魏朝廷，所以崔鸿在世时并未公开发布。崔鸿死后其后人才缮写一部奏上朝廷。朱希祖认为，崔鸿的改国书为录，正其纪为传，体现了尊中国而抑外族的主旨，值得赞美。而恽毓鼎则仍称为书，尊而为纪，是奴性的表现，朱希祖斥之为“为之奴，抑何自轻其种族如此耶？”同样是身仕异族，崔鸿表现出应有的民族气节，而恽毓鼎则奴性十足，无怪乎朱希祖大发感慨了。
按照陈寅恪的意见，中国历史上之种族与文化问题，文化重于种族，所以即便出身胡人，但如果已被汉化，则可认为是汉人。反之亦然。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开头就引《朱子语类》中“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作为论述的起点。如果再联系到陈寅恪曾大费周折考证杨贵妃是否以“处女之身”入宫并得出贵妃入宫时已非处子的结论，就可明白这考证绝非如钱钟书等学者所非议的是什么“无聊之举”，而是借此证明唐代统治者因种族与文化二者都深受异族影响，所以对这些汉文化系统中极为看重之事并不特别在意。其着眼点还是在说明，汉民族在源远流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接受和融合了很多周边少数民族文化以及外来文化，所以没有什么纯而又纯的汉民族文化，反之亦然。这种双向的交流融合保证了以汉族文化为核心的中国文化每当面临衰弱之时，总能借助外来文化之“输血”作用而重新焕发活力，其最有力的证明就是六朝之际佛教的输入。总之，陈寅恪坚持的是大中国文化概念，所以无论汉族还是胡族等少数民族，其文化都是中国文化体系的一部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而朱希祖始终坚持只有汉文化才是中国文化的正统，所以对异族文化的进入多少持排斥态度。陈寅恪认为中国是各民族共有的中国，而朱希祖认为中国是汉族的中国，此为两人所根本分歧。
从朱希祖日记可知，1936年2月底，日本发生政变，虽然最后未遂，但主战的少壮派控制了日本政局。所以，朱希祖才不禁感慨从此“中国愈危矣”。也正是这样的时局巨变刺激，使得他在看待陈寅恪等人的学术研究时，更多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
如此，陈寅恪与朱希祖争论的关键就在于，当中华民族面临外敌入侵之重大危机之时，提出“李唐氏族之起源于胡人有关”这样的观点是否不合时宜？类似问题其实很多文人都遇到过。如也是在抗战初期，沈从文就提出“作家与抗战无关”的观点。他认为作家的职责就是创作，而且也不一定每一篇都写抗战。战争时期每个人职责不一样，有些人去前线抗战，有些人可以专心学术或创作，但都是有利于整个民族的。显而易见，这样的观点在抗战初期容易招致社会一般大众的误解，但沈从文并不认为自己有错。回到朱希祖与陈寅恪的争论上，则首先在于李唐氏族起源问题是纯粹学术问题，普通大众并不关注，社会影响也绝对比不上文学作品，所以朱希祖对陈寅恪的不满似乎多少有些过分。而且，既然是学术研究，则陈寅恪所言是否正确，就是朱希祖必须回答的问题。
先看陈寅恪关于李唐氏族起源的有关意见。关于李唐氏族问题，陈寅恪曾在1931、1933年和1935年写了三篇文章论述，对此朱希祖撰写了《驳李唐为胡姓说》进行论争，朱氏此文发表于1936年第三十三卷第十五号《东方杂志》。陈寅恪则在1936年写了《李唐武周先世事迹杂考》以为回应，发表于当年的《中研集刊》，但文中并未有明确说明是回应朱氏的文字，只有“庶几因此得以渐近事理之真相，傥更承博识通人之训诲，尤所欣幸也”等类似委婉说法。而朱希祖在看到陈寅恪的回应后，又撰写了《再驳李唐氏族出于李初古拔及赵郡说》给予进一步辩难，并发表于1937年第三十四卷第九号《东方杂志》，但可能是因为当时抗战已全面爆发，抑或有其他原因，陈寅恪并未再作回应，双方论争告一段落。 1941年，陈寅恪出版了《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其中所提及李唐氏族起源的内容自然可以认为是陈寅恪比较成熟且肯定的意见。关于李唐皇族之女系母统方面的血统问题，陈寅恪十分肯定的指出：“李唐皇室之女系母统杂有胡族血胤，世所共知，不待阐述。”因此问题重点在于其男系父统是否有胡族血胤。在此书中，陈寅恪以极为详细精准的考证，从七个方面论争李唐氏族的起源，最后结论如下：“故今假定李唐为李初古拔之后裔，或不致甚穿凿武断也。”按照陈寅恪的说法，《新唐书》是有意将李初古拔与李重耳视为同一人，李重耳长期仕魏，越来越鲜卑化，遂改名为李初古拔。据陈寅恪考证，“初古拔”当时是个较常见的胡名，汉人李初古拔因功被赐胡名、进而胡化，这在当时很是常见；而李重耳则实无其人。陈寅恪认为李唐先祖或者虽不与赵郡李氏之居柏仁者同族，但以同姓一姓同居一地之故，遂因缘攀附，自托于赵郡之高门，衡以南北朝庶姓冒称士族之惯例，殊为可能之事。至此，关于李唐氏族父系血统，陈寅恪的结论是：李唐先世本为汉族，或为赵郡李氏徙居柏仁之“破落户”，或为邻邑广阿庶姓李氏之“假冒牌”，“既非华盛之宗门，故渐染胡俗，名不雅驯。……适李虎入关，东西分立之局既定，始改赵郡之姓望而为陇西，因李抗父子事迹与其先世类似之故，遂由改讬陇西更进一步，而伪称西凉嫡裔。又因宇文氏之故，复诡言家于武川，其初之血统亦未与外族混杂。总之，李唐氏族若仅就其男系论，固一纯粹之汉人也”。
其实，纵观陈寅恪的几篇论文，其观点是有变化的，其第一篇《李唐氏族之推测》指出“李唐先世疑出边荒杂类，必非华夏世家”，第二篇则认为“总而言之，据可信之材料，依常识之判断，李唐先世若非赵郡李氏之‘破落户’，即是赵郡李氏之‘假冒牌’。至于有唐一代之官书，其纪述皇室渊源间亦保存原来真实之事迹，但其大部尽属后人讳饰夸诞之语，治史者自不应漫无辨别，遽尔全部信从也”。而他的《三论李唐氏族问题》，则是直接针对日本学者金井之忠，后者曾发表《李唐源流出于夷狄考》反驳陈寅恪的前两篇文章，因为在这两篇论文中，陈寅恪认为唐朝皇室基本出于汉族。金井之忠认为，李唐皇室早已是混血种。李虎之子李昞本身已可疑，其妻独孤氏（即匈奴屠各氏，后改刘氏）当是胡族，他们的儿子李渊（高祖）必是汉胡混种，胡血可能在一半以上。李渊的妻子窦氏（太宗之母）乃纥豆陵毅之女，更是鲜卑族胡人，所以唐太宗的胡血，至少有四分之三。对此陈寅恪提出了反驳，考订李唐氏族至少在李渊以前，其血统并未与胡族混杂。
问题来了，很明显陈寅恪并未坚持李唐氏族起源于胡人的观点，而且在《三论李唐氏族问题》中直接反驳了日本学者金井之忠，也许已经考虑到中国所面临的日趋严重的民族危机，朱希祖为何还要撰文进行反驳？
对此，不妨看看汪荣祖先生在其《陈寅恪评传》中对此公案的评价。汪荣祖认为，由于陈寅恪最后已经认为“李唐先世本为汉族”，则陈、朱两人争论的焦点其实是李唐先世究竟是出自“赵郡”还是“陇西”，陈寅恪认为是源出“赵郡”，而朱希祖认为是“陇西”。陈寅恪的考证利用了很多材料包括不为官书重视的私家记录等，而朱希祖更重视官书，认为那些官书之外的史料如果不能确认其真实性，则不如维持原说为是，其内心其实还是宁信官书不信私录的想法。而陈寅恪认为且不要说私书有价值，即便是伪书、伪材料，如果能将其视为“伪”，则伪材料就变成了真实的“伪材料”，同样有学术价值。在此点上，可以说陈寅恪对史料的看法更加科学和辨证。在这方面，傅斯年与陈寅恪意见一致：“然私书不尽失之诬，官书不尽免于讳，果非官书不取，涑水无须采小说撰考异矣。”不过，由他们两人的一致，倒隐隐约约可以看出为何朱希祖对他们不满的原因——当还是与所谓的门派之见有关。
事实上，朱希祖的撰文提出异议，虽然是针对陈寅恪前期的论文，但已过数年，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的观点并未改变，还是坚持当年几篇论文中的意见，甚至连具体论证内容和过程也没有改变，说明他并未接受朱希祖的批评。
那么，是否朱希祖的意见完全不值得重视？应该不是，因为朱希祖毕竟也是史学大家，为了撰写这两篇与陈寅恪商榷的文章，朱希祖做了大量工作，耗费了很多精力。从其日记中可以得知，从1936年3月萌生写文章反驳陈寅恪，到第一篇文章写出，朱希祖先是翻阅了新旧唐书中有关李唐世系的内容，并阅读了《周书》、《北史》、《西凉录》以及刘盼遂等人的文章，进一步熟悉有关资料。然后朱希祖再次认真阅读了陈寅恪的三篇有关论文，并对有关论点进行概括，初步确定撰文反驳的重点。仅此上述准备工作，朱希祖就用了一周时间，且每天都在阅读相关史料。然后，从3月26日深夜开始进行论文的撰写工作，直到4月4日《驳李唐为胡姓说》第一稿才最后完成。不过，正当朱希祖准备对文章进行修改时，却被另一件事情打乱了，这就是关于明成祖生母问题的论争。1936年4月5日，也就是朱希祖写完初稿次日，他看到傅斯年的弟子李晋华所写之《明成祖生母问题汇证》并傅斯年所写跋文，以及吴晗所写《明成祖生母考》等文章，遂决定进行反驳。原来，李晋华、傅斯年和吴晗等人均对明成祖生母为谁进行了考证，认为绝非马皇后，而很有可能是少数民族出身的妃子，要么是高丽人碽妃，要么是蒙古族妃子，换句话说就是绝非嫡出而是庶出，且母亲可能是异族。可想而知，这论断是朱希祖绝对不能同意的，所以他立刻撰文进行反驳，直到5月9日，才完成了题目为《再辩明成祖生母》的文章并准备发表在《东方杂志》。此时的朱希祖可谓是两面作战，一面要与陈寅恪论争李唐氏族起源问题，一面是与傅斯年、吴晗等人商榷明成祖生母问题，而这两个问题的实质同样可以归结为种族与文化问题。
所以，朱希祖刚刚写完《再辩明成祖生母》，马上开始对《驳李唐为胡姓说》的修改，直到6月28日，文章才最后完成，所花费时间之长所费精力之大，都是惊人的，一方面朱希祖对待学术问题的严肃和认真，值得敬佩。另一方面也说明朱希祖知道，要反驳陈寅恪并不容易。朱希祖的文章发表于1936年8月的《东方杂志》，在该年8月9日的日记中朱希祖不仅阅读了此期杂志，还“校正误字一”，说明他极为重视此文。按说如果陈寅恪没有什么反应，此事就算告一段落。不料1937年2月24日，陈玉书到朱希祖家，将陈寅恪新撰写的《李唐武周先世事迹杂考》一文给朱希祖看，朱希祖见陈氏文章“仍主张李唐先祖出于李初古拔及赵郡说，拟为文驳之”。这陈玉书本名陈述，玉书是其字。他是陈垣的弟子，以研究辽金史著称，与朱希祖、陈寅恪等也多有往来，陈寅恪曾为其《〈辽史〉补注》写过序，还向傅斯年推荐他进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工作。陈述显然知道朱希祖与陈寅恪之间的论争，才将后者新发表论文拿来朱氏看。不过这一次朱希祖似乎并未在此文的撰写上花费过多精力，仅用两天时间即完成并仍寄给《东方杂志》，后发表于1937年第三十四卷第九号。因为陈寅恪并未再作回应，更因“卢沟桥事变”，两人的论争遂告结束。 按照汪荣祖的意见，在这场论争中，朱希祖的辩难似乎过于牵强，其所提出反驳大都在枝节上做文章。总之朱希祖的观点就是在没有“铁证”出来之前，宁可沿用旧说。如今我们不能说陈寅恪的意见就是正确，何况学术界还是有不同看法，而新的考证材料也可能会出现。陈寅恪一直认为，在学术研究中“说有容易说无难”，所以朱希祖与陈寅恪的争论，一直到今天也没有完全解决。不过，由此争论引发的一些问题值得回味。首先，就是历史研究是否应为现实服务问题，如此是否有把历史研究变成影射现实的“今文史学”之嫌？当年康有为的鼓吹托古改制，就是为了利用今文经学以达到政治目的。那么，为了某些显见的现实目的，是否就可以在历史研究中也力求古为今用？
其次，朱希祖之所以反驳陈寅恪，如前所说是两人史学观念不同所致。据张溥泉先生回忆，朱希祖直到晚年仍认为“陈寅恪虽精于史学，立异好奇，以唐太宗、明成祖非中国人之类，正其短处”。而且朱希祖甚至将陈寅恪与顾颉刚等“疑古派”相提并论，其背后所折射出的正是门派之见——对明成祖生母问题提出质疑的傅斯年，正是顾颉刚提出“疑古”思想的有利支持者，只是傅斯年后期的态度有所转变而已。然而，把陈寅恪和顾颉刚相提并论似乎并不恰当，因为陈寅恪明确对“疑古派”有所质疑。据蒋天枢先生回忆，陈寅恪认为历史研究中的“旧派失之滞，新派失之诬”。所谓“滞”就是死板，只有死材料而没有解释。而新派的所谓“诬”就是简单以外国的科学理论解释中国材料，看似有道理其实很危险，这一派大都是留学生，所谓“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者”。显然，陈寅恪所指就是胡适、钱玄同和顾颉刚等人。胡适和钱玄同都是留学生，顾颉刚虽未留学，却是胡适忠实的弟子。所以，当朱希祖将陈寅恪视为与胡适等为一派，不仅看出其门户之见，而且还可看出他对同一师门的钱玄同也并不认同，因为钱玄同治学似乎更加多变和趋于新潮，也更多背离他们共同的老师章太炎之说。不过话说回来，对于陈寅恪的历史研究是否有时推理甚至推测过多，在史学界并不是只有朱希祖这样认为，如钱穆就认为陈寅恪的考证“冗沓而多枝节”且不“可诵”，其次是“临深为高，故作摇曳”，意思就是有时不免故作惊人之语。按照钱穆弟子余英时的说法，前者表达了对陈寅恪文多考据的不满，后者则涉及两人讲史重专深还是重博通的差异。不过钱钟书的看法倒是较为特别，他认为陈寅恪其实是“讲宋学，做汉学”，所以不好简单地评价陈寅恪的考证之文之是非的。
最后，回到李唐氏族之起源问题，我其实倒宁愿相信，陈寅恪对李唐氏族之起源一直是认为与胡族有关的，只是没有更加确切的证据而已，且此观点形成很早。据吴宓在《空轩诗话》中所记，早在五四时期陈寅恪就有这样的观点了：“寅恪尝谓唐代以异族入主中原，以新兴之精神，强健活泼之血脉，注入于久远而陈腐之文化，故其结果灿烂辉煌，有欧洲骑士文学之盛况。而唐代文学特富想象，亦有于此云云。”说来说去，其实如果我们把中国历史研究纳入一个大中华文化形成与演进的历史长河中，则无论李唐氏族源出何处，都无损于盛唐的伟大与辉煌，而那些在历史长河中时而雄起，时而埋没的各少数民族，其实与汉族一样，都为中华文化的繁衍兴盛做出了贡献，都理应得到后人永久的尊重与敬仰。
据朱希祖日记，1936年3月，他在读胡怀琛所写之《李太白的国籍问题》时，对于胡怀琛所说李白是突厥化的汉人之说“未敢深信”，遂回忆起陈寅恪此前所写有关李唐氏族渊源的一些文章，对于陈寅恪所说唐太宗先世为鲜卑人之说也“未敢深信”，于是萌生出撰写论文与陈寅恪商榷的念头，并最终写出两篇论文刊登于《东方杂志》，而陈寅恪也写了《李唐武周先世事迹杂考》，刊登于史语所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以示回应。问题是陈寅恪有关李唐氏族渊源的文章第一篇发表于1931年，其中就明确有李唐氏族可能出于胡族的论断，朱希祖为何数年之后的1936年才想到撰文商榷？
其实，胡怀琛的文章只是诱因，且明显受到陈寅恪文章影响，后者曾写有《李太白氏族之疑问》，明确指出李白是西域胡人。朱希祖对胡、陈观点之所以不满，更深层次原因与中国当时所面临日本侵略的民族危机有关，其背后所彰显的是历史观的差异。据刘召兴在《朱希祖与“史学二陈”》一文中的看法，朱希祖与陈寅恪的史学观念不尽一致，在科学史学和民族主义之间，陈寅恪更注意前者，而朱希祖则更多从民族立场出发，才对陈寅恪的李唐氏族之起源可能与胡人有关的推测不满，认为大敌当前，如此之说容易为外敌入侵提供借口。
从朱希祖日记可以看出，其实在此之前数月，深受时局刺激的他就已经对古代典籍中有关记录的处理方式很是敏感。如在1936年1月3日日记中，朱希祖就对清人恽毓鼎编撰的《前秦书》之编纂方式表示不满，并以崔鸿的《十六国春秋》作为比较。崔鸿为北魏著名史学家，其所撰写的《十六国春秋》是第一部中国少数民族政权史。他把少数民族政权的历史提高到正史地位，在史学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十六国春秋》体例改各国书为录，主为纪，臣为传，又有序例及年表，共一百零二卷。由于这部史书以晋为正统，怕冒犯北魏朝廷，所以崔鸿在世时并未公开发布。崔鸿死后其后人才缮写一部奏上朝廷。朱希祖认为，崔鸿的改国书为录，正其纪为传，体现了尊中国而抑外族的主旨，值得赞美。而恽毓鼎则仍称为书，尊而为纪，是奴性的表现，朱希祖斥之为“为之奴，抑何自轻其种族如此耶？”同样是身仕异族，崔鸿表现出应有的民族气节，而恽毓鼎则奴性十足，无怪乎朱希祖大发感慨了。
按照陈寅恪的意见，中国历史上之种族与文化问题，文化重于种族，所以即便出身胡人，但如果已被汉化，则可认为是汉人。反之亦然。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开头就引《朱子语类》中“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作为论述的起点。如果再联系到陈寅恪曾大费周折考证杨贵妃是否以“处女之身”入宫并得出贵妃入宫时已非处子的结论，就可明白这考证绝非如钱钟书等学者所非议的是什么“无聊之举”，而是借此证明唐代统治者因种族与文化二者都深受异族影响，所以对这些汉文化系统中极为看重之事并不特别在意。其着眼点还是在说明，汉民族在源远流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接受和融合了很多周边少数民族文化以及外来文化，所以没有什么纯而又纯的汉民族文化，反之亦然。这种双向的交流融合保证了以汉族文化为核心的中国文化每当面临衰弱之时，总能借助外来文化之“输血”作用而重新焕发活力，其最有力的证明就是六朝之际佛教的输入。总之，陈寅恪坚持的是大中国文化概念，所以无论汉族还是胡族等少数民族，其文化都是中国文化体系的一部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而朱希祖始终坚持只有汉文化才是中国文化的正统，所以对异族文化的进入多少持排斥态度。陈寅恪认为中国是各民族共有的中国，而朱希祖认为中国是汉族的中国，此为两人所根本分歧。
从朱希祖日记可知，1936年2月底，日本发生政变，虽然最后未遂，但主战的少壮派控制了日本政局。所以，朱希祖才不禁感慨从此“中国愈危矣”。也正是这样的时局巨变刺激，使得他在看待陈寅恪等人的学术研究时，更多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
如此，陈寅恪与朱希祖争论的关键就在于，当中华民族面临外敌入侵之重大危机之时，提出“李唐氏族之起源于胡人有关”这样的观点是否不合时宜？类似问题其实很多文人都遇到过。如也是在抗战初期，沈从文就提出“作家与抗战无关”的观点。他认为作家的职责就是创作，而且也不一定每一篇都写抗战。战争时期每个人职责不一样，有些人去前线抗战，有些人可以专心学术或创作，但都是有利于整个民族的。显而易见，这样的观点在抗战初期容易招致社会一般大众的误解，但沈从文并不认为自己有错。回到朱希祖与陈寅恪的争论上，则首先在于李唐氏族起源问题是纯粹学术问题，普通大众并不关注，社会影响也绝对比不上文学作品，所以朱希祖对陈寅恪的不满似乎多少有些过分。而且，既然是学术研究，则陈寅恪所言是否正确，就是朱希祖必须回答的问题。
先看陈寅恪关于李唐氏族起源的有关意见。关于李唐氏族问题，陈寅恪曾在1931、1933年和1935年写了三篇文章论述，对此朱希祖撰写了《驳李唐为胡姓说》进行论争，朱氏此文发表于1936年第三十三卷第十五号《东方杂志》。陈寅恪则在1936年写了《李唐武周先世事迹杂考》以为回应，发表于当年的《中研集刊》，但文中并未有明确说明是回应朱氏的文字，只有“庶几因此得以渐近事理之真相，傥更承博识通人之训诲，尤所欣幸也”等类似委婉说法。而朱希祖在看到陈寅恪的回应后，又撰写了《再驳李唐氏族出于李初古拔及赵郡说》给予进一步辩难，并发表于1937年第三十四卷第九号《东方杂志》，但可能是因为当时抗战已全面爆发，抑或有其他原因，陈寅恪并未再作回应，双方论争告一段落。 1941年，陈寅恪出版了《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其中所提及李唐氏族起源的内容自然可以认为是陈寅恪比较成熟且肯定的意见。关于李唐皇族之女系母统方面的血统问题，陈寅恪十分肯定的指出：“李唐皇室之女系母统杂有胡族血胤，世所共知，不待阐述。”因此问题重点在于其男系父统是否有胡族血胤。在此书中，陈寅恪以极为详细精准的考证，从七个方面论争李唐氏族的起源，最后结论如下：“故今假定李唐为李初古拔之后裔，或不致甚穿凿武断也。”按照陈寅恪的说法，《新唐书》是有意将李初古拔与李重耳视为同一人，李重耳长期仕魏，越来越鲜卑化，遂改名为李初古拔。据陈寅恪考证，“初古拔”当时是个较常见的胡名，汉人李初古拔因功被赐胡名、进而胡化，这在当时很是常见；而李重耳则实无其人。陈寅恪认为李唐先祖或者虽不与赵郡李氏之居柏仁者同族，但以同姓一姓同居一地之故，遂因缘攀附，自托于赵郡之高门，衡以南北朝庶姓冒称士族之惯例，殊为可能之事。至此，关于李唐氏族父系血统，陈寅恪的结论是：李唐先世本为汉族，或为赵郡李氏徙居柏仁之“破落户”，或为邻邑广阿庶姓李氏之“假冒牌”，“既非华盛之宗门，故渐染胡俗，名不雅驯。……适李虎入关，东西分立之局既定，始改赵郡之姓望而为陇西，因李抗父子事迹与其先世类似之故，遂由改讬陇西更进一步，而伪称西凉嫡裔。又因宇文氏之故，复诡言家于武川，其初之血统亦未与外族混杂。总之，李唐氏族若仅就其男系论，固一纯粹之汉人也”。
其实，纵观陈寅恪的几篇论文，其观点是有变化的，其第一篇《李唐氏族之推测》指出“李唐先世疑出边荒杂类，必非华夏世家”，第二篇则认为“总而言之，据可信之材料，依常识之判断，李唐先世若非赵郡李氏之‘破落户’，即是赵郡李氏之‘假冒牌’。至于有唐一代之官书，其纪述皇室渊源间亦保存原来真实之事迹，但其大部尽属后人讳饰夸诞之语，治史者自不应漫无辨别，遽尔全部信从也”。而他的《三论李唐氏族问题》，则是直接针对日本学者金井之忠，后者曾发表《李唐源流出于夷狄考》反驳陈寅恪的前两篇文章，因为在这两篇论文中，陈寅恪认为唐朝皇室基本出于汉族。金井之忠认为，李唐皇室早已是混血种。李虎之子李昞本身已可疑，其妻独孤氏（即匈奴屠各氏，后改刘氏）当是胡族，他们的儿子李渊（高祖）必是汉胡混种，胡血可能在一半以上。李渊的妻子窦氏（太宗之母）乃纥豆陵毅之女，更是鲜卑族胡人，所以唐太宗的胡血，至少有四分之三。对此陈寅恪提出了反驳，考订李唐氏族至少在李渊以前，其血统并未与胡族混杂。
问题来了，很明显陈寅恪并未坚持李唐氏族起源于胡人的观点，而且在《三论李唐氏族问题》中直接反驳了日本学者金井之忠，也许已经考虑到中国所面临的日趋严重的民族危机，朱希祖为何还要撰文进行反驳？
对此，不妨看看汪荣祖先生在其《陈寅恪评传》中对此公案的评价。汪荣祖认为，由于陈寅恪最后已经认为“李唐先世本为汉族”，则陈、朱两人争论的焦点其实是李唐先世究竟是出自“赵郡”还是“陇西”，陈寅恪认为是源出“赵郡”，而朱希祖认为是“陇西”。陈寅恪的考证利用了很多材料包括不为官书重视的私家记录等，而朱希祖更重视官书，认为那些官书之外的史料如果不能确认其真实性，则不如维持原说为是，其内心其实还是宁信官书不信私录的想法。而陈寅恪认为且不要说私书有价值，即便是伪书、伪材料，如果能将其视为“伪”，则伪材料就变成了真实的“伪材料”，同样有学术价值。在此点上，可以说陈寅恪对史料的看法更加科学和辨证。在这方面，傅斯年与陈寅恪意见一致：“然私书不尽失之诬，官书不尽免于讳，果非官书不取，涑水无须采小说撰考异矣。”不过，由他们两人的一致，倒隐隐约约可以看出为何朱希祖对他们不满的原因——当还是与所谓的门派之见有关。
事实上，朱希祖的撰文提出异议，虽然是针对陈寅恪前期的论文，但已过数年，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的观点并未改变，还是坚持当年几篇论文中的意见，甚至连具体论证内容和过程也没有改变，说明他并未接受朱希祖的批评。
那么，是否朱希祖的意见完全不值得重视？应该不是，因为朱希祖毕竟也是史学大家，为了撰写这两篇与陈寅恪商榷的文章，朱希祖做了大量工作，耗费了很多精力。从其日记中可以得知，从1936年3月萌生写文章反驳陈寅恪，到第一篇文章写出，朱希祖先是翻阅了新旧唐书中有关李唐世系的内容，并阅读了《周书》、《北史》、《西凉录》以及刘盼遂等人的文章，进一步熟悉有关资料。然后朱希祖再次认真阅读了陈寅恪的三篇有关论文，并对有关论点进行概括，初步确定撰文反驳的重点。仅此上述准备工作，朱希祖就用了一周时间，且每天都在阅读相关史料。然后，从3月26日深夜开始进行论文的撰写工作，直到4月4日《驳李唐为胡姓说》第一稿才最后完成。不过，正当朱希祖准备对文章进行修改时，却被另一件事情打乱了，这就是关于明成祖生母问题的论争。1936年4月5日，也就是朱希祖写完初稿次日，他看到傅斯年的弟子李晋华所写之《明成祖生母问题汇证》并傅斯年所写跋文，以及吴晗所写《明成祖生母考》等文章，遂决定进行反驳。原来，李晋华、傅斯年和吴晗等人均对明成祖生母为谁进行了考证，认为绝非马皇后，而很有可能是少数民族出身的妃子，要么是高丽人碽妃，要么是蒙古族妃子，换句话说就是绝非嫡出而是庶出，且母亲可能是异族。可想而知，这论断是朱希祖绝对不能同意的，所以他立刻撰文进行反驳，直到5月9日，才完成了题目为《再辩明成祖生母》的文章并准备发表在《东方杂志》。此时的朱希祖可谓是两面作战，一面要与陈寅恪论争李唐氏族起源问题，一面是与傅斯年、吴晗等人商榷明成祖生母问题，而这两个问题的实质同样可以归结为种族与文化问题。
所以，朱希祖刚刚写完《再辩明成祖生母》，马上开始对《驳李唐为胡姓说》的修改，直到6月28日，文章才最后完成，所花费时间之长所费精力之大，都是惊人的，一方面朱希祖对待学术问题的严肃和认真，值得敬佩。另一方面也说明朱希祖知道，要反驳陈寅恪并不容易。朱希祖的文章发表于1936年8月的《东方杂志》，在该年8月9日的日记中朱希祖不仅阅读了此期杂志，还“校正误字一”，说明他极为重视此文。按说如果陈寅恪没有什么反应，此事就算告一段落。不料1937年2月24日，陈玉书到朱希祖家，将陈寅恪新撰写的《李唐武周先世事迹杂考》一文给朱希祖看，朱希祖见陈氏文章“仍主张李唐先祖出于李初古拔及赵郡说，拟为文驳之”。这陈玉书本名陈述，玉书是其字。他是陈垣的弟子，以研究辽金史著称，与朱希祖、陈寅恪等也多有往来，陈寅恪曾为其《〈辽史〉补注》写过序，还向傅斯年推荐他进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工作。陈述显然知道朱希祖与陈寅恪之间的论争，才将后者新发表论文拿来朱氏看。不过这一次朱希祖似乎并未在此文的撰写上花费过多精力，仅用两天时间即完成并仍寄给《东方杂志》，后发表于1937年第三十四卷第九号。因为陈寅恪并未再作回应，更因“卢沟桥事变”，两人的论争遂告结束。 按照汪荣祖的意见，在这场论争中，朱希祖的辩难似乎过于牵强，其所提出反驳大都在枝节上做文章。总之朱希祖的观点就是在没有“铁证”出来之前，宁可沿用旧说。如今我们不能说陈寅恪的意见就是正确，何况学术界还是有不同看法，而新的考证材料也可能会出现。陈寅恪一直认为，在学术研究中“说有容易说无难”，所以朱希祖与陈寅恪的争论，一直到今天也没有完全解决。不过，由此争论引发的一些问题值得回味。首先，就是历史研究是否应为现实服务问题，如此是否有把历史研究变成影射现实的“今文史学”之嫌？当年康有为的鼓吹托古改制，就是为了利用今文经学以达到政治目的。那么，为了某些显见的现实目的，是否就可以在历史研究中也力求古为今用？
其次，朱希祖之所以反驳陈寅恪，如前所说是两人史学观念不同所致。据张溥泉先生回忆，朱希祖直到晚年仍认为“陈寅恪虽精于史学，立异好奇，以唐太宗、明成祖非中国人之类，正其短处”。而且朱希祖甚至将陈寅恪与顾颉刚等“疑古派”相提并论，其背后所折射出的正是门派之见——对明成祖生母问题提出质疑的傅斯年，正是顾颉刚提出“疑古”思想的有利支持者，只是傅斯年后期的态度有所转变而已。然而，把陈寅恪和顾颉刚相提并论似乎并不恰当，因为陈寅恪明确对“疑古派”有所质疑。据蒋天枢先生回忆，陈寅恪认为历史研究中的“旧派失之滞，新派失之诬”。所谓“滞”就是死板，只有死材料而没有解释。而新派的所谓“诬”就是简单以外国的科学理论解释中国材料，看似有道理其实很危险，这一派大都是留学生，所谓“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者”。显然，陈寅恪所指就是胡适、钱玄同和顾颉刚等人。胡适和钱玄同都是留学生，顾颉刚虽未留学，却是胡适忠实的弟子。所以，当朱希祖将陈寅恪视为与胡适等为一派，不仅看出其门户之见，而且还可看出他对同一师门的钱玄同也并不认同，因为钱玄同治学似乎更加多变和趋于新潮，也更多背离他们共同的老师章太炎之说。不过话说回来，对于陈寅恪的历史研究是否有时推理甚至推测过多，在史学界并不是只有朱希祖这样认为，如钱穆就认为陈寅恪的考证“冗沓而多枝节”且不“可诵”，其次是“临深为高，故作摇曳”，意思就是有时不免故作惊人之语。按照钱穆弟子余英时的说法，前者表达了对陈寅恪文多考据的不满，后者则涉及两人讲史重专深还是重博通的差异。不过钱钟书的看法倒是较为特别，他认为陈寅恪其实是“讲宋学，做汉学”，所以不好简单地评价陈寅恪的考证之文之是非的。
最后，回到李唐氏族之起源问题，我其实倒宁愿相信，陈寅恪对李唐氏族之起源一直是认为与胡族有关的，只是没有更加确切的证据而已，且此观点形成很早。据吴宓在《空轩诗话》中所记，早在五四时期陈寅恪就有这样的观点了：“寅恪尝谓唐代以异族入主中原，以新兴之精神，强健活泼之血脉，注入于久远而陈腐之文化，故其结果灿烂辉煌，有欧洲骑士文学之盛况。而唐代文学特富想象，亦有于此云云。”说来说去，其实如果我们把中国历史研究纳入一个大中华文化形成与演进的历史长河中，则无论李唐氏族源出何处，都无损于盛唐的伟大与辉煌，而那些在历史长河中时而雄起，时而埋没的各少数民族，其实与汉族一样，都为中华文化的繁衍兴盛做出了贡献，都理应得到后人永久的尊重与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