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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变化
1931年8月，沈从文应聘任青岛大学中文系讲师，9月7日开学，开设中国小说史和高级作文课程。九妹岳萌相随到青岛读书。
一年前国立青岛大学正式成立，校长杨振声聘请闻一多为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当时闻一多刚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不久。文学院设中文系、外文系、教育学系，梁实秋为外文系主任，兼学校图书馆馆长。文学院教授中还有专攻戏剧的赵太侔，一年后任教务长。沈从文来的这个学年，文学院同时新聘的讲师有赵少侯、游国恩、杨筠如、梁启勋、费鉴照。
与在中国公学、武汉大学时明显不同，沈从文的状态要放松、从容得多。同事间宽和、亲切，常在一起聚饮，沈从文来之前，戏称的“酒中八仙”——杨、闻、梁、赵之外，还有陈季超、刘康甫、邓仲存，再加上一位女作家方令孺——就已经豪言“酒压胶济一带，拳打南北二京”。沈从文既不喝酒，也不划拳，但这样的人事氛围至少不让他感到压抑；况且，有几位“新文学”的朋友——1932年春，闻一多又请来二十一岁的诗人陈梦家担任助教——在大學里同处，也不必再为自己是个写小说的而低人一头。
另一方面，由于对自然环境的特殊敏感，青岛的海天水云，在沈从文的感受中，就不仅仅是宜人的风景，更是滋养生命的阔大空间。自从离开湘西，辗转于北京、上海、武汉等地，他已经很久没有得到自然的“教育”了。似乎是，青岛让他又恢复了与自然的联系：多年后他在《水云》里回忆说，“用身前这片大海教育我，淘深我的生命。时间长，次数多，天与树与海的形色气味，便静静的溶解到了我绝对单独的灵魂里。我虽寂寞却并不悲伤。因为从默会遐想中，体会到生命中所孕育的智慧和力量。心脏跳动的节奏中，俨然有形式完美韵律清新的诗歌，和调子柔软而充满青春狂想的音乐。”
11月13日，沈从文写信给徐志摩，说方令孺离开青岛大学到北平，希望能援手为她介绍工作；又说：“你怎么告陈梦家去选我那些诗？我不想作诗人，也不能作诗人，如今一来，倒有点难为情。一看到《诗选》我十分害羞。”——两个月前，新月书店出版了陈梦家编的《新月诗选》，选收了沈从文七首诗：《颂》、《对话》、《我喜欢你》、《悔》、《无题》、《梦》、《薄暮》。还说，“胡先生好像有到南京去做官的意思，那就真糟糕。他是应当来领导一个同国民党那种政策相反的主张，不能受人家的骗局的”。特别说，“我这里留到有一份礼物：‘教婆’诗的原稿、丁玲对那诗的见解、你的一封信，以及我的一点□□记录。等到你五十岁时，好好的印成一本书，作为你五十大寿的礼仪”。——徐志摩出生于1897年1月，离五十岁大寿还早着呢。最后说到自己的写作，“近来我心里很灵活，手下很笨”，预备按照几个熟人所鼓励的方向，“写苗公苗婆恋爱、流泪、唱歌、杀人的故事”。
19日致王际真，说“近日来在研究一种无用东西，就是中国在儒、道二教以前，支配我们中国的观念与信仰的巫，如何存在，如何发展，从有史以至于今，关于他的源流、变化，同到在一切情形下的仪式，作一种系统的研究”。这项研究，应该与创作苗公、苗婆的故事密切相关。
21日下午，文学院几个朋友正在杨振声家喝茶谈天，忽然接到北平急电，告徐志摩在济南遇难。沈从文连忙搭夜行火车，第二天一早赶到济南齐鲁大学见朱经农校长，接着匆匆赶到津浦车站，与北平来的梁思成、张奚若、张慰慈会合，找到料理丧事的陈先生，又遇南京来的郭有守，大家一同往城里偏街停柩的一个小庙，瞻看遗容。徐志摩19日乘邮政航班从南京飞往北平，到济南附近遇大雾，飞机触撞开山焚毁。躺在小庙一角棺木中的徐志摩，已经换上一套寿衣，瓜皮小帽，绸袍马褂，“这么一身与平时性情爱好全然不相称的衣服”格外突兀，让人很难接受。下午张嘉铸和徐志摩的长子从上海赶到，晚上棺柩抬上火车南行。当夜十点沈从文坐上回青岛的火车。
23日早晨，沈从文一到青岛即写信给王际真：“志摩先生是我们友谊的桥梁，纵然是痛剜人心的噩耗，我不能不及时告诉他。”24日，写信给胡适，谈纪念和追悼的事。
12月12日，又致信胡适：“若事情还赶得及，我想告你一件事情，就是志摩留存的案件，把一部分抽出莫全交给徽音较好。因为好像有几种案件，不大适宜于送徽音看。8月间我离开北平以前，在你楼上我同他谈到他的故事很久，他当时说到最适宜于保管他案件的人，是不甚说话的叔华。他一定有他的苦心。因为当时还同我说到，等他老后，等我们都老一点后，预备用我老后的精力，写他年青的故事，可以参考他百宝箱的一切。所以我到青岛后，他来信还说已经把百宝箱带来了，等将来到北京看。其中我似乎听到说过有小曼日记，更不宜于给徽音看，使一个活人，从某一些死者文件上，发现一些不应当发现的东西，对于活人只多惆怅，所以我盼望我说这话时间还不过迟。若一切已全给了他，那羊已走去，补牢也不必了。”
徐志摩不满三十五岁而意外死亡，对沈从文来说，是一件需要用生命去慢慢消化的事，“觉得相熟不过五六年的志摩先生，对我工作的鼓励和赞赏所产生的深刻作用，再无一个别的师友能够代替，因而当时显得格外沉默，始终不说一句话。后来也从不写过什么带感情的悼念文章”。1934年，沈从文写《三年前的十一月二十二日》，叙述赶赴济南料理后事的经过；1981年，写《友情》，从访美期间拜访阔别五十余年的王际真说起，历历在目地重述当年往吊遇难遗骸的不堪情形。其实，在当时悼亡的沉痛里，沈从文默默写了两首诗：《死了一个坦白的人》和《他》，但生前一直没有发表。
1931这个年份，几乎是在用“死亡”来“教育”这个即将走向而立之年的人。新年的第一天得知消息，父亲在家乡病逝，张采真在武昌被斩首示众；接下来，早年行伍间的朋友满振先在桃源被自动步枪打死；胡也频在上海龙华被秘密杀害；似乎这些还不够，又加上徐志摩，“一个‘想飞’的人，给在云雾里烧毁了”。经历了一连串沉重的变故，这个人不知不觉发生了变化，他不再沉溺于恶劣的心绪而不可自拔，不再那么自我感伤，不再那么自己可怜自己；脱掉了青年时期紧张而脆弱的浮表外皮，本性坚强沉实的质地愈发清晰，人显得开阔健朗起来。 二、从“百十小说作者其中之一员”到“比较优秀的一员”
1931年，沈从文出版了《石子船》（小说集，上海中华书局）、《沈从文子集》（小说集，上海新月书店）、《龙朱》（小说集，上海晓星书店）和《一个女剧员的生活》（小说，上海大东书局）。
单行本小说《一个女剧员的生活》是上海大东书局出版的“新文学丛书”中的一种，丛书由徐志摩担任主编，他2月到北大任教后，具体审稿的工作就由沈从文负责，类似于他们此前合作为中华书局编辑“新文艺丛书”；“新文学丛书”先后出版了陈白尘、彭家煌等人的创作十三种，还有翻译作品五种。徐志摩在他的英诗课堂上认识了卞之琳，他把这个英文系二年级学生写的二十几首诗带到上海，沈从文见后很欣赏，两人主动为作者编成一本《群鸦集》，沈从文还写了一篇《〈群鸦集〉附记》发表于五月创刊的《创作月刊》，诗集本打算由新月书店出版，因徐志摩遇难而未能问世。
沈从文这一年发表各类作品四十余篇，有几个方面值得注意：
一、《废邮存底》开场，这一系列书信体的文章，始以一封公开的情书，以后却将转成以谈论创作为中心的文字交流，一直延续到1948年；
二、文学批评继以新诗论《论朱湘的诗》、《论刘半农〈扬鞭集〉》等，除此之外，更有长篇文章《论中国创作小说》，以近两万字的篇幅，叙论“五四”以来小说创作的发展和变化，涉及作家作品数量广泛，评述真率扼要，以自觉的文学史意识，梳理出一份个人见解鲜明的新文学小说创作简史；
三、小说写作并发表的数量不多，只有《虎雏》、《三三》、《黔小景》等几篇，但都非浮泛之作，可视为成熟时期代表性的短篇；尤其《三三》，以后受到很多人喜爱。《三三》是8月5日到9月17日断续写成的，沈从文后来在自存样书的这一篇文后记下这样的话：“在青岛山东大学时为学生示范叙平凡事而写，与《八骏图》相对照，见两种格式。”接下来的一句，更能见出这个短篇在沈从文创作中的重要意义：“刘西渭以为《边城》系放大此事而成，意见对。”
沈从文对于自己的创作，经过多年的磨炼之后目前所处的状态，心里有清楚的认识。在1950年写的《总结·传记部分》中，他有这样一个定位：“由民十六到廿六年，恰恰是中国新文学运动以来短篇小说的收成期。……在十六年左右，我只能说是百十小说作者其中之一员，到廿年以后，我应当说是比较优秀的一员了。”这样的判断，并非是到写这份传记时候才产生的，应该是当时就有的自觉和自信。
事实上，当时的文坛确实也无法忽视他的存在；只是关注的眼光各有不同。关注的一种形式，即是对他的批评——
1931年3月，《文学生活》创刊号上发表侍桁的《一个空虚的作者——评沈从文先生及其作品》，开篇即说：“一个享受着较大的声誉，在某一部分领有着多数的读者，其实是轻轻地以轻飘的文体遮蔽了好多人的鉴赏的眼，而最有力地诱引着读者们于低级的趣味的作者，是沈从文先生。”结论是：“以他的以前的空虚的题材与轻飘的文体为证，对于这位作者我们已是失望了。”
5月，《浊流》第三期刊出吕慈的《论沈从文》，说作者取材“可爱的乡村”，“都是和平的称颂，赞美得使人有几分疑心这不是中国，混战下的中国的领土”。他质问，“沈从文先生为什么不能走到如他的朋友胡也频君等的一步呢？”由此而“使我有一个不敬的猜疑，沈从文先生阶级性的估定，是梁实秋教授口里的那一类有出息的人”。
10月26日，《文艺新闻》“新儒林茶话”栏登了一篇未署名的《生活经验允许他？好一多产的作家》，对徐志摩向史沫特莱介绍沈从文是中国“最多产的作家”讽刺挖苦，连沈从文的“生活经验”也变得可疑。
1932年1月出版的《北斗》第二卷第一期，钱杏邨发表长文《一九三一年中国文坛的回顾》，对左联以外的重要作家，普遍予以严厉的批评，其中自然也包括沈从文帮助丁玲为《北斗》拉稿所联系的那些作家。被点名的有：徐志摩、陈梦家、冰心、胡适、巴金、老舍、茅盾、周作人等；“其他一些作家，如沈从文、鲁彦等，那是更不必说的，是‘依然故我’，一贯的发展了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知识分子所具独浓的理想主义的倾向，虚无主义的倾向”。
——这样的批评，在以后很长的岁月里，沈从文还会不断遭遇；以后，他也会在不同的情形下，以一己坚持的方式来回应。只是现在，他预料不到有些问题和质疑将反复出现，纠缠不去，他要在将来经历得更多，才能深刻地意识到，要摆脱它们是多么困难，甚至是不可能。
三、《从文自传》
1932年1月28日，日本军队进攻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抗战。地处宝山路的商务印书馆在“一·二八事变”的第二天就遭到日军猛烈轰炸而全毁，沈从文在商务待印的三本小说集书稿一并成灰。
寒假期间，沈从文到北平，住在胡适家里，与胡适长谈，听他说起共同的友人種种。返回青岛后他给胡适寄了一本新出的小说集《虎雏》，说“去年就只写这样一本东西……今年当可重新振作一下”。
不仅仅是因为振作，更因为创作到这一阶段达到了异常活跃、畅顺的状态，一篇又一篇小说纷至沓来：中篇《泥涂》、《凤子》、《懦夫》，短篇《贤贤》、《静》、《厨子》、《俛之先生传》、《战争到某市以后》、《晚晴》、《春》、《都市一妇人》、《若墨医生》、《黑暗充满了空间的某夜》、《节日》，以及取材佛经故事而重新处理的《月下小景》集中的若干篇。
此外，发表《论徐志摩的诗》；编选《现代诗杰作选》，由上海青年书店出版；与林庚、高植、程一戎合编《小说月刊》，10月创刊，杭州苍山书店发行，出至第四期停刊；出版的作品有：《虎雏》（小说集，上海新中国书局）、《记胡也频》（传记，大光书局）、《泥涂》（小说，北平星云堂书店）、《都市一妇人》（小说集，上海新中国书局）。
北平出版的《北京政闻报》周刊6、7月连续刊登了沈从文1927到1928年所写五篇小说的法语译文，并由北京政闻报出版社当年结集出版，书名为《沈从文小说选》（Choix de nouvelles de Chen Tsong-wen），译者是Tchang Tien-ya，这是沈从文作品的第一个外文译本。 对沈从文的批评，出现了长篇的分析文章，不同于以前简捷判断的短论。贺玉波以沈从文1926到1931年间出版的八种书为对象，作三万字的长文《沈从文的作品评判》，分上、下两篇，收入光华书局1932年印行的《现代中国作家论》第二卷。作者费时费力地从具体作品展开讨论，得出的结论却与不耐烦的短评相差无几：“总之，沈从文是个没有思想的作家，在他的作品里只含有一点浅薄的低级的趣味。如果我们要赞美他的话，那么，就赠给‘一个趣味文学作家’的头衔吧。反而言之，他就免不掉要受‘一个空虚的作家’的指摘！”
这一年最重要的作品，是暑假期间，沈从文用三个星期写出的《从文自传》。写自传的直接原因，是上海的邵洵美打算新开一个出版社，预先策划了一套自传丛书。沈从文一气呵成，但自传丛书两年后才印行了第一辑四种：《庐隐自传》、《从文自传》、《资平自传》、《巴金自传》。
《从文自传》开篇说，“拿起我这支笔来，想写点我在这地面上二十年所过的日子，所见的人物，所听的声音，所嗅的气味”，这些“日子”、“人物”、“声音”、“气味”，综合而成“我真真实实所受的人生教育”，而所有的一切，都发生在湘西及其周围边地，也就是说，这本自传的地理中心是湘西。
自传大致可以分成两部分：前一部分的背景在小城凤凰，从有记忆起写起，到高小毕业，主要是一个小学生的生活，重点却不是读书，而是逃学读社会这本大书，可称作“顽童自传”；就读社会这本大书这一条主线索而言，后一部分与前面的叙述一脉相承，自传主人公从小小山城进入更大也更加严酷的社会，十五岁开始当小兵，随部队辗转湘西、黔北、川东，在各种各样的见闻和遭遇中成长，逐渐产生出自我的意识，产生出虽然模糊却坚定的追求，离开湘西闯荡进北京——传记至此戛然而止。
应朋友的邀约而写成的这一本自传，从沈从文此前此后的文学历程来看，从他完整的生命行程来看，有非同一般的意义；为什么在此时、此地产生，并非只出于偶然。
1980年，沈从文为自传写了一篇《附记》，说：“当时年龄刚过三十，学习情绪格外旺盛。加之海边气候对我又特别相宜；每天都有机会到附近山上或距离不及一里的大海边去，看看远近云影波光的变化，接受一种对我生命具有重要启发性的教育。因此工作效率之高，也为一生所仅有。”
这里所强调的青岛的自然环境并非可有可无，它不只是外在的“环境”，还是浸润到生命内部进行“教育”和“启发”的存在，如同湘西的大小河流曾经担任过的角色，如今由海来替换，来继续，来扩充。沈从文住在福山路拐角的一幢小樓里，这里同时住有学校的多位同事，从窗口即可望见大海和天云。此地不是他的故乡，却奇妙地把他和故乡的联系，从感官到整个身心，唤醒到清晰、明朗的程度，也从容地反映到文学里来。举例来说，在《从文自传》之前几个月完成的《凤子》，单从结构方式上就透露出这样联系的信息：这个中篇前一半写的是青岛，一个年轻人寄居到这个海滨城市，结识了一个隐者朋友；后半部分写的是镇筸，这个年轻人的家乡，那个隐者朋友二十年前曾经去镇筸乡间的矿场，留下难以忘怀的经历。而《从文自传》第一篇“我所生长的地方”，大部分文字直接从《凤子》的第五章挪用，这一章正处于《凤子》的场景从青岛转向镇筸的中间位置。可以说，《凤子》接通了跟故乡自由无碍的联系，这种联系充分意识化之后，才可能进一步产生自传。
写自传是回忆过去，是为了重温和整理以往的经验和历程而投诸写作行为。一般而言，这样的写作行为是面向过去的。沈从文三十岁的时候就写自传，是不是太早了？胡适是自传写作的提倡者和实践者，他的《四十自述》，1930年3月在《新月》杂志第三卷第一期发表了第一章，此后断断续续，到1932年11月第四卷第四期，才刊登到第六章。胡适早就在新文化、新文学运动中确立了无可替代的位置，自传的意义无需强调；沈从文当然无法跟胡适比，他写自传，意义自然也不同，因而也就会产生这样的好奇：他个人内在的动因是什么？
当这部自传结束的时候，读者会强烈感受到，传主的形象已经确立起来，他经历的一切构成了一个独立、独特的自我；可是，这个自我还没有施展，他将有什么样的作为还要留待后来。
也许可以说，正是借助自传的写作，沈从文从过去的经验中重新“发现”了使自我区别于他人的特别因素，通过对纷繁经验的重新组织和叙述，这个自我的形成和特质就变得显豁和硬朗起来。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来源和历史，这个来源和历史造就了他现在的状态。一个人要认识自己，必得认识自己的“自”，那就需要沿着自己生命的来路去追索，这个沿途追索的过程，也就是重新探求生命来历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有自觉意识的；过程的完成，是得其“自”。过往的经验和历程之所以有意义，之所以要叙述和值得叙述，就是因为要靠这个过程才能把自我确立起来。而所以要确立这样一个自我，是为已经可以触摸到的将来而准备的。
基本上可以说，沈从文在而立之年，通过《从文自传》的写作，找到和确立了自己。在此之前，写作多年，作品数量也不少，其中确有《柏子》、《萧萧》、《丈夫》等优秀的短篇小说，但就整体而言，还不能说他已经找到和确立了自己，他进行的多种多样的文学实验，也表明他还处在不断探索的阶段。《从文自传》的完成，使他达到了另一个境界。找到和确立了自己之后，最能代表个人特色的作品就呼之欲出了。
许多年之后，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说，《从文自传》是“一本奇妙的书”，“这是一本文学自传。它告诉我们一个人是怎样成为作家的，一个作家需要具备哪些素质，接受哪些‘教育’”。又说，“沈先生这本书实可称为一本‘美的教育’。我就是从这本薄薄的小书里学到很多东西，比读了几十本文艺理论书还有用”。
从文学、从作家成长的角度来看，汪曾祺说得非常贴切；而且沈从文写这本书时自觉的意识里面，一个人是怎么成为作家的，确实可能是中心。可是今天，回看沈从文完整的一生，如果仅仅把这本书的意义局限在文学里面，就可能把这本自传看“小”了。 对于更加漫长的人生来说，自我确立的意义就不仅仅是文学上的；这个确立的自我，要去应对各种各样的挫折、苦难和挑战，要去经历多重的困惑、痛苦的毁灭和艰难的重生，在生命的终结处，获得圆满。
另外，指出这一点并非多余：这部自传带有强烈的此时、此地写作的特征，选择写什么、不写什么，哪些地方详细、哪些地方粗略，都与这个阶段写作者的生命状态关联密切；特别是，叙述的语调、风格，或隐含或表露的信息，都是这个而立之年的自传作者有意识传达出来的。同一段经历，在后来的不同时期、不同情境中回想起来，感受会很不一样，或者说，感受的侧重点很不一样。在晚年的自传《附记》里，沈从文就说，读这部自传，“部分读者可能但觉得‘别具一格，离奇有趣’。只有少数相知亲友，才能体会到近于出入地狱的沉重和辛酸”。又说自己在湘西的经历，是“二十年噩梦般恐怖黑暗生活”。如果一般的读者产生“别具一格，离奇有趣”的感受，其实不能太怪读者，这部自传倘若不是产生于1932年，他写起来会不一样，读者的感受也会随之不同。
四、“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这年暑假，沈从文还做了一件关键的事：去苏州看望刚从中国公学毕业的张兆和。
7月末，他取道上海，短暂停留，偶然认识了巴金，两个性格不同的人一见如故。“南京《创作月刊》的主编汪曼铎来上海组稿，一天中午请我在一家俄国西菜社吃中饭，除了我还有一位客人，就是从青岛来的沈从文。我去法国之前读过他的小说，1928年下半年在巴黎我几次听见胡愈之称赞他的文章，他已经发表了不少的作品。我平日讲话不多，又不善于应酬，这次我们见面谈了些什么，我现在毫无印象，只记得谈得很融洽。他住在西藏路上的一品香旅社，我同他去那里坐了一会儿，他身边有一部短篇小说集的手稿，想找个出版的地方，也需要用它换点稿费。我陪他到闸北新中国书局，见到了我认识的那位出版家，稿子卖出去了，书局马上付了稿费，小说过四五个月印了出来，就是那本《虎雏》”。巴金误记，这部卖出的稿子不会是1月已经出版的《虎雏》，应该是11月出版的《都市一妇人》。
卖稿子的钱，又由巴金代为选购了一大包英译精装本的俄国小说，带着这样的礼物，沈从文8月初到了苏州。
张允和清晰地记得，这个夏季的一天上午，十点钟左右，九如巷三号石库门框黑漆大门外，来了一位身穿灰色长衫的青年人，戴一副近视眼镜。他说要找张兆和。看门的老头说：“三小姐不在家，请您进来等她吧。”这个客人一听，反而倒退到大门对面的墙边，站在太阳下面发愣。看门的叫来二小姐张允和，认出是沈从文，就说：“沈先生，三妹到公园图书馆看书去了，一会儿回来。请进来，屋里坐。”沈从文现出不知所措的样子，吞吞吐吐地说出三个字：“我走吧！”——“他这话好像对我说，又好像对他自己说。我很快把话儿转个弯：‘太阳下面怪热的，请到这边阴凉地方来。’可是他岿然不动。我无可奈何，只好说：‘那么，请把您的住处留下吧。’他结结巴巴地告诉我他的住处是个旅馆。……他转过身，低着头，沿着墙，在半条有太阳的街上走着。灰色长衫的影子在墙上移动”。
张兆和回家吃午饭，二姐告诉她沈从文来看她，劝她去旅馆看沈从文。张兆和吃了一惊：“旅馆？我不去！”二姐说：“老师远道来看学生，学生不去回访，这不对。”张兆和不得不同意。她问二姐：“怎样开口呢？”二姐教她：“你可以说，我家有好多个小弟弟，很好玩，请到我家去。”张兆和到了旅馆，站在门外，见到沈从文，便照二姐的吩咐，如小学生背书似地说：“我家有好多个小弟弟，很好玩，请到我家去。”
张充和在《三姐夫沈二哥》中叙述过同样的情景，并继续写道：“来我们家中怎么玩呢？一个写故事的人，无非是听他讲故事。如何款待他，我不记得了。好像是五弟寰和，从他每月二元的零用錢中拿出钱来买瓶汽水，沈二哥大为感动，当下许五弟：‘我写些故事给你读’。后来写了《月下小景》，每篇都附有‘给张小五’字样。”
张兆和觉得沈从文的礼物太重，退了大部分书，只收下《父与子》和《猎人笔记》，或者是（还有）一套《契诃夫小说集》。
暑假过后，青岛大学已改名国立山东大学，此前杨振声呈请辞去校长职务获准，受教育部委托到北平主持《高小实验国语教科书》和《中学国文教科书》的编纂工作；闻一多和陈梦家也已转往北平，闻一多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梦家到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学习；9月底，赵太侔被正式任命为山东大学校长。
9月初，巴金应沈从文的邀请，来青岛住了一个星期。“我在他那里过得很愉快，我随便，他也随便，好像我们有几十年的交往一样。他的妹妹在山东大学念书，有时也和我们一起出去走走看看”。“在青岛他把他那间屋子让给我，我可以安静地写文章，写信，也可以毫无拘束地在樱花林中散步。他有空就来找我，我们有话就交谈，无话便沉默”。
1933年元旦这天，沈从文是在北平和朋友们度过的，杨振声邀宴，朱自清日记：“赴今甫招，座有沈从文君，又有梁思成君夫妇。”但这个寒假最重要的，是沈从文又去了一次苏州，张兆和的心思暑假之后已然转变。
去之前，沈从文先写一封信，张兆和把信给二姐看，因为，“信中婉转地说，要请我为他向爸爸妈妈提亲。并且说，如果爸爸妈妈同意，求三妹早日打电报通知他，让他‘乡下人喝杯甜酒吧’。我向爸爸妈妈说了，一说即成”。张允和给沈从文拍发电报，只用了一个字“允”，既表示婚事“允”了，也署了自己的名字。她得意地告诉三妹，不料张兆和却有些不放心，万一沈从文看不明白呢？她一个人悄悄坐人力车到电报局，递上自己的电报稿：“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兆。”电文用白话，居然有一个“吧”字，“这在当时真是别开生面”。
1933年初，沈从文同张兆和去看住在上海的张兆和父亲和继母，随即两人订婚；二月，张兆和随沈从文一起到青岛，在山东大学图书馆做外文书刊编目。
过了好些日子，沈从文给胡适写信，报告此事：“多久不给您写信，好像有些不好意思似的，因为我已经订了婚。人就是在中公读书那个张家女孩子，近来也在这边作点小事，两人每次谈到过去一些日子的事情时，总觉得应当感谢的是适之先生：‘若不是那么一个校长，怎么会请到一个那么蹩脚的先生？’在这里生活倒很好，8月7日也许还得过北平，因为在这边学校教书，读书太少，我总觉得十分惭愧，恐怕对不起学生。只希望简简单单过一阵日子，好好的来读一些书。” 4月初，北大英文系四年级的卞之琳趁春假游青岛，访晤沈从文。说起诗集出版的困难，沈从文拿出三十元，坚持交给卞之琳，嘱他自印诗集。卞之琳回北平后，即以此三十元印了三百本《三秋草》。
五、丁玲被捕之后
1932年暑假去苏州经过上海那次，沈从文曾和丁玲会面交谈，丁玲已于前一年11月与冯达同居；1933年初在上海，沈从文带张兆和去见丁玲，没有遇到，就回了青岛。5月下旬，沈从文从几个朋友的来信得知，丁玲被捕。
沈从文闻讯后立即请胡适等有影响的人设法营救；5月23日，蔡元培、杨杏佛等三十八人联名向南京政府行政院长、司法部长发出电报呼吁，沈从文名列其中；25日，沈从文撰《丁玲女士被捕》，公开抗议；6月4日发表于胡适主持的《独立评论》第五十二、五十三期合刊。同日，沈从文又写《丁玲女士失踪》，发表于6月12日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
6月25日，天津《大公报》登载消息称，丁玲已经被枪杀；差不多在此前后，沈从文收到上海友人的电报，告知丁玲已经遇害。在此情形下，沈从文创作短篇小说《三个女性》，借海滨日常生活中三个女性的交流，凸显远方“为一个远远的理想”而受难的“革命的女子”：“她自己不能活时，便当活在一切人的记忆中。她是不死的。”
为纪念丁玲，沈从文开始撰写长篇传记《记丁玲女士》，一边写一边寄天津《国闻周报》刊登。《国闻周报》从7月24日第十卷第二十九期起，连载至12月18日的第五十期，共二十一节。连载时文字遭大量删削。9月23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一期发表了《〈记丁玲女士〉跋》。
1934年，赵家璧的上海良友图书公司以《记丁玲》为书名出精装本，全文后半部五万多字被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审查委员会禁止出版，因此《记丁玲》实际上只印行了连载的前半部分，即一到十节的文字，并且比连载时又有进一步删削。鲁迅1934年9月1日致赵家璧信，慨叹此书的遭遇：“《记丁玲》中，中间既有删节，后面又被截去这许多，原作简直是遭毁了。”连载的后半部分，直到1939年才由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以《记丁玲·续集》为书名出版，文字也比连载时删削更为严重。
《记丁玲女士》的写作始于青岛，8月沈从文辞去教职，应杨振声之邀参加编辑中小学教科书工作，到北平后继续写，完成时已经是12月。
六、长远感情
沈从文在青岛的生活跨三个年份，实际时间两年，虽然不算长，却是特别重要的一个时期：生命成熟到更上出一层；变化自然显现出来；而要清楚地描述，卻不那么容易。沈从文自己，在此后的漫长人生中，会常常说到这一段生活——
1934年，《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首先自然是谈家乡的河流，接着还有另一种水：“海既那么宽泛无涯无际，我对人生远景凝眸的机会便较多了些。海边既那么寂寞，他培养了我的孤独心情。海放大了我的感情与希望，且放大了我的人格。”
1942年，《水云》，这篇著名的散文叙述“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第一部分即为青岛海边的孤独沉思，自我分成两个对立的人格，展开对话和辩驳。在“创造”作者的诸种因素中，青岛的生活显然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
1949年，自杀之前写自传留给后世，其中的一章《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叙述生命内部的发展，说道：“民二十过了青岛，大海边的天与水，云物和草木，重新教育我，洗涤我，启发我。又因为空暇较多，不在图书馆即到野外，我的笔有了更多方面的试探。且起始认识了自己。”也正是在“起始认识了自己”的意义上，才可能诞生出这样一部《从文自传》；“生命在成熟中，为自然景物、书本知识，以及一种幸福预期友情与爱情中培育，单一而沉默的逐渐成熟。十七岁以前，过去受伤的心、受伤的灵魂，一面为新的环境及在发展中的一切而小小平复，一面那个‘让我回去，让我回去……’的招呼，便依然若来自远处，又如来自近身。《边城》于是也在酝酿成熟中”。
1961年夏天，沈从文到青岛休养，写《青岛游记》，说自己看了三年海，“它对于我一生的影响，好像十分抽象却又极其现实，即或不能说是根本思想，至少是长远感情”，与个人此后生命的发展，既“特殊密切”、“又相当疏远”。“我一生读书消化力最强、工作最勤奋、想象力最丰富、创造力最旺盛，也即是在青岛海边这三年”。
1931年8月，沈从文应聘任青岛大学中文系讲师，9月7日开学，开设中国小说史和高级作文课程。九妹岳萌相随到青岛读书。
一年前国立青岛大学正式成立，校长杨振声聘请闻一多为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当时闻一多刚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不久。文学院设中文系、外文系、教育学系，梁实秋为外文系主任，兼学校图书馆馆长。文学院教授中还有专攻戏剧的赵太侔，一年后任教务长。沈从文来的这个学年，文学院同时新聘的讲师有赵少侯、游国恩、杨筠如、梁启勋、费鉴照。
与在中国公学、武汉大学时明显不同，沈从文的状态要放松、从容得多。同事间宽和、亲切，常在一起聚饮，沈从文来之前，戏称的“酒中八仙”——杨、闻、梁、赵之外，还有陈季超、刘康甫、邓仲存，再加上一位女作家方令孺——就已经豪言“酒压胶济一带，拳打南北二京”。沈从文既不喝酒，也不划拳，但这样的人事氛围至少不让他感到压抑；况且，有几位“新文学”的朋友——1932年春，闻一多又请来二十一岁的诗人陈梦家担任助教——在大學里同处，也不必再为自己是个写小说的而低人一头。
另一方面，由于对自然环境的特殊敏感，青岛的海天水云，在沈从文的感受中，就不仅仅是宜人的风景，更是滋养生命的阔大空间。自从离开湘西，辗转于北京、上海、武汉等地，他已经很久没有得到自然的“教育”了。似乎是，青岛让他又恢复了与自然的联系：多年后他在《水云》里回忆说，“用身前这片大海教育我，淘深我的生命。时间长，次数多，天与树与海的形色气味，便静静的溶解到了我绝对单独的灵魂里。我虽寂寞却并不悲伤。因为从默会遐想中，体会到生命中所孕育的智慧和力量。心脏跳动的节奏中，俨然有形式完美韵律清新的诗歌，和调子柔软而充满青春狂想的音乐。”
11月13日，沈从文写信给徐志摩，说方令孺离开青岛大学到北平，希望能援手为她介绍工作；又说：“你怎么告陈梦家去选我那些诗？我不想作诗人，也不能作诗人，如今一来，倒有点难为情。一看到《诗选》我十分害羞。”——两个月前，新月书店出版了陈梦家编的《新月诗选》，选收了沈从文七首诗：《颂》、《对话》、《我喜欢你》、《悔》、《无题》、《梦》、《薄暮》。还说，“胡先生好像有到南京去做官的意思，那就真糟糕。他是应当来领导一个同国民党那种政策相反的主张，不能受人家的骗局的”。特别说，“我这里留到有一份礼物：‘教婆’诗的原稿、丁玲对那诗的见解、你的一封信，以及我的一点□□记录。等到你五十岁时，好好的印成一本书，作为你五十大寿的礼仪”。——徐志摩出生于1897年1月，离五十岁大寿还早着呢。最后说到自己的写作，“近来我心里很灵活，手下很笨”，预备按照几个熟人所鼓励的方向，“写苗公苗婆恋爱、流泪、唱歌、杀人的故事”。
19日致王际真，说“近日来在研究一种无用东西，就是中国在儒、道二教以前，支配我们中国的观念与信仰的巫，如何存在，如何发展，从有史以至于今，关于他的源流、变化，同到在一切情形下的仪式，作一种系统的研究”。这项研究，应该与创作苗公、苗婆的故事密切相关。
21日下午，文学院几个朋友正在杨振声家喝茶谈天，忽然接到北平急电，告徐志摩在济南遇难。沈从文连忙搭夜行火车，第二天一早赶到济南齐鲁大学见朱经农校长，接着匆匆赶到津浦车站，与北平来的梁思成、张奚若、张慰慈会合，找到料理丧事的陈先生，又遇南京来的郭有守，大家一同往城里偏街停柩的一个小庙，瞻看遗容。徐志摩19日乘邮政航班从南京飞往北平，到济南附近遇大雾，飞机触撞开山焚毁。躺在小庙一角棺木中的徐志摩，已经换上一套寿衣，瓜皮小帽，绸袍马褂，“这么一身与平时性情爱好全然不相称的衣服”格外突兀，让人很难接受。下午张嘉铸和徐志摩的长子从上海赶到，晚上棺柩抬上火车南行。当夜十点沈从文坐上回青岛的火车。
23日早晨，沈从文一到青岛即写信给王际真：“志摩先生是我们友谊的桥梁，纵然是痛剜人心的噩耗，我不能不及时告诉他。”24日，写信给胡适，谈纪念和追悼的事。
12月12日，又致信胡适：“若事情还赶得及，我想告你一件事情，就是志摩留存的案件，把一部分抽出莫全交给徽音较好。因为好像有几种案件，不大适宜于送徽音看。8月间我离开北平以前，在你楼上我同他谈到他的故事很久，他当时说到最适宜于保管他案件的人，是不甚说话的叔华。他一定有他的苦心。因为当时还同我说到，等他老后，等我们都老一点后，预备用我老后的精力，写他年青的故事，可以参考他百宝箱的一切。所以我到青岛后，他来信还说已经把百宝箱带来了，等将来到北京看。其中我似乎听到说过有小曼日记，更不宜于给徽音看，使一个活人，从某一些死者文件上，发现一些不应当发现的东西，对于活人只多惆怅，所以我盼望我说这话时间还不过迟。若一切已全给了他，那羊已走去，补牢也不必了。”
徐志摩不满三十五岁而意外死亡，对沈从文来说，是一件需要用生命去慢慢消化的事，“觉得相熟不过五六年的志摩先生，对我工作的鼓励和赞赏所产生的深刻作用，再无一个别的师友能够代替，因而当时显得格外沉默，始终不说一句话。后来也从不写过什么带感情的悼念文章”。1934年，沈从文写《三年前的十一月二十二日》，叙述赶赴济南料理后事的经过；1981年，写《友情》，从访美期间拜访阔别五十余年的王际真说起，历历在目地重述当年往吊遇难遗骸的不堪情形。其实，在当时悼亡的沉痛里，沈从文默默写了两首诗：《死了一个坦白的人》和《他》，但生前一直没有发表。
1931这个年份，几乎是在用“死亡”来“教育”这个即将走向而立之年的人。新年的第一天得知消息，父亲在家乡病逝，张采真在武昌被斩首示众；接下来，早年行伍间的朋友满振先在桃源被自动步枪打死；胡也频在上海龙华被秘密杀害；似乎这些还不够，又加上徐志摩，“一个‘想飞’的人，给在云雾里烧毁了”。经历了一连串沉重的变故，这个人不知不觉发生了变化，他不再沉溺于恶劣的心绪而不可自拔，不再那么自我感伤，不再那么自己可怜自己；脱掉了青年时期紧张而脆弱的浮表外皮，本性坚强沉实的质地愈发清晰，人显得开阔健朗起来。 二、从“百十小说作者其中之一员”到“比较优秀的一员”
1931年，沈从文出版了《石子船》（小说集，上海中华书局）、《沈从文子集》（小说集，上海新月书店）、《龙朱》（小说集，上海晓星书店）和《一个女剧员的生活》（小说，上海大东书局）。
单行本小说《一个女剧员的生活》是上海大东书局出版的“新文学丛书”中的一种，丛书由徐志摩担任主编，他2月到北大任教后，具体审稿的工作就由沈从文负责，类似于他们此前合作为中华书局编辑“新文艺丛书”；“新文学丛书”先后出版了陈白尘、彭家煌等人的创作十三种，还有翻译作品五种。徐志摩在他的英诗课堂上认识了卞之琳，他把这个英文系二年级学生写的二十几首诗带到上海，沈从文见后很欣赏，两人主动为作者编成一本《群鸦集》，沈从文还写了一篇《〈群鸦集〉附记》发表于五月创刊的《创作月刊》，诗集本打算由新月书店出版，因徐志摩遇难而未能问世。
沈从文这一年发表各类作品四十余篇，有几个方面值得注意：
一、《废邮存底》开场，这一系列书信体的文章，始以一封公开的情书，以后却将转成以谈论创作为中心的文字交流，一直延续到1948年；
二、文学批评继以新诗论《论朱湘的诗》、《论刘半农〈扬鞭集〉》等，除此之外，更有长篇文章《论中国创作小说》，以近两万字的篇幅，叙论“五四”以来小说创作的发展和变化，涉及作家作品数量广泛，评述真率扼要，以自觉的文学史意识，梳理出一份个人见解鲜明的新文学小说创作简史；
三、小说写作并发表的数量不多，只有《虎雏》、《三三》、《黔小景》等几篇，但都非浮泛之作，可视为成熟时期代表性的短篇；尤其《三三》，以后受到很多人喜爱。《三三》是8月5日到9月17日断续写成的，沈从文后来在自存样书的这一篇文后记下这样的话：“在青岛山东大学时为学生示范叙平凡事而写，与《八骏图》相对照，见两种格式。”接下来的一句，更能见出这个短篇在沈从文创作中的重要意义：“刘西渭以为《边城》系放大此事而成，意见对。”
沈从文对于自己的创作，经过多年的磨炼之后目前所处的状态，心里有清楚的认识。在1950年写的《总结·传记部分》中，他有这样一个定位：“由民十六到廿六年，恰恰是中国新文学运动以来短篇小说的收成期。……在十六年左右，我只能说是百十小说作者其中之一员，到廿年以后，我应当说是比较优秀的一员了。”这样的判断，并非是到写这份传记时候才产生的，应该是当时就有的自觉和自信。
事实上，当时的文坛确实也无法忽视他的存在；只是关注的眼光各有不同。关注的一种形式，即是对他的批评——
1931年3月，《文学生活》创刊号上发表侍桁的《一个空虚的作者——评沈从文先生及其作品》，开篇即说：“一个享受着较大的声誉，在某一部分领有着多数的读者，其实是轻轻地以轻飘的文体遮蔽了好多人的鉴赏的眼，而最有力地诱引着读者们于低级的趣味的作者，是沈从文先生。”结论是：“以他的以前的空虚的题材与轻飘的文体为证，对于这位作者我们已是失望了。”
5月，《浊流》第三期刊出吕慈的《论沈从文》，说作者取材“可爱的乡村”，“都是和平的称颂，赞美得使人有几分疑心这不是中国，混战下的中国的领土”。他质问，“沈从文先生为什么不能走到如他的朋友胡也频君等的一步呢？”由此而“使我有一个不敬的猜疑，沈从文先生阶级性的估定，是梁实秋教授口里的那一类有出息的人”。
10月26日，《文艺新闻》“新儒林茶话”栏登了一篇未署名的《生活经验允许他？好一多产的作家》，对徐志摩向史沫特莱介绍沈从文是中国“最多产的作家”讽刺挖苦，连沈从文的“生活经验”也变得可疑。
1932年1月出版的《北斗》第二卷第一期，钱杏邨发表长文《一九三一年中国文坛的回顾》，对左联以外的重要作家，普遍予以严厉的批评，其中自然也包括沈从文帮助丁玲为《北斗》拉稿所联系的那些作家。被点名的有：徐志摩、陈梦家、冰心、胡适、巴金、老舍、茅盾、周作人等；“其他一些作家，如沈从文、鲁彦等，那是更不必说的，是‘依然故我’，一贯的发展了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知识分子所具独浓的理想主义的倾向，虚无主义的倾向”。
——这样的批评，在以后很长的岁月里，沈从文还会不断遭遇；以后，他也会在不同的情形下，以一己坚持的方式来回应。只是现在，他预料不到有些问题和质疑将反复出现，纠缠不去，他要在将来经历得更多，才能深刻地意识到，要摆脱它们是多么困难，甚至是不可能。
三、《从文自传》
1932年1月28日，日本军队进攻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抗战。地处宝山路的商务印书馆在“一·二八事变”的第二天就遭到日军猛烈轰炸而全毁，沈从文在商务待印的三本小说集书稿一并成灰。
寒假期间，沈从文到北平，住在胡适家里，与胡适长谈，听他说起共同的友人種种。返回青岛后他给胡适寄了一本新出的小说集《虎雏》，说“去年就只写这样一本东西……今年当可重新振作一下”。
不仅仅是因为振作，更因为创作到这一阶段达到了异常活跃、畅顺的状态，一篇又一篇小说纷至沓来：中篇《泥涂》、《凤子》、《懦夫》，短篇《贤贤》、《静》、《厨子》、《俛之先生传》、《战争到某市以后》、《晚晴》、《春》、《都市一妇人》、《若墨医生》、《黑暗充满了空间的某夜》、《节日》，以及取材佛经故事而重新处理的《月下小景》集中的若干篇。
此外，发表《论徐志摩的诗》；编选《现代诗杰作选》，由上海青年书店出版；与林庚、高植、程一戎合编《小说月刊》，10月创刊，杭州苍山书店发行，出至第四期停刊；出版的作品有：《虎雏》（小说集，上海新中国书局）、《记胡也频》（传记，大光书局）、《泥涂》（小说，北平星云堂书店）、《都市一妇人》（小说集，上海新中国书局）。
北平出版的《北京政闻报》周刊6、7月连续刊登了沈从文1927到1928年所写五篇小说的法语译文，并由北京政闻报出版社当年结集出版，书名为《沈从文小说选》（Choix de nouvelles de Chen Tsong-wen），译者是Tchang Tien-ya，这是沈从文作品的第一个外文译本。 对沈从文的批评，出现了长篇的分析文章，不同于以前简捷判断的短论。贺玉波以沈从文1926到1931年间出版的八种书为对象，作三万字的长文《沈从文的作品评判》，分上、下两篇，收入光华书局1932年印行的《现代中国作家论》第二卷。作者费时费力地从具体作品展开讨论，得出的结论却与不耐烦的短评相差无几：“总之，沈从文是个没有思想的作家，在他的作品里只含有一点浅薄的低级的趣味。如果我们要赞美他的话，那么，就赠给‘一个趣味文学作家’的头衔吧。反而言之，他就免不掉要受‘一个空虚的作家’的指摘！”
这一年最重要的作品，是暑假期间，沈从文用三个星期写出的《从文自传》。写自传的直接原因，是上海的邵洵美打算新开一个出版社，预先策划了一套自传丛书。沈从文一气呵成，但自传丛书两年后才印行了第一辑四种：《庐隐自传》、《从文自传》、《资平自传》、《巴金自传》。
《从文自传》开篇说，“拿起我这支笔来，想写点我在这地面上二十年所过的日子，所见的人物，所听的声音，所嗅的气味”，这些“日子”、“人物”、“声音”、“气味”，综合而成“我真真实实所受的人生教育”，而所有的一切，都发生在湘西及其周围边地，也就是说，这本自传的地理中心是湘西。
自传大致可以分成两部分：前一部分的背景在小城凤凰，从有记忆起写起，到高小毕业，主要是一个小学生的生活，重点却不是读书，而是逃学读社会这本大书，可称作“顽童自传”；就读社会这本大书这一条主线索而言，后一部分与前面的叙述一脉相承，自传主人公从小小山城进入更大也更加严酷的社会，十五岁开始当小兵，随部队辗转湘西、黔北、川东，在各种各样的见闻和遭遇中成长，逐渐产生出自我的意识，产生出虽然模糊却坚定的追求，离开湘西闯荡进北京——传记至此戛然而止。
应朋友的邀约而写成的这一本自传，从沈从文此前此后的文学历程来看，从他完整的生命行程来看，有非同一般的意义；为什么在此时、此地产生，并非只出于偶然。
1980年，沈从文为自传写了一篇《附记》，说：“当时年龄刚过三十，学习情绪格外旺盛。加之海边气候对我又特别相宜；每天都有机会到附近山上或距离不及一里的大海边去，看看远近云影波光的变化，接受一种对我生命具有重要启发性的教育。因此工作效率之高，也为一生所仅有。”
这里所强调的青岛的自然环境并非可有可无，它不只是外在的“环境”，还是浸润到生命内部进行“教育”和“启发”的存在，如同湘西的大小河流曾经担任过的角色，如今由海来替换，来继续，来扩充。沈从文住在福山路拐角的一幢小樓里，这里同时住有学校的多位同事，从窗口即可望见大海和天云。此地不是他的故乡，却奇妙地把他和故乡的联系，从感官到整个身心，唤醒到清晰、明朗的程度，也从容地反映到文学里来。举例来说，在《从文自传》之前几个月完成的《凤子》，单从结构方式上就透露出这样联系的信息：这个中篇前一半写的是青岛，一个年轻人寄居到这个海滨城市，结识了一个隐者朋友；后半部分写的是镇筸，这个年轻人的家乡，那个隐者朋友二十年前曾经去镇筸乡间的矿场，留下难以忘怀的经历。而《从文自传》第一篇“我所生长的地方”，大部分文字直接从《凤子》的第五章挪用，这一章正处于《凤子》的场景从青岛转向镇筸的中间位置。可以说，《凤子》接通了跟故乡自由无碍的联系，这种联系充分意识化之后，才可能进一步产生自传。
写自传是回忆过去，是为了重温和整理以往的经验和历程而投诸写作行为。一般而言，这样的写作行为是面向过去的。沈从文三十岁的时候就写自传，是不是太早了？胡适是自传写作的提倡者和实践者，他的《四十自述》，1930年3月在《新月》杂志第三卷第一期发表了第一章，此后断断续续，到1932年11月第四卷第四期，才刊登到第六章。胡适早就在新文化、新文学运动中确立了无可替代的位置，自传的意义无需强调；沈从文当然无法跟胡适比，他写自传，意义自然也不同，因而也就会产生这样的好奇：他个人内在的动因是什么？
当这部自传结束的时候，读者会强烈感受到，传主的形象已经确立起来，他经历的一切构成了一个独立、独特的自我；可是，这个自我还没有施展，他将有什么样的作为还要留待后来。
也许可以说，正是借助自传的写作，沈从文从过去的经验中重新“发现”了使自我区别于他人的特别因素，通过对纷繁经验的重新组织和叙述，这个自我的形成和特质就变得显豁和硬朗起来。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来源和历史，这个来源和历史造就了他现在的状态。一个人要认识自己，必得认识自己的“自”，那就需要沿着自己生命的来路去追索，这个沿途追索的过程，也就是重新探求生命来历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有自觉意识的；过程的完成，是得其“自”。过往的经验和历程之所以有意义，之所以要叙述和值得叙述，就是因为要靠这个过程才能把自我确立起来。而所以要确立这样一个自我，是为已经可以触摸到的将来而准备的。
基本上可以说，沈从文在而立之年，通过《从文自传》的写作，找到和确立了自己。在此之前，写作多年，作品数量也不少，其中确有《柏子》、《萧萧》、《丈夫》等优秀的短篇小说，但就整体而言，还不能说他已经找到和确立了自己，他进行的多种多样的文学实验，也表明他还处在不断探索的阶段。《从文自传》的完成，使他达到了另一个境界。找到和确立了自己之后，最能代表个人特色的作品就呼之欲出了。
许多年之后，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说，《从文自传》是“一本奇妙的书”，“这是一本文学自传。它告诉我们一个人是怎样成为作家的，一个作家需要具备哪些素质，接受哪些‘教育’”。又说，“沈先生这本书实可称为一本‘美的教育’。我就是从这本薄薄的小书里学到很多东西，比读了几十本文艺理论书还有用”。
从文学、从作家成长的角度来看，汪曾祺说得非常贴切；而且沈从文写这本书时自觉的意识里面，一个人是怎么成为作家的，确实可能是中心。可是今天，回看沈从文完整的一生，如果仅仅把这本书的意义局限在文学里面，就可能把这本自传看“小”了。 对于更加漫长的人生来说，自我确立的意义就不仅仅是文学上的；这个确立的自我，要去应对各种各样的挫折、苦难和挑战，要去经历多重的困惑、痛苦的毁灭和艰难的重生，在生命的终结处，获得圆满。
另外，指出这一点并非多余：这部自传带有强烈的此时、此地写作的特征，选择写什么、不写什么，哪些地方详细、哪些地方粗略，都与这个阶段写作者的生命状态关联密切；特别是，叙述的语调、风格，或隐含或表露的信息，都是这个而立之年的自传作者有意识传达出来的。同一段经历，在后来的不同时期、不同情境中回想起来，感受会很不一样，或者说，感受的侧重点很不一样。在晚年的自传《附记》里，沈从文就说，读这部自传，“部分读者可能但觉得‘别具一格，离奇有趣’。只有少数相知亲友，才能体会到近于出入地狱的沉重和辛酸”。又说自己在湘西的经历，是“二十年噩梦般恐怖黑暗生活”。如果一般的读者产生“别具一格，离奇有趣”的感受，其实不能太怪读者，这部自传倘若不是产生于1932年，他写起来会不一样，读者的感受也会随之不同。
四、“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这年暑假，沈从文还做了一件关键的事：去苏州看望刚从中国公学毕业的张兆和。
7月末，他取道上海，短暂停留，偶然认识了巴金，两个性格不同的人一见如故。“南京《创作月刊》的主编汪曼铎来上海组稿，一天中午请我在一家俄国西菜社吃中饭，除了我还有一位客人，就是从青岛来的沈从文。我去法国之前读过他的小说，1928年下半年在巴黎我几次听见胡愈之称赞他的文章，他已经发表了不少的作品。我平日讲话不多，又不善于应酬，这次我们见面谈了些什么，我现在毫无印象，只记得谈得很融洽。他住在西藏路上的一品香旅社，我同他去那里坐了一会儿，他身边有一部短篇小说集的手稿，想找个出版的地方，也需要用它换点稿费。我陪他到闸北新中国书局，见到了我认识的那位出版家，稿子卖出去了，书局马上付了稿费，小说过四五个月印了出来，就是那本《虎雏》”。巴金误记，这部卖出的稿子不会是1月已经出版的《虎雏》，应该是11月出版的《都市一妇人》。
卖稿子的钱，又由巴金代为选购了一大包英译精装本的俄国小说，带着这样的礼物，沈从文8月初到了苏州。
张允和清晰地记得，这个夏季的一天上午，十点钟左右，九如巷三号石库门框黑漆大门外，来了一位身穿灰色长衫的青年人，戴一副近视眼镜。他说要找张兆和。看门的老头说：“三小姐不在家，请您进来等她吧。”这个客人一听，反而倒退到大门对面的墙边，站在太阳下面发愣。看门的叫来二小姐张允和，认出是沈从文，就说：“沈先生，三妹到公园图书馆看书去了，一会儿回来。请进来，屋里坐。”沈从文现出不知所措的样子，吞吞吐吐地说出三个字：“我走吧！”——“他这话好像对我说，又好像对他自己说。我很快把话儿转个弯：‘太阳下面怪热的，请到这边阴凉地方来。’可是他岿然不动。我无可奈何，只好说：‘那么，请把您的住处留下吧。’他结结巴巴地告诉我他的住处是个旅馆。……他转过身，低着头，沿着墙，在半条有太阳的街上走着。灰色长衫的影子在墙上移动”。
张兆和回家吃午饭，二姐告诉她沈从文来看她，劝她去旅馆看沈从文。张兆和吃了一惊：“旅馆？我不去！”二姐说：“老师远道来看学生，学生不去回访，这不对。”张兆和不得不同意。她问二姐：“怎样开口呢？”二姐教她：“你可以说，我家有好多个小弟弟，很好玩，请到我家去。”张兆和到了旅馆，站在门外，见到沈从文，便照二姐的吩咐，如小学生背书似地说：“我家有好多个小弟弟，很好玩，请到我家去。”
张充和在《三姐夫沈二哥》中叙述过同样的情景，并继续写道：“来我们家中怎么玩呢？一个写故事的人，无非是听他讲故事。如何款待他，我不记得了。好像是五弟寰和，从他每月二元的零用錢中拿出钱来买瓶汽水，沈二哥大为感动，当下许五弟：‘我写些故事给你读’。后来写了《月下小景》，每篇都附有‘给张小五’字样。”
张兆和觉得沈从文的礼物太重，退了大部分书，只收下《父与子》和《猎人笔记》，或者是（还有）一套《契诃夫小说集》。
暑假过后，青岛大学已改名国立山东大学，此前杨振声呈请辞去校长职务获准，受教育部委托到北平主持《高小实验国语教科书》和《中学国文教科书》的编纂工作；闻一多和陈梦家也已转往北平，闻一多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梦家到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学习；9月底，赵太侔被正式任命为山东大学校长。
9月初，巴金应沈从文的邀请，来青岛住了一个星期。“我在他那里过得很愉快，我随便，他也随便，好像我们有几十年的交往一样。他的妹妹在山东大学念书，有时也和我们一起出去走走看看”。“在青岛他把他那间屋子让给我，我可以安静地写文章，写信，也可以毫无拘束地在樱花林中散步。他有空就来找我，我们有话就交谈，无话便沉默”。
1933年元旦这天，沈从文是在北平和朋友们度过的，杨振声邀宴，朱自清日记：“赴今甫招，座有沈从文君，又有梁思成君夫妇。”但这个寒假最重要的，是沈从文又去了一次苏州，张兆和的心思暑假之后已然转变。
去之前，沈从文先写一封信，张兆和把信给二姐看，因为，“信中婉转地说，要请我为他向爸爸妈妈提亲。并且说，如果爸爸妈妈同意，求三妹早日打电报通知他，让他‘乡下人喝杯甜酒吧’。我向爸爸妈妈说了，一说即成”。张允和给沈从文拍发电报，只用了一个字“允”，既表示婚事“允”了，也署了自己的名字。她得意地告诉三妹，不料张兆和却有些不放心，万一沈从文看不明白呢？她一个人悄悄坐人力车到电报局，递上自己的电报稿：“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兆。”电文用白话，居然有一个“吧”字，“这在当时真是别开生面”。
1933年初，沈从文同张兆和去看住在上海的张兆和父亲和继母，随即两人订婚；二月，张兆和随沈从文一起到青岛，在山东大学图书馆做外文书刊编目。
过了好些日子，沈从文给胡适写信，报告此事：“多久不给您写信，好像有些不好意思似的，因为我已经订了婚。人就是在中公读书那个张家女孩子，近来也在这边作点小事，两人每次谈到过去一些日子的事情时，总觉得应当感谢的是适之先生：‘若不是那么一个校长，怎么会请到一个那么蹩脚的先生？’在这里生活倒很好，8月7日也许还得过北平，因为在这边学校教书，读书太少，我总觉得十分惭愧，恐怕对不起学生。只希望简简单单过一阵日子，好好的来读一些书。” 4月初，北大英文系四年级的卞之琳趁春假游青岛，访晤沈从文。说起诗集出版的困难，沈从文拿出三十元，坚持交给卞之琳，嘱他自印诗集。卞之琳回北平后，即以此三十元印了三百本《三秋草》。
五、丁玲被捕之后
1932年暑假去苏州经过上海那次，沈从文曾和丁玲会面交谈，丁玲已于前一年11月与冯达同居；1933年初在上海，沈从文带张兆和去见丁玲，没有遇到，就回了青岛。5月下旬，沈从文从几个朋友的来信得知，丁玲被捕。
沈从文闻讯后立即请胡适等有影响的人设法营救；5月23日，蔡元培、杨杏佛等三十八人联名向南京政府行政院长、司法部长发出电报呼吁，沈从文名列其中；25日，沈从文撰《丁玲女士被捕》，公开抗议；6月4日发表于胡适主持的《独立评论》第五十二、五十三期合刊。同日，沈从文又写《丁玲女士失踪》，发表于6月12日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
6月25日，天津《大公报》登载消息称，丁玲已经被枪杀；差不多在此前后，沈从文收到上海友人的电报，告知丁玲已经遇害。在此情形下，沈从文创作短篇小说《三个女性》，借海滨日常生活中三个女性的交流，凸显远方“为一个远远的理想”而受难的“革命的女子”：“她自己不能活时，便当活在一切人的记忆中。她是不死的。”
为纪念丁玲，沈从文开始撰写长篇传记《记丁玲女士》，一边写一边寄天津《国闻周报》刊登。《国闻周报》从7月24日第十卷第二十九期起，连载至12月18日的第五十期，共二十一节。连载时文字遭大量删削。9月23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一期发表了《〈记丁玲女士〉跋》。
1934年，赵家璧的上海良友图书公司以《记丁玲》为书名出精装本，全文后半部五万多字被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审查委员会禁止出版，因此《记丁玲》实际上只印行了连载的前半部分，即一到十节的文字，并且比连载时又有进一步删削。鲁迅1934年9月1日致赵家璧信，慨叹此书的遭遇：“《记丁玲》中，中间既有删节，后面又被截去这许多，原作简直是遭毁了。”连载的后半部分，直到1939年才由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以《记丁玲·续集》为书名出版，文字也比连载时删削更为严重。
《记丁玲女士》的写作始于青岛，8月沈从文辞去教职，应杨振声之邀参加编辑中小学教科书工作，到北平后继续写，完成时已经是12月。
六、长远感情
沈从文在青岛的生活跨三个年份，实际时间两年，虽然不算长，却是特别重要的一个时期：生命成熟到更上出一层；变化自然显现出来；而要清楚地描述，卻不那么容易。沈从文自己，在此后的漫长人生中，会常常说到这一段生活——
1934年，《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首先自然是谈家乡的河流，接着还有另一种水：“海既那么宽泛无涯无际，我对人生远景凝眸的机会便较多了些。海边既那么寂寞，他培养了我的孤独心情。海放大了我的感情与希望，且放大了我的人格。”
1942年，《水云》，这篇著名的散文叙述“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第一部分即为青岛海边的孤独沉思，自我分成两个对立的人格，展开对话和辩驳。在“创造”作者的诸种因素中，青岛的生活显然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
1949年，自杀之前写自传留给后世，其中的一章《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叙述生命内部的发展，说道：“民二十过了青岛，大海边的天与水，云物和草木，重新教育我，洗涤我，启发我。又因为空暇较多，不在图书馆即到野外，我的笔有了更多方面的试探。且起始认识了自己。”也正是在“起始认识了自己”的意义上，才可能诞生出这样一部《从文自传》；“生命在成熟中，为自然景物、书本知识，以及一种幸福预期友情与爱情中培育，单一而沉默的逐渐成熟。十七岁以前，过去受伤的心、受伤的灵魂，一面为新的环境及在发展中的一切而小小平复，一面那个‘让我回去，让我回去……’的招呼，便依然若来自远处，又如来自近身。《边城》于是也在酝酿成熟中”。
1961年夏天，沈从文到青岛休养，写《青岛游记》，说自己看了三年海，“它对于我一生的影响，好像十分抽象却又极其现实，即或不能说是根本思想，至少是长远感情”，与个人此后生命的发展，既“特殊密切”、“又相当疏远”。“我一生读书消化力最强、工作最勤奋、想象力最丰富、创造力最旺盛，也即是在青岛海边这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