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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小说教学，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是一个回避不了的问题。生活真实，没有一个“求真”的过程，就会造成艺术上的“失真”。从生活真实到艺术真实，不仅需要细节描写的真实，而且在一系列细节描写的转换过程中必须有内在的逻辑性，没有任意编造的痕迹。小说家的任务，就是要将生活真实变为艺术真实。
关键词： 生活真实 艺术真实 “求真” “失真”
一
小说教学，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是一个回避不了的问题。对于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关系，经典的当属歌德的论述：“艺术家对于自然有着双重关系：他既是自然的主宰，又是自然的奴隶。他是自然的奴隶，因为他必须用人世的材料来工作，才能使人了解；他也是自然的主宰，因为他使这些人世的材料服从他的较高的意旨，为这较高的意旨服务。”（《歌德和爱克曼的谈话十一（1827年4月18日）》）简言之，就是“艺术真实”既源于“生活真实”，又高于“生活真实”。
小说中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当然是以生活真实为蓝本，但不能只是简单地复制生活真实，需要通过想象（加工、提炼）反映生活中的本质特征。正如俄国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所说：“若要忠实地摹写自然，仅仅能写，就是说，仅仅驾驭抄写员和文书的技术，还是不够的；必须能通过想象，把现实的现象表现出来，赋予它们新的生命。”（《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然而现实生活的本质特征如何体现在小说里，需要作家对于生活的洞察和思考。
中国现当代小说家孙犁的短篇小说《荷花淀》，反映的是冀中白洋淀地区人民抗日战争最后阶段的斗争生活，通过抗日根据地一群青年妇女成长的叙写，显示了中国人民的抗日决心和斗争精神，同时也表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迅速发展壮大，展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前景，表现了革命乐观主义与必胜的信念，使得小说充满鼓舞人心的力量。曾经这篇小说引起过争论和责难，主要就是作品描写的生活是否真实。为此，孙犁写过一篇《关于〈荷花淀〉的写作》的文章进行了说明。《荷花淀》的问世，一方面是作者丰厚生活积累的结果：“《荷花淀》所写的，就是这一时代，我的家乡，家家户户的平常故事，它不是传奇故事，我是按照生活的顺序写下来的，事先并没有什么情节安排。”另一方面，触发写作的直接动机是一则战斗故事：“从冀中平原来的同志，曾向我讲了两个战斗故事：一个是关于地道的，一个是关于水淀的。前者，我写成一篇《第一个洞》，后者就是《荷花淀》。”当然，小说在故事的基础上进行过加工与提炼。虽然白洋淀地区属于冀中抗日根据地，但是这里老百姓的觉悟也是有一个过程的。农民有严重的家乡观念和顾家的保守思想，然而面对敌人的侵略，自己的生命、家园和妻子儿女都失去保障，因此产生他们保家卫国和武装抗日的要求。如何既照顾农民的私有心理，又启发他们的思想觉悟，逐步逐级引导他们成为野战军，则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量。“至于那些青年妇女，我已屡次声言，她们在抗日战争年代所表现的识大体、乐观主义以及献身精神，使我衷心敬佩到五体投地的程度”。
由此可见，《荷花淀》中的人和事，都能在生活中找到原型，但又不是原样的印制，而是经过作者的艺术处理。本来小说要写的应该是七个男青年要求参军，并且在参军之后取得第一个胜利的故事，不过作者在小说里并没有以男青年作为主要的描写对象，而是以他们的女人作为重点描写的对象，通过她们从一般的家庭妇女到积极支持丈夫参加抗日战争，以及最后自己也投身于战斗行列的转变，不仅为长期以来一直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中国劳动妇女挣了口气，而且为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增添了光彩。这不仅是反映解放区人民的生活及革命战争在人民精神上激起了巨大变化，还可以联想：既然缺乏地位、遭受压迫和较低觉悟的妇女都已行动起来了，那么中国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日子就不会远了。如此，小说的思想意义早已超越一般战斗故事的范畴。
孙犁在《关于〈荷花淀〉的写作》中写道：“文学必须取信于当时，方能传信于后世。如在当代被公认为是诳言，它的寿命是不能长久的。”同样是描写一个人或事，小说与历史的区别在于小说有一个生活真实的“求真”过程，“求真”的过程就是探寻生活真实本质特征的过程，并形象地展现出来，唯此，小说才有着认识生活的作用。孙犁在评价《荷花淀》时说：“可以自信，我在写作这篇作品时的思想、感情，和我所处的时代，或人民对作者的要求，不会有任何不符拍节之处，完全是一致的。”（《关于〈荷花淀〉的写作》）因此，《荷花淀》应成为一篇了解冀中区的人民在八年抗战中作出重大贡献的不可多得的教材。
二
生活真实，没有一个“求真”的过程，就会造成艺术上的“失真”。革命导师恩格斯在评论英国女小说家玛·哈克奈斯的中篇小说《城市姑娘》时指出：“在《城市姑娘》里，工人阶级是以消极群众的形象出现的，他们不能自助，甚至没有表现出（作出）任何企图自助的努力。想使这样的工人阶级摆脱贫困而麻木处境的一切企图都来自外面，来自上面。如果这是对1800年或1810年，即圣西门和罗伯特·欧文的时代的正确描写，那么在1887年，在一个有幸参加了战斗无产阶级的大部分斗争差不多五十年之久的人看来，这就不可能是正确的了。”（《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1888年4月初）》）显然，女作家没有准确把握住历史进程的脉搏，或许是不熟悉此时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变化，或许是对于当时英国工人阶级的斗争缺乏观察与思索，对于熟悉英国工人阶级的读者而言，就不能算是生活真实，因为小说没有反映出这时的英国工人阶级的本质特征。
为了避免因为没有准确把握住历史进程的脉搏，造成小说表现的人和事的失实（艺术真实的“失真”），有些小说作者就有意淡化甚至“抹去”历史背景或时代背景，而把所要描写的人和事放到一个更广阔的视野当中审视，如此反而增强了艺术真实，更是因为其中震撼人心的批判力量，引起了人们的反思。中国现代小说家鲁迅的短篇小说《孔乙己》（《呐喊》），开头介绍了鲁镇（虚拟的地名）的酒店，孔乙己只是一个旧时代的知识分子形象：穿着又破又脏的长衫，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满口之乎者也，讓人半懂不懂的。听人背地里谈论，孔乙己原来也读过书，但终于没有进学，又不会营生，于是越过越穷，竟至于将要讨饭了。幸好写得一笔好字，替人家抄抄书，才换得一碗饭吃。最后消失在人们的一片怀疑声中（因为窃书被打断过腿，或因此而死）。《孔乙己》质疑和批评了许多中国人对于旧中国的留恋和怀念，通过艺术真实把这样的留恋和怀念贬得一文不值。鲁迅的另一篇短篇小说《祝福》（《彷徨》），同样是没有明确的历史或时代背景的介绍，只是如实地描写了中国封建社会妇女的悲惨命运。鲁迅的好友许寿裳评论《祝福》：“《祝福》描写一个旧社会中的女牺牲者，极其深刻，使知人世的惨事，不惨在狼吃阿毛，而惨在礼教吃祥林嫂。攻击的力量是何等威猛！”（《我所认识的鲁迅·鲁迅的精神》） 与鲁迅的不少小说只是客观地描写生活现实，绝少将主观思想感情流露在小说的文字里相比，有些小说则是极力要将作者的价值观，通过塑造的和叙述的人和事中表白出来，有时不免令人感觉小说中的人和事与实际生活的距离。例如，美国作家海明威的中篇小说《老人与海》，作家通过老人桑提亚哥的内心独白，转述自己的人生价值观，而“一旦海明威试图超出对现实作直接的、客观的描写时，也就是说：当小说中那个不可思议的老人一边动作，一边念着抒情性的解说词，用演说家精妙的语言强调小说中作为诗人意识投影的象征含义时，小说就脱离了现实主义的规范。那就是：当追逐本身表现为从一种永恒的冲动、一种不可实现的爱中萌发出来的英雄行为的时候。这个寓言蕴含着微妙的神秘意义，但不幸的是：这种含义看来更多的是强加进去的，而没有成为小说的内在组成部分。”（[意大利]纳米·达哥斯蒂诺《后期海明威》）虽然这些“不真”并不能掩盖《老人与海》作为一部精致作品的光芒。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样的与现实生活的隔阂，正是艺术真实的写照，但是他们忘记了艺术真实，必须是细节的描写要真实。如同法国小说家巴尔扎克所说：“如果在这种庄严的谎话里，小说在细节上不是真实的话，它就毫无足取了。”（《〈人间喜剧〉前言》）《老人与海》里作为渔夫的桑提亚哥，此时“一边动作，一边念着抒情性的解说词”，显然已经脱离现实生活中真实渔夫的写真，小说作者在此是将老渔夫当作一个亵渎神圣法规（贸然进入不许可世俗之物进入的神圣领域）的挑战者。“无论在作者意图中，这个老人象征些什么（他似乎是通常的海明威主人公的圣经化和麦尔维尔化，他就是缺乏诗的真实性；象征主义保留着一层虚构的外衣，就小说想超越唯美主义的宗教观和道德观而言，那么它的宗教的或神秘的含义就显得是强行加入的了”（[意大利]纳米·达哥斯蒂诺《后期海明威》[注]所谓海明威主人公的圣经化，是说海明威的小说创作深受《圣经》的影响。《圣经·旧约》中讲上帝创造了人类，然而人类没有听从上帝的忠告，偷食禁果，犯下原罪，所以受到上帝的惩罚，后因耶稣才得以救赎。基督教也认为，现世的人须受苦难和考验，方能在经历苦难和磨炼之后得到救赎。《老人与海》里桑提亚哥的经历正是契合了《圣经》的这种叙事方式。桑提亚哥与鲨鱼的斗争，显示了老人不屈从于命运，无论环境如何艰苦卓绝，他都借助自己的勇气、毅力和智慧进行了英勇的抗争。尽管大马林鱼最后没有保住，老渔夫却是捍卫了“人的灵魂的尊严”，表现了“一个人的能耐可以到达什么程度”，无疑老人桑提亚哥是一个胜利的失败者，一个失败的英雄。麦尔维尔化是指海明威的小说与19世纪美国最伟大的小说家麦尔维尔的小说之间的承继关系。麦尔维尔十分擅长运用象征手法来演绎故事，刻画人物，抒发感情和表达见解。在其代表作长篇小说《白鲸》里，与白鲸对打的亚哈船长和《老人与海》中同鲨鱼搏斗的桑提亚哥一样同是“硬汉”的形象。）。
同样是具有象征性质的《变形记》（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的短篇小说），小说中的主人公格里高尔变成了甲虫，看似不可思议，但是因为细节描写的真实，依然能够唤起读者心理上的认可。尽管这种由人变虫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但它反映出的社会现实里的人的“异化”的问题，确是一种生活真实，作者将人的“异化”这样的生活真实通过艺术真实表现出来。小说中格里高尔现实生活中的状态与变成甲虫后的生活状态极为相似：格里高尔并不喜欢旅行推销员这个工作，但迫于家庭的责任，他必须从事这份工作，一直背着一个无法卸去的沉重之壳，沉重的甲壳，隐示了作为人的格里高尔生活与工作的压力重负，岂止是生活压力，更有债务压力和精神压力。格里高尔本喜欢侧睡，不过硬壳使他只能仰卧，寓示着他只能承受毫无乐趣的工作的无奈。变成甲虫之后的格里高尔，生有许多细细的长腿，旅行推销员需要四处跋涉，众多长腿恰好能让他走得快些，可是那些长腿又是非常细，表明了格里高尔担任这项工作的困苦。小说作者通过细节描写的真实，在人变甲虫的荒诞故事中，折射出社会现实的真实。
三
从生活真实到艺术真实，不仅需要细节描写的真实，而且在一系列细节描写的转换过程中，必须有内在的逻辑性，没有任意编造的痕迹。清代小说家曹雪芹的长篇小说《红楼梦》里，有《香菱学诗》的故事。香菱拜黛玉为师学诗，要求师傅出题，黛玉出了一个以“月”为题的诗题，限十四寒韵。香菱第一次作的诗，意思却有但措辞不雅；第二次作的诗，过于穿凿，有些偏题；于是香菱挖心搜胆，耳不旁听，目不别视，一心一意都在诗作上用心，忽听得窗里探春在说着：“菱姑娘，你闲闲罢。”香菱怔怔答道：“闲字是十五删的，你错了韵了。”众人听了，不觉大笑起来。由此可见，香菱学诗确是下了不少功夫，其作诗的韵脚是“寒”“盘”“干”“栏”和“看”（在此读平声），这几个字在诗韵里属上平声中的“寒”韵，而“闲”是诗韵上平声中的“删”韵。近体诗（律诗和绝句）的押韵规则是一韵到底，不许邻韵通押。也许香菱学诗的故事是作者“编造”（想象）出来的，可香菱学诗的过程（专注、认真乃至痴迷）又是十分符合生活真实的逻辑（不发生在香菱身上，也会发生在别人身上），使人相信故事的有理。逻辑性意味着小说中的人和事，是完全按照人和事的“自然”（即使“反常”也是“合道”）走向，演绎、发展和变化的，没有人为的修饰。失真的艺术真实，定然是细节描写的失实，且细节之间的转换违反逻辑，就像别林斯基批评过的艺术失真的情形：描写的对象是农民，却是穿着戏装，表现出的是跟他们的生活、身份及教养完全不相合的感情和观念，并且采用任何人都不说，尤其是农民绝不会说的语言（别林斯基《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
小说家的任务就是要将生活真实变为艺术真实。俄国文学评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历史的第一个任务是再现生活；第二个任务——那不是所有的历史家都能做到——是说明生活；如果一个历史家不管第二个任务，那么他只是一个简单的编年史家，他的著作只能为真正的历史家提供材料，或者只是一本满足人们的好奇心的读物；担负起了第二个任务，历史家才能成为思想家，他的著作然后才有科学价值。对于艺术也可以同样地说。历史并不自以为可以和真实的历史生活抗衡，它承认它的描绘是苍白的、不完全的，多少总是不准确或至少是片面的。美学也应当承认：艺术由于相同的理由，同样不应自以为可以和现实相比，特别是在美的方面超过它。”（《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生活真实到处都是，但是不能原样纳入小说的文字里，如此的小说只能是再現生活的读物，也许它能满足人们的好奇心，但绝不会成为说明生活的精品。小说应该表现出它比一般的记述更有把握达到它的目的，即能比一般的记述更容易认识生活的本质特征，更容易对此产生兴趣。哪怕是倡导自然主义写作的小说作家（比如法国小说家左拉），也强调他的实验小说也是加工、修改的结果。
从高标准而言，文学家应该成为思想家，当然必须记住：“艺术首先必须是艺术，然后才能够是社会精神和倾向在特定时期中的表现。”（别林斯基《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
参考文献：
[1]伍蠡甫，编.西方文论选（上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2]伍蠡甫，编.西方文论选（下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关键词： 生活真实 艺术真实 “求真” “失真”
一
小说教学，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是一个回避不了的问题。对于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关系，经典的当属歌德的论述：“艺术家对于自然有着双重关系：他既是自然的主宰，又是自然的奴隶。他是自然的奴隶，因为他必须用人世的材料来工作，才能使人了解；他也是自然的主宰，因为他使这些人世的材料服从他的较高的意旨，为这较高的意旨服务。”（《歌德和爱克曼的谈话十一（1827年4月18日）》）简言之，就是“艺术真实”既源于“生活真实”，又高于“生活真实”。
小说中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当然是以生活真实为蓝本，但不能只是简单地复制生活真实，需要通过想象（加工、提炼）反映生活中的本质特征。正如俄国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所说：“若要忠实地摹写自然，仅仅能写，就是说，仅仅驾驭抄写员和文书的技术，还是不够的；必须能通过想象，把现实的现象表现出来，赋予它们新的生命。”（《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然而现实生活的本质特征如何体现在小说里，需要作家对于生活的洞察和思考。
中国现当代小说家孙犁的短篇小说《荷花淀》，反映的是冀中白洋淀地区人民抗日战争最后阶段的斗争生活，通过抗日根据地一群青年妇女成长的叙写，显示了中国人民的抗日决心和斗争精神，同时也表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迅速发展壮大，展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前景，表现了革命乐观主义与必胜的信念，使得小说充满鼓舞人心的力量。曾经这篇小说引起过争论和责难，主要就是作品描写的生活是否真实。为此，孙犁写过一篇《关于〈荷花淀〉的写作》的文章进行了说明。《荷花淀》的问世，一方面是作者丰厚生活积累的结果：“《荷花淀》所写的，就是这一时代，我的家乡，家家户户的平常故事，它不是传奇故事，我是按照生活的顺序写下来的，事先并没有什么情节安排。”另一方面，触发写作的直接动机是一则战斗故事：“从冀中平原来的同志，曾向我讲了两个战斗故事：一个是关于地道的，一个是关于水淀的。前者，我写成一篇《第一个洞》，后者就是《荷花淀》。”当然，小说在故事的基础上进行过加工与提炼。虽然白洋淀地区属于冀中抗日根据地，但是这里老百姓的觉悟也是有一个过程的。农民有严重的家乡观念和顾家的保守思想，然而面对敌人的侵略，自己的生命、家园和妻子儿女都失去保障，因此产生他们保家卫国和武装抗日的要求。如何既照顾农民的私有心理，又启发他们的思想觉悟，逐步逐级引导他们成为野战军，则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量。“至于那些青年妇女，我已屡次声言，她们在抗日战争年代所表现的识大体、乐观主义以及献身精神，使我衷心敬佩到五体投地的程度”。
由此可见，《荷花淀》中的人和事，都能在生活中找到原型，但又不是原样的印制，而是经过作者的艺术处理。本来小说要写的应该是七个男青年要求参军，并且在参军之后取得第一个胜利的故事，不过作者在小说里并没有以男青年作为主要的描写对象，而是以他们的女人作为重点描写的对象，通过她们从一般的家庭妇女到积极支持丈夫参加抗日战争，以及最后自己也投身于战斗行列的转变，不仅为长期以来一直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中国劳动妇女挣了口气，而且为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增添了光彩。这不仅是反映解放区人民的生活及革命战争在人民精神上激起了巨大变化，还可以联想：既然缺乏地位、遭受压迫和较低觉悟的妇女都已行动起来了，那么中国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日子就不会远了。如此，小说的思想意义早已超越一般战斗故事的范畴。
孙犁在《关于〈荷花淀〉的写作》中写道：“文学必须取信于当时，方能传信于后世。如在当代被公认为是诳言，它的寿命是不能长久的。”同样是描写一个人或事，小说与历史的区别在于小说有一个生活真实的“求真”过程，“求真”的过程就是探寻生活真实本质特征的过程，并形象地展现出来，唯此，小说才有着认识生活的作用。孙犁在评价《荷花淀》时说：“可以自信，我在写作这篇作品时的思想、感情，和我所处的时代，或人民对作者的要求，不会有任何不符拍节之处，完全是一致的。”（《关于〈荷花淀〉的写作》）因此，《荷花淀》应成为一篇了解冀中区的人民在八年抗战中作出重大贡献的不可多得的教材。
二
生活真实，没有一个“求真”的过程，就会造成艺术上的“失真”。革命导师恩格斯在评论英国女小说家玛·哈克奈斯的中篇小说《城市姑娘》时指出：“在《城市姑娘》里，工人阶级是以消极群众的形象出现的，他们不能自助，甚至没有表现出（作出）任何企图自助的努力。想使这样的工人阶级摆脱贫困而麻木处境的一切企图都来自外面，来自上面。如果这是对1800年或1810年，即圣西门和罗伯特·欧文的时代的正确描写，那么在1887年，在一个有幸参加了战斗无产阶级的大部分斗争差不多五十年之久的人看来，这就不可能是正确的了。”（《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1888年4月初）》）显然，女作家没有准确把握住历史进程的脉搏，或许是不熟悉此时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变化，或许是对于当时英国工人阶级的斗争缺乏观察与思索，对于熟悉英国工人阶级的读者而言，就不能算是生活真实，因为小说没有反映出这时的英国工人阶级的本质特征。
为了避免因为没有准确把握住历史进程的脉搏，造成小说表现的人和事的失实（艺术真实的“失真”），有些小说作者就有意淡化甚至“抹去”历史背景或时代背景，而把所要描写的人和事放到一个更广阔的视野当中审视，如此反而增强了艺术真实，更是因为其中震撼人心的批判力量，引起了人们的反思。中国现代小说家鲁迅的短篇小说《孔乙己》（《呐喊》），开头介绍了鲁镇（虚拟的地名）的酒店，孔乙己只是一个旧时代的知识分子形象：穿着又破又脏的长衫，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满口之乎者也，讓人半懂不懂的。听人背地里谈论，孔乙己原来也读过书，但终于没有进学，又不会营生，于是越过越穷，竟至于将要讨饭了。幸好写得一笔好字，替人家抄抄书，才换得一碗饭吃。最后消失在人们的一片怀疑声中（因为窃书被打断过腿，或因此而死）。《孔乙己》质疑和批评了许多中国人对于旧中国的留恋和怀念，通过艺术真实把这样的留恋和怀念贬得一文不值。鲁迅的另一篇短篇小说《祝福》（《彷徨》），同样是没有明确的历史或时代背景的介绍，只是如实地描写了中国封建社会妇女的悲惨命运。鲁迅的好友许寿裳评论《祝福》：“《祝福》描写一个旧社会中的女牺牲者，极其深刻，使知人世的惨事，不惨在狼吃阿毛，而惨在礼教吃祥林嫂。攻击的力量是何等威猛！”（《我所认识的鲁迅·鲁迅的精神》） 与鲁迅的不少小说只是客观地描写生活现实，绝少将主观思想感情流露在小说的文字里相比，有些小说则是极力要将作者的价值观，通过塑造的和叙述的人和事中表白出来，有时不免令人感觉小说中的人和事与实际生活的距离。例如，美国作家海明威的中篇小说《老人与海》，作家通过老人桑提亚哥的内心独白，转述自己的人生价值观，而“一旦海明威试图超出对现实作直接的、客观的描写时，也就是说：当小说中那个不可思议的老人一边动作，一边念着抒情性的解说词，用演说家精妙的语言强调小说中作为诗人意识投影的象征含义时，小说就脱离了现实主义的规范。那就是：当追逐本身表现为从一种永恒的冲动、一种不可实现的爱中萌发出来的英雄行为的时候。这个寓言蕴含着微妙的神秘意义，但不幸的是：这种含义看来更多的是强加进去的，而没有成为小说的内在组成部分。”（[意大利]纳米·达哥斯蒂诺《后期海明威》）虽然这些“不真”并不能掩盖《老人与海》作为一部精致作品的光芒。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样的与现实生活的隔阂，正是艺术真实的写照，但是他们忘记了艺术真实，必须是细节的描写要真实。如同法国小说家巴尔扎克所说：“如果在这种庄严的谎话里，小说在细节上不是真实的话，它就毫无足取了。”（《〈人间喜剧〉前言》）《老人与海》里作为渔夫的桑提亚哥，此时“一边动作，一边念着抒情性的解说词”，显然已经脱离现实生活中真实渔夫的写真，小说作者在此是将老渔夫当作一个亵渎神圣法规（贸然进入不许可世俗之物进入的神圣领域）的挑战者。“无论在作者意图中，这个老人象征些什么（他似乎是通常的海明威主人公的圣经化和麦尔维尔化，他就是缺乏诗的真实性；象征主义保留着一层虚构的外衣，就小说想超越唯美主义的宗教观和道德观而言，那么它的宗教的或神秘的含义就显得是强行加入的了”（[意大利]纳米·达哥斯蒂诺《后期海明威》[注]所谓海明威主人公的圣经化，是说海明威的小说创作深受《圣经》的影响。《圣经·旧约》中讲上帝创造了人类，然而人类没有听从上帝的忠告，偷食禁果，犯下原罪，所以受到上帝的惩罚，后因耶稣才得以救赎。基督教也认为，现世的人须受苦难和考验，方能在经历苦难和磨炼之后得到救赎。《老人与海》里桑提亚哥的经历正是契合了《圣经》的这种叙事方式。桑提亚哥与鲨鱼的斗争，显示了老人不屈从于命运，无论环境如何艰苦卓绝，他都借助自己的勇气、毅力和智慧进行了英勇的抗争。尽管大马林鱼最后没有保住，老渔夫却是捍卫了“人的灵魂的尊严”，表现了“一个人的能耐可以到达什么程度”，无疑老人桑提亚哥是一个胜利的失败者，一个失败的英雄。麦尔维尔化是指海明威的小说与19世纪美国最伟大的小说家麦尔维尔的小说之间的承继关系。麦尔维尔十分擅长运用象征手法来演绎故事，刻画人物，抒发感情和表达见解。在其代表作长篇小说《白鲸》里，与白鲸对打的亚哈船长和《老人与海》中同鲨鱼搏斗的桑提亚哥一样同是“硬汉”的形象。）。
同样是具有象征性质的《变形记》（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的短篇小说），小说中的主人公格里高尔变成了甲虫，看似不可思议，但是因为细节描写的真实，依然能够唤起读者心理上的认可。尽管这种由人变虫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但它反映出的社会现实里的人的“异化”的问题，确是一种生活真实，作者将人的“异化”这样的生活真实通过艺术真实表现出来。小说中格里高尔现实生活中的状态与变成甲虫后的生活状态极为相似：格里高尔并不喜欢旅行推销员这个工作，但迫于家庭的责任，他必须从事这份工作，一直背着一个无法卸去的沉重之壳，沉重的甲壳，隐示了作为人的格里高尔生活与工作的压力重负，岂止是生活压力，更有债务压力和精神压力。格里高尔本喜欢侧睡，不过硬壳使他只能仰卧，寓示着他只能承受毫无乐趣的工作的无奈。变成甲虫之后的格里高尔，生有许多细细的长腿，旅行推销员需要四处跋涉，众多长腿恰好能让他走得快些，可是那些长腿又是非常细，表明了格里高尔担任这项工作的困苦。小说作者通过细节描写的真实，在人变甲虫的荒诞故事中，折射出社会现实的真实。
三
从生活真实到艺术真实，不仅需要细节描写的真实，而且在一系列细节描写的转换过程中，必须有内在的逻辑性，没有任意编造的痕迹。清代小说家曹雪芹的长篇小说《红楼梦》里，有《香菱学诗》的故事。香菱拜黛玉为师学诗，要求师傅出题，黛玉出了一个以“月”为题的诗题，限十四寒韵。香菱第一次作的诗，意思却有但措辞不雅；第二次作的诗，过于穿凿，有些偏题；于是香菱挖心搜胆，耳不旁听，目不别视，一心一意都在诗作上用心，忽听得窗里探春在说着：“菱姑娘，你闲闲罢。”香菱怔怔答道：“闲字是十五删的，你错了韵了。”众人听了，不觉大笑起来。由此可见，香菱学诗确是下了不少功夫，其作诗的韵脚是“寒”“盘”“干”“栏”和“看”（在此读平声），这几个字在诗韵里属上平声中的“寒”韵，而“闲”是诗韵上平声中的“删”韵。近体诗（律诗和绝句）的押韵规则是一韵到底，不许邻韵通押。也许香菱学诗的故事是作者“编造”（想象）出来的，可香菱学诗的过程（专注、认真乃至痴迷）又是十分符合生活真实的逻辑（不发生在香菱身上，也会发生在别人身上），使人相信故事的有理。逻辑性意味着小说中的人和事，是完全按照人和事的“自然”（即使“反常”也是“合道”）走向，演绎、发展和变化的，没有人为的修饰。失真的艺术真实，定然是细节描写的失实，且细节之间的转换违反逻辑，就像别林斯基批评过的艺术失真的情形：描写的对象是农民，却是穿着戏装，表现出的是跟他们的生活、身份及教养完全不相合的感情和观念，并且采用任何人都不说，尤其是农民绝不会说的语言（别林斯基《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
小说家的任务就是要将生活真实变为艺术真实。俄国文学评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历史的第一个任务是再现生活；第二个任务——那不是所有的历史家都能做到——是说明生活；如果一个历史家不管第二个任务，那么他只是一个简单的编年史家，他的著作只能为真正的历史家提供材料，或者只是一本满足人们的好奇心的读物；担负起了第二个任务，历史家才能成为思想家，他的著作然后才有科学价值。对于艺术也可以同样地说。历史并不自以为可以和真实的历史生活抗衡，它承认它的描绘是苍白的、不完全的，多少总是不准确或至少是片面的。美学也应当承认：艺术由于相同的理由，同样不应自以为可以和现实相比，特别是在美的方面超过它。”（《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生活真实到处都是，但是不能原样纳入小说的文字里，如此的小说只能是再現生活的读物，也许它能满足人们的好奇心，但绝不会成为说明生活的精品。小说应该表现出它比一般的记述更有把握达到它的目的，即能比一般的记述更容易认识生活的本质特征，更容易对此产生兴趣。哪怕是倡导自然主义写作的小说作家（比如法国小说家左拉），也强调他的实验小说也是加工、修改的结果。
从高标准而言，文学家应该成为思想家，当然必须记住：“艺术首先必须是艺术，然后才能够是社会精神和倾向在特定时期中的表现。”（别林斯基《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
参考文献：
[1]伍蠡甫，编.西方文论选（上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2]伍蠡甫，编.西方文论选（下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