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原西安日报社总编辑马师雄相遇是在1970年一次市委召开的对台宣传工作会议上。我当时是西安制药厂的宣传科长，师雄是《西安日报》的编辑。我们同住一间房，他不善言词，我“察颜观色”，觉得这位“陕北佬”可交，就相识相知，成了挚友。
　　在与师雄近40年的交往中，我珍藏了师雄的一摞来信。这些来信，透析出他对我的帮助、关怀，折射出他的职业道德、编辑思想、新闻观点、价值取向和写作经验，我深受启发。他在当编辑时，对我的稿子既严格要求又耐心指导。比如，上世纪80年代末，一次我写了《闲人太多》的言論稿，他来信说：“此文不用为宜。‘闲人’多现象是有的，且普遍，是一大弊端。现在整顿要紧，过程中的问题让过程解决吧！”又一次，我写了一则《清廉与安定》的言论，他来信指出：“文中惩贪奖廉，似乎所见流于一般，如能写出点与众不同的见解来，岂不更好些。”又说：“言论要写得让人指责某种不良现象，而不是某人某单位。”他希望我多读些书，增加知识厚度。具体推荐莫小米的散文集，让我学习莫小米的写作技巧。他强调，写好言论，思维方式至关重要，他主张新型思维不是“新新人类”的那种思维，而是把传统观念与现代意识交汇起来的创新思维，传统而不僵化，现代又不偏颇。这些思想对我的写作长期起作用。我能在《中国青年报》名牌杂文栏目“求实篇”连续10年每年发表五六篇杂文，正是把传统观念与现代意识交汇起来的思维成果。
　　特别令我难忘的是，师雄圆了我的新闻梦。我自小就有个记者梦，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圆梦，只能坚持业余新闻写作。我退休后，1998年10月的一天，时任《西安晚报》总编辑的马师雄电话约我速到报社，对我说：“晚报‘古城论语’栏目急需编辑，请你来报社工作，一来发挥你的特长，二来可以增加一点收入。”我当即就欣然同意。第二天就上班，主持《西安晚报》的“古城论语”和《西安晚报》的“凡人快语”两个言论栏目。走进新闻大厦，我有一种自己才能理解的满足感：算不上大器晚成，却也圆了编辑梦。印度哲学家奥修说：“人的最大需要是被需要，如果有人需要你，你就觉得满足，但是如果整个的存在都需要你，那么你的喜乐是无限的。”老了老了，报社还需要我，自然感到满足和喜悦。我在报社四年，与师雄朝夕相处，更是得到他的直接关心和指导，他反复要求我，角色变换了，再不能像业余作者那样按自己的兴趣好恶来编稿子，要服从宣传大局，着眼读者需求，既要唱响主旋律，又要服从政治纪律；既要领导满意，又要读者爱读。我力求达到这种要求，我把师雄的编辑意图具体化为我的编辑思路：着边际，关痛痒，言路宽，文路杂，实话实说，贴近百姓。因此，对我主持的栏目，领导和群众都比较满意。
　　师雄对我的生活很关心，在报社“打工”期间，他在权限内能解决的问题尽可能解决，如编辑费等。我母亲去世时，他还拿自己的钱给我补贴。我从报社回来后，他几乎每年春节都到家来看望我。去年春节还给我送来一幅墨宝：“若失财产一无所失，若失健康略有所失，若失品格一切皆失。”这是歌德的名言，我愿与师雄共同牢记并践行。