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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李达故居内陈列中中共主要创始人之一李达与刘少奇在湖南大学的合影，是李达与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交往的珍贵瞬间。探寻两位“普罗米修斯式的英雄”李达与刘少奇的交往分五个时期：一是建党初期在上海送刘少奇赴苏联学习；二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后到长沙讲学时的交往；三是抗战时期刘少奇心系“红色教授”李达的安危；四是李达北上参政经刘少奇介绍重新入党；五是土地改革时期刘少奇看望和关怀李达。
关键词： 李达 刘少奇 交往
李达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和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他曾任上海的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代理书记，是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集人、发起者和组织者[1]。他无论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始终坚守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著述与传播。他早年留学日本，将马克思主义学说系统介绍到中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普罗米修斯式的播火者”，中国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人[2]。而刘少奇是我国第一批被选送到苏联学习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在苏联转为共产党员，他首批回国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国际共运的形势带到中国，成为又一个“普罗米修斯式的英雄”。在位于湖南永州市冷水滩区岚角山街道的李达故居内的李达生平事迹陈列室里，有1张1952年1月刘少奇同志到湖南大学看望李达的照片。这是李达同志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交往的珍贵瞬间。近日，翻阅《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画册，再次见到这张照片。照片上，刘少奇同志与李达同志亲切握手，李达面带微笑，心底的温暖洋溢在脸上。时任湖南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曹瑛居中，是为见证[3]。笔者从大量资料中条分缕析，试图查找照片背后的波澜壮阔的史实，谈谈中共主要创始人之一李达与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在五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交往。
一、建党初期在上海送刘少奇赴苏联学习
1920年8月，李达抱着“寻访同志，干社会革命”的目的从日本回国到上海，拜访心仪已久的陈独秀。不久，他与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时在日本）、陈公培、陈望道、沈玄庐等共8人成立中国共产党，史称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后，开展了各种活动，积极指导各地的建党、建团工作，实际上起到了党的临时中央的作用[4]。
8月，建党不久，上海党组织建立了全国最早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俞秀松担任团书记，那时团员有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萧劲光、王一飞、柯庆施、王会悟等20多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后，向全国各地寄发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指导各地进行建团工作。不久，北京、广州、长沙、武汉、天津等地相继建立起青年团组织[4]。
为了培养革命骨干，选派留学生，上海共产党于1920年夏举办了“外国语学社”，各地选派的学员多时达五六十人。8月22日，毛泽东在长沙发起组织“俄罗斯研究会”。9月15日正式成立于文化书社内，毛泽东任书记干事。因为上海已经成立了培训去苏联学习的“外国语学社”，所以俄罗斯研究会的三大宗旨之一是“派人赴俄实地调查”。结果，研究会成立不久，毛泽东就派出6人进入外国语学社学习。刘少奇也经贺民范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来到外国语学社学习，学习后由那里统一组织赴俄勤工俭学[5]。1921年春，有20多名学员分三批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其中有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萧劲光、彭述之、汪寿华等人，刘少奇是第一批。李达就是在外国语学社与刘少奇结识的，当时他是上海发起组代理书记。此前，陈独秀、李达对湖南的建团工作关心至深，根据当时受毛澤东委托在长沙进行建团工作的张文亮1920年的日记[6]：
12月2日，泽东来时，他说，青年团等仲甫（即陈独秀——引者）来时再开成立会，可分两步进行：一、研究，二、实行。并嘱我多找真同志。
后来，陈独秀因到广州担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未能去长沙参加青年团的成立会。所以日记记载[6]：
12月16日，（正是陈独秀动身去广州的前一天——引者），泽东来此。青年团将于下周开成立会。
1921年1月13日，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
由此可见，刘少奇是在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正是在像李达这样的早期党的领导人和马克思主义启蒙思想家影响和培养下，刘少奇被选送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真理，成长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走上救国救民的新的革命征程。1921年冬，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开始在东方大学中国班发展成员，刘少奇等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便第一批转为共产党员[5]。
1922年春，刘少奇回到上海，按照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给的地址，很快同上海的中国共产党组织接上了头，接着又同中共中央机关取得联系。这时，李达已经在中共一大上被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并创办了平民女学，任平民女学主任即校长。他热情接待了刘少奇，由于刘少奇等第一批从苏联回国的10多人带回了很多宣传和学习资料，他请刘少奇、任弼时等人到平民女学进行了政治时事宣讲，刘少奇向学员们讲了旅苏学习的观感和体会，以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看法[4]。
1922年刘少奇还参加了重新组建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并出席了5月5日至10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7月16日-22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李达同志的寓所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刘少奇担任了会议的工作人员，他与李达的夫人王会悟承担了部分会务工作。会后，陈独秀找刘少奇谈话，派他回湖南工作，指定他为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并把中共二大的文件带给湖南党组织[5]。
二、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到长沙讲学时的交往
1922年8月，刘少奇回到湖南找到了中共湘区委毛泽东，此后被派往安源，发动了轰轰烈烈的路矿工人罢工。11月，李达应毛泽东的邀请来到湖南自修大学任学长。长沙大公报刊载了李达任湖南自修大学学长的消息。当时在安源的刘少奇得知李达来湖南的消息非常高兴，曾到自修大学听讲，并请毛泽东、李达到工人当中去讲学。1923年夏，李达到上海与陈独秀因党的国共合作政策问题发生争执而离开了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陈独秀主张共产党以集体名义加入国民党，李达主张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并保持党的独立性和坚持党的阶级性，不主张放弃党对大革命的领导权。当时，毛泽东、刘少奇等人是赞成李达观点的，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李达也是正确的。李达虽然脱离了与党中央的联系，但湖南的党组织仍然把他当党内同志看，继续留他在湖南自修大学任学长。 三、抗战时期刘少奇心系“红色教授”李达的安危
抗日战争时期，负责白区工作的刘少奇同志十分关注李达的安危，多次指示地下交通保证李达的安全，李达还受命到暨南大学给共产党员讲授社会学，到张家口参与策反冯玉祥，李达都不辱使命。毛泽东还要李达利用湖南老乡关系要他做唐生智的工作，不要与共产党为敌，唐生智成为没有与共产党打过仗的国民党上将。李达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不折不扣完成党交给的任务，经受住了比在战场上更难以经受的考验，被称为“桀骜不驯的红色教授”“一个真正的人”。
1937年5月，李达的著作《社会学大纲》正式出版，他立即通过地下交通向延安的毛泽东寄去，毛泽东12月辗转收到李达从国统区寄给他的这本书。他要李达再寄10本来，并向他身边的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的高级干部推荐：“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我看了十遍，我希望你们也要看十遍。”“这本书可以说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李达还有一本《经济学大纲》，我已看了三遍，也准备看十遍……”刘少奇在一次谈到学习问题时，也称赞《社会学大纲》是一本好书，要干部认真学习[7][8][9]。自此，党中央对国统区的李达十分关注，并邀请李达到延安来。可惜，当时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博古等人拒绝了李达到延安的请求。李达说：只要有碗饭吃，我都愿去。博古等人认为，李达这是向党讲条件。当时不在重庆的周恩来后来回忆此事时遗憾地说：只要有碗饭吃，就是不讲条件嘛。共产党人就不吃饭吗[10]？当时刘少奇等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对李达在国统区坚持宣传马克思主义，对李达的理论建树，是十分敬佩的。
四、李达北上参政经刘少奇介绍重新入党
时光荏苒，到湖南解放前夕，李达同志协助中共湖南地下党组织做了许多动员起义的工作。他曾与程潜将军的顾问方叔章等联系，并在他的桃子湖寓所以设便宴为名，邀请起义方面的高级官员组织时事座谈。会上，他就当时形势、湖南地位及中共方面政策发表了很有见地的讲话，对促进湖南的和平解放起了特殊重要的作用。1948年2月，在河北平山县西北坡的毛泽东就写信托华南分局领导邵荃麟找到在香港的潘汉年，想办法将信转到湖南大学交给李达。信中说：“鹤鸣兄：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参与经营。毛泽东一九四八年二月。”写信的目的，一是要李达北上参政，二是要李达利用与唐生智等人的老乡关系协助湖南地下党想办法策反程潜。“自古无湘不成军，湖南如不和平解放，必将血流成河”。作为毛泽东身边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重要成员刘少奇更是明白李达在湖南和平解放当中可以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当时李达因病住在湘雅医院，没能北上，但是他不辱使命，1949年5月协助地下党将程潜的儿子程宏博发展为共产党员，成功劝说程潜弃暗投明，走和平解放的道路。在华南分局的安排下，程潜亲自送给李达二百块大洋旅费，要李达向毛泽东转达他对和平起义的决心和对起义后其部属安排等方面的担忧。李达巧妙地躲开中统、军统的耳目，假借民国日报衡阳站记者的身份离开长沙，绕道香港赴北京，历经1个多月的惊险旅程，终于见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同志，受到他们的热烈欢迎。李达向党中央汇报了湖南的情况与程潜的动向，毛泽东打消了程潜的顾虑，顺利推动了他的和平起义。李达除了与毛泽东同志彻夜长谈之外，刘少奇也接见了李达，与他回顾了当年在上海的经历。李达要求重新入党，毛泽东欣然应允，他留李达在中央任职，李达婉言谢绝，他说：“湖南是许多老革命的家乡。我要回湖南教书，创办毛泽东思想大学，为老一辈革命家培养接班人。”于是，由刘少奇做介绍人，毛泽东、李维汉、张庆孚为历史证明人，李达于1949年12月重新加入了他亲手创建的中国共产党，不要候补期。党中央批准李达重新入党的消息，由刘少奇告知李达，李达激动万分，他感谢中央领导的博大胸怀，使得他重新回到党的怀抱[11]。不仅如此，毛泽东还亲自书写任命状，任命李达为湖南大学校长（毛泽东不同意以他的名字命名这所大学），并确定李达享受行政四级待遇，“主席之下，将帅之上”。“文革”前李达与陶铸是武汉地区2位行政级别相当的高干[12]。
五、土地改革时期刘少奇同志看望和关怀李达
1950年2月，李达从北京回到湖南正式履职湖南大学校长。这时，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曹瑛与他经常见面畅谈，互相十分了解，感情很深。早在1939年冬，曹瑛就和李达相识。那时，李达在桂林广西大学任教，曹瑛和李克农、夏之栩同志一起负责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的工作。不久，李达受到国民党当局的迫害，被广西大学解职而失业，生活很困难。周恩来同志由重庆拍来电报，嘱咐曹瑛看望李达同志。曹瑛请陆铨同志给他送钱去，又同他几次见面畅谈，并请他为办事处的同志们讲授哲学。李达高兴地为他们讲了唯物辩证法。李达非常谦逊，他说学习唯物辩证法最好的老师是毛润之，可见他对毛泽东同志是非常爱戴的[13]。
1952年1月，刘少奇同志视察湖南工作，见到了当时的长沙市委书记曹瑛，与他详细谈到李达同志，并对李达极为关怀，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一定要见一下李达。于是，曹瑛陪同刘少奇同志专程到湖南大学看望李达同志，并与李达畅谈了别后情形，以及对学校教育和新中国建设发展的看法。刘少奇对李达在湖南大学的工作甚感满意。到1952年冬，全国院系改革时，湖南大学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成了人民共和国的新型社会主义大学[14][15]。他们亲切握手并合影留念。这就是那张陈列室里的珍贵照片，是李达的夫人石曼华同志1990年在李达100周年诞辰时捐献的。在1951年、1952年，李达还将自己写的《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手稿打印几本，分别送给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领导人。他们都认真拜读了李达的著作，除了毛泽东写过两封信提出了一点修改意见外，其他领导人没有发表看法。
刘少奇看望李达前后的1951年11月至次年1月，湖南的土地改革按照中央的部署紧锣密鼓地进行。李达按照上级安排，组织了大量湖南大学师生组成土改工作队到农村参加土改。为保护湖南大学的教授免遭“斗地主”，曾写信向毛泽东、刘少奇提出，因为国民党政府没有离退休制度，新中国对土地改革中那些不以土地出租为主要收入来源，而是仅仅以有限的教书或撰稿收入拿回家买了一些地，以保退休后生活来源的教授，本人家庭成分應定为小土地出租（或自由职业者）。这一意见得到采纳，从而保护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同时，按照李达家乡湖南零陵县当地划分地主的标准，家里水田共25亩以上人均5亩以上可划分为地主成分。李达家中共4口人，新中国成立前三年共有父亲李辅仁先生分给他的田亩11.98亩，人均不足3亩。李达于新中国成立前夕在湖南大学任教，以教书为业，早将自己名下的田亩交给侄儿李定香耕种和经营，从没收过地租，自然没有划为地主。“文革”初李达因反对林彪提出的“顶峰论”等原因被打成地主等罪名被开除党籍，直到1980年党中央为他彻底平反，恢复党的创始人的名誉，这是后话[16]。
参考文献：
[1]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会，湖南大学.纪念李达诞辰100周年[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51.
[2]张官妹.永州文化概论[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187-188.
[3]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共和国主席刘少奇[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172-173.
[4]王炯华.李达评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9-61，95.
[5]金冲及.刘少奇传[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24-39.
[6]唐宝林.陈独秀全传[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271-273.
[7]刘瑞龙.东进，东进，再东进，随刘少奇同志去华中、淮水敌后[N].光明日报，1980-5-16.
[8]吕芳文，余应彬.一代哲人李达[M].长沙：岳麓书社，2000：10.
[9]王炯华.李达评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27.
[10]王炯华.李达评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98-299.
[11]欧阳敏讷.李达与程潜起义[J].人物，1989（5）.
[12]湘人.“文革”中的李达与王任重[J].炎黄春秋，2006（2）.
[13]曹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李达同志[M].长沙：岳麓书社，2000：166-167.
[14]王炯华.李达评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55.
[15]湖南大学校史编委会.湖南大学校史（公元976—2000）[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3：421.
[16]王炯华.李达评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78，484，490.
关键词： 李达 刘少奇 交往
李达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和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他曾任上海的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代理书记，是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集人、发起者和组织者[1]。他无论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始终坚守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著述与传播。他早年留学日本，将马克思主义学说系统介绍到中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普罗米修斯式的播火者”，中国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人[2]。而刘少奇是我国第一批被选送到苏联学习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在苏联转为共产党员，他首批回国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国际共运的形势带到中国，成为又一个“普罗米修斯式的英雄”。在位于湖南永州市冷水滩区岚角山街道的李达故居内的李达生平事迹陈列室里，有1张1952年1月刘少奇同志到湖南大学看望李达的照片。这是李达同志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交往的珍贵瞬间。近日，翻阅《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画册，再次见到这张照片。照片上，刘少奇同志与李达同志亲切握手，李达面带微笑，心底的温暖洋溢在脸上。时任湖南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曹瑛居中，是为见证[3]。笔者从大量资料中条分缕析，试图查找照片背后的波澜壮阔的史实，谈谈中共主要创始人之一李达与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在五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交往。
一、建党初期在上海送刘少奇赴苏联学习
1920年8月，李达抱着“寻访同志，干社会革命”的目的从日本回国到上海，拜访心仪已久的陈独秀。不久，他与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时在日本）、陈公培、陈望道、沈玄庐等共8人成立中国共产党，史称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后，开展了各种活动，积极指导各地的建党、建团工作，实际上起到了党的临时中央的作用[4]。
8月，建党不久，上海党组织建立了全国最早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俞秀松担任团书记，那时团员有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萧劲光、王一飞、柯庆施、王会悟等20多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后，向全国各地寄发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指导各地进行建团工作。不久，北京、广州、长沙、武汉、天津等地相继建立起青年团组织[4]。
为了培养革命骨干，选派留学生，上海共产党于1920年夏举办了“外国语学社”，各地选派的学员多时达五六十人。8月22日，毛泽东在长沙发起组织“俄罗斯研究会”。9月15日正式成立于文化书社内，毛泽东任书记干事。因为上海已经成立了培训去苏联学习的“外国语学社”，所以俄罗斯研究会的三大宗旨之一是“派人赴俄实地调查”。结果，研究会成立不久，毛泽东就派出6人进入外国语学社学习。刘少奇也经贺民范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来到外国语学社学习，学习后由那里统一组织赴俄勤工俭学[5]。1921年春，有20多名学员分三批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其中有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萧劲光、彭述之、汪寿华等人，刘少奇是第一批。李达就是在外国语学社与刘少奇结识的，当时他是上海发起组代理书记。此前，陈独秀、李达对湖南的建团工作关心至深，根据当时受毛澤东委托在长沙进行建团工作的张文亮1920年的日记[6]：
12月2日，泽东来时，他说，青年团等仲甫（即陈独秀——引者）来时再开成立会，可分两步进行：一、研究，二、实行。并嘱我多找真同志。
后来，陈独秀因到广州担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未能去长沙参加青年团的成立会。所以日记记载[6]：
12月16日，（正是陈独秀动身去广州的前一天——引者），泽东来此。青年团将于下周开成立会。
1921年1月13日，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
由此可见，刘少奇是在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正是在像李达这样的早期党的领导人和马克思主义启蒙思想家影响和培养下，刘少奇被选送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真理，成长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走上救国救民的新的革命征程。1921年冬，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开始在东方大学中国班发展成员，刘少奇等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便第一批转为共产党员[5]。
1922年春，刘少奇回到上海，按照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给的地址，很快同上海的中国共产党组织接上了头，接着又同中共中央机关取得联系。这时，李达已经在中共一大上被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并创办了平民女学，任平民女学主任即校长。他热情接待了刘少奇，由于刘少奇等第一批从苏联回国的10多人带回了很多宣传和学习资料，他请刘少奇、任弼时等人到平民女学进行了政治时事宣讲，刘少奇向学员们讲了旅苏学习的观感和体会，以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看法[4]。
1922年刘少奇还参加了重新组建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并出席了5月5日至10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7月16日-22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李达同志的寓所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刘少奇担任了会议的工作人员，他与李达的夫人王会悟承担了部分会务工作。会后，陈独秀找刘少奇谈话，派他回湖南工作，指定他为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并把中共二大的文件带给湖南党组织[5]。
二、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到长沙讲学时的交往
1922年8月，刘少奇回到湖南找到了中共湘区委毛泽东，此后被派往安源，发动了轰轰烈烈的路矿工人罢工。11月，李达应毛泽东的邀请来到湖南自修大学任学长。长沙大公报刊载了李达任湖南自修大学学长的消息。当时在安源的刘少奇得知李达来湖南的消息非常高兴，曾到自修大学听讲，并请毛泽东、李达到工人当中去讲学。1923年夏，李达到上海与陈独秀因党的国共合作政策问题发生争执而离开了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陈独秀主张共产党以集体名义加入国民党，李达主张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并保持党的独立性和坚持党的阶级性，不主张放弃党对大革命的领导权。当时，毛泽东、刘少奇等人是赞成李达观点的，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李达也是正确的。李达虽然脱离了与党中央的联系，但湖南的党组织仍然把他当党内同志看，继续留他在湖南自修大学任学长。 三、抗战时期刘少奇心系“红色教授”李达的安危
抗日战争时期，负责白区工作的刘少奇同志十分关注李达的安危，多次指示地下交通保证李达的安全，李达还受命到暨南大学给共产党员讲授社会学，到张家口参与策反冯玉祥，李达都不辱使命。毛泽东还要李达利用湖南老乡关系要他做唐生智的工作，不要与共产党为敌，唐生智成为没有与共产党打过仗的国民党上将。李达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不折不扣完成党交给的任务，经受住了比在战场上更难以经受的考验，被称为“桀骜不驯的红色教授”“一个真正的人”。
1937年5月，李达的著作《社会学大纲》正式出版，他立即通过地下交通向延安的毛泽东寄去，毛泽东12月辗转收到李达从国统区寄给他的这本书。他要李达再寄10本来，并向他身边的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的高级干部推荐：“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我看了十遍，我希望你们也要看十遍。”“这本书可以说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李达还有一本《经济学大纲》，我已看了三遍，也准备看十遍……”刘少奇在一次谈到学习问题时，也称赞《社会学大纲》是一本好书，要干部认真学习[7][8][9]。自此，党中央对国统区的李达十分关注，并邀请李达到延安来。可惜，当时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博古等人拒绝了李达到延安的请求。李达说：只要有碗饭吃，我都愿去。博古等人认为，李达这是向党讲条件。当时不在重庆的周恩来后来回忆此事时遗憾地说：只要有碗饭吃，就是不讲条件嘛。共产党人就不吃饭吗[10]？当时刘少奇等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对李达在国统区坚持宣传马克思主义，对李达的理论建树，是十分敬佩的。
四、李达北上参政经刘少奇介绍重新入党
时光荏苒，到湖南解放前夕，李达同志协助中共湖南地下党组织做了许多动员起义的工作。他曾与程潜将军的顾问方叔章等联系，并在他的桃子湖寓所以设便宴为名，邀请起义方面的高级官员组织时事座谈。会上，他就当时形势、湖南地位及中共方面政策发表了很有见地的讲话，对促进湖南的和平解放起了特殊重要的作用。1948年2月，在河北平山县西北坡的毛泽东就写信托华南分局领导邵荃麟找到在香港的潘汉年，想办法将信转到湖南大学交给李达。信中说：“鹤鸣兄：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参与经营。毛泽东一九四八年二月。”写信的目的，一是要李达北上参政，二是要李达利用与唐生智等人的老乡关系协助湖南地下党想办法策反程潜。“自古无湘不成军，湖南如不和平解放，必将血流成河”。作为毛泽东身边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重要成员刘少奇更是明白李达在湖南和平解放当中可以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当时李达因病住在湘雅医院，没能北上，但是他不辱使命，1949年5月协助地下党将程潜的儿子程宏博发展为共产党员，成功劝说程潜弃暗投明，走和平解放的道路。在华南分局的安排下，程潜亲自送给李达二百块大洋旅费，要李达向毛泽东转达他对和平起义的决心和对起义后其部属安排等方面的担忧。李达巧妙地躲开中统、军统的耳目，假借民国日报衡阳站记者的身份离开长沙，绕道香港赴北京，历经1个多月的惊险旅程，终于见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同志，受到他们的热烈欢迎。李达向党中央汇报了湖南的情况与程潜的动向，毛泽东打消了程潜的顾虑，顺利推动了他的和平起义。李达除了与毛泽东同志彻夜长谈之外，刘少奇也接见了李达，与他回顾了当年在上海的经历。李达要求重新入党，毛泽东欣然应允，他留李达在中央任职，李达婉言谢绝，他说：“湖南是许多老革命的家乡。我要回湖南教书，创办毛泽东思想大学，为老一辈革命家培养接班人。”于是，由刘少奇做介绍人，毛泽东、李维汉、张庆孚为历史证明人，李达于1949年12月重新加入了他亲手创建的中国共产党，不要候补期。党中央批准李达重新入党的消息，由刘少奇告知李达，李达激动万分，他感谢中央领导的博大胸怀，使得他重新回到党的怀抱[11]。不仅如此，毛泽东还亲自书写任命状，任命李达为湖南大学校长（毛泽东不同意以他的名字命名这所大学），并确定李达享受行政四级待遇，“主席之下，将帅之上”。“文革”前李达与陶铸是武汉地区2位行政级别相当的高干[12]。
五、土地改革时期刘少奇同志看望和关怀李达
1950年2月，李达从北京回到湖南正式履职湖南大学校长。这时，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曹瑛与他经常见面畅谈，互相十分了解，感情很深。早在1939年冬，曹瑛就和李达相识。那时，李达在桂林广西大学任教，曹瑛和李克农、夏之栩同志一起负责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的工作。不久，李达受到国民党当局的迫害，被广西大学解职而失业，生活很困难。周恩来同志由重庆拍来电报，嘱咐曹瑛看望李达同志。曹瑛请陆铨同志给他送钱去，又同他几次见面畅谈，并请他为办事处的同志们讲授哲学。李达高兴地为他们讲了唯物辩证法。李达非常谦逊，他说学习唯物辩证法最好的老师是毛润之，可见他对毛泽东同志是非常爱戴的[13]。
1952年1月，刘少奇同志视察湖南工作，见到了当时的长沙市委书记曹瑛，与他详细谈到李达同志，并对李达极为关怀，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一定要见一下李达。于是，曹瑛陪同刘少奇同志专程到湖南大学看望李达同志，并与李达畅谈了别后情形，以及对学校教育和新中国建设发展的看法。刘少奇对李达在湖南大学的工作甚感满意。到1952年冬，全国院系改革时，湖南大学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成了人民共和国的新型社会主义大学[14][15]。他们亲切握手并合影留念。这就是那张陈列室里的珍贵照片，是李达的夫人石曼华同志1990年在李达100周年诞辰时捐献的。在1951年、1952年，李达还将自己写的《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手稿打印几本，分别送给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领导人。他们都认真拜读了李达的著作，除了毛泽东写过两封信提出了一点修改意见外，其他领导人没有发表看法。
刘少奇看望李达前后的1951年11月至次年1月，湖南的土地改革按照中央的部署紧锣密鼓地进行。李达按照上级安排，组织了大量湖南大学师生组成土改工作队到农村参加土改。为保护湖南大学的教授免遭“斗地主”，曾写信向毛泽东、刘少奇提出，因为国民党政府没有离退休制度，新中国对土地改革中那些不以土地出租为主要收入来源，而是仅仅以有限的教书或撰稿收入拿回家买了一些地，以保退休后生活来源的教授，本人家庭成分應定为小土地出租（或自由职业者）。这一意见得到采纳，从而保护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同时，按照李达家乡湖南零陵县当地划分地主的标准，家里水田共25亩以上人均5亩以上可划分为地主成分。李达家中共4口人，新中国成立前三年共有父亲李辅仁先生分给他的田亩11.98亩，人均不足3亩。李达于新中国成立前夕在湖南大学任教，以教书为业，早将自己名下的田亩交给侄儿李定香耕种和经营，从没收过地租，自然没有划为地主。“文革”初李达因反对林彪提出的“顶峰论”等原因被打成地主等罪名被开除党籍，直到1980年党中央为他彻底平反，恢复党的创始人的名誉，这是后话[1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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