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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真同志是2011年3月1日下午四时去世的，至今已整整六年。离世之前，他给家人再三留言：“我走后，只要给我换一身干净的旧衣服即可，然后迅即打电话给火葬场，请他们派灵车来接去火化。灵车费和火化费都由自己家里付给，千万不要让公家支付。我的一生，人民和党抚育了我，但我为人民和党做的事太少了，实在有愧，因此不能再让公家破费。”因而他去世后，家人只是遵嘱为他再追交了二万元党费，火化前没有举行遗体告别，没有开追悼会，至今也没有举行追思之类的活动。当年那位为出版改革突破禁区，第一个喊出“立足本省，面向全国，争取更多的图书进入国际市场”口号并促使湖南出版事业从此走向繁荣的风云人物，渐渐地就这样寂然无声，无人记起，后来的同仁甚至连胡真这个名字都没听说过。伤感之余，我觉得自己也可以写点文字，以纪念这位了不起的职业革命家和真正的出版家。
胡真本名陆汉萍，1921年2月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县大渲乡港西村，1928年到上海读书。中学时即参加上海职业界救亡协会，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参与创办《动荡月刊》与《少年人》杂志。1935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4月参加上海文救会，经上海地下党人介绍赴延安，途经西安时改名胡真。随后，入陕北公学、延安马列学院学习，是延安马列学院国际问题研究室和延安中央研究院俄文研究室的研究生，打下了较为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和俄文基础。
1945年10月调入冀东，先后任冀东区党委巡视团巡视员、冀东第十五专署督学、冀东行署遵化县教育科科长等职。1948年1月至10月，任《冀东日报》国际国内版编辑组组长，兼冀东新华分社记者。其间，为冀东地区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开展清算斗争，为推动遵化县教育事业发展和加强冀东党校的建设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9年8月，胡真南下调入湖南工作，先后任湖南省委办公厅秘书科科长、宣传部宣传处处长。1952年9月调湖南省文化局，任副局长、局长、党组书记。1954年9月至1957年2月，任湖南省委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兼秘书长、省文教办副主任。1957年2月至1963年9月，任省委办公厅综合组副组长兼省委外事领导小组副组长、省委副秘书长兼省委办公厅主任、省档案局局长。1963年11月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1966年8月至1972年8月，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錯误批判，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1972年8月至1978年3月，调入湖南拖拉机制造厂，历任厂“革委会”副主任、党委常委、党委副书记。1978年3月，调入湖南省出版事业管理局，任党组书记、局长，至1984年1月退居二线。1985年6月任中共湖南省顾问委员会委员，1995年6月离休。
在主持湖南省出版局工作将近六年的时间里，胡真自称“只做了五件事”，但这可说是出版史上举足轻重的五件大事：一是从当时出版部门的实际情况出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的1978年8月的一次讲话中，胡真大胆提出出版工作要“立足本省，面向全国，争取更多的图书进入国际市场”的口号，这一口号被1979年12月国家出版局在长沙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采纳，定为全国地方出版社的出版方针，废除了过去地方出版社执行了几十年的“地方化、通俗化、群众化”方针，开全国出版工作改革开放之先声。1983年6月，“立足本省，面向全国，走向世界”被写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
胡真在那次讲话中指出：“出版工作是为人民服务的。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定要解放思想，从人民利益着想，从国家利益着想，坚决跳出‘三化’方针的狭窄天地，走新的路子。”这是他敏感地把握了出版的真谛和时代脉博，突破禁区，目的只为多出书，出好书，以满足被“文化大革命”禁锢了十年之久的读者对图书的迫切渴求。
二是为繁荣湖南出版事业，突破禁区启用人才。胡真千方百计想办法将一些被错划右派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的“牛鬼蛇神”人物请出来从事出版工作，诸如钟叔河、朱正、江声、杨坚、李冰封、柏原等，后来都成了湖南出版工作的骨干。对此，胡真曾有过一段表述：“我到湖南省出版局工作时，出版园地已被‘四人帮’摧残得满目疮痍，一片荒芜。要繁荣湖南出版事业，除了要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还要有一支坚强的出版队伍。为此必须招贤纳士，网罗人才，扩大出版队伍……凭我过去在省委宣传部工作时知道的一些人才，就把他们请到出版局系统来工作。”
三是突破过去“三化”方针禁锢地方出版社不能出古籍、出译著的禁区，率先成立古籍编辑室（后改为岳麓书社），决定出版《船山全书》、《魏源全集》、《曾国藩全集》、《左宗棠全集》，后又批准出版《走向世界丛书》。同时成立译文编辑室，出版《诗苑译林》、《散文译丛》等译著。正是胡真从实际出发提出的发展专业出版社的方针，才促使全国各地纷纷申报成立专业出版社，且因专业分工的明确，促进了各自的长足发展。
四是建立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出版体系，即率先在湖南人民出版社的基础上，成立科技、教育、少儿、美术和岳麓书社等专业出版社，并为逐年兴旺的图书出版，完善编、印、发系统，如成立出版公司、印刷物质公司，新增两家印刷厂、一家外文书店等。经过三四年的努力，一个有六个专业出版社、二家书店、三家印刷厂、一家印刷科技研究所、一所技工学校、一家出版公司、一家印刷物资公司等十五个单位组成的初具规模的出版体系形成了，这在全国，当时可说是独一无二的。
五是保留了出版局，即在1983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机构改革中，报经中共湖南省委批准，保留了省出版局，使之成为省政府直属事业单位，实行企业管理，这在中国出版史上也可以记上一笔。
受党的优良传统“一切从实际出发”教育，胡真做事“不唯上，不唯书，而唯实”。他曾用一句焦裕禄的名言为形容自己最大的感受：“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为促进出版事业的繁荣，胡真还提出“出版要加强竞争意识”，他那些关于出版的思想、观念的讲话和文章等，后来都收入其《我的出版观》一书，集中体现了他对党的出版事业的无限忠诚，以及作为一位职业革命家所具有的智勇和拼搏精神，难能可贵的超前意识。
胡真本名陆汉萍，1921年2月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县大渲乡港西村，1928年到上海读书。中学时即参加上海职业界救亡协会，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参与创办《动荡月刊》与《少年人》杂志。1935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4月参加上海文救会，经上海地下党人介绍赴延安，途经西安时改名胡真。随后，入陕北公学、延安马列学院学习，是延安马列学院国际问题研究室和延安中央研究院俄文研究室的研究生，打下了较为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和俄文基础。
1945年10月调入冀东，先后任冀东区党委巡视团巡视员、冀东第十五专署督学、冀东行署遵化县教育科科长等职。1948年1月至10月，任《冀东日报》国际国内版编辑组组长，兼冀东新华分社记者。其间，为冀东地区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开展清算斗争，为推动遵化县教育事业发展和加强冀东党校的建设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9年8月，胡真南下调入湖南工作，先后任湖南省委办公厅秘书科科长、宣传部宣传处处长。1952年9月调湖南省文化局，任副局长、局长、党组书记。1954年9月至1957年2月，任湖南省委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兼秘书长、省文教办副主任。1957年2月至1963年9月，任省委办公厅综合组副组长兼省委外事领导小组副组长、省委副秘书长兼省委办公厅主任、省档案局局长。1963年11月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1966年8月至1972年8月，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錯误批判，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1972年8月至1978年3月，调入湖南拖拉机制造厂，历任厂“革委会”副主任、党委常委、党委副书记。1978年3月，调入湖南省出版事业管理局，任党组书记、局长，至1984年1月退居二线。1985年6月任中共湖南省顾问委员会委员，1995年6月离休。
在主持湖南省出版局工作将近六年的时间里，胡真自称“只做了五件事”，但这可说是出版史上举足轻重的五件大事：一是从当时出版部门的实际情况出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的1978年8月的一次讲话中，胡真大胆提出出版工作要“立足本省，面向全国，争取更多的图书进入国际市场”的口号，这一口号被1979年12月国家出版局在长沙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采纳，定为全国地方出版社的出版方针，废除了过去地方出版社执行了几十年的“地方化、通俗化、群众化”方针，开全国出版工作改革开放之先声。1983年6月，“立足本省，面向全国，走向世界”被写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
胡真在那次讲话中指出：“出版工作是为人民服务的。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定要解放思想，从人民利益着想，从国家利益着想，坚决跳出‘三化’方针的狭窄天地，走新的路子。”这是他敏感地把握了出版的真谛和时代脉博，突破禁区，目的只为多出书，出好书，以满足被“文化大革命”禁锢了十年之久的读者对图书的迫切渴求。
二是为繁荣湖南出版事业，突破禁区启用人才。胡真千方百计想办法将一些被错划右派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的“牛鬼蛇神”人物请出来从事出版工作，诸如钟叔河、朱正、江声、杨坚、李冰封、柏原等，后来都成了湖南出版工作的骨干。对此，胡真曾有过一段表述：“我到湖南省出版局工作时，出版园地已被‘四人帮’摧残得满目疮痍，一片荒芜。要繁荣湖南出版事业，除了要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还要有一支坚强的出版队伍。为此必须招贤纳士，网罗人才，扩大出版队伍……凭我过去在省委宣传部工作时知道的一些人才，就把他们请到出版局系统来工作。”
三是突破过去“三化”方针禁锢地方出版社不能出古籍、出译著的禁区，率先成立古籍编辑室（后改为岳麓书社），决定出版《船山全书》、《魏源全集》、《曾国藩全集》、《左宗棠全集》，后又批准出版《走向世界丛书》。同时成立译文编辑室，出版《诗苑译林》、《散文译丛》等译著。正是胡真从实际出发提出的发展专业出版社的方针，才促使全国各地纷纷申报成立专业出版社，且因专业分工的明确，促进了各自的长足发展。
四是建立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出版体系，即率先在湖南人民出版社的基础上，成立科技、教育、少儿、美术和岳麓书社等专业出版社，并为逐年兴旺的图书出版，完善编、印、发系统，如成立出版公司、印刷物质公司，新增两家印刷厂、一家外文书店等。经过三四年的努力，一个有六个专业出版社、二家书店、三家印刷厂、一家印刷科技研究所、一所技工学校、一家出版公司、一家印刷物资公司等十五个单位组成的初具规模的出版体系形成了，这在全国，当时可说是独一无二的。
五是保留了出版局，即在1983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机构改革中，报经中共湖南省委批准，保留了省出版局，使之成为省政府直属事业单位，实行企业管理，这在中国出版史上也可以记上一笔。
受党的优良传统“一切从实际出发”教育，胡真做事“不唯上，不唯书，而唯实”。他曾用一句焦裕禄的名言为形容自己最大的感受：“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为促进出版事业的繁荣，胡真还提出“出版要加强竞争意识”，他那些关于出版的思想、观念的讲话和文章等，后来都收入其《我的出版观》一书，集中体现了他对党的出版事业的无限忠诚，以及作为一位职业革命家所具有的智勇和拼搏精神，难能可贵的超前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